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制度上，宋代继承了中唐两税法以后的做法，私人土地买卖与占有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八个字：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代土地兼并与流通的频率不低，有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但主要是以自由买卖的经济方式进行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是当时的公理；以政治特权强取豪夺兼并土地的情况，在法理上并不允许。
宋代也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其官田来源主要是户绝田、籍没田、抛荒田、濒江沿海的沙田或涂田，另外还有北方与西北边境上的营田或屯田，但国有土地所占的分额微乎其微。而且，南宋以后，通过买卖，官田私有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国有地的比重越来越小。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恒定的“常产”，宋代便把有常产的民户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客户主要是无地的佃户、雇工等。主户按财产的多少再分为五等，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中户指三等户，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户；下户指四、五等户，指一般的小土地所有者，其中不乏还需要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当时还把有官品的称为官户，他们与州县公吏及乡村头目合在一起，构成上户中的特殊阶层，号称“形势户”。主客户的分类分等，不仅农村有，称为乡村户；城镇也照样适用，称为坊郭户。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佃者之间，通过契约关系确认租佃年限与分配方式。落后的劳役地租已基本绝迹，先进的货币地租虽在两哲等少数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但实物地租依然是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在实物地租中，定额制并不少见，即先以土地质量分出等第，再按等确定每年应纳的租额；但仍以分成制最为常见，其中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即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倒四成制也很多。
宋代前比汉唐，后比元明，可以说是土地私有制发展最充分成熟的朝代。贾似道的公田法就是企图推翻这一成熟的土地私有制，来挽救千疮百孔的财政危局。
公田法的具体设想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
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堵住了那些反对者的嘴巴。
景定四年二月，正式成立官田所，六月，就回买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但品官超标的田亩远远不足公田的数额，于是，先是规定无官之家拥有的最高田额也限五顷，后来降至二百亩，最后无论官民，超出百亩以外的田地就必须回买三分之一为公田。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行在会子所开动印钞机，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来回买公田。
首批公田回买以后，每乡设立一所官庄，庄官由财产丰饶者担任，两年一届，负责征收与运送租米。咸淳四年（1268年），取消官庄，改为包佃制，以一二千亩或百亩为一单位，招佃主包佃，再由佃主分佃给承佃户，佃主替代了原来庄官的职责。朝廷在平江、嘉兴、安吉和镇江等地分别设立了专管官田的分司机构。
为推行公田法，就必须全面核查官民的田产，确定超标的田亩数。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在江南再次实行经界法。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
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南渡以来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确保财政收入计，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明确无误的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绍兴二十年间，由户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过“经界法”。经界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是有积极作用的，惟其如此，也遇到来自官僚、地主的顽强阻力。李椿年终于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进行到底。其后，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实行过经界，只是小打小闹，规模无法与绍兴经界相比。
但咸淳经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买公田提供数据。由于不必丈量土地，只须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其后变动，准确度自然不及经界，故而称为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咸淳三年就已基本完成。
