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徽宗南逃，车驾渡江，在镇江营缮宫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计，每月花销竟达二十万贯。更令钦宗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弃君权，镇江行营俨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纷纷要求下，钦宗鉴于“自江以南，诏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宫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战争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亲赴洛阳募兵，钦宗断然拒绝，并驱逐了徽宗的侍从，以确保一个中心。
其后，要求惩办蔡京父子与童贯的呼声不绝于朝野。钦宗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
钦宗惩办六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御史中丞许翰上奏以为师道“智虑未衰”，应该复用，这才让他出任何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关陕、两河之兵，扼守黄河以北的军事要地，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钦宗让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己，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被迫提出辞职，钦宗就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一再贬官，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战备，反而压制抗金舆论，以至民谣一针见血的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另一方面，钦宗与徽宗父子芥蒂难消，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坐视北宋的最后覆亡。当时有《九不管》民谣揭露了钦宗在朝政上本末颠倒，例如，“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河东，却管陈东”，就是讽刺朝廷不抓当务之急两河边防，却处心积虑的对付陈东与太学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就是嘲笑钦宗不以对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为头等大事，却与徽宗明争暗斗，急匆匆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靖康宰执多出蔡京、童贯之门，根本难系天下之望，有一个李纲而不能用。钦宗性又多变，白时中、李纲、种师道、姚平仲都能说服他，毋怪连逃守战和的基本决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饰的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吕中一针见血批评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西路军再次猛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又一次让强敌受阻于坚城之下。九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太原三军煮弓弩皮甲充饥，老百姓吃萍实草茭，甚至人相食。这座坚守近九月之久的河东重镇终于陷落，王禀投水殉国，张孝纯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越过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这时，李纲被贬，种师道刚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军大营乞和。赵构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力劝他不该冒险北上，他应相州知州汪伯彦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见南岸有宋将折彦质率大军十二万布防，便虚张声势取战鼓数百，彻夜敲击，宋军不战而溃，金军安然渡河。金东路军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过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进。
一过黄河防线，金帅就遣使东京，通牒钦宗尽割两河，两国以黄河为界。钦宗满口应允，即派聂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军前交割。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被愤怒的军民杀死。耿南仲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见乡兵差点杀了金使，仓皇逃往相州。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时值隆冬，开封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御寒衣薄，在城头瑟瑟发抖，钦宗视察后仍舍不得动用国库布帛。钦宗病急乱投医，相信术士郭京的胡言乱语，说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敌帅，扫荡金兵，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声称“非朝廷危急，决不出师”，迟迟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催促他出战。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
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见”（实际即作人质）。钦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帅让他到宗翰驻军的青城听命。钦宗在青城斋宫被扣三天，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斋戒留宿之处，如今却成为他的临时囚所。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尽管如此，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此外，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而后就下令剥去钦宗的帝服，在旁的礼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钦宗不让脱衣，大骂金帅：“你狗辈不得无礼，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恼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骂不绝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断舌头，壮烈而死。
次日，徽宗与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徽宗对金帅哀求，说自己愿远赴金朝，只希望能让钦宗到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听都不愿听。得知金军将立异姓，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在四天里先后连上七书，先是要求复立钦宗，再是请求在徽宗其他诸子中另立贤者，最后恳求留钦宗的皇太子监国，宗翰不仅一概不答应，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进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将来复辟。
