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对变法派的打击也在不断升级。紧随蔡确、章惇、韩缜之后，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也相继被贬。范纯仁建议说：“录人之过，不宜太深。”高太后下诏，与前朝变法有关者台谏不必再追究，但立即遭到台谏官义正言辞的驳斥。
针对有人主张除恶务尽，吕公著处理问题比较稳健持平，以为治道去其太甚者，应该让那些变法派改过自新，不能使他们自暴自弃。但这种正确意见往往被情绪化的反驳所淹没。
吕惠卿早在神宗时就被贬出朝，那是变法派内讧的结果。现在，他遭到反变法派的清算，元祐元年，他被建州安置，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所致。
蔡确罢相以后，次年再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出游当地车盖亭时作诗十首。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过节，元祐四年得到这诗后就捕风捉影的作了笺注，上书中书，指斥蔡确曲折用典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事影射高太后。台谏刘安世等劾论不断，高太后大为震怒，命宰执讨论处理方案。
这时，吕公著刚去世，文彦博以平章军国重事提议贬至岭南。右相范纯仁对左相吕大防说：“贬至岭南这条路，自真宗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我辈一开，恐难自免。”但终于决定将蔡确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纯仁对高太后进谏道：“朝廷不能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贬黜大臣。不能开这种先例。”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和侍御史盛陶也都反对这种罗织之风，都被贬黜。
宰相吕大防与执政刘挚向高太后建议为蔡确换一近地州郡，她在帘后厉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不久，纯仁也被罢相，因为竟有台谏指责他与蔡确结党，意气情绪已使部分反变法派不分是非曲直了。
蔡确一案牵连颇广，梁焘开出两张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蔡确最后死在贬所，朝野震动，新党就把这口怨气憋到绍圣绍述，吐还给了所谓的旧党，连开列名单的方式都为元祐党籍碑所效法。范纯仁等人的说法是深具眼光的，但当时的高太后与明清以后锻炼文字狱的独裁者并未从中得到警悟。
元祐五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退了下来，吕大防独相，见熙丰新党反弹得厉害，便与门下侍郎刘挚打算引用一些新党，来点安抚，搞点“调停”。但遭到御史中丞苏辙的驳斥，他提醒高太后“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高太后以为说得在理，调停之说便断了下文。
司马光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自他去世后，位居要津的反变法派失去了凝聚力，这一现象在吕公著死后日渐加剧。除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和范祖禹等独立自守，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洛党首领是程颐，其下有朱光庭、贾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是苏轼，其下有苏辙、吕陶等。朔党领袖人物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其下成员颇多。如果说，他们在熙宁时与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那么，他们在元祐间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那么点差异，剩下的就只有党派的私利和意气了。
元祐更化以后，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这是一个经筵官的差遣，为皇帝上课说经，他也真得以帝王师自居。人们对他说文彦博对皇帝还毕恭毕敬，他回答说：“他是三朝老臣，侍奉皇帝自应谨慎。我以布衣来为皇帝上课，不自重行吗？”这种酸味，与苏轼的风格格格不入。
司马光死后数日，朝廷大享明堂，事后大家去司马光邸宅吊唁，程颐以为于理不合，因为某天如果悲哀当哭，就不应该欢乐而歌。苏轼当即嘲讽道：“这是汉代蒙冤被斩于市的叔孙通制订的礼。”大概就在这时或前后不久，苏轼还送过他一个绰号，叫作“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地名，用来借喻程颐不过是一个蹩脚的乡巴佬儒生，程颐这就结下了怨气。
数月以后，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题策试馆职，题目说：“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偷谓苟且）；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刻谓峻刻）。”苏轼自辩说试题着眼当前吏治，且经御笔批点。朔党的王岩叟以为苏轼出题失当，推卸责任更罪不可恕。
蜀党的吕陶上书辩护，挑明了苏轼与程颐的个人恩怨，特别提到了朱光庭的籍贯，希望朝廷不要助长朋党之争。但王岩叟、朱光庭却仍紧追不放，上书不止。范纯仁的见解比较公允，他认为苏轼“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但“相互攻讦，流弊渐大”，不过朝廷也不必因此惩治上书言事的台谏官。但高太后在为苏轼开脱的同时，还是贬斥了有关的台谏官。
通过这一事件，洛蜀朔党争正式公开化。元祐二年夏秋之际，哲宗因患疮疹不能听讲经书，程颐就指责高太后：“既然皇帝不能上殿，太皇太后怎能单独垂帘听政呢？”高太后受不了这种道貌岸然的批评，免去他经筵侍读的差遣。
洛党不甘心自己在朝实力的削弱，贾易就上疏指斥吕陶党附二苏，背后有文彦博、范纯仁撑腰。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牵扯，高太后大为不满，让宰相吕公著惩处。吕公著虽以为贾易恣意诋毁，但因是台谏官，责罚太重，不利于广开言路，只是免去言职，外放州郡。不料贾易外放以后，还是咬住不放，超越了职权范围，引起了普遍反感，被贬至广德军。
