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细说清朝》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细说清朝》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 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细说清朝》一一六、蒲安臣
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英文写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同时被派的，是志刚与孙家谷。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清廷为了敷衍英、法两国，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在华五年，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他任期届满，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他踌躇了几天，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打气”，终于答应。
答应了以后，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
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在1868年2月25日(同治六年二月初三)离开上海，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在欢迎宴会上，他强调中国已走上“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州长说：“我们的贵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
到了纽约，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蒲安臣演讲说：“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谷，树立闪耀的十字架”：中国而且准备“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筑铁路。”
美国的总统约翰生，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叫国务卿(国务秘书)席华德，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内容共有八条，例如，美国如与他国交战，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争战夺货劫人”；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作猪仔)，均按法律治罪；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
最重要的，是第八款：“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即如通线(海陆电报)、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公平酬劳。”
蒲安臣率领代表团，由美国到英国。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Disraeli)，对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从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ll月20日，等了两个月，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
其后，保守党内阁垮台，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情形才告好转。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仍必使用武力。
这项声明，虽则含有相当的“保留”，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
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第三接见他，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但是，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不过，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法，排拒普、俄。现在，只得改变方针，向普鲁士下功夫。他于是经由瑞典、丹麦、荷兰到了柏林，觐见普王威廉(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与铁血宰相俾斯麦。
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俾斯麦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代表“北德意志联邦”发表了一件声明，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
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达圣彼得堡。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难有结果，闷闷不乐。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后逝世。
清廷颁一万两银子，作为他的治丧费，追赠他“一品衔”。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
代表团的首席，由志刚接任。此人的能力、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只想早一点回国。
于是，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在比、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毫无收获。
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
无非是作为“修约”的一种准备。恭亲王对咸丰九年、十年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记忆犹新，而《中英天津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抚征询关于“再修约”的意见，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说：“遣使外洋，(各)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从众。”
于是，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
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其后天津教案发生，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绪元年，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副使是许钤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所驻的国家是美国、西班牙、秘鲁。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人数也极多。
对秘鲁建交，是李鸿章经手的。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企图自杀。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把船主与华工交由“各国领事公同讯问”。结果，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
这些是有案可稽的，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因为，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
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在《中秘通商条约》的草案上列入“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传案讯断”，倘华工对判词不服，可以上诉于“秘国各大员”；凡是合同内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的，雇主必须践约；倘合同内没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 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 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 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项要求：(一)由英国官员陪同中国政府人员赴云南查办，(二)准英属印度当局再派一个探险队进云南；(三)中国政府拿出十五万两交给威妥玛，备作将来赔偿抚恤等费；(四)依照条约，让威妥玛专为此事觐见(两宫皇太后)；(五)依照条约，不得于关税及子口税以外，对英国货品抽取其他税厘；(六)立即惩办应负此事件责任的官员。
(威妥玛对英国政府报告，只说提出了前三项要求。其后，英国政府给他批示，第一、第二两项尚可，对第三项“暂不置评”。)
总理衙门答复他，在原则上接受前三项要求，其余三项与本题无关。
同时候，驻华的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威妥玛小题大做，不该提出那后三项。于是威妥玛在八天以内，又给总理衙门十几次照会，时松时紧把各项要求忽减忽加，弄得清廷啼笑皆非。 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查办大员，威妥玛也派了使馆秘书格维纳陪同前往。
李瀚章与格维纳在八月间到达昆明。岑毓英把捉来的十名当地土著居民交给李瀚章审问，请格维纳观审。
李瀚章问其中的一个：“是你杀了马加理吗?”
岑毓英的翻译官：“大人说，你的名字是腊都吗？”
腊都点头。
李问：“你怎样杀马加理？”
翻译官：“大人说你在山上砍柴，怎样砍?”
腊都用手比斧，作砍柴状。
李问：“有没有人指使你?”
翻译官：“大人说，你喜欢不喜欢吃蛇?”
