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现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决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对太宗说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首先，战端一开，已经切断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则贻笑天下，威望扫地；若打则覆辙在前，胜负难料。太宗有点进退两难。
太平兴国七年，趁辽圣宗新即位之际，宋太宗甚至谋求与契丹恢复以前的和平状态，但因没有正式的国书而遭到拒绝。而要下国书求和，太宗还拉不下这面子。在接到辽朝拒绝的信息以后，太宗重新开始积极备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伐。之所以这时发起北征，太宗是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才做出的。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见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贬死，太宗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来战略物资的准备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太宗误信边将的报告，以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从表面现象来看，辽圣宗这年才十六岁，说得上是“主少”；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太后，说“母后专政”也名副其实；而承天太后也确实重用她所钟爱的韩德让，在大计方针上多有听从，以“宠幸用事”评断也相去不远。
但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共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这一时期也是辽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以边境防务而言，承天太后在圣宗即位当年，就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令南面的军务。史称耶律休哥在这一期间“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因而宋太宗在对外征战时机的选择上，是绝对错误的。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亲自指挥的，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进行调整，阵图的荒谬可想而知。
且看太宗这次的战略部署：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米信为副，率领宋军主力两军同行，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缓慢行军的战术，张大声势，向辽南京进发，以牵制辽军主力；中路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再与中路军会合，然后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南京。这一战略的不足在于：一是三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配合；二是东路主力等待时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结局果然如此。
三路大军一开始进展都很顺利。中路军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西路军更是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东路军攻占了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道。
辽圣宗与承天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征调诸部兵增援南京，统一归休哥指挥，以抗击宋军东路主力。母子俩亲率大军南下，驻兵涿州东北，等待各路援军到达，以便决战。
曹彬在三月进占涿州以后，与耶律休哥的军队相持在涿水之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即派使者指使他向米信军集结，养精蓄锐等待中西路军的会师。而这时中西路军屡战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东路将士纷纷要求出战，以便为北征主力争回点面子。
曹彬只得率军与米信军会合，再度进攻涿州。因休哥以轻骑不断夜袭单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将士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仅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来天。等到达涿州，曹彬发现承天太后率大军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连忙决定退兵。这时耶律休哥已补充了精锐的援军，全力追击宋军。
五月，两军激战于岐沟关，宋军以粮车环绕自卫，被辽军包围，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辽军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宋军主力全线崩溃，伤亡惨重。
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残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而辽承天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只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铣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潘美、王铣已率军退走，杨业拼死血战，中箭被俘。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伐。
