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邓延桢会同巡抚怡良，住六月二十三日发出布告，说义律不该出钱贿买村民，企图掩饰，说犯人是英国水手，与别国洋人无关，说洋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由中国官吏审判，有乾隆十九年的前例可援(一个英国水手被一个法国水手杀了，凶手被中国官吏处死)。
义律却认为他自己有权审判在中国境内以及沿岸一百英里以内的中国领海中所有的英国臣民。
义律通知林则徐，请他派员于阳历8月l2日(七月初四)到英国船上“观审”。林则徐当然置之不理。
到了8月12日这天，义律故意不审凶手，只审所谓暴动祸首五人，判三人以六个月的徒刑与二十英镑的罚金；二人以二个月的徒刑与十五英镑的罚金。罚金在兵船上缴纳，徒刑等回到英国之后执行。
林则徐叫义律交出凶手，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公然无忌地侵犯中国主权，因而忍无可忍，就在七月初七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及其眷属的日用品供应，撤走华人雇员、仆役。
六天以后，义律离开澳门，移到英国船上居住。十一天以后，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澳门，到船上去住。据说，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给他们通知，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三日，有一艘英国兵船伏来机二十八号(H.M.S.Volage 28)到达澳门海面。义律向葡萄牙澳门当局表示，有意思保护澳门。如果澳门让英国人去居住。葡萄牙澳门当局向他婉辞谢绝。
全体在华英人，因义律的狂妄举动而移居在船上度漂泊的生活，徘徊于香港、九龙之间(尖沙咀洋面)，不能做生意，而且买不到粮食,买不到可饮的淡水。其中有愿意遵守中国当局的法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以便从事贸易的，义律一概加以阻止。 到了十月初六，却有一个英国人湾刺，对义律不再屈服，自动向中国当局具结，中国当局立刻准他带船进口。义律无可如何。
十八天以后,又有一个英国商人当郎自愿具结，被中国当局准许进口。义律这时有了准备，就调动兵船，在穿鼻岛附近挡住当郎的船。这时候，英国兵船来到中国领海的，已经有了好几艘了。
中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制止义律对于当郎的干涉。
双方于是发生炮战。日期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ll月3日)。鸦片战争便是这样子开始的。
第二天、第六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中、英双方的兵船又互相开炮。每次，均是中国兵船打胜，英国兵船打败。义律替英国丢了脸，却厚着脸皮说“损失不大”。指挥英国兵船作战的，是伏来机二十八号的舰长士密。中国水师的指挥官，是提督关天培。
半年以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来到，开始封锁珠江海口。
不久，英国政府所派的远征军海陆军统帅懿律上将也来了。懿律与义律同姓、同族，但不是兄弟。
在懿律的统率之下，有英国与印度的兵士共四千人，包括布利耳所带的陆军两团。兵舰有十六艘，武装汽船有四艘，运兵船有一艘，运输船有二十七艘，大小火炮共五百四十门。
英国政府赋予懿律以“第一全权使臣”的名义，叫义律当第二全权使臣。
他们的任务是：除了封锁珠江以外，到中国北方的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
他们留下了四艘兵舰与一艘汽船在珠江口，率领其余的船只向北开到厦门。这时候邓廷桢已经调任福建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兼任)。
英军在厦门海面派了一条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送信给中国官吏。中国的福建水师不懂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便开炮迎头痛击，英国的小炮艇也就还击，双方互有死伤。
英军于是又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继续向北开行，到了舟山群岛，在六月初七日占领定海县县城。定海县的县知事姚怀祥自杀。
英军留下很多兵在定海，又丢下一艘在定海搁浅的兵舰。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再继续向北开行。
英军到达吴淞海口，又留下两艘兵舰封锁扬子江。
最后，英军只剩下五艘兵舰、一艘汽船，于七月十八日(8月15日)到达大沽口。清廷大为震动。
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奉命派人接了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写给“中国首相”的信，答应于九天或十天以后，和懿律义律见面商谈，把请示皇上所获得的结果告诉他们。
英国舰队藉此机会，在渤海巡逻了一番。
八月初四，义律以“第二全权使臣”的身份，被迎接上岸，与琦善见面，谈了六个小时，琦善说仍须再向皇上请示。
于是，英国舰队在渤海作第二番的巡逻。
八月十七日，琦善再度与义律会面，说“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将另派钦差大臣来与你们淡判，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重治其罪”。
道光果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琦善办了很丰富的筵席，欢宴懿律、义律等二十几个英国官员。懿律等人在宴会上舞枪耍刀，十分得意。
他们在八月二十日，率领舰队离开大洁口，于九月初三到达定海。在定海的英军这时已经病倒了一大部分，病死了四百四十八人，被清军俘虏了一名上尉、一个妇人(中尉舵手之妻)。此外，英国兵与印度兵在半夜被华人偷去脑袋的也不步。
懿律留在定海，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办交涉，在十月十三日达成“浙江停战”的协议。九天以后，懿律等人启程继续南下，又过五天抵达澳门。
再过九天，义律通知在澳门的英商，说懿律因病辞职，统帅的职位由伯麦接充。(有人说，懿律与义律意见不合，愤而辞职，也有人说，懿律病得很重。)于是，义律成了唯一的全权使臣。