景定四年七月，公田法实行还不到半年，尚书都省就声称“中外支用粗足”。其中虽不排除贾似道党羽阿谀的成分，但公田法对缓解财政危机不会是绝无作用的。不过，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
首先，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加深社会危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最后，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加剧通货膨胀。回买公田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当时加印的会子，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可平物价”，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景定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对此，《会子危机》里已有细说。
后来个别学者似对公田法大有好感，不仅认为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
但正如明代李贽所说：“若真买大户逾限之田，似无不可。”而公田法一开始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至于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总让人感到他在唐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他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人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把他的这种一意孤行与王莽联系起来，不是也有学者说王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吗？
总之，公田法是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从推行之时起，就反对之声不绝，但贾似道执迷不悟，朝野也都奈何不得。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鲁港战败，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
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细说宋朝91：元军下临安
襄樊失陷，贾似道再次表示愿意出朝“上下驰驱，联络气势”，以挽败局。度宗却像吃奶的孩子，表示不可一日离开“师相”。南宋防线已从淮河、汉水一线收缩到长江一线。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以汪立信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湖广总领，以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淮西总领。闰六月，命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率水师守卫鄂州至黄州的长江防线。十一月，李庭芝与夏贵分任淮东与淮西安抚制置使。
汪立信一目微眇，却有眼光，上书贾似道，提出三策：上策是将内地兵力抽调到长江以北，组织起一支五十万人的抗元大军，在长江防线上划地防守，百里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一府，府有总督；中策是礼送郝经，输纳岁币，延缓战期，赢得时间，再定战守；下策是衔璧舆榇，准备跪降。贾似道掷信于地，怒骂：“瞎贼，竟敢如此胡说！”不久就将其罢免。
咸淳十年七月，宋度宗去世，终年三十五岁。他对后事没有安排，只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七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四岁，俞修容所生的赵昺三岁。贾似道与谢太后都主张立嫡，赵显被立为帝（宋人称其为恭帝），由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当月，元朝灭宋的最高统帅丞相伯颜殿辞南下，元世祖忽必烈叮嘱他学宋初曹彬平江南，不滥杀无辜。九月，伯颜将大军分为两路：其一由自己与阿术率领，由水路从汉水入长江，吕文焕率水师为前锋；其二由中书右丞博罗欢和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从陆路自京湖东攻两淮，由刘整率骑兵为先行。
水路元军在郢州遭到宋将张世杰的阻击，便绕过郢州，转攻黄家湾堡，由当地的藤湖再折入汉水。十二月，元军水师抵达汉口，在号称“江鄂屏障”的阳逻堡大败夏贵水军，占领了汉阳。汉阳一失，鄂州顿孤，吕文焕列兵城下喊降，元兵在江面上焚烧俘获的三千艘宋军战舰，烟焰蔽天，鄂州城降元。
鄂州易手，贾似道不得已出任都督诸路军马，却把都督府设在临安城内。次年是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年初，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以江州（今江西九江）降元；知安庆府范文虎也献城投降，沿江州军多是吕氏旧部，纷纷望风迎降，长江中游防线全线崩溃。刘整随陆路元军进攻两淮，一再要求提兵渡江，直取临安，伯颜没同意，听说吕文焕拿下了鄂州，深耻功后于人，愤死在东进途中。
贾似道一向忌惮刘整，闻其死讯，才率精兵十三万出师应战。离开临安前，他吩咐殿帅韩震：如出师失利，就护送皇上航海去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我率大军会师海上，或许还能复兴。大军到达芜湖，贾似道就派宋京为使赴伯颜军中求和，称臣岁币一如开庆鄂州之约，伯颜答复八个字：“宋人无信，惟当进兵。”