稍作休整后，十一月，辽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作为对雍熙北征的报复。西路军由耶律休哥率领，东路军由承天太后亲自统领，在滹沱河北与西路军会合，渡河以后直扑瀛州（今河北河间）。宋朝守将刘廷让约沧州守将李继隆以精兵来援，岂料李继隆畏缩不至。当时天气奇寒，宋军拉不开弓弩，被辽军围困聚歼，死者数万，大将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只身逃回瀛州。辽军乘胜南攻，大名（今属河北）以北，悉遭蹂躏。耶律休哥建议干脆把辽朝的边境推到黄河北岸，承天太后没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还师。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为了阻止辽朝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朝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包围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面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的上了一奏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显移于夷狄。”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朝殊死的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干脆而无情，但战争结局却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胶合的产物。李塨以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没有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应是毫无疑问的。
细说宋朝15：杨家将
在陈家谷之战中被俘的西路军副帅杨业，成为后来民间杨家将故事的主角。元明戏曲小说中的内容，虽也有历史的影子，但颇多附会成分。历史是不能戏说的，但杨家将倒是值得在这里细说的，目的也是把历史和附会区分开来。
杨业是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来迁居太原，《宋史》本传说他是并州太原人，是指他的今籍而言的。新秦地近边塞，以战射为习俗，杨氏也以武力称雄一方。杨业的父亲叫杨宏信，这是根据欧阳修为杨琪作的墓志铭，而《东都事略》、《宋史》和《资治通鉴》都说他叫杨信。有人认为是名信，字宏信，实际上可能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的讳，史家才改称杨信的。
后晋末年，契丹骑兵经常剽掠汉地居民，杨信大约在这一期间组织地方武装，在火山起事，自称麟州刺史。后汉代晋以后，他听命于汉，麟州刺史一职也得到了承认。后周建立，杨信表示归服，不久去世，职位由杨业之弟杨崇训继承。
杨崇训一度投降北汉，避北汉国主刘崇的讳，改名重训；后来重新依附后周，避恭帝的讳，改名重勋。北宋建立以后，重勋继续担任麟州防御使，多次击退北汉军队的侵犯，宋朝在麟州设建宁军，太祖让他做节度留后。其子杨光扆仍兼麟州兵马，欧阳修为作墓志的杨琪就是光扆之子。重勋子孙世居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还有杨家村，都是这一系。
杨业原名杨重贵，大约在北汉建立前后不久投效刘旻，赐姓名为刘继业。晚唐五代之际，军阀为拉拢亲信，收为义儿，赐以同姓，原本就是风气，刘旻让杨业做自己儿子刘承钧的养子，故而将其名与孙辈继元等同一排行。杨业的生年说法很多。山西代县杨氏后裔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应生于928年。但这一说法并未被学界所公认，另外还有924年、925年与935年诸说，莫衷其是。杨业效忠北汉，而其父却归顺后周，这种父子兄弟各效其主的现象在五代并不少见。
开包元年（968年），北宋派李继勋进攻北汉，杨业奉命扼守团柏谷，但当地守将降宋，他自度寡不敌众，领兵返回太原。不久，宋军兵临汾河，杨业封锁通往汾河桥的要道，被射中坐骑，只得退回城中。
次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时，杨业曾率数百精骑突袭党进所部，被宋军追击，缒城才得脱险。太原被围日久，杨业奉命与司空郭无为以精兵千人夜袭宋营，却因风雨晦冥，马足受伤，被迫收兵回城。看来杨业擅长突击和夜袭，善于进退自如，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虽然北汉与契丹结盟，但杨业对契丹却始终持抗击的态度。开宝二年，宋太祖久围太原撤兵之际，杨业向刘继元建议袭击屯驻于太原城下的契丹援军，他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藉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杨业这一建议，还是出于传统的夷夏之防与正统观念，没有必要把他现代化为爱国统一思想。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一战，杨业殊死守城，十分骁勇。刘继元已经投降了，他还举城苦战。宋太宗素知其威名，让刘继元派人去招降。杨业北面再拜，恸哭解甲，来见太宗。太宗一再抚慰，让他恢复原姓，名业，但宋人乃至辽人还有叫他杨继业的。
杨业归宋以后，太宗因他习知边事，洞晓敌情，让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三交都部署潘美的部属。潘美在后周时就与宋太祖交谊颇厚，攻荆湖、讨南汉、灭南塘、征北汉，他都是统帅级的大将，他的女儿嫁给太宗之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真宗），与太宗的关系非同寻常。杨业上任以来，深知代州的重要性在于雁门关，因而他加紧修筑了雁门、大石等十余座关寨，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
太平兴国五年，辽西京节度使萧多啰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率军十万侵犯雁门关，杨业率数百精骑，由小径绕至雁门北口，南向与潘美的大部队合击，大败辽军，杀萧多啰，俘李重海。七年，他与潘美再次在雁门关击破来犯的辽军，斩首三千，追击入辽境，破垒三十六，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雁门之捷以后，辽军一见杨业的旗帜，就胆战心惊，率兵退去，杨无敌的威名远播辽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到这一情况后有一段话：“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杨）业。”主将当然就是潘美，其用意一方面表示对杨业的亲近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暗示杨业你的动静自有人汇报上来，这是统治者一贯使用的互相牵制的手段。
