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
重行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
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刺佛出面，与吴熊光商淡。吴熊光向刺佛宣读嘉庆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
英国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与美国发生战争；两年以后就在中国的领海捉了一艘美国商船亨透号(Hunter)，作为战利品。其后，又在黄埔岛附近捉了一艘两桅小船。这显然也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侵犯中国的中立。清朝的两广总督蒋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照样不得要领，便逮捕了一个通事(翻译)。大班下令，叫英国商人完全撤离广州。蒋攸銛软下来，于是不了了之。
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于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
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 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说副使也得了急病。
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
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通商问题以外，又有传教的问题，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
清朝初年，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继续祭祖、祭孔。
在天主教内部，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向当时的教宗(教皇)告了一状。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知道了，将铎岁驱逐出境。
康熙特地颁发诏书：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祭孔，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扩大康熙的禁令：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除了澳门以外)。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公所”，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
乾隆也禁止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
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并加绞死。
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没有藉此小题大作，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
《细说清朝》七○、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前的几小时，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
这时候，皇次子也在热河。嘉庆既死，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还特地派人到热河，命令皇次子“即正尊位”。于是，皇次子一面以“嘉庆四年御书”进呈钮祜禄氏，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棺材)启程回京，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 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太子究为何人，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而自作主张，派人到热河去，叫皇次子继承大统？这匣子，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是否就是这个？或是另一个匣子?
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巡幸木兰”之时，要把“立太子”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带到热河去？ 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当天就死，这也是很奇怪的。
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九月庚申日，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文孚、卢恩溥被新皇帝“切责”，说他们把遗诏写错。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本是清朝的老规矩，但怎么竟然写错？真有点滑稽。
错在什么地方？据官方的文件说，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乾隆)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在当时是雍亲王府，雍正是雍亲王)。
这一点小错误，惹起新皇帝大发睥气，将军机大臣之中托津与戴均元二人免职，文孚与卢恩溥二人交部议处。也许他们的真正错误，另有所在。
嘉庆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没有名字，为刘贵妃所生，生下来不满两岁便死。皇次子绵宁，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所生。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为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五子绵愉，为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所生。
皇次子的母亲，死于嘉庆二年，那时候皇次子才十六岁，到嘉庆十八年，在林清的天理教徒闯入宫城之时，皇次子用鸟枪抵抗，打死两个。嘉庆很喜欢，才封皇次子为智亲王。
皇三子绵恺也参加了抵抗天理教徒的勇敢举动，但只获得了一个传旨嘉奖。过了六年，才受封为惇郡王。
这一年，嘉庆二十四年，皇四子绵忻却无缘无故地被封为瑞亲王，比皇三子更高一级。是否嘉庆特别喜欢这皇四子，很值得推敲。
皇五子绵愉，是到了新皇帝(道光)即位以后才当郡王的(惠郡王)。问题不在于这皇五子或皇三子，而在于皇次子与皇四子之间。然而我们的推敲也只能到此为止，原因是史料缺乏。 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即位的时候已有三十九岁。
他接下了一个灾祸频仍的帝国，颇知物力艰难，生平最不舍得用钱。传说他套裤穿破，在膝盖上补了两块，而不肯缝制新的。朝中的大臣们，因此也纷纷穿了破旧衣裳上朝。
他在位三十年。前十五年信任曹振镛，革新庶政不少。后十五年，上了奸臣穆彰阿的当，对林则徐始用终弃，把禁烟的事弄得功败垂成，订下《南京条约》，及其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开门揖盗，使得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一即位，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从此，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曹振镛埋头做事，很少说话，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称他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办事既不怕得罪人，也不失之苛刻。
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例如孙玉庭、蒋攸銛、陶澍。
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是漕运、河工、盐务。漕运要依赖运河，然而运河常有阻塞、倒灌与泛滥的灾害。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费用极大，弊端不少。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于道光六年试行“海运”，雇船由上海出发，直达天津，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买大豆运到上海卖，替公家赚了不少钱，用以疏治吴淞江，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其后，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疏浚了徒阳河、刘河、白茆河、练湖。在盐务的一方面，陶澍取消包商制度，改行票引制度。所谓票，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销于何处。于是，浮费免了，盐价减低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但在主张上，他一向却是反对“海运”的。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道光七年)，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也就竭力主张海运，继续办了一些时候。
孙玉庭在嘉庆一朝，当过广东、广西、云南的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道光即位以后，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仍留两江原任，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封轮法”取消。从此，盐船到了汉口，随到随卖。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浮收”明白规定，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但不曾被道光批准。
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新疆就发生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