林则徐此时已被“交部严议，饬即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奉旨“革职，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不仅当了钦差大臣，而且兼了两广总督。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所调集的兵船裁减三分之二，又撤去防守珠江的木排、铁链，然后才与义律会谈。义律向他要求割让香港，他不敢答应，想用空话敷衍。义律便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使用武力击毁虎门两旁穿鼻岛与大沙角的炮台。
琦善吓软了，慌忙下令停战，继续谈判。
双方在十三天以后(阳历l月20 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谈妥了“初步安排”(《穿鼻草约》)四条：(一)香港让给英国，仍向中国缴纳一切正当税捐；(二)中国付赔款六百万元墨币，立即付一百万元，其余分五年偿还，每年付一百万元；(三)今后两国交涉采对等直接方式；(四)广州港口在阴历元旦以后十日内开放，贸易在黄埔进行，至香港港口设备完成之时为止。
事实上，义律与琦善两人均是白忙一顿。英国政府认为所获太少，中国政府认为所失太多，两者均不肯批准这四点“初步安排”。
道光皇帝在接到琦善有关割让香港的奏报之时，拿起朱笔，批了：“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替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
结果，在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来京，家产查抄归公。
在英国的一方面，帕麦斯顿于接到义律的报告之时，向女王维多利亚写信，说：“义律似乎把我们寄给他的训令完全搁在一边，于舰队行动获得完全成功之时，竟然同意了极不适当的条件。所索的赔款，远在被毁的鸦片价格之下，而且关于战事的费用、公行商人的欠款，一钱未得。我们明白训令了两位全权使臣，在华居住之不列颠臣民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他竟然丢开不提。我们又特别告诉了两位全权使臣，舟山[群]岛必须占领到全部赔款付清之时，而他竟然很匆忙地放弃了该岛，引人轻视。甚至香港虽割让，却仍须向中国缴纳捐税，那就不能算作不列颠女王的属地，而是如同澳门一样，仍旧是中国皇帝领土以内被皇帝容许的租借地而已。”
结果，英国内阁在阳历4月30日(闰三月初十)议决。不批准《穿鼻草约》，同时把义律革职，改任濮鼎查为全权使臣。
濮鼎查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香港。离开《穿鼻草约》签字之时，已经差不多有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期间，中、英两国之间又已发生了若干事件。
道光皇帝派奕山当“靖逆将军”，隆文与杨芳当参赞大臣，调集了川、湘、滇、黔的兵士一万多人，到广东“剿灭英夷”。他又派了裕谦当钦差大臣，祁塨当两广总督，接替琦善的两项要职。
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市，向琦善质问，不得要领，便在琦善被道光革职的前一天，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叫伯麦向虎门炮台进攻，打了两天，完全胜利。中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兵士死伤的有一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两千人左右，大炮损失了一千多尊。英军只伤亡十四个人。
这时候，奕山与隆文尚未到达广州，杨芳已经来了。杨芳是对付过白莲教与张格尔的老将，对英国人却不敢打。
他在二月十一日向义律请求停战，义律准他停战三天。在停战期间，双方举行谈判，谈判得毫无结果(杨芳说，一切必须向朝廷请示)。于是，三天期满，英军又占领了广州近郊的一处炮台。这一次，杨芳一枪都不敢打，坐视英军为所欲为，又再度向义律请求停战。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双方不仅停战，而且恢复了通商。
奕山、隆文、祁塨在三月二十三日赶到。这三人恪遵道光的圣旨，积极准备进攻。在四月初一日的晚上，他们派兵袭击英军，英军就用枪炮向城内乱射，射了不到五天，奕山等人向义律求和。
义律叫他们：(一)拿出六百万元，(二)把军队撤离广州六十英里。奕山照办。
奕山在当天，四月初七日(5月27日)交出一百万元；到了第五天(5月31日)，便已把全数六百万元交清，义律把英军、英舰撤出虎门，中、英贸易完全恢复。
奕山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还了英商六百万元，英军就撤出虎门，“奴才等”“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其后，奕山等又奏英国“并非有心干犯天朝”，“恳恩厚赦”。至于把一万多兵撤出广州，奕山不敢说是义律的条件，却说是城外土匪甚多，不得不开去镇压。
那时候，威胁广州的英军仅有两千三百九十五人。城外的老百姓组织“平英团”自动抗敌，在四月初十日一接触，就把英军杀得魂惊魄散，死伤很多(英方文件说二十余人；中国文件说一百余人)。
七天以后，广州三元里也发生了平英团击杀英国人的事。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
濮鼎查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澳门。七月初五，他率领二千五百一十九名英军官兵，乘坐十艘兵船、四艘汽船，向北开行，攻打厦门、定海。
三天以后，七月初八，义律与伯麦离开澳门，到印度去，由陆路回英国。
濮鼎查的行动，就清方来看，是不可解的。奕山已经出了六百万元偿清“商欠”，一切的贸易(包括鸦片)已经恢复。天朝与英人之间已无战争。
但是，就英方来说，《穿鼻草约》并未批准生效，“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等外交)并未解决，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濮鼎查所率领的英军，于七月初十与福建总督颜伯焘所率领的清军，在厦门交战，当天把厦门占领。四天以后，英军退出厦门，留下五百五十人守鼓浪屿，其余转向浙江。
浙江的定海，已于三月间被义律交还清方。濮鼎查在八月十二日进攻，于中秋日将它占领。
十一天以后，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坐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于城陷之时自杀。
