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訢回京，一面叫恒祺以奕訢的名义和爱尔金、葛罗办理交涉。
爱、葛一人要求：(一)立即释放巴夏礼等被捕人员；(二)交出北京一个城门。恒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礼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余的人巳被杀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门的守卒，让英、法联军加以占领。
联军“狂歌面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爱尔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陆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关于圆明园的繁华，我们今天仅能就美国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论文，而想象其一二了。笔者于三十五年前进去凭吊，只看到几处断柱残垣。
恭亲王奕訢于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爱尔金及葛罗会面，答应加赔英军三十万两、法军二十万两，作为被捕人员的赔偿与被杀人员的抚恤；同时也答应英方，拆毁圆明园之尚未烧光的部分，答应法方，交还各地天主堂与天主教的墓地。
爱尔金不再提起觐见咸丰皇帝、面递女王国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四天以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皇帝赶紧将它们批准。 《中英北京条约》的要点是：(一)赔款增加八百万两；(二)加开天津为商埠；(三)加割九龙半岛；(四)准许英使驻京；(五)准许华民出国做工；(六)对英国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条约》的要点，在大体上与《中英北京条约》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许人民自由信教，处分“滥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
英法联军于达到目的以后，分批自北京撤退。英军继续占领大沽炮台与芝罘、北海、广州，直至八百万赔款付清以后才走。 因“修约”要求、亚罗号事件、广州人城问题、法国神父被杀案等而惹起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到此结束。
美、俄两国也修了约、换了约，但不曾卷入对华的战争。
负责修约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威廉于签好新约以后辞职。负责换约的继任公使瓦儿德于咸丰九年阳历7月28日到达北京。由于清廷坚持觐见必须磕头，他就离开北京，改在北塘举行换约手续(8月16甘)。他不屑与迷信武力的爱尔金、葛罗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阿停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木喇费埃夫用了《瑷珲条约》，轻轻取去。普替阿停只须在《中俄天律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足那负责修约的普替阿停，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将军。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丰九年5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公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
清廷的答复是：请俄国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联军来抢这东北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
伊格那提埃夫又向清廷表示：(一)准备赠送中国若干大炮与小型武器，帮助中国在大沽口对英、法设防；(二)准备叫俄国海军开来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与利诱两重作用，清廷仍旧对他婉辞敷衍。他便转而向英、法二使建议：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联军占领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调停。事实上，他的确也劝过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脚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对象，然而英、法本就没有把清朝一脚踢翻的意思。 恭亲王年纪很轻，被他一再恫吓，渐渐感觉到必须先把他打发走，才能专心向英、法二使请求，将联军撤出北京。于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签字以后，恭亲王就和伊格那提埃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1月14 日)。
这《中俄北京条约》共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的第一条最重要，把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瑷珲条约》有关黑龙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确定，又把原定“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改为完全割让给俄国。
条文说：“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罩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之东属俄罗斯国，二河之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瑚图布河－珲春河－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
《中俄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新疆的西北边界，以所谓“常驻卡伦”为据，原有的以“边外卡伦”为据的真正边界被无形中取消。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白得了大过东北诸省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二国，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厉害得多。
《细说清朝》一一○、辛酉政变
辛酉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夺取政权。(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慈禧太后是满洲人，叶赫国王室那拉氏的苗裔。因此，她的姓是叶赫那拉氏，她的名字叫做“兰儿”。
父亲是惠徵，官居安徽宁池广道，死在任上，丢下她与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生活十分清苦。
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充当“贵人”。三年以后，升“嫔”，称为“懿嫔”。又过了两年，生下皇子载淳，升“妃”，称为“懿妃”。次年，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不曾生有儿子。后宫的妃嫔虽多，只丽妃他他拉氏生过一个女儿，其后下嫁符珍；玫嫔徐佳氏生过一个儿子，很早就短命而死。
兰儿读书不多，却有点小聪明，不仅深得咸丰的宠眷，和正宫皇后也处得极好。皇后比她小两岁，为人忠厚。
咸丰死时，她们二人同在热河行宫。死前的一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一等公景寿、三等辅国将军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与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吩咐他们立载淳为皇太子，并授给他们以“赞襄政务”的官职。
七月十六日，由于这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支持，载淳得以皇太子的资格继位为皇帝。次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九月初一，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载淳的名义，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尊母后为“慈安太后”，圣母为“慈禧太后”。
