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法租界来，公共租界的确更富有国际性。任何一国的洋人均可以进人公共租界，租地建屋、经商，参加“纳税洋人大会”，享受以往在广州所从未享受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反之，法租界虽则没有绝对不让别国的洋人进去，事实上却是法国人所视为禁脔的一片土地(在俄国革命以后，才有不少的白俄涌入)。
上海之正式成为商埠，可说是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领事布特娄到任之时。一年以后，在上海城内居住的洋人共有二十三名(包括布特娄)，所开的店铺共有十一家，传教士有两人。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城内与租界里的洋人有了八十七名。又过八年，咸丰五年，洋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三名，差不多全数居住在租界之中。
中国人为了便于从事国际贸易与供应洋商种种需要，并享受近代化的都市生活，搬进租界以内来居住的华人远比洋人多，多过了一百倍。
在太平天国革命及连带的小刀会起义期间，因逃难而挤进租界的又多得不可胜数，使得租界以内的中国人口，达到五十万人以上。
太平天国被清朝镇压以后，虽则逃难的老百姓很多各回本乡，然而上海租界的华人仍有二十几万。
在清朝结束、民国肇造之时，上海租界与华界的总人口便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抗战胜利之时，这数字就变成了五百万以上。
上海在元朝以前，不过是松江华亭县的一个小镇；到元朝才升为一个小县。甚至在清朝，于五口通商以前，仍旧是一个小县，其重要性远不及邻近的各县，更说不上堪比于作为府治的吴县、武进县、丹徒县，等等。
自从列为通商的五口，又糊里糊涂地划出租界后，它就渐渐地变成全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东半球最重要的港口、最大的商场。
《细说清朝》八○、粤人抗英
英国人在上海很得意，在广州却进不了城。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但有权进广州城，而且可以在城内自由居住、租屋或租地建屋。然而，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留给广州人以极坏的印象，广州人以及一般的广东人，因此就宁死也不肯对英国人屈服。
英国人在广州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商馆。商馆地区共有一百多亩(二十一英亩)，英国人想扩充，到商馆地区以外租地建屋，却没有一个本地的中国人(广州人)肯把地皮租给他们。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有一个英国人康吞跑到“老中国街”踢翻一个水果摊。他的理由是，水果贩子的叫卖之声吵了他。
四天以后，另一个水果贩子也因为叫卖而“冒犯”了一个英国人裘儿齐。裘儿齐用手杖打这个水果贩子。康吞跑出来，帮助裘儿齐，用棍子将水果贩子毒打。打了一顿不算，两个洋人还把这可怜的水果贩子拖进屋内，捆起来继续再打。
这引起了中国市民的公愤，不少人聚集，包围那屋子，冲进大门，拉下窗外的铁栏杆，想抢救水果贩子。有些群众高呼：“打番鬼!杀番鬼!”
洋人，包括美国人及美国代办领事，于是全体出动，在英国领事的领导之下，向于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开枪。中国群众死了三人、伤了六人。
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中国官厅派来两百名兵士，才把秩序恢复。
事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了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他一面向州广总督抗议，说责任在于华方，中国官厅未能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英人有自卫的权利；一面又把行凶的祸首康吞交给英国在广州的领事，运用领事裁判权，开庭审判康吞的“破坏条约”之罪。
英国领事判决康吞有罪，处罚金二百元墨币。判罪及处罚的依据，是香港政府法令第二号。康吞不服，去到香港的“最高法院”上诉，香港最高法院指出了广州英国领事法庭在程序上犯了两点错误：应该援引香港政府法令第七号，不应该援引第二号，所判的罪，是关于7月4日(闰五月十一日)的行为；而所处的罚，是关于7月8日的行为。
结果，原判决取消，罚金退还。
中国的水果贩子白白挨打。死了的三个中国人、伤了的六个中国人，也是白死、白伤。
坐在伦敦外交部办公桌子后而的“魔鬼之子”帕麦斯顿，也是明知康吞与裘儿齐不该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群众的“暴动”，却仍旧训令德庇时，叫他对中国官厅采取强硬态度。
他用外交部的名义，写信给康吞，说政府“完全赞许领事法庭对你判处罚金，本部所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程序上的错误使得你逃过了处罚”。