腊都摇头。
结果，腊都与其他十个土著居民，均定了死罪。李瀚章与格维纳均被蒙在鼓里，腊都等人自然更莫名其妙。
岑毓英自己十分得意，以为略施小汁，便把钦差大臣与洋人敷衍过去。但李瀚章与格维纳一离了昆明，这些无辜被捉的土著居民就“翻供”。威妥玛的耳朵长，有在缅甸的英国人给他写信。
威妥玛怒不可遏，找总理衙门算帐，要砍岑毓英的头。
威妥玛要求把一干人犯连同岑毓英，押到北京来复审。同时要求：李瀚章受人蒙蔽，也该治罪。总理衙门应付他的办法只是一个“拖”字。
拖到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威妥玛下了使馆的旗，率领使馆全体职员与眷属离开北京，到天津搭船去上海，又调英国兵船向渤海前进，做出想打仗的样子。
清廷这才着了急，特派李鸿章作“全权大使”，负责对威妥玛办交涉。
李鸿章找出总税务司赫德作调人，去上海向威妥玛转圜。
原来威妥玛去上海，一面是先作一个姿态，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上海的海底电线，向伦敦请示可否动武。伦敦的回答是：“不准动武”。
于是，他虽则生平极瞧不起赫德，见了赫德的面却变成很容易商量的样子。李鸿章托赫德劝他回天津，他不好意思。倘若要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纡尊降贵，到“南洋大臣”所管的上海向威妥玛请教，也好像是出乎情理之外。折衷的办法，是在烟台会面。
《细说清朝》一二一、烟台条约
威妥玛在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就到了烟台，李鸿章在二十九日也到。两人从七月初三谈起，谈到二十六日(9月13日)，谈妥了《烟台条约》，签字盖印。
这《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加理事件的解决办法；第二部分是规定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往来礼节；第三部分是扩充英人在华的商业机会。
就第一部分而沦，威妥玛的“宽大”出人意料之外。不仅岑毓英无须严办，连“已革都司李珍国”，与“凶手”腊都等十一人都一律释放。条约之中，并无关于岑毓英、李珍国、腊都等人的条文，这是在会谈的中间，由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后，取得李鸿章同意的。李鸿章起初还建议将李珍国、腊都等人的罪刑酌减，威妥玛却坚持要一律免罪：他的理由是，如果要办就该办岑毓英，事实是岑毓英激动官绅，官绅怂恿李珍国，下手的是李珍国所派的人，不是“野人”；“你们既不肯办岑毓英，那末李珍国与腊都等人也都不该办”。威妥玛而且告诉李鸿章，在李珍国被革职逮捕以后，他的家眷已被英国驻缅甸新街的领事接了去，加以收养。 《烟台条约》规定：对被害人的抚恤金为二十万两；派往英国的道歉特使，剋期启程。案子解决的经过，由李鸿章上奏朝廷(奏文须经威妥玛同意)，由朝廷发表谕旨，颁给总理衙门，通知各省督抚，写成告示张贴，再由威妥玛通饬各口领事，派员会同“地方大吏”所派的“妥员”，前往各处查看这些告示。
英国可以派军官驻节大理或云南其他城市，为期五年。英属印度当局可以再派一个探险队来云南。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贸易，另规定细则。
《烟台条约》的第二部分，规定各国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往来的礼节，但也包括领事裁判权的进一步具体细则，“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陪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庶保各无向隅。”
《烟台条约》的第三部分是涉及通商各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开芜湖、宜昌、温州、北海(合浦)四口。其次是，准许英国商船在安徽(铜陵县的)大通、安庆，江西的湖口，湖北的武昌、(嘉鱼县的)陆溪、沙市等处停泊，由中国民船起卸货物。
大通等处，不作为通商港口论，换言之洋人不得居住贸易、设立行栈。重庆呢，虽则此时轮船尚未能到(三峡的石滩有待清理)，清廷答应将来轮船能到之时，一定开为商埠。
洋人把居留地变成所谓“租界”，又窃占了警察权、收税权与组织整个“市政府”的权力，原是上海一隅因太平军的威胁而产生的特殊现象。
《烟台续约》对“租界”作了近乎正式的、法理上的承认。“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毋庸议，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同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
