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培养变法的后继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方面的新法接二连三的出笼，原因即在于此。而对熙宁变法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理财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这里，倘若试图对新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抑或折中的评价，都能毫不费力的举出足够的史料。正因如此，熙宁变法是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在可望的将来仍将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难题。
细说宋朝34：大变法与新旧党
在对熙宁新法内容作静态描述以后，现在该按时间顺序对这场大变法来一番动态的追踪。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变法开始。在安石建议下，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决策变法的中枢机构，由知枢密院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实际主其事的是变法派副帅吕惠卿。变法派骨干章惇成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是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他俩与吕惠卿成为王安石倚重的三驾马车。
新法陆续颁行，反对的呼声也日渐激烈。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经常争论新法，神宗总是偏袒安石，唐介不胜其愤，疽发而死。时人对当时五位宰执各给一字评语，合起来则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气勃勃的锐意新法；老指曾公亮，他因年老而依违在新旧党之间；病指富弼，他反对新法而称病不理政事；死即指唐介；苦指赵抃，他每见新法出台，“称哭者数十”。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好执偏见，轻信奸宄”，也不摆具体理由，就一口咬定“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变法方兴未艾，神宗正眷注着王安石，把弹章还给了吕诲，表示拒绝。吕诲见所言不被采纳，自求出朝表示抗议，宋代是赋予台谏官这一权力的。
均输法颁布不久，知谏院范纯仁上疏说安石变乱法度，掊克生灵，要求黜退他。神宗将章奏留中不发，纯仁也坚决求去，安石让人传话，说要让他改任知制诰，他不领情，安石大怒，要神宗重贬纯仁，神宗没有全听，让他担任成都路转运使。
十月，三朝重臣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一再称病，自求罢相。富弼罢相前，神宗问他谁可相代，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问他王安石如何，他也默然不语。富弼罢相后，陈升之补为宰相。神宗问起外议如何，司马光说：“现在二相（指陈升之与曾公亮）都是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与赵抃）都是楚人，他们必将引用乡党之人。”
如何看待司马光以南北地域观念来区别变法种对立的两派？倘若把变法派代表人物及其籍贯与反变法派代表人物及其籍贯分别作一统计，不难发现：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而反变法派中北人的比重则大为增加。但因此把新旧党说成是地域上的南北派，显然并不妥当，因为旧党代表中南人也不少。
据说，宋太祖曾在禁中立石，刊刻“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的家法。但从真宗用王钦若、丁谓起，对这一祖训就置若罔闻。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中的比重，都与时俱进。神宗倚重的新党也反映了这一趋向。
但陈升之虽是南人，却只是新党的同路人，是为了自己地位才附和变法派的。在升任宰相以后，他就在表面上与变法派保持距离，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当然不同意，推荐韩绛主其事，韩绛可是坚定的变法派。
通过具体实施，青苗法虽然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部分利益，缓解了贫下户的燃眉之急，但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硬性摊派成为最大的弊病。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任上上书：“兴利之臣纷纷四处。条文虽然禁止抑配，但倘不抑配，上户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
神宗见奏，大称韩琦是真忠臣，自责“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王安石则反击道：“抑兼并，振贫弱，怎能称为兴利之臣！”神宗开始动摇，下令中止青苗法。安石称病不出，上章求去。考虑到安石一去，变法也将寿终正寝，富国强兵梦也无从实现，神宗便反悔几天前的决定，一边继续推行青苗法，一边敦请安石出来理政。
安石出来后，令曾布驳斥韩琦的奏疏，颁示天下，引来了韩琦激烈的反驳。神宗派出两个宦官到开封府界调查青苗法执行情况，他俩回来报告说没有抑配，“民情深愿”。一说变法派买通了这两个人，但神宗却因此深信不疑。
神宗还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打算重用司马光，王安石明确反对：“现在用司马光，无疑是为反对派树上一面大旗。”安石托病期间，神宗让司马光升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一辞再辞，并要求神宗罢青苗、免役二法。两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反变法派说王安石在神宗面前鼓吹“三不足之说”，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司马光还把这种论点作为批判的靶子，出成策问题去考举子。这一概括实际上并没有曲解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但在反变法派看来却都是惊世骇俗的罪名。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说：“过去视为贤者的，都认为目前做法不对。难道过去的贤者，现在都不肖了吗？”确实，在反对派名录中，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吕诲、范镇、范纯仁、苏轼，等等，哪个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呢？后人可以说这些贤者趋向了保守，但当时这句话显然刺痛了王安石，吕公著被罢职外放。