元祐六年，贾易再次弹劾苏轼，这次翻的是旧帐。说是神宗去世时，苏轼在扬州赋诗道“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也欣然”，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他却“闻好语”、“也欣然”，岂不罪该万死。苏轼这诗是在游上方寺以后所写，与神宗之死了无关系。贾易继吴处厚以后，企图再制造一起文字狱，以打击蜀党。
元祐六年二月，刘挚由执政升为右相。刘挚性格峭直激烈，元祐初任台谏官时嫉恶如仇，无意中开罪了不少人。投机分子邢恕曾与他同学与程颢门下。邢恕此人好钻营，奔走于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蔡确之门，神宗逝世前，在拥立新帝上押宝，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哲宗即位后，他又替高公绘出主意，建议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后留个后路。高太后见奏，直到侄子大字不识一个，问明了底细，把邢恕发落到永州做酒监。
因有那么一层交易，刘挚在信里劝邢恕“为国自爱，以俟休复”。郑雍、杨畏一直想找刘挚的碴，辗转搞到了这封信，把“以俟休复”解释为“等太皇太后他日复辟”，还搜集到刘挚曾教过章惇之子功课的情报，一并呈送给高太后。
与此相呼应，揭发刘挚与邢恕交通的奏疏，高太后一下子收到十八份。她原来对刘挚的好印象，立即大打折扣，认为他笼络章惇与邢恕，在为自己留退路。正直之士的劝谏，刘挚本人的辩白，在一边倒的舆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十一月，刘挚罢相出朝。
郑雍开列了一张刘挚同党的名单，计有王岩叟、刘安世、王觌、朱光庭、梁焘、贾易等三十人，其中固然多朔党，但洛党的朱光庭与贾易也在其间。开名单，划同党，已成一时风气。杨畏此人，人称“杨三变”，最先追随王安石与吕惠卿，元祐更化时向司马光献媚，而今又帮助左相吕大防挤走右相刘挚，他这种倾危反复的勾当在绍圣期间还有新表现。
元祐八年秋天，高太后病重，问宰执自己垂帘九年有否施恩高氏的情况（她自觉裁抑外戚的表率，赢得了朝廷内外的敬佩。据说，有一年元宵节，她为高家外戚推恩，吩咐给年长的每人送两匹绢，给年幼的只分两个乳糖狮子）。她当着哲宗说：“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这事官家应该好好记着。老身殁后，必然有很多人来教唆官家，应该不要听。”在总结自己垂帘的政绩和更化的根据后，她向哲宗留下了政治遗言，撒手归天。
高太后的去世，是元祐更化结束、绍圣绍述开始的标志。有记载说，“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甚至称颂她是“女中尧舜”，但这些恐怕都是反变法派的评价。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尽废新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细说宋朝38：绍圣绍述
高太后是元祐更化的核心人物，元祐旧臣都仰承她的鼻息，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甚至连他说话都爱理不理。在高太后的阴影下，宋哲宗活得很压抑，对高太后和元祐诸臣积聚着深深的怨愤。有一次，高太后问他：“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在追述高太后垂帘时，好几次都说“朕只见臀背”，发泄对高太后的强烈不满。许多朝臣窥测到这种逆反心理，开始大讲高太后坏话。知枢密院韩忠彦希望哲宗能像仁宗禁止群臣议论刘太后那样，下诏禁止。
十二月，宰相吕大防护送高太后灵柩去皇陵落葬，杨畏就上疏希望哲宗继承先帝之政。哲宗问他先朝哪些人可以复用，杨畏列举了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元祐九年二月，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述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执政苏辙列举了汉昭帝罢去武帝晚年苛政等例子，对李清臣的策论题表示不同意见。哲宗对苏辙将神宗比武帝勃然大怒，范纯仁从容劝谏道：“苏辙的比喻并没有谤意，对大臣不能像呵斥奴仆一样。”但苏辙终于出知州郡。接着，吕大防与范纯仁也先后罢相，但这还是较温和的宰执替换。
四月，谏官张商英因元祐时没能受到重用而积怨在心，开始猛烈抨击司马光、文彦博误国，甚至把高太后比为吕后与武则天。她挑动哲宗，希望他无忘元祐时。当时，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建议恢复神宗事业，改元顺应天意，于是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
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至此入朝拜相。他在哲宗在位期间，始终独居相位。在新党干将中，吕惠卿因与王安石交恶而大失人望，在绍述中没能得到哲宗的青睐；曾布虽也力主绍述，但在不少问题上，并不一味盲从新党某些过激的做法，哲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明显不及章惇。
章惇入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宗旨来推行绍圣政治的。有人对他说：“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他根本听不进去。章惇主持绍述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元祐年间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元祐诸臣全部予以放逐和打击。他首先引用了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等，占据了重要职位，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
林希任中书舍人，贬逐元祐大臣的制词多出其手，他甚至敢斥高太后为“老奸擅国”，以至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坏了名节！”那个善变的杨畏无耻的向章惇表白：自己前不久利用吕大防驱逐刘挚，完全是“迹在元祐，心在熙宁”，人们都说杨畏当初巴结吕相公，与现在巴结章相公一模一样。蔡京也同样，当朝廷对免役法与差役法议而不决时，他建议章惇直接推行熙宁成法，何必议论？于是，他又成为免役法的主张者。