他给德庇时所下的训令，也郑重吩咐不可在发还康吞罚金之时，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时向中国要求“惩凶”，告诉中国政府将要有一艘英国兵船永久停泊在广州商馆之前。
其后，他不仅派了一艘兵船来，而且派了两艘兵船来。
其中的一艘，是玛丽·班那亭号(H.M.S.Mary Bannatyne)。玛丽·班那亭号来到广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两个水手闯进广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发生斗殴，一个水手被“割伤”，另一个水手跳河逃命。
帕麦斯顿接到报告，又发了火。他在十月间训令德庇时，叫他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预防这类暴行”，英国政府只有自行惩凶，那时候休怪“无辜的老百姓受到连累”。
德庇时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项训令(船上耽搁了两个多月)，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写信说“阁下倘不制止这些暴行，中国人民将受灾难”。同时，德庇时通知香港的驻军司令达几拉将军，派兵去广州。
这时候，又已有六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镇游玩，遭遇群众用小石头阻挡。虽则洋人无一受伤，但德庇时也要赔偿、惩凶，加在去年八月间那次两个水手“遇险”的事件之上。
达几拉将军在二月十六日开进虎门，用了三十六个小时毁去八百二十七门炮，到达广州。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细说清朝》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 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 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作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纤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和，藉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赛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罢，判他凌迟。一代的草莽英雄，就此完结，替太平天国的大悲剧写下壮烈的序幕。
这短短的序幕，却自有几句尾声。他的弟弟焦玉晶与他的太太许月桂，号召了几千人横行湘南一带。焦玉晶自称“三省大营军师”，许月桂自称“大元帅”。
他们到了咸丰三年正月才被“肃清”。焦玉晶与许月桂看见大势已去，自动把队伍解散，到嘉禾县向县知事投案，被押解到长沙就义。
从焦玉晶与许月桂的起事经过，我们可以看出焦亮在湖南家乡确实拥有很多群众。他作过“天德皇帝”没有，改姓名为朱九涛没有？诚然至今仍是悬案。但是他作过洪秀全军中的“天德王”，于永安突围之时被捉，则无论如何是事实。
奇怪的是：直至今天仍有人以为“洪大全”三个字是赛尚阿造出来的，洪大全的供词是赛尚阿编出来的，说赛尚阿是藉此向清廷报功，掩饰其一败、再败之罪。
《细说清朝》八二、洪秀全
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号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粱阿发。粱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作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与表侄王为正，对秀全、云山热烈招待。
为正因事被捉，关在县里衙门，秀全写了禀帖，把为正保出。王家的人感激他，全体都接受他的洗礼，变成基督徒。同村的老百姓，受洗的也很多，将近一百人。
不久，他仍回广东花县教书，教到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去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罗孝全留他住在浸信会礼拜堂内有三个多月光景，把中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交给他看，有时候也清他帮忙料理一些杂务，甚至请他代理讲讲道。
在罗孝全牧师的左右有一个姓黄的，是倚赖洋人为生(所谓“吃教”)的人。这姓黄的嫉妒洪秀全，劝洪秀全向罗孝全要求按月支取津贴。洪秀全不知是计，一开口便引起罗孝全的鄙视，被罗孝全赶出了礼拜堂。