汪立信被再次起用为江淮招讨使，募兵江淮以救沿江州郡，与贾似道相遇芜湖。似道痛悔不用其言，立信说：“瞎贼今天再说一句：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只要死的分明！”他赶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见守兵四溃，率部数千北上高邮，以为后图。
二月，元军攻破池州继续东进。贾似道将精锐七万交给孙虎臣统领，驻扎在池州下游的丁家州（今安徽铜陵东北），夏贵率二千五百战舰封锁江面，他自领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夏贵在鄂州吃过败仗，又见孙虎臣位居己上，毫无斗志。
伯颜一边命步骑沿长江夹岸而进，一边指挥战舰合力攻孙虎臣军。阿术与孙虎臣对垒，元军巨炮击中宋军中坚，军心为之摇动。阿术以战舰数千呼啸直进，宋军前锋姜才奋力迎战。众军见孙虎臣跳到爱妾的船上，有人大喊“步帅跑了”，大军顿时不战自溃。
夏贵仓皇逃到鲁港，贾似道惊愕失措，慌忙鸣金退兵。阿术率轻舟横击深入，伯颜率步骑左右掎杀，宋军被杀与溺水者不可胜数，江水为赤。贾似道与孙虎臣溃退至扬州。
当时献媚者都把贾似道比作周公，丁家洲之败后，有人以诗讽刺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他已非当年那个“阃才有余”的贾似道了。朝臣纷纷要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只罢去其平章、都督的职位。五月，贾似道被召回临安，贬为循州安置，抄没其家，九月，流贬途中被押解他的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处死。此是后话。
再说汪立信听说鲁港军溃，沿江守臣或逃或降，叹曰：“我今日还能死在大宋土地上！”慷慨悲歌，握拳抚案，失声三日，扼吭而死。伯颜闻其二策，命厚恤其家，说：“有斯人，有斯言，如果采纳，我们怎能至此？”
三月，元军兵不血刃占领建康，进入了南宋王朝的腹心之地。但长江下游的战事，对宋元双方而言，都显得十分缓慢而艰苦。张世杰沿江东下入卫京师，总都督府诸军，先后收复了平江府、常州、广德军、安吉州等州郡。
七月，张世杰以战舰数千布阵于镇江江面的焦山南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出师，命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从扬州来会，准备一举会歼元军水师主力。但李庭芝误期，张彦背约不出，致使张世杰十分被动。元将阿术见宋军水师十船为一战阵，联以铁索，便在其两翼发火箭猛攻，自率主力居中冲击。宋军战舰起火，进退维谷，烈焰蔓延，战士只得跳水逃生。焦山之战，宋军损失惨重，史称“自是宋人不复能军”，大大削弱了抗元的有生力量。
十月，伯颜派阿术再次包围扬州，自率主力兵分三路直逼临安。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领，出建康，经溧阳、广德、安吉，次月占领临安西北门户独松关（今浙江临安北）。左路军由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南宋降将张弘范与范文虎为前锋，以水师从建康沿江东下，克江阴后由海道至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入钱塘江直逼临安。中路军由伯颜亲自统领，从镇江、常州、平江、嘉兴一线向临安推进。
十一月，伯颜进围常州，却碰上了硬钉子。知州姚訔、通判陈炤与都统王安节率领军民殊死守城。伯颜役使城外居民在城墙下运土筑垒，土运到后，连人一起筑入垒中；他还指使士兵杀人煎膏取油作炮。
垒与城平，常州坚守两月终被攻破，姚訔战死，陈炤与王安节各自收拾残兵奋力巷战。有人劝陈炤说东北门还未封锁，他说：“去此一步，非我死所！”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王安节挥舞双刀血战，因臂伤而被俘，问其姓名，大呼道：“我是王坚之子王安节！”不降被杀。
攻下常州，伯颜恼羞成怒，他毕竟还比不得曹彬，下令将城内成年男子全部杀尽。偌大常州城，只有七人伏于桥下才得幸免。
自鲁港溃败后，南宋朝廷也像炸开了锅。右相章鉴离朝出逃，在宰执中最早临变遁迹。三月，章鉴被召回罢职，但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与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竟示意台谏弹劾自己，弹章还没送上，他俩就出城而去。
殿前都指挥使韩震拿出贾似道从前线发来的蜡书，请求迁都庆元府。当时，陈宜中以首席执政主持朝政，为表示自己不党贾似道，他以“阴怀异志”的罪名伏兵将其诱杀。韩震部属百余人愤而兵变，将火箭射入大内，也终被平定。
谢太后任命王爚与陈宜中分别为左、右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反对王爚严惩弃地逃遁的文官武将的主张，他原是宝祐六君子的领头人物，后来转投贾似道的门下，见其大势已去，便上书请诛似道。四月，王爚升任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与刘梦炎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
王爚提议宰相应该行边，协调出师抗元之事，陈宜中畏惧推托。临安府学学生受王爚之子的影响，伏阙上书论陈宜中误国甚于贾似道。陈宜中赌气离位，谢太后将王爚也罢为宫观官。十月，陈宜中再次出任右相。