十余日后，参知政事赵抃见安石加强了新法的力度，感到再也无法与之共处在宰执集团之中，也上了一奏，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四十余名青苗使者“骚动天下”，“财利于事为轻，民心得失为重”，自求罢政，出知州郡。韩绛补上了执政的空缺。
王安石急切地想把变法支持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李定是他的学生，入京后大说青苗法便民，安石即推荐他面见神宗，以坚定神宗变法的信念。他还不顾任命的常规，把李定破格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和李大临坚持原则给予反对，最终都被掳去了知制诰的职务，硬是让李定当上了御史。安石此举应是考虑到台谏喉舌多为旧党，试图在舆论上扭转局势。
这时，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和右正言李常也分别上书反对新法，都被赶出了朝廷，以至数日之内，台谏一空。王安石见舆论汹汹，便向神宗建议让谢景温当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与安石是姻亲，这一任命是有违台谏回避制度的。五月，撤销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认为这一机构不合理的呼声太多，其职能划归中书属下的司农寺，由吕惠卿兼判。
曾公亮也只是变法的同路人，当初推荐王安石是为了排挤韩琦，见神宗十分信任安石，便顺势行舟，但表面上还作出有所不同的样子。至此，他以年老自求罢相，苏轼批评他不能纠正弊端，他回答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这也证明熙宁变法前期神宗、王安石确实是同心同德配合默契的，神宗自己也对安石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
十二月，韩绛升为宰相，免役法也正式在开封府试行。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免役法的要害并不是“免役”，而在于役钱。按理说，差役既然原是乡村上等户的事，该差为雇，征收役钱，绝无向乡村下等户征收的道理。而免役法却规定乡村下等户和女户、单丁户从此必须交纳原先所无的役钱，无论如何这是额外的负担。
于是，马上就有东明县的数百人聚集到开封府闹事，一说这是反变法派策划挑唆的。但问题正如知永兴军司马光上奏所说：“有司立法，为钱是求。富者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因为对贫下户说来，为了交纳免役钱，丰年还可以贱粜其谷应付，灾年只能杀牛卖田凑数了。
司马光见上书未被采纳，便一再要求神宗让他改判西经洛阳御史留台。熙宁四年四月，神宗同意他出任这一闲差，让他专心致志去修《资治通鉴》。他到洛阳不久，吕诲去世，临终喊着司马光的表字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但司马光却从此决口不论政事，修书的同时，他在冷观风云的变化。
熙宁六年四月，最后一名老臣文彦博辞去枢密使的职位，出判府郡。他看不惯市易法实行一年以来，连水果也要派官监卖，认为堂堂大国，皇皇求利，损国体而敛民怨。市易法是由国家实行对商业的垄断，虽然确保国家能从商人手中夺走部分利益，却在客观上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变法高潮中，这对君臣有一段著名对话。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的话除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外，很容易令人得出反变法派代表大地主阶级的错觉，而神宗的话就更易得出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结论了。实际上，无论何派，都是不折不扣的士大夫，问题仅仅在于，反变法派是士大夫中的多数派（此即神宗所谓“诚多不悦”，也就是文彦博敢于径以士大夫代表自居的原因），变法派只是士大夫中的少数派。
从七月开始，连续大旱，引发饥荒，而新法规定的各种征敛却刻不容缓，因变卖田产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扶老携幼开始向开封府等大城市集体逃亡，指望能乞讨求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入京任职时曾对安石直言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的弊病，安石不答。熙宁七月四日，郑侠日见赢疾愁苦的灾民涌入开封，便把现状绘成画卷，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想通过正常途径送给神宗，遭到梗阻。忧民之心不能自已，他便假称是密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了上去，希望神宗“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语，即斩臣宣德门外。”
神宗看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次日即下令暂罢青苗、免役等十八项新法，事有凑巧，不日即大雨如注，延续十月的灾情得以缓解。神宗拿出郑侠的画卷与上书给王安石看，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惩处了郑侠。吕惠卿等人含泪对神宗说：“陛下废寝忘食，成此美政，一旦废罢，岂不可惜！”神宗再令恢复新法，只暂罢方田均税法。
郑侠事件以后，王安石就撂挑子自求去位，意志十分坚决。在这以前，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听到民间最苦青苗法和免役法，就曾出面建议让王安石暂时“出之于外”，神宗以为群臣中只有安石敢于担当大事，顶住了内廷的干预。如今，太皇太后和神宗生母高太后再次流涕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见再三挽留也无效果，同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但给他一个特权，可以随时入宫商议朝政。
王安石也不愿看到变法成果付诸东流，推荐韩绛替代自己为相，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协助他，神宗也同意这一安排。两人萧规曹随，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惠卿还一边示意监司郡守们表态支持新法，一边说服神宗下诏声明：不因执行偏差而废除新政，因而安石罢相倒并不影响变法的继续。
但不久变法派就出现了内讧。提举市易的吕嘉问在执行过程中多收免行钱邀赏，另一个变法派骨干曾布时任三司使，对属下吕嘉问本来就有私愤，也知道神宗对市易法向来有不同看法，便抓住这一问题做文章。神宗让吕惠卿与曾布共同处理这事，而惠卿向来不满曾布，便说他阻挠新法。曾布被赶出了朝廷，由章惇继任三司使。
神宗看吕惠卿很准，认为他虽有“美才”，却有忌能、好胜、不公的毛病。他当上执政以后，感觉大好，疑忌神宗再用王安石，开始做些小动作。这时恰有李逢大狱，事关大逆，牵连者甚多，同案犯中有与安石关系稔熟的人，吕惠卿意欲让其人“有所诬衅”。见惠卿受神宗重用，变法派中趋炎附势的小人也都打算改换门庭，邓绾、邓润甫在李逢之狱上特卖劲。