雍熙北伐中，潘杨分任西路军的正副统帅，攻克了寰、朔、应、云四州，宋方记载都把这一战绩归功于潘美名下。倒是《辽史》相关战将的传记都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只有《辽史·圣宗纪》说“宋潘美陷云州”，可见西路军战功主要是杨业的贡献。
七月，当东路军溃败、中路军撤退以后，西路军担负起掩护四州居民迁入内地的重任。形势对宋军相当不利，辽将耶律斜轸率领十余万大军正在寻机聚歼宋军主力。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接战，可以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事先派人密告云、朔守将配合，将民众迁徙到石碣谷，我们再派强弩手千人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但监军王侁却指斥杨业怯懦，要他出雁门关正面迎敌。杨业告诉他这是必败之势，王侁讥刺他说：“君侯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却逗挠不前，不要是别有企图吧！”这时，主帅潘美在一旁不置可否，对王侁的主张表示默许。
杨业只得出战，悲愤的说：“此去必定不利。我杨业是太原降将，理应当死，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我这不是纵敌不击，而是希望立尺寸之功，报效国恩。现在诸位责怪我杨业避敌，我就应先战死在敌阵之前！”但他还打算败中求胜，临行请求潘美在陈家谷口两侧埋伏强弩步兵接应，以夹击敌军。
杨业出战以后，王侁派人登高瞭望，不见契丹队伍，误认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领兵离开谷口，沿马邑川行进二十里，后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了。作为久经争战的主帅，潘美完全知道撤离防地的严重后果，却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确实有妒功嫉能、坐视其死的责任。
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前来，佯败退兵至狼牙村，辽将萧挞凛率伏兵从四处杀来，宋军大溃。这时杨业麾下还有百余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以突围还报天子。”众人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肯离去。
杨业且战且退，从日中战至日暮，转战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抚胸大哭。他身上已受伤数十处，仍率帐下勇士力战，手刃敌兵数百人，转入深林，被射中坐骑，坠马被俘。
耶律斜轸责问：“你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有何面目相见！”杨业叹息说：“主上期望我抗敌捍边，不料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于是三日不食而死，首级被送往辽朝。他的儿子延玉也死于陈家谷之战中，将士无一生还。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然而，人民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至迟在宋仁宗中期，辽朝在古北口为杨业建立了杨无敌庙。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仁宗时期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年），欧阳修就说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有七人，戏曲小说中倒与此相符。七人之中，除延玉战死，其他六人依次为延朗、延浦、延训、延壤、延贵和延彬。《宋史·杨延昭传》说得明明白白，“延昭本名延朗”，这是真宗时为避所谓圣祖赵玄朗的讳。但后来的戏曲小说却误作两人，还以为延昭排行第四，延朗排行第六。尽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东都事略》都说契丹忌惮延朗，“目为杨六郎”，但据学者考证，他却不是杨业的第六子。因为在这些史书记载朝廷为杨业诸子加官时，都是延朗领头。按照当时赠官长幼有序的原则，又由于战死的延玉排行不清楚，不能排除延玉是长子的可能，但延朗不是杨业的长子就是次子。但为什么史书又称延朗为六郎呢？比较和情合理的说法认为，六郎是延朗在同一先祖的兄弟中的大排行，宋人以长称幼或平辈相称时，这一习惯颇为盛行，而契丹因屡为其败，便也以宋军盛传之称相呼，后人不察，遂以为他是杨业的第六子。
杨业诸子，就数延朗的事迹最为详细，《宋史》有他的传。杨业生前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大仗都带在身边。雍熙北伐时，他担任先锋攻打朔州和应州，流矢中臂仍奋战不止。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猛攻，遂城危在旦夕。时当十月，北方已天寒地冻，他命令士兵汲水浇灌外侧城墙，一夜之间凝为冰城。契丹兵见滑溜溜的无法攻城，只得退兵。延朗乘机出击，截获许多武器。
澶渊之盟时，他向真宗建议，趁契丹去国千里、人马俱乏之际，部署驻军，扼其要道，不仅屯驻在澶渊的敌军可以歼灭，幽、易诸州也可袭取。被契丹骑兵吓破胆的真宗不同意这一建议，延朗就自己率兵“抵辽境，破古城”，斩获颇多。真宗听说，立即派人前往监视他的行动，不许他闯下乱子。他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的任上，享年五十七岁。
延朗的儿子杨文广，《宋史》也有传。小说戏曲里说文广是宗宝之子，在延朗与文广之间加了一代，与史无据，史书里也没有宗宝其人。文广曾任秦凤路副都总管，筑筚篥城，长期抗击过西夏。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使与宋争代州地界，文广献上了攻取幽燕的计划，但不久就去世了。在抗击契丹的问题上，他是继承祖、父遗志的。
至于戏曲小说中所说杨业之妻是佘太君，文广之母是穆桂英，都与史无据。佘太君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到清代方志和笔记里，才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而佘太君是折太君音讹的说法。宋初武将中却有折德扆其人，但这些方志和笔记颇有倒果为因的作派，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宋代史籍和碑刻还不能验证这一说法。