十一月，左相刘梦炎也不辞而别，被谢太后遣使召回。其后，先后逃遁的执政还有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与常楙。至于在这大半年里争相避难出走的一般朝臣更是不可胜数，以致谢太后不得不出榜朝堂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但逃遁之风未曾稍息。一边是贪生逃命，一边是喋血抗战，对待国难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南宋乞和的努力毫无结果。岁末，宗正少卿陆秀夫出使元军大营乞和，条件降低到纳币称侄，甚至称侄孙也可，伯颜仍不允许。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谢太后表示：只要保存社稷，称臣也不计较，双方约定在长安镇缔和。届时，陈宜中失约未往，伯颜大军进第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郊），游骑已至临安府北门。
因知临安府文天祥的建议，封赵昰为益王，出判福州，封赵昺为广王，出判泉州，由陆秀夫等护送南逃温州。文天祥还与张世杰建议派兵护卫三宫入海，自己愿意背城一战。陈宜中竭力反对，让谢太后派人向元军送上降表与传国玺。听到伯颜让他出议投降细节，陈宜中连夜出逃温州。
谢太后命吴坚与文天祥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随即奉命与吴坚等出使去与伯颜议和，他慷慨陈词，要求伯颜退兵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嘉兴，再议岁币与犒师钱帛，否则兵连祸结，事未可知。伯颜放回吴坚，扣留了文天祥，然后胁迫谢太后下手诏给天下州郡，放弃抵抗，投降元朝。
伯颜为顺利占领临安，下令元朝大军屯驻城郊，只派小部分元军入城守卫大内皇宫。三月，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部署北归事宜，元军满载着接管过来的南宋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和图书珍玩等，押解着宋恭帝及其母亲全太后与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学生等数千人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八月也抱病北迁大都，七年后病死。元世祖降封宋恭帝为瀛国公，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其与南宋宗室迁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以免南方抗元力量利用他做文章。他长大后出家为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吐蕃被赐死，距南宋灭亡也将尽半个世纪了。
历史似乎重演了靖康之难那一幕。南宋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至此已经灭亡，其后还存在三年之久的益、广二王政权，不过是一个流亡小朝廷。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在伯颜下临安前后，南宋军民在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风起云涌，慷慨激烈，以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气概，写下了保家卫国的悲壮一页。其中，扬州保卫战与钓鱼城保卫战可谓东西辉映，彪炳史册。
襄樊失守后，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姜才是淮西骁将，丁家洲之战中曾任孙虎臣的先锋，溃败后收兵入扬州。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元将阿术奉伯颜之命进攻扬州，筑起长围准备将其困死。其时，周边城市相继沦陷，扬州成为腹背受敌的孤城。
阿术断绝了扬州的粮道，入冬，城内粮尽，死者满道。李庭芝检括民间藏粮供给军队，民间粮尽，令官员出粮，官员粮尽，令将校出粮，掺杂牛皮麦秆作为士兵口粮。次年二月，饥荒更严重，因饥饿投水自杀者日以百计，道有死者，饥饿之人转眼将其割啖立尽。尽管如此，扬州军民仍殊死抵抗。
临安失陷，谢太后向全国州郡发布归降手诏，派人持诏到城下劝降。李庭芝登城说：“我只知奉诏守城，没听说以诏谕降的！”姜才发弩射退来使。三月，得知元军押解恭帝一行北迁将途经扬州，庭芝与姜才率兵四万夜袭瓜洲，试图夺回恭帝，激战三个时辰，仍未成功，只得退回城中。元军再次拿来太皇太后手诏谕降，手诏称：“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城？”李庭芝不答，射杀使者。阿术命元使持元世祖诏书再往招降，姜才说：“我宁死也不做投降将军！”庭芝斩杀来使，焚其诏于城墙之上，以示不降的决心。
五月，城中将士粮尽，士兵甚至烹子而食者，但仍日出苦战。姜才杀出重围，前往高邮等地筹粮，归至马家渡，与率部前来拦截的元将史弼发生激战，重创史弼。围城日久，庭芝也曾一度动摇，姜才凛然劝道：“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而已！”庭芝与左右将士深感震动。七月，在阿术建议下，元世祖再次下诏，只要献城归降，就赦免其焚诏杀使之罪，庭芝依旧坚拒。
这时，福州益王政权任命李庭芝为左相，遣使来召。李庭芝命副使朱焕留守，自己与姜才率兵七千北上泰州（今属江苏），准备从那里泛海南下。不料庭芝一走，朱焕立即投降。阿术将他们围追在泰州，还押着庭芝妻儿到城下招降。姜才恰因疽发肋下不能作战，泰州守将孙贵等开城降元。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不死，与姜才一起被俘，押至扬州。
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这才将李庭芝处死，将姜才剐杀。姜才临刑，对一旁的降将夏贵说：“你看着我不感到惭愧死吗？”听到他俩被害，扬州市民无不流泪。扬州保卫战历时十个月，江淮州郡至此全部陷落。杨州军民宁愿饿死也血战到底，其情其景，可歌可泣，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清初那慷慨悲壮的扬州十日是传统有自的。