他有没有在广州加入天地会，颇难查考。倘若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冯云山不曾随他来广州，也不曾随他回花县。冯云山一直留在广西，活动于贵县、桂平县、武宣县一带，为三千多人洗礼，组织成一个“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总部设在桂平县境的紫荆山。这山山后与瑶山相连，山前与金田村邻近。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月十五口，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聚，被冯云山奉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尊称为“洪先生”。他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轻易与众会友接近。
洪秀全在紫荆山只做了一件露面的事：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间率领冯云山等几个人去象州甘王庙，把神像毁了，在墙壁上写了“甘妖”的十大罪状。
如此作风，诚然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却锻炼了一般会友的战斗性，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当地的地方官以为拜上帝会与洋人的天主教是一回事，对于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便装聋作哑不加取缔。会友们越闹越凶，引起公愤，有一个秀才王作新出面向桂平县的县知事告冯云山一状。县知事本想不管，抵不住王秀才的一再坚持，只得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将冯云山捉了，关在牢里。
洪秀全这时不在桂平而在贵县(住在他的表哥家里)，听到消息就来到紫荆山设法，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回广东花县筹募款项，准备给桂平县知事送红包。然而他在花县筹不出款项来，于是又去广西，到紫荆山。
这一边，冯云山被关了两个多月，已由县知事从宽发落，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判令押解回籍。
押解冯云山的衙役，在途中与冯云山谈话，听到冯云山的一番大道理，例如上帝创造宇宙，蛇魔骗亚当偷吃苹果，耶稣为亚当子孙赎罪，洪教主是耶稣的兄弟......等等，衙役闻所未闻，十分佩服，就不但放了冯云山，而且跟随冯云山去紫荆山入会。 在山上，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花县，于是赶忙也回花县。到了花县，才知道洪秀全又去紫荆山，只好姑且留在花县，候洪秀垒再回花县来。
果然，洪秀全于扑了一个空以后，在紫荆山等候到十月，就回花县来了。次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间，两人最后一次结伴去广西，上山。
山上的情形，已经与他们离开之时迥不相同。杨秀清于他们缺席的期间，作了事实上的领袖。
这杨秀清是桂平的一个土豪，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诡计多端，野心颇大。参加拜上帝会以后，他介绍了不少的新会友进会。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也就是冯云山被县知事判令押解回籍的一天)，也在山上装做人事不知、口吐白沫、说起胡话来，自称是“上帝下凡”，指出几个会友的秘密，加以责备。会友们信以为真。从此，杨秀清就作了上帝耶和华的代言人。
洪、冯二人来了以后，不便拆穿杨秀清的戏法，只得加以承认，其后在太平天国的圣历中并且规定了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
拜上帝会的另一活动分子萧朝贵，也在这一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如法炮制一番，自称“天兄下凡”。洪、冯照样追认，于是九月初九日在圣历中成为“哥降节”。
萧朝贵原是杨秀清的亲戚。他与杨秀清如此合作演出双簧，使得洪、冯二人十分担心。
洪、冯二人计议了若干时日，把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争取萧朝贵，藉以制衡杨秀清的势力；又把冯云山的第二把交椅让给杨秀清，藉以稳住杨秀清的心。
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集团共有六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志正(昌辉)、石达开。这六人结盟为兄弟，遥奉耶稣为长兄，以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五弟，韦昌辉为六弟，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常称石达开为“达胞”，原因在此。
六人之中，冯与洪为中表兼曾同学，又同为创教立会之人，关系最密。杨、萧二人，皆是桂平的烧炭“工头”。韦、石二人籍贯不同，韦是桂平县人，石是贵县人，但两人均出身富家，韦是金田村的大地主，石则略通文墨，是本县客家人之中的首领。