再过三天，宁渡入于英军之手。英军以宁渡为根据地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先后于十一月及十二月间，二度被英军占领。
濮鼎查本人在十二月中旬回到澳门，于次年正月间把商务总监的办公处搬去香港(他是“特命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宣布香港与定海两处为“自由港”，准许英国及各国商船来往，不收关税。
本来，义律已在道光二十一年春天宣布过香港为自由港，而且设官授职，标卖公地，把香港视作英国的土地而经营起来。
义律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英国政府会反对《穿鼻草约》，虽则道光皇帝的反对，他是知道的。
濮鼎查知道《穿鼻草约》已被拒绝批准，却仍然视香港为已经割给英国的地方，又把暂时占领的定海也看成与香港一样。
濮鼎查在香港住了四个多月，等候英国政府从印度增调兵力，前来远东。到了这一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他已经有了一万名以上英印官兵、二十五艘兵舰、十四艘汽船、九艘医疗船、若干艘运输船。他本人在这一天由香港出发。恰巧英军于同一天在吴淞口集合。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他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南北的交通，才能逼迫清廷接受英国的一切条件。镇江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点；占了镇江，便好向清廷开谈判了。
集合在吴淞口的英军，有一部分已经在四月初九日于杭州将军的满兵猛烈抵抗之下，一度攻占了乍浦的。满兵于一百年来久已丧失朝气，居然在乍浦表现得很好。
英军到达吴淞口以后，在宝山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上海城。其后，溯江而上，于六月十三日到达镇江。镇江有汉人兵士几千人，驻扎在离城五英里以外，并不迎战。倒是驻在城内的满军一千六百人。正如乍浦的满军一样，肯出死力抗敌。打了三个小时以后，镇江入于英军之手。
镇江对岸的扬州，住有不少盐商。他们凑齐了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送给在镇江的英军。英军还以为是瓜洲镇上的居民送来的，便丢下瓜洲不攻。
十六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英军的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军舰皋华丽号(H.M.S.Cornwallis)，到达南京下关。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上船，表示欢迎。
又过了六天，有三千四百名英兵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要攻城的姿态。
这时候，道光皇帝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之下，已经派了耆英作钦差大臣，会同伊里布与牛鉴，对英国求和。作为和谈传话人的，是伊里布的一个老仆人张喜。张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之时，曾经代表过伊里布，将三个俘虏交还英方，颇得英人好感。
张喜与濮鼎查、译员马礼逊会面了好几次，把英方的条件探询清楚，报告耆英等人。耆英又加派江宁布政使兼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濮鼎查及其随员商量条约的条文。
实际上，条文完全是英方拟定的，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黄恩彤与咸龄争来争去，只是一些细微末节而已。
为了怕得罪英方，耆英与伊里布、牛鉴顾不得道光皇帝给他们所下“总以不见面为是”的谕旨，而接受濮鼎查的邀请，一齐到皋华丽号军舰上拜会濮鼎查。比起当年律劳卑勋爵之求见卢坤而不可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皋华丽号军舰上签字于一张所谓“万年和约”之上。这和约共有十三条，在历史上称为《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在这一天结束。
《细说清朝》七五、《南京条约》
签字于《南京条约》之上的，共有三人。作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宗室耆英”与“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远房皇族)伊里布”。(牛鉴不仅未能列名于条约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职拿问。)作为“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等处将军，世袭男爵濮鼎查”。(其实濮鼎查并非男爵，只是一个武士阶级的爵士，是翻译的人弄错了。)
这《南京条约》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外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条约；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以条约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国不再被视作朝贡藩邦，而且加了一个“大”字，叫做“大英”，以与“大清”平行。条约原文遇到“大英”两字，也正如“大清”两字一样，抬头另起一行，高出一格书写。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尔兰君主”，均高出两格书写。
条约一共写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两份。在中文的两份上，耆英与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两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条文中特别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皆用平行照会。
从此，像义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禀帖，而且常常要经由公行商人转递的事，不会再有。