杨业父子的事迹虽然在仁宗以后已流传在里儿野竖之口，但通过文艺方式广为传播似在宋室南渡以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全面考证的余嘉锡推断：“今流俗之所传说，比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宋代市民文艺的兴起，也为杨家将传说的不胫而走提供了载体，在已知宋代话本中就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等名目。宋元易代，又是中原国家输给了北方游牧国家，几乎是宋辽、宋金关系的翻版，于是杂剧扮演杨家将题材，也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不说已经亡佚的，现存元杂剧中，《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八大王开诏救忠》都是演述杨家将故事的。《谢金吾》有一段唱词道：
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
甘心儿撞倒在李陵碑，
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
他也曾斩将夺旗，耀武扬威，
普天下哪一个不识得他是杨无敌！
谁听了都会热血沸腾、胆气贲张的，不过撞到李陵碑只是艺术夸张，于史也是无据的。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实行试官亲戚别试制度，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回避法后来也推广到乡试中。二是进士唱名赐第制度由这科开始，这也是曾强进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后来韩琦敢对名将狄青蔑视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尹洙更是说：即便是统兵数十万，恢复幽燕，奏凯太庙，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端拱元年（988年）贡举确立了贡院制度，以后省试都基本遵行。制度规定：省试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员监门，在都堂帘外设立桌案，唱名给每个应试士子印试纸。阅卷合格，录进士试卷供皇帝审阅，诸科则只录姓名。皇帝御定以后，先各书姓名分散报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谢恩以后赴国子监谒见孔子像，接着在琼林苑举行两天闻喜宴，首日宴进士，次日宴诸科，都算是皇帝赐宴。宴罢及第者题名刻石于贡院，再由状元牵头，召集同科举人择日聚会，称为期集，列叙姓名、乡贯、三代，叙同年关系。然后登科之人赴吏部试判三道，称为关试，作为吏部选官时的参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后一次开科，也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诏知贡举时当场就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使其不能预先接受请托贿赂。二是殿试时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把举子的姓名籍贯糊去，防止徇私舞弊，这一制度后来也推广到科举制的各种考试中（真宗朝还实行试卷誊录，只把试卷的抄件交考官评阅，使其无法辨认考生字迹）。
纵观太宗朝的科举，有两大特点，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当然是与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十五榜，取进士最多一榜是开宝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仅六人；十五榜共取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计算在内，每榜也仅取三十人略强。太宗朝开科八次，取进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达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兴国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达约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七百三十五人，将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开科从开国到去世共计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约十七人，其中进士十一人。太宗从即位次年开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后就不再开科场，年代跨度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约达三百六十八人，其中进士九十二人，分别是太祖时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当然不会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涌现出来，这完全是太宗政策导向的结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进士往往并不立即兑现官职，而宋代只要一举进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后升迁中，宋代特别讲究所谓资格出身，中过进士的称为“有出身”，出自荫补的叫做“无出身”，科举、荫补以外途径入仕的则是“杂出身”，而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太宗即位次年开科取中的进士，七年以后吕蒙正和张齐贤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已担任宰相。据统计，太宗朝的进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执。难怪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凤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说，到太宗后期，太宗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经使由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从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统治的真正确立。