五月，章惇开列了元祐年间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的大臣，共计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人，分别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反变法派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实力而论，宋方如若希望和平，是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的。不过，现在章惇说他们“挟奸妄上”，也太言过其实。
六月，贬死蔡确的事被重新提起，吕大防与刘挚被视为罪魁祸首，再次贬官。其实，他俩对重贬蔡确并不以为然，现在反正也不分青红皂白了。元祐群臣被点名的越来越多，活着的被越贬越远，官职越贬越小，死了的被追夺赠官和美谥。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俩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章惇与蔡卞等三省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人认为发墓不是圣德之事，哲宗也以为无益公家，这才罢手。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两种修史意见就针锋相对。礼部侍郎陆佃以为王安石多有是处，黄庭坚说这样修史就是佞史，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陆佃也受到落职的处分。
绍圣二年八月，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范纯仁虽不在其中，仍上章论谏，他知道这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却坦然说：“我曾为大臣，国事如此，我若不说，有负天地。”哲宗欲听其劝，经不住章惇反复进言，不仅吕大防等人没能改善处境，纯仁也从京畿近地贬到湖北。这年岁末，重新清查元祐章疏，不让有所谓漏网之鱼。言官陈次升上疏力论章惇、蔡卞网罗党羽，打击贤良，希望哲宗限制他们的权力，给元祐群臣以“自新之路”。
绍圣责降元祐党人，主要固然是新旧党之争，但元祐群臣目中只有高太后没有宋哲宗，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执政大臣苏颂看到这点，忧虑道：“黄帝一大，谁任其咎？”他自己在向高太后请示以后，必再向哲宗汇报。因而当有人准备弹劾苏颂，哲宗出面保护，说“苏颂知君臣之义”。
哲宗也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君主，对已故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实行了追贬、夺恩封等办法（对死者追施打击，应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后代也遭到贬黜（株连亲属，同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远贬到岭南。
绍圣绍述使积重难返的北宋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王夫之认为，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北宋灭亡固然还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一次更大的折腾，其后政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则是不争的事实。
范纯仁一向最重国体，也在迁谪之列，对他的责罚还算是轻的，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一路上，家人大骂章惇。路过湘江橘子洲时几乎倾覆，他平静地对儿子说：“船破，难道也是章惇所为吗？”
韩维本来也在贬谪之列，他先向神宗竭力推崇王安石，熙丰新法时在青苗法与保甲法的评价上和安石相左而出朝外任，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急切做法，其子向章惇申诉了韩维与司马光的争论，朝廷允许他以平民身份归里。
范纯仁的儿子们也想申说乃父与司马光在免役法与青苗法问题上的争执，希望免去对父亲的贬谪，纯仁说：“同朝论事，有不合是正常的。那些事不说也罢。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在绍圣大流放中，出人意料的是杨畏也名列其中。章惇对他“迹在元祐，心在熙宁”的表白先是信以为真，后来发现他与自己暗中作对，更反感他在元祐的作为，也把他打入了元祐党籍。
章惇还发现林希有倒向曾布的倾向，打算除掉他。而林希与邢恕不和，当时程颐编管涪州（今四川涪陵）的诏命刚下，林希知道邢恕与程颐一向雅善，估计邢恕会出面论救，不料邢恕却表态说“即便斩程颐万段，也不论救”，章惇干脆让林希与邢恕一起罢职外任。这真是一场小人的勾心斗角。
绍圣四年四月，神宗病危时皇位传承问题再被翻了出来，矛头直指高太后，怀疑他曾打算立子不立孙，这是新党最能煽起哲宗反感的一着。这时，邢恕却为此事上窜下跳，但没能成功。八月，蔡确之子蔡渭揭发说，蔡确之弟蔡硕曾在邢恕处见过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书信，说及所谓大逆不道之谋。
也许为了撇清，这时文及甫也站出来告发说，其父文彦博临终曾对他说起刘挚等在元祐初准备策划宫廷政变推翻哲宗，所以不让文彦博出长三省，而只让他平章军国重事。此事立案，史称“同文馆之狱”。审理此案的安惇与蔡京对这番供词不置可否，声称别无佐证，希望另官审问。哲宗命他俩彻底追查，尽管用尽逼供，最后还是查无实据。
元符二年（1098年），刘挚再次被诬陷与宦官陈衍、张士良阴谋废立。刘挚已在绍圣四年岁末贬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崖州（今海南崖县），被哲宗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当问及所谓高太后废立事，他仰天大哭：“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宁死也不肯诬陷高太后。