再说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的次年，王坚即被召回临安，后因受贾似道猜忌，景定五年（1264年），郁郁死在知和州任上。此前一年，号称“四川虓将”的张珏接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他原是王坚部将，十八岁就从军钓鱼山，善于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
史称张珏接任钓鱼城主帅后，“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他继续推进耕战结合的防御体系，派兵护耕，教民垦田储粮，不过一二年，就丰衣足食，使钓鱼城在军事与经济上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蒙古虽将战略重点东移，但双方在四川的交手从未中断过。而钓鱼城的屹立存在，使元军在川东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钓鱼城始终是川蜀战场的中流砥柱，张珏是后期钓鱼城抗元斗争中的杰出将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南宋政府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不久，急召他出川保卫临安。但因东下的水陆路均被元军控制，四川抗战也进入最后阶段，驰援临安也绝无可能。次年，临安失陷，张珏趁着援军在四川兵力相对薄弱的机会，继续主动出击。
正月，张珏派赵安袭击青居城，俘虏元军安抚刘才等。四月，他派张万率精兵驰援重庆，合力攻克附近的凤顶寨。六月，张珏派部将王立出兵收复泸州，捕杀叛将梅应春与元将熊耳，俘虏熊耳夫人。听说益王在福州即位，他便在钓鱼城内辟建皇城，派出百余人前往访寻，准备接来长期抗元。
十二月，张珏因涪州降元、重庆告急，便命部将王立坚守钓鱼城，自己率军攻入重庆，莅任制帅之职，旋派张万击败涪州降将阳立，收复了涪州。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张珏再派张万联合忠、万二州守军连破元军十八砦，解大宁监之围。
元将不花率军数万包围重庆，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同时陆续攻占其周边州郡，使重庆成为孤城。次年，城中粮尽，张珏出战，遭到堵击，被迫退回城中。其将赵安以为难再坚守，劝其出降，张珏不从，赵安便开城降元。
张珏率兵巷战，独力不支，回家准备饮鸩自杀。家人藏起毒药，劝其逃跑，遂携妻儿登舟东下涪州。途中，他自愧临阵脱逃，打算劈船自沉，被船工夺走利斧，掷入江中。
船到涪州，他被元军俘虏，押往安西（今陕西西安），软禁庵中。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听说钓鱼城已在去年降元，大受刺激。友人也劝他：“你尽忠一世，报效朝廷，事到如今，纵然不死，如何做人？”他解下弓弦自缢全节。
大约景炎元年（1276年）岁末，王立由张珏任命为钓鱼城主帅。接手以后，他加强守备，还攻取了果州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收复了遂州（今四川遂宁），进攻铁炉城堡。次年，元军决意要拔掉这颗钉子，一边大举围城，一边遣使招降，王立坚拒死守。也是老天不佑，连着两年秋旱，城内开始断粮，据地方志记载，也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象。流亡小朝廷已有三年不通音讯，却传来了张珏被俘、重庆失守的消息。
钓鱼城内绝粮草，外无友军，围成的元军却日益增多，王立深知已难久守。城内军民知道大难逼近，却依旧同仇敌忾，死无怨言。王立记得蒙哥汗死前扔下那句话“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对部下说：“我们当以死报国，这十几万生灵怎么办？”（《万历合州志》原作“百万生灵”，显然夸大，《民国合州县志》改为“数十万生灵”，还是夸大，笔者到过钓鱼城，住上十几万军民相差不远。）众人不知所以。
王立收复泸州时曾获熊耳夫人，因其自称姓王，就认为义妹，实为宠室，让他服侍自己的老母。见王立担忧城破以后元军杀戮百姓，熊耳夫人便说明自己真实身份，鼓动他为一城生灵着想。原来她姓宗，与元西川行枢密院枢密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辉是异父同母兄妹，愿意说服哥哥上奏元世祖，保证降元以后不再屠城。在熊耳夫人与李德辉的斡旋下，祥兴三年（1279年）正月，王立出降。川蜀最后一个抗元堡垒终于陷落，而元军也确实没有屠城。
对于王立献降的功过是非，各有各说法，贬之者以为是民族叛徒、历史罪人，褒之者以为是保全生灵、顺应大势。如果说，民族气节是应该坚持的，而元朝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在类似人物的评价上，似乎总会碰到这样的悖论。
暂且绕开这个悖论，还是说钓鱼城。从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始筑钓鱼山寨，到王立献城降元，前后整整四十年，它始终发挥着抗元堡垒的重大作用。如果说，其前期曾以击毙蒙哥汗而彪炳史册，则其后期则以巴蜀孤城支撑着抗元危局，从而激励振奋起全国的民心，以致后人给以“独钓中原”的高度评价。钓鱼城降元的次月，南宋流亡小朝廷也在崖山之战中彻底覆灭。这先后衔接两个事件，标志着挽救宋朝的所有努力打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益王赵昰与广王赵昺在专人护卫下，历尽艰险经由婺州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闰三月，陆秀夫与此前私自逃到温州的前宰相陈宜中接上了头。他们得知张世杰因不满朝廷不战而降，率部东至定海，便与他联系，张世杰立即航海南下会合。三人决定建立都元帅府，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恰巧朝廷所派两名宦官带着八名士兵来温州召二王回朝降元，陈宜中他们将来者悉数沉入江中，随即将元帅府迁往福州。