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笔下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嫔妃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后妃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钦宗卒年，《金史·海陵纪》记之甚确，但金方迟至绍兴三十一年才通报宋朝，《中国历史大辞典》据此系为卒年，显误）。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势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小朝廷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住地）。岁末，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宣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书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安居扬州，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制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进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三月，兀术军队从平江府撤军，准备在镇江渡江北上。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或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临安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大体以绍兴二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作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在古代，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往往有其特殊性，政局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因而有必要把建炎、绍兴年间关陕川蜀地区的宋金战争另辟一节细细评说。
张浚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颇受高宗青睐，入知枢密院事。高宗问其大计，他强调关陕的重要性，以为倘若金军由陕入蜀，则东南也始终不保，愿身任其事。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宣布节制永兴、环庆、熙河、秦凤、泾原五路军马。
金军自建炎元年以来入侵关陕，战果并不显著，统治也不稳固。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朝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四月，完颜娄室长驱攻入潼关，宋都统制曲端派部将吴玠等在彭原（今甘肃庆阳西南）阻击，自己率军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声援。吴玠先胜后败，取端为保全实力退守泾原（今甘肃泾川）。吴玠怨曲端失约，遂与之交恶。娄室见曲端全师而退，拣不到便宜，就退回河东。
这时，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打算组织关陕反击战以减轻东线的压力。曲端是西北名将，以为“万一轻举，反忧方大”，对关陕会战持有异议。张浚听不得不同意见，以彭原失利为由将曲端投入监狱（富平之战失败，将其铸成死罪而滥加杀害）。他命五路经略大军，屯驻邠州地区，准备发起战略反攻。也许为了“堂堂正正”，他在战前竟通知河东金人。宗翰急命远在江淮的宗弼火速入关，与娄室会师，对付宋军的反攻。
九月，张浚集结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偓、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五路部队共计四十万，战马达七万匹，移师富平（今属陕西），以刘锡为统帅迎击金军。
其时，兀术军队近在下圭（今陕西渭南），娄室却远在绥德（今属陕西），宋军完全可以先一举收拾势单力孤的兀术军，再来对付南下的娄室军。但张浚却数次致函金帅，要求约日决战。娄室军移师富平，张浚还在学宋襄公，遣使约期。
金军允诺而不出战，以争取时间，部署战阵。王彦（他就是原八字军首领，后来南下为朝廷命将）、吴玠都提出过防守建议，张浚不加采纳。十四日，双方决战富平，从清晨恶战至中午，金军有备而战，攻击最薄弱的环庆军，宋军五路皆溃，辎重尽失。张浚杀赵哲，贬刘锡，但无补于大局。
富平之战的失败，标志着宋军在关陕争夺战中全盘皆输，从此金军控制了这一地区，宋军只能退保川蜀。有论者以为富平之战虽然失败，但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东线金军后来之所以没再南下，主要是因为岳飞、韩世忠等抗金武装的强大，富平之战纵有作用，也微乎其微，比起关陕大局的失利来，自然是功难抵过。
金军乘富平战胜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陇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为了夺取汉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金将没立率师出凤翔（今陕西宝鸡），乌鲁折合出阶、成，准备合攻和尚原。但吴玠自富平战败以来，早就积粟练兵，列寨死守，因而两支金军虽各自轮番进攻，却无法实现合围的计划。
兀术闻讯，以为奇耻，调集十万大军，发誓夺下和尚原。双方激战三日，吴玠先命“驻队矢”持强弓劲弩轮番怒射，击退金军；同时派出奇兵，断敌粮道；最后设伏大败金人，敌军死伤以万计。兀术也身中两箭，逃回燕山，命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与吴玠对峙。
和尚原之战以后，吴玠让其弟吴璘驻守在这里，王彦守金州，自己率主力移屯河池（今甘肃徽县）。绍兴三年正月，撒离喝攻克了金州（今陕西安康），直逼宋军在川陕的桥头堡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遣使告急，同时派兵扼守兴元府的屏障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吴玠亲率数千精骑，由河池日驰三百里救援饶风关，令撒离喝大惊失色说：“来得怎么这么快！”撒离喝指挥仰攻，宋军强弩齐发，乱石摧压。双方鏖战六昼夜，金军尸积如山，不能得逞。撒离喝募集死士，从险道绕至饶风关之上，居高临下，打败了宋军，夺得了饶风关。
吴玠退保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防止金兵由凤翔入蜀。刘子羽则率三百士兵死守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以保蜀口。撒离喝虽一度占领汉中，进窥蜀口，但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更兼瘟疫流行，王彦收复了金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只得被迫放弃汉中。饶风关之战，金军虽胜而不胜，宋军虽败而不败。
饶风关之战以后，吴阶调整防御策略，加强了仙人关的战备，以便在和尚原失手的情况下，另有一道阻碍金兵入蜀的铜墙铁壁。他在仙人关修筑了名为“杀金坪”的营垒，并采纳其弟吴璘的建议，在其后再建一道隘砦。这年岁末，兀术再次攻蜀，志在必得，命将领们带上家眷，准备入蜀后作久居之计。在金军猛攻下，和尚原失守，吴璘率军转移。