但章惇与蔡卞还打算追废高太后，还拟好了诏书。向太后听说，号哭着来见哲宗，她以同听政的身份，证明高太后所做一切昭如正午的太阳。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苦劝道：“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
当时民谣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大惇指章惇，小惇指安惇；又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二蔡指蔡卞与蔡京，一惇指章惇，沙门指当时专门流放罪犯的沙门岛。民谣是一杆秤，反映出民心对绍述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宋哲宗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绍述以后，新党在军事上对西夏再取强硬政策。一方面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一方面在重开的战事中打退了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但浩大的军费开支，却令不景气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
宋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祐七年，由高太后做主，宋哲宗娶了一位比自己大三岁的女孩，她就是孟皇后。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高太后死后，哲宗移情后宫刘婕妤。而章惇唯恐孟皇后预政，复行元祐之政，与宦官郝随、刘婕妤串通一气，密谋废后。
刘婕妤一向恃宠藐视孟皇后。孟皇后的养母燕氏，后宫称为听宣夫人，愤然不平的与尼姑法瑞、供奉官王坚用厌魅的手段诅咒刘婕妤。刘婕妤发现，找哲宗哭闹。厌魅术在古代被视为一种能致人死地的巫术，禁治极其严酷。哲宗下令追查，许多无辜的宦官与宫女被打得断胳膊缺腿。
绍圣三年九月，燕氏、法瑞和王坚被处以极刑，孟皇后虽不知情，也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在章惇与郝随请求下，次年，刘婕妤进封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册立为后。孟后被废，厌魅只是表面原因，实质是哲宗对高太后不满情绪的另一种转化，与绍述的大环境与大形势是息息相关的。
刘皇后为哲宗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才二十五岁，却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他的生母朱太妃哭倒在床榻边，嫡母向太后拉开她，声称哲宗对她说可立端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这时却心有成算的召诸王入宫，向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显然不同意，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残疾，一眼瞎，向太后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仍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压阵脚。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听政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还政。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刘逵。徽宗也不满他刚愎自用，这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宋徽宗后期，一方面，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东京开封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后人识读这种繁华的最佳图文资料。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之泗州（今江苏盱眙），汇入淮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都在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今江苏淮安）、泗州改装纲船，经汴河运送京师。汴河里常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四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
开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这个城市化为若干区域。宫城即皇城，太祖时仿照洛阳宫殿，在五代宫城基础上大规模改建而成。宫城周长五里，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仅一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横街，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街北为皇帝居住生活区。由于宫城原来规模较小，宋徽宗时在宫城外北部营建延福新宫，实为宫城的延伸和扩大，徽宗后期即居住在此。
里城，又名旧城，即唐代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除东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三门。