宰相韩绛与吕惠卿在政事上数有争执，都占不了上风，暗中建议神宗再相王安石，神宗见韩绛难以独当一面，对其建议深以为然。惠卿知道后，就在神宗面前说安石的不是，不料神宗把他的上奏都封转给了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日夜兼程，仅用七天赶到京城，再次入相，他不能容忍吕惠卿的背叛。但复相以后，王安石与韩绛的亲密关系也开始恶化。韩绛主张市易司不能用那些只盯住“利”的官员，安石抢白他：“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八月，韩绛罢相。
吕惠卿对安石再相有点措手不及，御史转而弹劾他欺君立党，御史中丞邓绾见风使舵，掉转头来审理惠卿强买秀州民田事。神宗还想协调安石与惠卿的关系，但安石的倔强，惠卿的偏狭，使神宗的努力化为失望。惠卿一再向神宗表示二者必择其一，并不无讽刺的说：“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十月，吕惠卿罢政出知陈州，章惇也因趋附惠卿而出朝。
这月有彗星出现，反变法派利用天变做起了文章，神宗与王安石说起民间颇苦新法，安石不以为然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又称病不出，神宗敦勉他出来视政。新党骨干建议安石进用皇帝素不喜欢的措施，以巩固权力稳定局面。安石这么做了，神宗喜其复出，无不一一采用。
对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之子王雱比乃父还要恼火，他让吕嘉问等人将邓绾论列惠卿的报告，夹上其他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吕惠卿得到情报，上书反击，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神宗拿惠卿的奏状给安石看，安石声称不知，回家一问王雱才知底里，便怒责儿子坏事。神宗因一系列事件，也开始“颇厌安石所为”。
邓绾其人确实鲜廉寡耻，前几年趋附王安石时，其乡人在京的都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次他担心安石失势，便上书神宗，请录用安石之子王雱，并赐第京师以为挽留。神宗说给安石听，对这一帮倒忙的上书，安石表示有失国体，应该黜免。于是，神宗将邓绾贬职出朝，向王安石传达了不满的情绪。
再相以后，王安石多次称病求去。不久，王雱因愤懑疽发而死，安石十分伤感，力请辞相。神宗同意他出判江宁府。吕惠卿还在倒王安石的戈，他把安石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看，其中有“无使上知”等语。在无法确知这些话语背景的情况下，神宗自然会认为安石在欺瞒自己，君臣际会打上了终止符。王安石后来退居金陵，元祐元年（1086年），在新法被旧党尽废的日子里寂寞辞世。
熙宁变法虽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的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却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之初曾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救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以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为七百万贯。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而青苗还息和免役纳钱，负担最重、受害最深的还是被迫以实物易货币的贫民下户。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熙宁新法在军事改革上的成效相当有限，以至有人说新政富国有术而强兵无力。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的弊病并未见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会上演数十年后女贞铁骑灭亡北宋的悲剧。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无法彻底实现，倒是主要用来控制民众反抗，其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反动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实践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了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论也就大相径庭。青苗法制定以后，征求意见，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的问题难以解决。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陆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变法派竟以“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的弊病，还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
宋人与今人都有“熙丰新法”的说法，熙宁新政与元丰改制一脉相承，熙宁新法的绝大部分略作调整后仍在元丰年间继续推行，因而这一说法大体不错。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熙丰新法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是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其后则完全由神宗来主持的。实际上在安石再相以后，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向，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曾对人说神宗只要听从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师臣”的待遇，这也是他再次辞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与韩绛为相的是吴充和王珪。吴充虽与安石是儿女亲家，但对神宗好几次数说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为相，一方面固然因吴充中立不党，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场上的动摇和倒退。吴充请求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旧臣，司马光闻讯十分兴奋，致信吴充历数废除新法的必要性。这时，蔡确搬出萧规曹随的典故对神宗说：“新法是陛下所建立的，前相助成，后相废除，让老百姓何所适从？”神宗默然，他确实不想完全废止新法，吴充只好打消改革新法的念头。