出入口货物，除了鸦片以外，概只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全国各地重重叠叠的厘金，早就有了条约上的规定。《烟台条约》重新予以强调。
关于鸦片的进口税，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以后，列强一向准抽高于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且不坚持以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代替厘金。换句话说，各地厘金照抽，视如“土货”。
《烟台条约》规定鸦片的各地厘金不妨也在上海于进口时一次缴纳，由商人说明，某一提单内之鸦片将经由何省运往何省，由海关代为汇合算清。
洋商纳完关税以后，又将洋货运走出口，所付的关税例应退还。这洋商倘若把他的货运出中国的甲口以后，再运入中国的乙口或丙口，则原在甲口缴付关税的收据，可以作为凭单，持往乙口或丙口，以免重缴一次关税。《烟台条约》规定，这收据的有效期限定为三年，期满无效。
在英属香港的外海，常有中国粤海关的小汽艇巡逻缉私，香港政府认为不便。《烟台条约》规定，此事交由中国地方官、粤海关与香港政府三方面派员会商改良办法。
《烟台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很迅速地予以批准。英国政府却延至光绪十一年，等候曾纪泽再签《烟台续约》十条，才肯批准。
续约把本约之中划定租界界限的条文取消，为的是让租界可以不断地扩大下去。续约也把鸦片应纳的关税与厘金加以硬性规定，每箱(一百斤)关税三十两银子、厘金八十两银子。
《细说清朝》五、努尔哈赤报仇
努尔哈赤这时候，年方二十五岁。
他对明兵无可奈何。他所有的，仅仅是十三副甲胄。马少，人少，牛羊也少。
他想：虽则没有力量与天朝一较雌雄，总该把尼堪外兰杀了出气。尼堪外兰是女真人，而且是建州卫的女真人，怎么反而出卖了阿太？“倘若尼堪外兰不出卖阿太，我的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何至于死？”
这尼堪外兰是图伦城的城主。图伦在古勒之西十里，两者均在沈阳之东。
努尔哈赤花了几个月的工夫，纠合到八九十人，便向图伦进攻。图伦被他一攻就攻了下来。但是，尼堪外兰已经逃走，逃到嘉班城去了。这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的事。
再过三个月，努尔哈赤向嘉班城进攻。嘉班城于是也被他攻下，但是尼堪外兰又逃走了，逃到了抚顺去。
抚顺的明朝守将不肯将尼堪外兰收容。尼堪外兰只得向天涯海角乱走，走得很远，一直走到了今日黑龙江省的省城西南三十多里的一个地方：鹅尔浑。他住定了下来。
努尔哈赤一时找他不到，也打他不到。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不但找到了他躲藏的地方，而且也把这地方打了下来。
在这三年之间，努尔哈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经和南边的董鄂部与东边的苏克苏浒部分别打了一仗；为了打通那赫图阿喇与鹅尔浑之间的路，也和哲陈部与浑河部，均打了仗。
最险的一次，是在进攻哲陈部之时，遇到大水，退兵，却见到前面有八百个敌人，排在浑河北岸，挡住去路。努尔哈赤的部下，人人起了恐慌，甚至有脱了甲胄，准备投降的。肯拼一拼的，除他自己以外，仅有弟弟舒尔哈赤与两个侍卫颜布禄与武陵噶。努尔哈赤不顾一切，率领这三人冲入八百个敌人的阵里，一口气杀了二十多，其余的七百七十几个敌人都被吓走。
他终于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月打下了哲陈部的托漠河城。在托漠河城他听到消息，尼堪外兰躲在鹅尔浑。他就去打鹅尔浑。谁知尼堪外兰又逃走了。
尼堪外兰这一次逃进了明朝的直属领土。努尔哈赤派斋萨带四十名兵，向明朝的守边军官硬要。军官不肯把尼堪外兰交给斋萨，叫斋萨自己动手将尼堪外兰当场捕杀。
《细说清朝》一二二、苦命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因，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所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比起他来，老醇王与小醇王要幸运得多。老醇王襄譞有道光作父亲，咸丰作哥哥，光绪作儿子，慈禧作大姨子，一生吃用不尽，无忧无虑(死于光绪十六年，年五十一)。他在城内有一个王府，在城外有一个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