地位仅次于这六人的是矿工头目秦日纲，此人其后作了太平天国的若干丞相之一。同属于丞相一级的，又有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拜上帝会的人数，早巳由三千余人扩充到一万以上；势力也不仅限于紫荆山的周围，而远及于平南、陆川、博白、武宣、象州、藤县等若干州县了。
为了积极作造反准备，拜上帝会的会友以“自卫御盗”作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经常操练。地方上原有乡绅们的“团练”，但团练是效忠清朝政府的，与拜上帝会的武力处于对立状态。天地会的零星武装却是拜上帝会的友军。
实际上，林凤祥便是天地会的会员。于金田起事不久便来参加太平军的罗大纲，也是天地会分子。天地会在两广的俗名是三点会(暗射洪门的洪字)，亦称三合会。
洪、杨、冯、萧等人在准备到相当程度以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天通知各地的会友，到金田村举行大会，称为“团营”。于是，一队一队拜上帝会的会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向金田集合，俨然军队模样，而地方官视若无睹。
当时的广西，土匪如毛，大股有几十股，小股不计其数。人民能够自己组织团练，“保良攻匪”，本是官厅所赞许的事。拜上帝会在表面上与一般团练并无分别，虽则暗地里是反清的。况且会友们开口上帝、闭口耶稣，当官的为了怕惹起国际交涉，能不管也总是不管。
十月间，有一些官兵与鹏隘山的会友发生冲突，被会友打退。这些会友是烧炭工人，桂平县知事李孟群派乡勇去应付。
次日，平南县的官兵与乡勇开到该县花洲镇，把正在那里开会的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等人包围。洪秀全派人送信到金田，杨秀清立即扮演“上帝下凡”的活剧一次，传令会友“扶主”。于是，一大队会友由蒙得恩率领奔到平南，战胜官兵乡勇，救出了洪冯等人，拥回金田。
清军由副将伊克坦布率领，追击蒙得恩，追至金田，遇到杨秀清及一万多会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战一场。清军惨败，伊克坦布跌落在村边的小桥之下而死。
拜上帝会的会友这时候除了公然造反以外，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便选定了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在金田村大举祝寿，宣布建立太平无国，以明年(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作了太平王，军队称为太平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由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担任五军上将。
五人之中，杨秀清的地位最高，以中军主将兼左辅、正军师。萧朝贵次之，以前军主将兼右弼、又正军师(第二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只是单纯的一个左军主将而已。
杨、萧二人担任了左辅、右弼，等于汉朝的左、右丞相。此外又有丞相八人：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林凤祥、李开芳。但是这八位丞相徒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实，只是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一种虚衔而已。
这时候，焦亮(洪大全)来到金田，被尊为天德王，与洪秀全同称万岁。
有若干土匪首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铁公鸡张嘉祥之流，一度也混进太平军的行列之中，但不久均又离去，受清方招安，与太平军为敌。张嘉祥改名国梁，其后成了清军名将，官至江南提督，于咸丰十年闰三月战死与江苏丹阳。
清朝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剿贼广西”。林则徐中途病死，饮差大臣一职，由李星沅接充。李星沅在十二月间驻节柳州，却指挥不了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广西提督向荣。
李星沅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剿过永昌(保山)一带的回民，然而军事学识有限。周天爵在湖广总督任上，捕杀过牛八教、天主教、十字教等教徒数十人，以滥用酷刑著名，其军事学识更逊于李星沅。向荣是绿营行伍出身，算得上一个打仗专家，但是位卑职小，违抗不了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胡乱指挥，也抵不住巡抚周天爵的掣肘。
于是，洪秀全等人得以为所欲为，东取平南县的江口墟与牛排岭，西取桂平的新墟，扎营在武宣的东乡与东岭村。向荣与周天爵虽则施以夹击，而无甚效果。