但是，区区的英国领事官，也取得了与中国各省督抚大员互行照会的资格。英国人自己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条约的内容，这《南京条约》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一个香港给英国，英国割了什幺岛给中国？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中国活该，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足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H.M.S. 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
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大快人心”．赏了达洪阿与姚莹以骑都尉与云骑尉的世职。又加给达洪阿太子太保头衔、巴图鲁名号，姚莹二品顶戴。道光吩咐他们：“除夷目即行禁锢外，其余各夷即行正法。”达洪阿与姚莹遵旨，留下英军头目九人，其余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统统杀掉。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根据西洋的国际公法向达洪阿与姚莹索还俘虏，只领回了六个英军头目，就向钦差大臣耆英发牢骚。耆英于是向道光建议，把达、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虏是自己下圣旨叫杀的，却也同意耆英的话：“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结果，达、姚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定罪。过了相当时期以后，道光在良心上过不去，才把达、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则徐自从在懿律率领舰队开抵大沽口之时，先后被“饬即回京”与“革职，仍回广东，候查问差委”，在广东闲住了一些时，因无兵无权做不出事来。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调他去浙江，帮助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而且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然而，他位卑职小，实在也帮不了裕谦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为两江总督，赋以全权．至少上海、镇江不致沦陷，《南京条约》就不会有。
朝廷中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林则徐的死敌。林则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请准道光将他遣戍伊犁。恰好黄河在开封决口，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荐，说林则徐当年在江苏治水颇有成绩，于是道光就留下林则徐在河南，助办河工。到了次年，河工办得很好，王鼎以为藉此可将林则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松，定要林则徐到伊犁去。林则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气愤已极，在家中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奏给道光，列举穆彰阿之罪，实行“尸谏”。这遗奏却被穆彰阿派人从王鼎家里骗来，换写一篇，递给道光。王鼎算是白死。
《细说清朝》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在《南京条约》以后，耆英与濮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一是所谓《五口通商章程》，一是所谓《附黏善后条款》。
《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3年6月23日)。章程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
所谓“管事官”，便是后来的“领事”。
章程的另一条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可以在五个港口各停“官船”一艘，“以便管事官约束水手人等，经查验后可以免税”。 《附黏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年的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其中有一条把《五口通商章程》所称的“官船”解释为兵船。更重要的一条是，“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最惠国条款”。它把中国从此放在列强的集体控制之下。
美国不甘后人，也派一个“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船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来到澳门，通知当时的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要求进京面呈美国正统领(总统)写给中国大皇帝的函件。
程矞采奏告道光，道光叫他对顾盛“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矞采于是运用拖延的手腕，让顾盛在澳门等候圣旨。等了将近两个月，顾盛不耐烦，派一个船长巴驾乘公使座舰白兰地酒号(U.S.S.Brandywine)开进虎门，直驶黄埔。
道光于是命令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与顾盛在澳门谈判。结果，双方谈妥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条约，于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望厦村的观音庙签字，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凡是英国人用武力才能获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人完全沾光，而且增加了“设立教堂”的一款。但是，美国也答应了如有美商私带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办罪；这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所没有的。