从此，慈禧的地位与钮祜禄氏完会相等。
九月二十三日，她与慈安太后及皇帝载淳，拜送咸丰的灵柩离开热河承德，回北京。
按照清朝的规矩，他们于送走了灵柩以后，必须比灵柩先到北京，以便届时率领文武百官恭迎。
因此，当灵柩尚在途中之时，慈禧与慈安太后、皇帝载淳已于几月二十九日到达。当天，她向留京的王公大臣哭诉载垣等八位“赞襄政务”如何擅权，如何欺侮他们，获得了这些王公大臣的深切同情。
第二天，九月三十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埋伏武士在宫门口，捉住来上朝的载垣、端华二人，用皇帝载淳的名义，将八位赞襄政务一律免去本兼各职，并且革掉其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爵位。
肃顺这时候尚在密云县附近陪着灵柩，慢慢地向北京走，却遇到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xuan】突然带兵前来，将他逮捕。
恭亲王奕訢，奉命与“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翰、詹”会同审讯八位被捕的赞襄政务。到了十月初六，恭亲王领衔奏请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凌迟处死，景寿等五人革职遣戍新疆。
慈禧以皇帝载淳的名义，下诏将载垣、端华加恩赐令自尽，肃顺处斩；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免予遣戍”。
从十月初一起，恭亲王已经是“议政工，在军机处行走”。他作了清朝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事实上的宰相。以亲王而兼军机大臣的，只有过雍正朝中的怡亲王胤祥一人，然而胤祥并无“议政王”的名义，只是三个军机之一，在雍正皇帝的直接指导之下“密办军需”而已。胤样任职的时期也极短，只有九个月的光景(从雍正七年六月到雍正八年三月)。
恭亲王任职的期间极长。
他以“议政王”的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三年多(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同治四年三月)；其后又担任普通的军机大臣很多年(从同治四年三月到光绪十年三月；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他东山再起，于二十四年四月病故)。
他虽不是辛酉政变的主谋人，却是辛酉政变的执行人。主谋人是慈禧，执行人是他。
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载垣等八人受诏赞襄政务，不曾有他在内。他那时仍在北京，于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的《北京条约》以后，当了新创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前身)的主持人。
他到热河奔丧，见到慈禧与慈安，密谈了一阵便安排下政变的计划，把八位赞襄政务一网打尽。
倘若咸丰于临死以前，让恭亲王的名字也列在赞襄政务的名单以内，也许辛酉政变不致发生，而慈禧掌不了权，中国近百年史便又是一个样子了。
肃顺在咸丰一朝是力量最大的权臣，他是乃兄郑亲王端华的灵魂，而端华又是怡亲王载垣的灵魂。这三人联成一气，把异己挤走(如大学士祁隽藻，翁心存)，把持一切。然而，倘没有肃顺，左宗棠早就因官文之奏劾而拿解北京治罪，曾国藩、胡林翼也决不能有所施展。曾、胡的奏章到了清廷无不“报可”，全仗肃顺等几大力支持。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是肃顺的座上之客。一代名士王闿运，也是出入肃顺之门的人。
就事论事，即使肃顺等人罪该万死，“赞襄政务”的制度并没有错。皇帝载淳的年纪太小(只有六岁)，当然需要“顾命”大臣来辅佐，正如顺治初年之需要多尔衮、济尔哈朗，康熙初年之需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外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把“同治”翻译成“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团结”，可谓离题甚远。茅儿斯以为这“同治”二字含有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亦即争取“光荣的和平”之意，更妙。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叔嫂之间理应避嫌，然而恭亲王凡事必须入宫请示，下诏书也得呈稿，请两宫皇太后加盖一颗小印(印上是“同道堂”三个字)。因此之故，慈禧特地以儿子(皇帝载淳)的名义，颁了一道谕旨：“议政王(恭亲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
所好，嫂嫂有两个，而且宫中太监与宫女甚多，众目所视，却也引不起什么闲话。
并且，慈禧当时一心以东汉的邓太后自居，并无效法吕后、武后、韦后这些糟糕的女皇帝之意。
她当国以后的第一件惊人大政，便是授予曾国藩以讨洪全权，命他“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
垂帘听政，在形式上的正式开始是十一月初一，地点是宫内的“养心殿”。
到了次年同治元年元旦的一天，她又加给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的职街，以示宠任。
《细说清朝》一一一、同治中兴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鲁特氏为后，封富察氏为慧妃。阿鲁特氏是蒙古人，举止端庄，祖父是钦差大臣赛尚阿，父亲是状元崇绮。富察氏是满洲人，容貌娇美，父亲叫做凤鸣，其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欢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欢的却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间因此颇不愉快。
另一不愉快之处，是慈安太后虽则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宽厚，一向对同治十分疼爱。慈禧太后虽则是生母，但个性强，对同治管教严，同治和慈安亲，不和慈禧亲。
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实行名义上的“归政”，不再垂帘。事实上，一切军国大计仍由慈禧决定。这时候，恭亲王(从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议政王，而是普通的一个军机大臣，虽则他仍以军机的身份参预不少机密，核阅不少的“票拟”(诏旨御批的文稿)，不失为军机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学问甚好，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官至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于咸丰八年开始兼任军机大臣，直至光绪二年五月病故之时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变而被革。咸丰皇帝仓卒离京之时，派他署步军统领，留守；其后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创立神机营，帮助恭亲王办理议和的事。
和议既成以后，清廷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而实际上办事的是文祥。同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另有桂良与宝筠等人。
文祥的本职，由署理刑部侍郎转为实授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他曾经与恭亲王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时，他又单独密奏，强调：“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
同治一朝，内有恭亲王与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表面上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 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
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马尾轮船制造局，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