次年二月，兀术、撒离喝率十万军军直扑仙人关，吴玠仅以一万军队阻击，恰吴璘援军赶到，双方激战三日。金军果然突破了杀金坪，但在第二道隘砦前被吴璘的驻队矢击退。第三天（三月一日），宋军大举反攻，金兵全线溃退。仙人关之战让金朝认识到进攻川蜀时机远未成熟，史称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绍兴四年三月，张浚受召回临安，他在川陕的作为遭到台谏官的非议，一度被贬黜。但高宗对他眷恋未衰，八个月后仍让他官复知枢密院事。
由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构成的西线三大战役，显示了吴玠卓越的军事才能，既对屏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力支援了东线的抗金斗争。
其后，吴玠以四川宣抚副使的身份主持川蜀的战守大计，他加强战备，推广屯田，汰除冗官，节撙浮费，与金军对峙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以至有史家认为，倘若没有他，早就丢了四川。史传说他，“御下言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不过他晚年好女色、丹石，在绍兴九年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吴玠死后，四川防务由吴璘接替，他在绍兴和议前夕与金主亮南侵时期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重要性与三大战役自不能同日而语。他活了六十五岁，乾道三年（1167年）才去世，守蜀近三十年，威名仅次于吴玠。吴氏兄弟保蜀有功，但由于四川地域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上他们统帅号称吴家军的川军长达四十年，第二次削兵权也没有削到他们头上，到吴璘的第三代，就有坐大之势，终于发生了吴曦之变。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据何竹淇统计不下六十起，规模教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座高托天）、京东的张万仙（一作张仙），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幺，绍兴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团，笔者也曾作过研究，由形形式式溃兵叛将组成的流寇集团不下二百个。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以下根据《宋史·高宗纪》列出影响较大的流寇集团起事年月，并依据相关记载略述其本末（至于原文称“贼”者此处也不予甄别）：
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十二月被王渊讨杀。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渊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十月被刘正彦击溃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广收溃兵后转入荆南等地，后虽受招抚，任镇抚使与捉杀使等职，但烧杀抢掠如故，俘杀钟相。绍兴二年，投降伪齐，后为金将，屡为攻宋的前锋。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杨进号“没角牛”，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次年五月，为宋将翟进邀击，中流矢而死，其众溃散。
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四年闰八月归降刘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张俊（此人是大将，与经略川陕的大臣张浚不是一人，两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同时登场，请勿混淆）前往镇压，十一月投降，因复谋为变被斩。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后招安为镇抚使，仍杀戮抄掠，据有江淮湖湘十余州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绍兴元年，被张俊击败，投降伪齐，后为金将，成为孔彦舟那样的侵宋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绍兴元年五月，受岳飞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他原是溃兵，至此有众数万，次月，受张浚招抚。
建炎三年七月，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他原是李成一党，至此分兵攻淮阳，十月降宋为镇抚使，却打算割据淮南，与伪齐暗通声气，绍兴元年五月，被刘光世部将王德在扬州擒获，押至行在斩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贼刘忠犯蕲州。他也是溃兵出身，后有兵数万，屯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绍兴二年九月为韩世忠击溃，走降伪齐，次年四月为部下所杀，传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进犯潭州，杜彦后降宋，仍为统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他这年正月还在讨叛将张用，时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将，袭据襄阳，京西列城皆为其所有，后受招为镇抚使，叛降不定，绍兴二年二月，为郢州守将所杀。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后攻下广德军，次年六月被岳飞所破，降归张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叛。后犯婺州、处州，一度受刘光世招安，复叛，绍兴二年被宋将杨惟忠诱杀。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后渡江大掠，绍兴二年二月，归降刘光世军。
建炎四年十月，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绍兴元年四月复叛，占据徽州，十月在楚州为官军俘获，槛送行在。
绍兴元年正月，贼曹成入淮阳军，复引兵趋江州。曹成原与张用、马友属同一集团，后来分军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永兵十余万，次年受到岳飞的痛击，五月，以八万之众受韩世忠的招降。
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中收取附加费；所谓和买，原意为公平买卖，也称和预买或预买，实为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强行预购两税中的绢匹等物，后来干脆连低价也都不付，变为一种附加税。所谓和籴，就是政府以低价向民户强征两税以外的粮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旗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借口供应军用而新增的附加税中，最苛急的有三种：一是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征收的版帐钱，以两浙路最为繁重；二是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各州县按月交纳的月桩钱；三是绍兴五年新征的总制钱，与徽宗末年开征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有些地区的经总制钱竟达正税额的三倍之多。此外，东南地区还有二税的附加，例如和籴、和预买、折帛钱、预借。和籴、和预买是沿用北宋旧例；所谓折帛钱就是将和预买中的绢匹改征货币；预借就是提前征收明年以后的赋税，最多的甚至预借到六年以后。另据记载，江西、湖南在正税以外，还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税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税钱则还有“大礼”、“免夫”、“纲夫”、“赡军”等名堂，一缗税钱往往要收到七八缗。建炎绍兴之际的连年战争，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有江南农民来承担，不时之需，无名之敛，几无虚日，老百姓简直无以聊生。