元丰年间另一个宰相王珪是典型的变色龙。熙宁三年，王安石拜相，他任参知政事，表态拥护变法。吴充建议废新法，他应声附和，惹怒了御史，当场质问他：“要么昨是，要么今非。”他只得表示新法不能变。他容不得吴充，向神宗力荐蔡确。元丰二年，蔡确参知政事。次年，吴充在两人夹击下辞去相位，王珪独相。元丰五年，蔡确升为宰相，成为变法派在朝中的代表。王珪虽为首相，却尸位素餐。当时人讥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有三句口头禅：上朝进奏，说是“取圣旨”；接受批阅，说是“领圣旨”；归见下属，说是“已得圣旨”。
在熙宁变法中，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几次表现出犹豫动摇，以至安石说他：“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的熟！”实际上，神宗作为君主的思路与安石有所不同，他必须更多考虑协调新党旧臣的关系，更多考虑把握富国与敛民之间的尺度。
王安石再次罢相以后，神宗一方面反思变法中的弊病，一方面起用部分反变法的大臣。熙宁九年（1076年）在罢免王安石同时，任命冯京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1080年）吕公著也出任枢密副使。
富国强兵是贯穿熙丰新法的主线，但元丰之政颇异于熙宁。神宗主持元丰改制以后，明显将重点放在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上。元丰改制，广义指元丰年间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种改革，狭义则仅指元丰年间推行的职官制度改革。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复杂紊乱，元丰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国，在建设新官制的同时，并没有全部取消旧官制，许多前代的官名职位都保存了下来。新旧杂厕，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能不专，也就成为北宋官制的普遍现象。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譬如户部尚书，若没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是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称为差遣。即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承担，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除了寄禄官和差遣官，宋代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帖职，除北宋前期部分带帖职的中央官员兼有馆阁实务外，大部分只是荣誉性的职衔，通称“帖职”，也称“职名”，简称“职”，这样就构成了宋代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机器官员的冗杂和效能的低下，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责、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丰官制改革。大体从熙宁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为蓝本，着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元丰三年，颁布《寄禄新格》，开始执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禄官新官阶。元丰五年，新颁三省以下中央机构的组织法规和《官品令》。
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诏书里规定：所有仅领空名的寄禄官全部废罢，更换以相应的阶官，作为领取俸禄的级别标准。新的阶官共二十五阶，比旧寄禄官省减了十七阶。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比旧官品减省了十二阶。以后官员升迁与俸禄都按《寄禄新格》和新《官品令》办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元丰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职能都已转移分割到其它机构，其长官也只是寄禄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虚名。元丰改制恢复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在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上不再叫中书门下，改称都堂。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但因采取唐代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旧制，实权却在右相），中书省与门下省各另设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务，与主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但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没有改变，二府长官仍统称宰执，有人曾主张废除枢密院，神宗明确反对削弱这种“相互维制”的机制。尚书省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具体职能部门，各设尚书与侍郎为正副长官。原来从六部转移分割出来的职能机构分别还归各部，例如审官院、流内铨与三班院归吏部，三司与司农寺归户部，太常礼院归礼部，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部，等等。
新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机构简化，费用减省，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还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还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元丰年间神宗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茶、盐、矾、铁，扩大禁榷区域和专利力度。
在加强军事实力上，神宗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依托将兵法，设立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等，负责军事训练，提高战斗能力。据苏辙说：“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剑槊击刺，弓弩斗力，比旧皆倍。”第二，依托保甲法，对保甲民兵全面实施训练，以“集教法”对大保长进行集中培训，以“团教法”对保丁分别实施训练，到元丰四年，开封府界与两边各路集训过的大保长与保丁已近七十万人。当然，对这种军事训练的实际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摆形式，走过场，也是古已有之的。