李星沅于咸丰元年四月病死在武宣前线。事前，他已上奏辞职。继任的，是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人，精通满语，在京城训练过新设的“枪队”，也充当过步军统领。咸丰皇帝派他来广西，同时调了广东副都统(满洲人)乌兰泰、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豫北)总兵董光甲、郧阳总兵邵鹤龄，到广西助战。
在赛尚阿的麾下，除了副都统乌兰泰及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等四个总兵以外，又有提督向荣与早已调在广西作战的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云南临元总兵李能臣与镇地不详的总兵秦定三。
这些总兵，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真正能打的，仅有乌兰泰与向荣二人。
乌兰泰在武宣东乡获得一个小胜，洪、杨移军象州的中坪。乌兰泰追到中坪，洪、杨回军到桂平的紫荆山。乌兰泰与向荣对紫荆山实施包围。
战到咸丰元年的八月下旬，太平军决计放弃紫荆山突围东走，在闰八月初一日占领永安州。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州城。
得意之余，洪秀全自封“天王”，放弃了“太平王”的称号。杨、冯、萧、韦、石之封为东、南、西、北、翼五王，也在此时。
向荣追太平军追过了头。他向东走到了梧州，其后转而向
北，又走到了平乐(在永安州的东北，隔一个荔浦县)。
乌兰泰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开到永安州城之南。两个月以后，向荣的军队才来到永安州，与乌兰泰合作，将太平军再度包围。
太平军困守永安一城不是办法，食盐与火药均无来源。守了七个半月，只得又在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向着昭平县的方向冒雨突围。
乌兰泰立即追赶，追到大洞山遇了埋伏，丧失四五千人与四个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向荣不在荔浦、平乐一带对太平军堵截，而抢先进了桂林城，静候太平军来攻。这是向荣高明的地方，他算定了太平军是要来桂林夺取物资。
他到达桂林城刚刚半天，便有几百名太平军穿了在大洞山阵亡的清兵的制服来到桂林，企图混充清兵进城。向荣将他们解决。
乌兰泰于大洞山受挫以后，仍旧在太平军后面紧追，追到桂林南门外的将军桥中弹，其后因伤重不治而死。
向荣守着桂林，守了一个月，太平军不再攻击而转向北边的兴安，向荣也不追。
太平军占领兴安住了一天，继续北进，于四月十六日占领全州(全县)。(冯云山于攻城之时中炮而死。)
两天以后，太平军放弃全州，向湖南方向前进。在全州北门外十里左右的蓑衣渡，遇到江忠源所率领的湖南乡勇，吃了一个小亏。
这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在道光十七年中举，当过浙江秀水县的知事，被曾国藩介绍给赛尚阿，带了五百名乡勇，隶属乌兰泰麾下。其后回湖南，这时候又已招募了—千乡勇来助守桂林，于太平军北上之时追到全州，在蓑衣渡设下埋伏。
太平军在蓑衣渡受了小挫以后转而向东，于两天以后占领湖南西南的道州。城内的天地会会友先期响应，清方的守将余万清不战而退。
太平军在道州休息了两个月，同时扩充队伍，增加新兵两万。加上在永安州突围的老会友，实力已有十万左右。
其后，又过了两个月，太平军把整个湘南都控制住了。只有桂阳一城，被江忠源夺回。
到了这一年(咸丰二年)七月上旬，太平军就由湘南顺着湘江东岸向北发展，由柳州而永兴，由永兴而安仁、攸县、醴陵。 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势如破竹，原因很多。第一是号令统一，大事由天王洪秀全决定，行军遣将统由杨秀清以正军师的资格主持，萧朝贵以下各人均受节制。
第二是军制灵活。军的基本单位为伍，有兵五人，内一人为伍长；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不是两个司马，“两”字音辆)，在四个两司马之上设一个“卒长”，五个卒长之上设一个“旅帅”，五个旅帅之上设一个“师帅”，五个师帅之上设一个“军帅”。这样，每一个军的战斗员是五万五千一百五十六人，分为五个师。每一个师的战斗员是一万一千零三十一人，分为五个旅。每一个旅，有二千二百零六人，分为五个卒。每一个卒，有四百零五人。卒下之“两”有一百零一人。
卒在编制上不是基本单位，在作战之时却是基本单位。由卒而上，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概分占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用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很有点希腊人方阵的妙用。最妙的，是指挥官可以在某军或某师、某旅的旗帜之下，升起一面小旗，以命令某一个单位前去援应。例如，于升起代表东方一旅的青旗以后，再升一个小赤旗，便是命令在南方的一旅去救。
在进入湖南以前，太平军尚纯粹是拜上帝会的会友结合：到一个地方，吸收志同道合的男女为“新兄弟”、“新姊妹”。军就是会，会就是军。在进入湖南以后，有不少天地会会员自动参加，但不被拜上帝会的人看作“嫡系”。打头阵的，不常常是拜上帝会自己的兄弟姊妹了。从此，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总是由别人打头阵，而“老兄弟”与“老姊妹”在后边督战。