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在塔什干东南)，过流亡的生活。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
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多数是坏人，不仅贪污，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
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打进新疆。
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却是胆小如鼠。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找不到敌人，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结果，引起当地人的公愤，当地人集合起来，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
道光义撤了永芹，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改由长龄接充。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
又过了一年，张格尔更加“猖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结果，喀什噶尔沦陷，庆样自杀。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个大城也沦陷。
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到新疆来助战。二杨到达以后，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五月间收复和阗。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
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宣称清军已经撤走。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他遇到清军，大败，逃入山中，被布鲁特人捉了，献绐清军。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又过了两年，在道光十年的秋天，浩罕国国王摩诃末·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玉素普，带浩罕兵进入新疆，替张格尔报仇，占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细说清朝》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细说清朝》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
《细说清朝》七三、鸦片问题
这样一个义律，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
比起他的几个前任(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
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中、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
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十年就是一万万两，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
英国，本是一个小国，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英国的毛呢，中国人不需要，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对他的协助甚为嘉许，并且说将要以更严厉的方法对付贩烟的洋商。
消息传开来，所有的烟船溜得干干净净。邓廷桢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开舱。
道光皇帝在京城发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比邓廷桢下令开舱早一天。那时候，京城、广州之间没有电报，道光无法知道所谓“广东海口事件”事实上已快结束。
林则徐于次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3月11日)才到达广州。海口事件已不存在。
然而，各国的商馆内部仍旧存有大量烟土。烟船虽则已完全离开黄埔，驶出虎门，却逗留在伶仃岛的洋面，随时准备再来，或开到南澳一类地方继续走私。
况且，英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曾经在道光十八年阳历8月间率舰闯进虎门一次，虽则前倨后恭，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杯酒交欢，却难保以后不来。道光皇帝授给林则徐“节制该省水师”，用意在此。
道光的禁烟决心，是很显然的。可惜的是，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鸦片问题。与鸦片问题连接往一起的，有英国政府对中国要求对等外交关系的问题，有英国商人反对十三行(公行)包办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以及所谓“商欠”(华商对洋商欠款)的问题。至于中国这一边不愿意白银流去，英国那一边更不愿意白银流走，也是颇难解决的一大争端。
《细说清朝》七四、鸦片战争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有七天毫无行动。他在暗中积极准备，调查烟贩的姓名、住址，与鸦片黑市的一般情况。
第八天，阴历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他传见公行行商，责备他们掩耳盗铃，帮助洋商私贩鸦片。叫他们转告洋商，限三天以内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出销毁，同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如被查出私运鸦片，“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三天期满，洋商所缴出的鸦片仅有一千零三十七箱，显然是敷衍敷衍而已。
林则徐这时候已经封锁了商馆地区，不让任何洋商离开，而且下令捉拿最著名的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查顿。
义律在澳门，通知外海的英国兵船向香港开行，准备作战。他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将来难免一战。
他在阳历3月24日赶到广州。他本想把查顿弄走，逃避林则徐的捕捉，结果他本人也陷在商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俘虏。
连他在内，被封锁在商馆地区的洋人共有二百七十六名。在他到达以后，封锁已经加紧，华人雇员完全撤走，菜蔬、水果、牛肉等日用品断绝供应。
义律开头很硬。他向总督邓廷桢要求，于三天内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及英国船只以出口护照。总督叫人告诉他：根据钦差大臣的命令，必须把鸦片缴清，护照才能够发。总督又责问他，禀帖之中提及“两国之间的和平”，所谓两国是那两国？英国怎能与天朝并称？莫非是指的英国与美国?
林则徐叫人在义律的住所(中和洋行)墙上贴告示，就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劝洋商速把鸦片缴出。同时，又吩咐人警告义律，说以后缴土具结的事，惟义律一人是问。
义律软了下来，一面道歉，说无意干犯天朝，请求将上次的禀帖退还；一面通告商馆地区的所有英商，将烟土全部或其清单于阳历3月27日下午六点钟以前缴山，交他转送中国政府，烟价当由英国政府斟酌偿付。
多数的烟土此时不在广州，而在伶仃岛的趸船之上。义律在次日禀告林则徐，说已查出英商的烟土共有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准备缴送。同时，派次监姜司吞去伶仃岛，把烟土点收，运来。
林则徐很讲道理，叫人告诉义律，在缴足四分之一之时，便准许华人雇员复工，准许供应日用品；缴足二分之一之时，准许舢舨往来；缴足四分之三，准许贸易；缴足全数，一切恢复常态。
到了阳历5月21日(四月初九)，义律居然把全数缴足。其中有五百二十三箱，是他算错的，他也特地从印度买来新货，补足此数。
第二天，一切恢复常态，义律却通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
林则徐准备把收缴的烟土，运到京城去销毁，道光叫他在广州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就选了虎门附近的海滩，用盐卤、生石灰，把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计有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的“洋土”，当众销毁净尽，一共销毁了二十三天才销毁完(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义律率领英商及附和英商的别国商人，除了二十五名美国人以外，去了澳门，不肯恢复贸易，更不肯出具以后如再贩烟，“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而且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他发出宣言，表示不信林则徐能够公正而温和。
他向林则徐与邓廷桢要求，改在澳门卸货、装货。林、邓二人加以批驳，说广州才是通商口岸，澳门只是准许洋人暂住的地方。
五月初七(7月7日)，在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地方，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有一群英国水手想买酒买不到，却发起“酒疯”来，乱打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有一个姓林，名叫维喜的，被打得受了重伤，在第二天断气。
又过了两天，义律送一千五百元墨币给苦主，一百元给其他老百姓，叫他们写一个字据，说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同时，他自相矛盾，悬赏二百元征求有关谁是凶手的密告，悬赏一百元征求有关谁是暴动祸首的密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