与此同时，两宋之际空前残酷的战争破坏也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建炎三四年间，金军渡过长江，蹂躏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广大地区，加上望风溃逃的南宋官军与流窜不定的流寇集团，一茬又一茬的烧杀抢掠，硬是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在这种形势下，哀哭无告的广大农民只有结众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这十年之间成为两宋农民起义的洪峰期，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两宋是仅见的。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命其子钟昂率义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时被遣返原籍。钟相并没有按朝廷之命解散这支武装，而是结寨自保，抗击南下的金兵、溃兵与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军南侵荆湖，流寇孔彦舟也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为害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次年二月，钟相揭竿而起，建号大楚，自称楚王，建元天载（一作天战），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义军也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这种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难确定。钟相鼓吹：“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民众络绎前来投拜入法。
在“群盗”并起的形势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的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二月，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对付钟相。孔彦舟派出间谍，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在三月的一个深夜，偷袭了钟相的大营，俘杀了钟相及其妻儿。
起义军虽受到重大挫折，但推举杨幺为领袖。他原名杨太，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幺”，故称其为杨幺。杨幺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之幼子为太子，很快将队伍发展至二十万人。他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进可陆耕，退可水战，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
为提高水战能力，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这种车船形制雄伟，分二或三层，大者长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载千余人，以人踏车，以轮击水，进退灵便，行驶疾速，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拍竿”，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车船与海鳅等战船配合，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
宋朝采取剿俘并用的政策。招安虽令个别动摇者叛变投敌，杨幺却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粉碎诱降阴谋，他后来对前往招安的官员一概予以镇压。
绍兴三年六月，宋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六万，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师一万，与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联合进剿。杨幺诱敌深入，在阳武口（在今湖南汉寿东洞庭湖口）大败宋朝水军，崔增、吴全溺水战殁，一万水师全军覆没。而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再被杨幺处死，大半回不来。宋朝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杨幺起义军的壮大，引起两方面的重视。
其一是伪齐刘豫方面。李成投降伪齐以后，绍兴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为杨幺拒绝。时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携官诰、金束带等前来诱降，被义军尽行杀戮，沉尸入江。关于杨幺起义军与伪齐的关系，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以为两者勾结，约好李成由陆路、杨幺由水路，在两浙会合，“赴行在作过”。但坚持大义说有已然的事实可以作证，而勾结伪齐说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听途说，且未有实际的行动可以证实，即便在后来宋朝大军开赴水寨的情势下，不但伪齐绝无声援的举动，杨幺也绝无逃往伪齐的迹象，故后说不足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对朝廷来说，杨幺控制长江上游之地，阻遏漕运，独占一方，已成为与金兵、伪齐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到绍兴五年，南宋政府或剿灭，或招安，已基本解决了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团。这年五月，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以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坐镇潭州督战，命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精锐部队进行镇压。
岳飞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诱降了少数起义军首领，熟知了内情，决定了对策。他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降低水位；而后名官员编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六月，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杨幺以车船迎战，舟轮被腐草羁绊，行进不便，欲退入港汊，又为巨筏所阻，终于被俘遇害。十几万起义军中，老弱者归田，岳飞将五六万少壮者编入岳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