总的说来，元丰改制在触动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与熙宁新政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给人的感觉只是波澜壮阔以后的一泓死水，这也许是王安石比宋神宗更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二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一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熙宁元年（1068年），变法派杰出的军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门户，斩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后伺机出兵，关门打狗。
这一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就牵涉到宋军的人才与素质。但神宗显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司马光、富弼等老臣纷纷上书，认为内政还没有做好，贸然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王安石却鼓励神宗时不可失。
熙宁四年，神宗设立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略河湟。次年，王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招抚吐蕃部落三十余万人，拓地二千余里。神宗升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设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历史上把王韶经营河湟的活动成为熙河开边。王韶的成功把神宗的梦想再次激活，对西夏用兵已势在必行。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总管种谔上书神宗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倘若西夏被辽朝趁机攻取，必为中国的大患。神宗召见了他，他指陈箸划之余大言道：“夏国无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便定议攻夏。
知枢密院孙固和同知枢密院吕公著反对轻率举兵，并提出一个尖锐的实质性问题，谁是合适的主帅？神宗说：“朕已属李宪。”孙固以为，由宦官李宪担任主帅是十分错误的决定。但神宗固执己见，七月，命李宪为主帅，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受王中正节制；五路并进，会师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进而消灭西夏。五路将领中，李宪与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将才。
宋军从八月开始行动。种谔率军九万余攻克米脂城，挟功上奏要求不再受节制，进兵至石州（今陕西横山东北），已是十月，军粮不继，又遇大雪，将士不耐饥寒，冻饿死者十至二三，大军溃散，生还入塞者仅三万。王中正率部渡无定河北行，这支军队最无纪律，也无战功，入宥州（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滥杀无辜，纵火焚城，粮草也完全断绝，死亡达二万余人，已经溃不成军。
高遵裕率部近九万，十月兵不血刃进抵韦州（今宁夏同心东北），也因粮草不继而扎营旱海等待接济。刘昌祚率蕃汉兵五万，在宋夏边境击退西夏三万兵马的阻击，十一月先于高遵裕兵进逼灵州城下，前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忌功，传令他不许乘胜攻城，致使坐失战机。其后，高遵裕指挥围城达十八日，却久攻不下。西夏军一边决黄河水倒灌宋营，一边派兵断绝了宋军的粮道。大批宋军冻溺而死，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率军十余万，九月收复兰州古城，便迟迟不愿进军，到十一月才进抵天都山（在今宁夏海原境），这时高遵裕、刘昌祚已经战败，他接诏回师。
神宗对灵州之役寄予厚望，中夜听到惨败的消息，起绕床榻环行，彻夜不能入寐，因此身染疾病。宋军在这次战役中仓促出征，麻痹轻敌，各自为战，互相扯皮，既缺少一个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主帅，又在军粮供应上严重脱节，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军实行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的正确战略，再捕捉战机，断敌粮运，终于取得灵州保卫战的胜利。
战后，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不复议再举事”；一方面却姑息败军之将，只是贬了高遵裕、刘昌祚和王中正的官，却断然拒绝了要求处死李宪的上奏，还将其提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宋军在东北方向攻占了军事要镇米脂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则控制了兰州，开拓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换取这些战果的代价未免太大。
实际上，神宗并不甘心灵州战败，他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战争。元丰五年，鉴于西征时攻克西夏诸州而不能守的经验教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带筑城，作为进瞰西夏的桥头堡。神宗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经营其事。
徐禧下车伊始，认为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地势险峻，可以筑城作为根据地，进扼横山关隘，长驱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永乐城易攻难守，沈括与种谔都有异议，种谔甚至尖锐指出“城之必败”。但徐禧固执己见，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仅用十四天即大功告成，神宗赐名“银川寨”。
对西夏说来，衡山是其心腹之地，当然容不得宋朝在其间插上一根眼中钉。永乐城筑成仅十余日，西夏即出动包括铁鹞子军在内的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当时，守城宋军仅三万，而攻城的西夏军达数十万，沈括曾建议弃城诱敌，被徐禧拒绝。大将高永能要求在西夏军尚未成列时出击，遭到否决。另一将领曲珍请在铁鹞子军渡河将半时出击，再遭否决。