接着来说文官统治。太宗对文官统治是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更是片面强调文治，走向另一极端。除了通过扩大科举，培育文官人选外，太宗还采取了相关措施。
其一，身为表率，好书重文。他曾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他自称每天退朝，“不废观书”。他请国子博士李觉张幕设座，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大说“足为鉴戒”。太宗还力劝武臣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机，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一天辞朝，不识一字的党进忽然对太宗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说：“我见措大们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其二，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太祖虽用文臣知州，但边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将。太宗以为武臣不知政事，开始兼用文臣。他让进士出身的柳开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并历长边州；同时把一批文臣调到军中任职，以致宋人后来把文臣领兵管辖边郡称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其后文臣出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或兼任驻泊一方的马步军都总管督帅武将渐成惯例。宿将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赋诗道：“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家贫卖刀只是说说而已，却表达了武将对权力地位日渐下降的满腹牢骚。
其三，官职差遣，成为制度。太宗先后设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专门任命差遣的机构，标志着宋初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现象渐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实职，也称职事官，往往带有知、直、判、权、提点、提举等前置动词；“职”指馆职和贴职，馆职即馆阁之职，贴职指职事官不任馆阁实务而监领馆阁之职，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衔，完全用来礼遇文官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宋史》本传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这里的龙图阁直学士是贴职，权知开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禄官，指可以享受这一级别的俸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的推行，其积极作用是使整个文官系统更加灵活适用，负面影响则是冗官问题的日渐严重。
其四，词臣宰执，重用文官。词臣指为皇帝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加知制诰，太宗简选时尤其注意德行与文学并重。当时有一种说法：朝廷任命一制诰，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则表示，翰林学士之职亲近贵重，他恨不得自己来干。太宗一朝执政中，有七人是从翰林学士升任的，词臣成为最优先考虑的宰执人选。再看太宗朝宰执的构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枢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参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个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正式形成的。
最后说说文化工程。没有文化大工程的衬托，太平盛世总显得气象不足。明代永乐和乾隆修大典与全书那样的用心，宋太宗早着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项。
其一，搜访图书，组织校勘。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专程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这类诏书与措施，在太宗一朝并不少见。在访寻图书的同时，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组织校勘的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官方组织传世典籍的校勘，成为宋代的一种传统，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好处的。
其二，健全馆阁，养育人才。宋太祖时以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为三馆，用来典藏图书。太宗即位次年视察三馆，见屋社低小，环境喧杂，便下令营建新三馆，并亲自规划，建成后栋宇花木，宏伟壮丽，赐总名为崇文院。其后又在在崇文院里新建立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迹。太宗还让文士担任三馆和秘阁中自校理到学士的各级职位。馆阁之职选人较严，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捷径，宋代文官也以带馆职为荣，因而馆职实际上是养育中央人才的储备库。