法国的公使与兵船，于顾盛来了以后三个月，也到达澳门。公使剌勒尼与耆英在九月十三日(阳历lo月24 日)签了三十五条《中法商约》。地点是停泊在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
《中法商约》的内容，也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等。所不同的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
刺勒尼于签定《中法商约》前后，又要求清朝政府将雍正三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
《细说清朝》七七、澳门事件
澳门是广东省中山县的一个半岛，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人用每年一千两的“地租”贿赂地方官吏，私占了去，造堡垒，搭码头，设商馆，立政府，久假不归，喧宾夺主。
清朝承认既成事实，照旧收取葡萄牙的一千两地租，而且在康熙三十年，依照葡萄牙人的请求把地租减为六百两。其后不久，再减为五百两。
然而，明朝、清朝均不曾正式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两朝仍旧在澳门征收华人的田赋，也没了关卡征收关税。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房屋，均于事前向中国官吏请领执照。
因此，澳门在法理上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虽则在事实上有点“中、葡共治”的色彩。
在《南京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既经签字以后，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向耆英要求“豁免租金，扩展界址”，被耆英拒绝。葡萄牙当局同时请求免领修建房屋的执照，酌减船税、货税，准许葡人前往五口经商等，耆英却答应了。
其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当局对清延更加轻视。
香港在变成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是不收关税的自由港，便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使得澳门相形见绌。
澳门的葡萄牙长官曹玛利楼，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 日)宣布澳门已由葡萄牙政府改为自由港，不容许任何“外国”的海关在澳门继续存在。他派兵守住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办事处，不让商人前往纳税。
这时候，两广总督是徐广缙。徐广缙既不敢对曹玛利楼用兵，又不敢奏报道光。绦广缙只会下令撤退在澳的华官、华商及其眷属。这一个手法相当厉害，把澳门弄得市面萧条、十室九空。
曹玛利楼于是也下令限制华人迁出澳门：凡是未经准许而迁出的，房屋与地产均视作自动放弃，由澳门政府没收。
到了七月初五(8月22日)，他骑马走近“界墙”，被当地的华人袭击，失掉一只手，也失掉了头。
三天以后，葡军一百二十名占领界墙与界墙附近的中国炮台，同时俘虏了三名华人。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为了表示对葡萄牙人同感，派了两艘军舰来澳门示威。
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戴菲斯与法国驻广州的领事福思鲁昂．联名向徐广缙提出抗议。
徐广缙慌忙捉拿“凶手”。二十天以后，捉到了一个“沈启良”(？)，杀头。但是葡萄牙人定要索还曹玛利楼的头与手。徐广缙要求葡萄牙人交出三名华人俘虏，葡萄牙人不肯。
双方僵持到十一月十一日(12月24 日)，终于和平了结，葡方交出了三名俘虏，徐广缙也交出了曹玛利楼的头与手。
从此，葡方不再缴纳澳门的地租，而且向华人征收田赋。
《细说清朝》七八、鸦片畅销
英国人不愿意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提及鸦片一词。在英国人所写的历史之中，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贸易战争”，为了争取“贸易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自由”的掩护之下，鸦片不仅继续在广州进口，而且可以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横行无阻。
英国的外务大臣帕麦斯顿曾经训令濮鼎查，叫他竭力劝中国政府把鸦片解禁，说鸦片解禁以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就会增加，不解禁也无法捉拿在海上走私的英国鸦片贩子。在取缔走私贩子的工作上，英国政府是无法协助中国政府的。
美、法两国在《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之中均明白规定，不保护其本国的犯禁从事鸦片贸易的败类，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不少。广州的老百姓肯让美、法两国的商人进城，而不肯让英国商人进城，不无理由。
英国人在广州，仍旧只能住在商馆。挨到了道光二十六年的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偷偷地进城，立刻被老百姓打走。次一年春天，有几个英国人去佛山镇游历(这是违犯条约的行为。《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他们不能到五口以外的乡间和内地去)。 两个月以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德庇时，率领九百兵士乘兵船开到黄埔，向耆英抗议，要求：(一)惩办凶徒，(二)在河南岛造货栈，(三)造礼拜堂，(四)两年后开放广州城。耆英怕惹出第二个鸦片战争来，对这四项要求完全答应。