战机频失，处境日险，永乐城小人众，粮草供应不足，而关键的水源竟被西夏军切断。争夺水源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曲珍提议绕道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老幼，扰乱其军心，以摆脱困境，徐禧仍不采纳。眼见城内断水，坐以待毙，渴死者十之六七，甚至有人绞马粪汁当水喝。二十日，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是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多日饥渴，宋军已无抵抗能力，徐禧、李舜举与高永能被乱军杀死，守城士兵和夫役几乎全军覆没。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永乐城失陷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时面对辅臣失声痛哭，群臣不敢仰视。永乐之役大大刺伤了神宗，史称“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他的强兵开边梦彻底破碎了。不仅精神萎顿不振，病情也日渐加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辞别了人世。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决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
细说宋朝37：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王珪他们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曾祖就是曹彬。他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严格恪守宋朝的家法，并不出面干预。
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随意出入皇帝的寝殿，一方面暗地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一件黄袍。尽管赵颢和赵頵也是高太后所生，但她在皇位传递上显然主张父死子继，而不像太祖之母杜太后那样希望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当皇帝。
在神宗弥留之际，另一个宰相蔡确与职方员外郎邢恕密谋，准备拥立赵颢或赵頵，由邢恕去找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兄弟，高公绘一口拒绝：“你这不是陷害我们高家吗！”蔡确、邢恕见谋立不成，反咬高太后要立赵颢。
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在其后九年里，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舆论，援引孔子的话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针锋相对的还击，他一方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吕惠卿分开，说新法都是王、吕所为；另一方面他强调高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把新法与神宗撇清，显然是自欺欺人，但这种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旧权威的当口被袭用。所谓“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绕开了“以子改父”，从皇权继承角度却是讲不通的，因为继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这也为日后哲宗绍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实。
司马光认为朝中尽是变法派的天下，便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以为他们的品行学问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还推荐了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尽其才干；并建议让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德高望重的旧臣各举人才。于是，一大批反变法派联骈入朝，力量对比顿时改观。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的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闰二月，右司谏王觌向变法派大臣发起攻击，说：“八个宰执，奸邪居半，让一两个元老怎么施展抱负！”接着连续上奏指斥蔡确、章惇、韩缜。孙觉、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其他台谏也猛攻蔡确，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臣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
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的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的意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份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这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的。”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均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五天恢复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一个典型风派，很快从变法派阵营倒向反变法派。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每人都像你这样，有什么不能贯彻的？”范纯仁对司马光说：“你这是让人不要说话。这与那些新近迎合王安石邀求富贵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范纯仁因国用支绌，建议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为不妥。司马光正抱病在家，闻讯急忙入见高太后，追问是哪个奸人主张重新实行这个方法的，吓得范纯仁在旁不敢吱声。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