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宋初也称国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从交通来看，开封城内几条御路构成主干道。从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门往南，经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时称御街，路宽二百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开封最繁华的大街。从相国寺东侧向北，过开宝寺直达外城的新封丘门，也是重要的御路。此外，外城从万盛门到新曹门，从新郑门到新宋门，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而从陈桥门到陈州门，从卫州门到戴楼门，则构成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式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占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时不得不向他们收取“侵街房廊费”。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据《东京梦华录》载，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不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发展成新城。新城或外城因不再有坊市的区分，便以“厢”作为划分管理区域的名称。厢的本意就是正房两边的住房，用来指称和区划近城的地区是恰如其分的。于是，“厢”逐渐取代“坊”作为新老城区统一划分的单位。宋真宗时因汴京城外，居民颇多，特命置新城外八个厢，这是厢最早用于城市区划的记载。其后为便于统一管理，汴京旧城区也划分为十个厢，而原先的坊反而隶属其下，坊市结构完成了向厢坊布局的过渡。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在两宋时期突飞猛进，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纪之际，中国大城市里的物质生活已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这种繁华壮观的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城市变化和经济繁荣。
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他曾在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最工界画，尤喜画风俗画。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的描摹了清明时节汴京东南城内外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展现了宋代城市的发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动的现实场景，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但也有人认为，图名清明，是指汴京城东郊的清明坊，图中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而是秋景或四时景；有人甚至认为，该图描摹的并非北宋汴京的景物，而是宋代农村的临河集镇。但这两种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所认同。
而所谓上河，有人解释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类，实际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个图描绘就是清明时节人们到河上去的风俗人情。至于所绘的东京部位，一般多以图中虹桥作为定位的依据，尽管众说纷纭，但属东京城东南方位则无疑问。
长卷为淡墨设色绢本，高20.8厘米，横528.7厘米，绘人物五百余（一说八百余，恐怕还得仔细盘点），牲畜近百，树木近二百，洵为中外绘画史上煌煌巨制。打开卷轴，东京郊外的菜园风光，汴河运输的忙碌景象，街头市肆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入汴京，置身车水马龙之间，过虹桥，入城楼，街上人烟稠密，店铺作坊，客栈民居，错杂毗邻；骑马、坐轿、拉车、挑担者纷至沓来，车船轿担的细枝末节，牛马驴驼的形神动作，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打扮举止，无不勾画的惟妙惟肖，城市生活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清明上河图》采用传统的手卷形式，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有关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部件、摊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成统一的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布局分明，结构严谨。
作为一幅富于写实性的作品，该图所绘景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时代气息浓厚，细节刻画真实。人物的衣冠服饰，各业人员的不同活动，都刻画入微，生动丰富。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画面所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形象资料。
大约在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纵情享受着东京城内令人羡叹的物质生活。孟元老号幽兰居士，从崇宁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饱览了二十余年的东京繁华。绍兴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缅怀往事，写下了《东京梦华录》。
这部书记载了北宋后期东京的岁时节令、物产时好和民风俗尚，因为是亲历目睹，所记尤为真实，简直可以视为《清明上河图》的文献说明。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的了解北宋晚期东京城市的繁荣奢华与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家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