这一年的冬天，有六个好奇的英国人走到广州乡下，被老百姓杀死。耆英赶紧抓了“主犯”，杀头。总算事情没有闹大。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所谓“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之约已经到期，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文翰，为了实现前任德庇时的意愿，真的乘兵舰冉来广州，却被珠江两岸聚集着的十几万老百姓吓软，退了回去。
原来，这十几万老百姓，是总督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所暗中编练的乡勇。道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细说清朝》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再其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又把西界扩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华亩(二百九十英亩)。
道光二十五年的租地建屋原约，规定洋人可以向华人地主“永租”，每华亩至少付给“永租金”四十元墨币，以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纳税，每华亩一千五百文(当时约合一元二角五分)，以代替华人地主一向缴纳给清朝政府的田赋。
这租地建屋原约，可说是保存了中国政府对租界的政治主权。但是却答应了：在租界以内，所有的华人地主只能把田地“永租给洋人”，不能租给或卖给其他的华人。同时也不许洋人在建屋以后，把屋子租给华人，或供华人使用。
九年以后，由于天地会的支流“小刀会”曾经占领上海县城。把清朝官吏吓走，有极多的中国老百姓涌入租界居住，上述的禁止华人租买房地的规定，事实上不能生效。于是，在清朝军队重占上海县城以后，苏松太道又与英国领事(加上美、法两国领事)签了文件，准许华人在租界向洋人“租地”、“租屋”，但必须经由这洋人所隶属的国家的领事正式申请，保证遵守若干洋人们所业已制定的种种条例，缴付各项税捐给洋人所公推的办理公益的人(所谓公益，包括造桥、修路、建筑码头、清理垃圾、设置路灯、掘下水道、买救火车，等等)。
被公推主持“公益”的洋人共有三个，合成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逐渐扩充壮大，成为其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上海市议会”；为什么译成华文，便是不伦不类的“工部局”三个字呢？原因是，租界上的洋人本无自组市政府之权；英国领事马豆儿斯特及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均一再于同治元年强调上海仍为中国皇帝的领土，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无权管辖上海租界以内的华人。
所谓“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美两个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个租界，根本是于法无据。出面向苏松太道取得洋径浜与苏州河之间的租地建屋之权的，诚然是英国一国的领事，但条文规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国人”，并非仅限于英国一国的人。倘若这一片地方，可以被称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谓“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国一国的租界。实际上，英国人以外的洋人，早就进了这“英国租界”来租地建屋了，英国领事未加拒绝。
问题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这“英国租界”内的署理美国领事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国国旗。骄傲的英国领事竟向格里斯沃尔德抗议。糊涂的苏松太道受了英国领事的怂恿，也向美国领事抗议。于是，美国领事就在“英国租界”以外，自行开辟“美国租界”于“英国租界”之东北的虹口。
苏松太道并不对这个自行开辟的美国租界指定任何界线，却也照样准美国人租地建屋，慢慢自由发展。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这“美国租界”与“英国租界”合并而自称为“公共租界”之时，苏松太道才把“公共租界”在这一方面(东北)的界线加以确定。
公共租界成立之时，所谓“工部局”的董事已不是三人，而是九人了。选举董事的是全体纳税洋人的大会。纳税的华人既不能出席大会，自无权选举董事。
两年以后(同治三年)，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破坏中国的司法权的完整。当被告为洋人之时，洋人自可依照条约，由其本国领事依照其本国法律加以裁判。当被告为华人之时，理应由华官依华法加以裁判，原告如为洋人，这洋人所属之国的领事只能列席。但是在会审公廨的制度中，不仅这列席的领事或其代表成了“会审”中国被告之官；而且遇有原、被告皆为华人之时，领事或其代表人也当了会审之宫，享有与中国法官同等的权力。“公共租界”在司法上俨然另成一个小共和国，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在公共租界里面，有工部局所办的警察(巡捕)与义勇队，使得这小小的僭立之国，有了自己小小的“国防军”，并且一度把租界四周三十英里以内划入它的“保护范围”。
法国在上海的领事敏体尼，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与苏松太道也立了约，划出洋泾浜以南、县城北门以北、黄浦江以东、关帝庙与周家桥以西，作为专供法国人租地建屋的地方。这就是最初的法租界。其后，由于小刀会起义，法租界在东南方逐渐扩充到小东门与黄浦江之间，在西边扩充到静安寺路之南，共有一千二百华亩(二百英亩左右)。
法国领事其后也在法租界成立类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构，而且企图管制法国人以外的洋人，要这些洋人先向法国领事申请，才能在法租界租地建屋。英、美两国的领事反对法国领事的做法；他们通知各该本国的在沪侨民，说凡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包括法租界)租地建屋，只须在本国领事之处注册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法国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