《细说清朝》四、死于非命
觉昌安有一个孙女婿，叫做阿太。阿太的父亲王杲，原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可能是李满住的苗裔)和明朝翻了脸，被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部长万汗捉住，交给辽东总兵李成梁杀掉。
阿太其后勾结了海西的另一部落叶赫部，向哈达部进攻，被李成梁打败。阿太又到沈阳附近去掳掠。李成梁决心将他根本解决，准备毁灭他的根据地——古勒城。
觉昌安听到消息，便率领儿子塔克世与孙儿努尔哈赤到古勒城，去劝阿太不必再与明朝为敌，以免吃亏。
阿太尚在迟疑，李成梁的大军已经开到，把古勒城围了。有一位尼堪外兰，与李成粱同来，尼堪外兰叫古勒城的人们开城。城门一开，李成梁的大军拥进，射死阿太，屠杀了城内一半军民。觉昌安与塔克世也死在其中。努尔哈赤侥幸获免。
努尔哈赤是怎样脱险的?有人说他留在城外，不曾进城。也有人说，他被明兵捉了去，当俘虏，遇到了李成梁的夫人。夫人见到他相貌堂堂．就把他放了。
我看，既然觉昌安、塔克世等人都进了城，努尔啥赤不致于单独留在城外。他可能是在当了俘虏以后，才被李夫人放走的。李夫人之所以放他，也可能并非由于他相貌堂堂，而是由于她根本和他很熟识。她和李成粱是曾经把努尔哈赤当作干儿子养过的。
努尔哈赤被放出以后，向李成梁哭诉，说祖父与父亲死得冤枉。李成梁命令部下，找出觉昌安与塔克世的尸首，装进棺材，送还给努尔哈赤。
李成梁之所以如此做，一则对错杀觉昌安与塔克世表示歉意，二则也是安慰这一位等于是自己儿子的青年。至于努尔哈赤在血统上不是汉人，李成梁倒并不在意。李成梁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汉人。他的高祖李英，是来自朝鲜的朝鲜人。
努尔哈赤却忘不了明兵杀了他的祖父与父亲之仇。
《细说清朝》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点是天津东门外、运河边上的天主教孤儿院。
孤儿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译为Orphanage of Sister hood of Mercy法文原名不详)。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为了“鼓励”起见，常常交给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些零钱。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儿”与“非弃婴”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领赏。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
仁慈堂的修女，对于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也肯收留，以便在他们气绝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礼，让他们的灵魂获得升天的资格。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灵魂升天，神父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之内。
老百姓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们的儿女，只晓得：第一，他们的儿女失踪；第二，天主堂坟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 老百姓因此就相信当时流行着的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父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国藩的奏疏中记载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捉拿到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叫做安三，却是“教民”。于是，当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时候，当场被捕。
在天津管海关的英国人韩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总税务司赫德，说被捉的拐子共有四个，一齐被天津县知事杀了。(安三并未被杀。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总数共有五个了。)
韩仞又说，其中的一个供出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有来往，常把拐到的孩子“卖”给这华人司事。韩仞不曾说出这华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老百姓的愤怒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丰大业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 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拨出铳子放了一响，却不曾命中。
祟厚躲进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
衙门外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不该带来了“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 brigade)。这救火队实际上是一种“保卫团”，由租界上有体面或房产的法国人所组成。老百姓见了这“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是怒不可遏。
天津县的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
老百姓立刻行动，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虽则身上挂了长刀，也敌不过成千的者百姓，与丰大业同时丧命。
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门东边不远)，把天主堂烧了，杀死两个神父。再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十个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儿，然后将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写信给罗淑亚，开出赔偿费的清单。(三)由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时候，法国已为普鲁士战败，拿破仑第三作了威廉第二的俘虏，罗淑亚对于清廷之如此卑辞厚礼乐得接受。
崇厚到了法国，找不到法国的新元首或一位能代表元首的部长，决定放弃道歉的任务，经由美国回家。他到美国后，接到清廷谕旨，严令他再去法国。最后，在次年十月间(11月23日)，终于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面递同治的道歉书，向梯也尔表示，希望他对于清廷的惩凶与赔款两项措施认为已够。
梯也尔回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
一场大案子，到此总算完全结束。
《细说清朝》一一三、马新贻案
曾国藩之所以被调去两江，一方面是由于他办理天津教案、一意敷衍法国人，引起朝野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出了总督马新贻被刺的案子，清廷认为只有叫曾国藩去，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马新贻是出生于山东菏泽的回教徒，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安徽知县、知府、署按察使、署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马新贻在两江总督衙门后面、校场与便门之间遇刺。刺他的人姓张，名文祥，是河南汝阳人。
张文祥为什么要刺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南驻防将军署两江总督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
官方的文件，说张文祥的供词“反复屡变”。事实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改供”，而张文祥不肯政。
魁玉与张之万的报告说：“文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