因此之故，当太平军于咸丰二年七月底由醴陵进攻长沙之时，声势就十分浩大。
这时候，清方在长沙的城内、城外有三个巡抚、两个提督、十个总兵。
三个巡抚是骆秉章、张亮基、潘铎。骆秉章与洪秀全同县(广东花县人)，翰林出身，知人善任，是清朝的一个好官。其后曾国藩办团练、创水师，他全力支持。左宗棠与胡林翼，也均是他所赏识而加以重用的。然而他曾经于赛尚阿南下督师路经湖南之时，招待不周，被赛尚阿参了一本，说他“吏治废弛”，因此咸丰皇帝免了他的职，叫他“回京”，后来又叫他暂留长沙协同防守。
被任命为骆秉章继任者的，是张亮基。张亮基接任没多久便奉旨升署湖广总督，巡抚的职务由潘铎署理。
因此之故，在长沙有了三个湖南巡抚。
两个提督是：湖南提督鲍起豹与广西提督向荣。鲍起豹十分荒唐，主张把长沙的城隍菩萨抬到城墙之上，镇压太平军的邪术。向荣原已因太平军北上而革职，这时候奉旨赶到长沙助守危城。
十个总兵的姓名，颇难一一查考。其中有一个是从陕西调来的西安总兵福诚。福诚与太平军一交手便阵亡于长沙城外的石马铺。比较重要的一个总兵是和春。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御前侍卫出身，当过“前锋蓝翎长”、“整仪尉”、“副护军参领”，调在湖南绿营里当“提标中军参将”，升任“永绥协副将”，跟随向荣在广西打紫荆山有功，实授绥靖镇总兵，而且加了一个提督虚衔。现在，也随着向荣来防守长沙了。
长沙之所以能守，守了两个月又二十天，而太平军破不了，却不是向荣或和春的功劳。功劳是左宗棠的。
左宗棠是湘阴县人，在功名方面仅考到举人为止，考进士失败三次而未再去考，改读兵书，颇有心得。他与焦亮(洪大全)在崇拜诸葛亮的一点上相同，焦亮自名为亮，他则写信时喜欢在末尾题“亮白”二字。他与胡林翼是好朋友。胡林翼认为“横览九州，才无出其右者”。张亮基受任湖南巡抚，请他出来帮忙，他不肯；带了胡林翼的信来拜访他，他才陪同张到长沙，不负任何名义而指挥一切。结果，太平军就无论怎样也攻不下这长沙城，反而损失了一员猛将西王萧朝贵。
洪秀全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放弃进攻长沙，在十月十九日夜间全军撤走，渡过湘江。三天以后，占领益阳。在益阳得到几千只民船，沿着资江顺流面下，进入洞庭湖；又穿过洞庭湖，到达岳州(岳阳)。
清军的岳州守将，是湖北提督博勒恭。博勒恭望风而逃，太平军不费一兵一箭，白得了岳州城，面且在岳州城掘得吴三桂所埋藏的大批武器。
太平军在岳州耽搁了四天，又得到江面上五千多艘民船，然后顺流而下，在十天以后占领汉阳，十六天以后占领汉口，向武昌进攻。
武昌这时候仅有守兵六百余人，等于是一座空城。湖广总督徐广缙早已奉旨去了湖南，继赛尚阿钦差大臣之任。湖北巡抚常大淳被困在武昌城内毫无办法，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之时自杀。与他同死的大官，有湖北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及两个总兵、若干位道尹、知府、知州、知县、副将、参将、游击。
太平军进城后，洪秀全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三天以后，洪秀全叫百姓礼拜上帝，同时设立了一个“进贡公所”，接受老百姓的进贡，把金银钱米、鸡儿鸭儿茶叶，一古脑儿集中起来。然后，调查户口，把男女点名入馆，男入男馆，女入女馆，每馆二十五人。
天王颁下命令，放弃武汉三镇，于是男军、女军、“童子军”浩浩荡荡，陆路沿着长江两岸，水路分乘一万艘民船，直奔“小天堂”南京而去。
他们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日出发，于十七日占领安庆，二十九日到达南京城下。打了十天，用火药炸开仪凤门，攻进城内，改称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
清方负守城责任的，是两江总督陆建瀛。陆建瀛原已奉了咸丰皇帝之旨，率领两万多兵、一千多艘“战舰”，溯江西上迎敌。迎到武穴附近，不战而退，退回南京。南京城破以后，他仍不免一死(是化装逃走之时，被太平军捉住杀了的)。
城内的多数老百姓，在门口贴上“顺民”两字。绿营的将士毫无斗志，被杀得很干净，满城的满洲兵知道降也是死，反而十分勇敢，于将军祥厚及副都统霍隆武的指挥之下，战至最后一人。
十二天以后，向荣才带了一万多清军，从武昌追到南京城下，在孝陵卫扎营。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南大营”。向荣这时候已经受任为钦差大臣，接替徐广缙的任务了。
清廷很紧张，深知向荣的力量不够，又起用鸦片战争期间倒过大霉的琦善作为另一钦差大臣，率领直隶、陕西与黑龙江的精兵．开到扬州郊外，成立“江北大营”，对付入占南京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阴所二月初十日攻入南京，到同治三年(1864年)阴历六月十六日失掉南京，前后共有十一年又四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不能算长，也不算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