五月一日，陈宜中等拥立益王为帝，此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同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相兼都督，右相虚位以待李庭芝，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流亡小朝廷建立的消息，给正在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以极大鼓舞。文天祥甚至以为，陈宜中与张世杰“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实在期望过高，他们怎能与李光弼与郭子仪相比。
陈宜中虽不敢明言投降，但心思根本不在抗元上，与陆秀夫略有政见不合，就指使言官弹劾。张世杰目光欠远大，一味主张南逃，只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他部署的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的计划不久就成为泡影。但他是主兵的实力派，陈宜中不过表面上出头，大政都专制于他。
文天祥到达行朝，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心胸实在不够大。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实际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同意，因为这有悖他南下远遁的既定方针。等蒲寿庚回到城内以后，张世杰因船只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次月就以城降元。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南），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因元军追逼而来，十一月，行朝转移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但元军随即再下广州，离秀山近在咫尺，行朝只得再度入海，在香山岛（今广东中山）水面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八百艘战舰遇飓风溺死，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十二月，张世杰保护行朝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因惊悸而成疾。次年开春，小朝廷走投无路，大臣们也决定前往占城，但最后没有成功，只得暂在碙洲（今雷州半岛东硇洲岛）驻泊。
四月，端宗病死，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遗诏命卫王赵昺继承帝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八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治今广东海康）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二十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二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三万，战舰大约四百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说：“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四年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十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十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则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三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站。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七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其时，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十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帝昺的座舰已无法突围，便决定殉国。他仗剑将自己妻子儿女驱入海中，其妻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尽，他喝道：“都去！还怕我不来！”其妻这才松手沉海。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八岁的帝昺，跳入大海。
崖山之战是蒙元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终于灭亡。据载，战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倘若张世杰部署得当，用好这十万兵，流亡小朝廷何至于这么快覆灭呢！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站”，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听到帝昺的死讯，抚膺痛哭：“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也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安，那时候可以饿死桑梓，尽节故乡了。但绝食八天未死，而故乡已过，他决定恢复进食，以便将来从容就义，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