其三，编修大书，昭示太平。清人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并称为宋朝四大书，前三部都是太宗朝修成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的类书，完工在即时，太宗每天“御览”三卷，一年读完了这部大书，就把原定书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是小说的类书，《文苑英华》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类书。太宗朝官方编纂的大型图书还有医学类书《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已佚）《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不难发现，在太宗下诏编修的大书中，以“太平”命名的特别多，也许他自知武功没法与乃兄太祖相比，就特别强调“文德致治”，向天下臣民炫耀他带来的“太平”盛世。
细说宋朝17：天下已治蜀未治
谚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到宋太宗晚年，除了燕云未复，其文治却也使社会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但就在他强调“文德治政”的时候，自太祖平蜀以来积累的种种矛盾终于交相作用，引起了总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给他的太平盛世涂抹上讽刺的油彩。
自唐末五代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蜀因地处西南，既没有受到黄巢起义军对豪宗大姓的扫荡，也没有经历中原那样严重战乱的摧残，入川避乱的官僚地主为数不少，他们与土著的大户巨室一起，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残酷剥削当地农民。与其他地区的客户相比，川峡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远为严重。他们被称为“旁户”，地主豪民往往数世役使他们犹如奴隶，少的一家占有数十户，多的动辄三五百户。宋代的建立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旁户成为李顺起事的主要力量。
宋平后蜀，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矛盾，反而加入了新的动乱因素。后蜀被攻下以后，宋太祖命令从水陆两路，用十余年的时间，把后蜀积聚的珍宝、钱币、布帛、粮食悉数运到开封。此举激怒了川蜀军民，于是就有全师雄领导的全四川地方性的变乱。宋将王全斌镇压这次起事历时近十个月（而平蜀仅用两月余），还坑杀了未参加变乱的二万七千余名蜀兵。表面上的反抗被重兵压服了，但川蜀军民对宋朝政府怨愤的过节始终郁积着。
而宋初对四川地区又在经济上实行超强压榨的政策。当地政府不仅把后蜀头子钱、牛皮钱等苛捐杂税全部继承下来，二税的征收也比其他地区繁重。官吏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太宗时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太宗表彰，而他实际上是个与老百姓为敌，“收赇得金，多寄民家”。由此不难想见川蜀剥削之苛急，吏治之污浊。
宋朝政府对茶叶和布帛的禁榷（官卖）政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无以为生的茶农、农户和手工业者都逼上了揭竿而起的绝路。四川历来号称“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宋朝就在这里设立“博买务”对布帛实行专卖，迫使贩卖布帛的小商人纷纷破产，从事布帛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户的利益也大受损害。茶叶在唐宋之际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榷茶也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之一。所谓榷茶就是政府实行茶叶专卖，设立专门机构，以低价向被称为“园户”的专业茶农强行收购茶叶。这样，即使原先以贩茶为业的茶贩失去了生计，同时又致种茶利薄，茶农也相继破产。不仅王小波本人是丧失生计的茶贩，追随他造反的不少就是破产的茶农。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王小波在青城聚众起事，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现代学界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均贫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质疑其能否视为一个明确的纲领。实际上既没有必要否认这个口号，它毕竟是社会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下底层人民的最后呼声；但也无需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过高的推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早就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这一口号没有增加新内容。
王小波占领了青城县城，各地“旁户”纷纷加入进来，不久，就攻克了彭山县。愤怒的民众杀死了横暴贪污的县令齐振元，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岁末，王小波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时，中箭身亡，队伍由其妻弟李顺统领。
李顺召集占领地区的富人大姓，勒令他们申报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生活必要的部分，一律没收，大赈贫乏，因而大受贫苦民众的拥戴。他继续率领民众攻州夺县，淳化五年正月，大军进入西南首府成都，他自称大蜀王，国号大蜀，建元“应运”，任命了从中央中书令到地方知州等官职，铸造了“应运元宝”等钱币。
随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除少数州县，川蜀全境大都成了新政府的天下。但大蜀军在军事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派主力进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围攻八十余天不下，仍不做战略调整。二是仅派数千士兵去攻打剑门关，被宋军击败，致使入川门户仍然掌握在宋军手里。
迟至淳化五年正月，宋太宗才听到川蜀之变，立即命亲信宦官王继恩率领大军前往镇压。王继恩完全袭用当初平蜀的路线，一路沿长江水陆并进西上入蜀，另一路则直扑剑门关，以保证入川的后援军队和战争物资畅通无阻。宋军入川以后立即增援梓州，而由剑门入川的宋军也节节向南推进，迫使大蜀军全线撤退。
五月，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宋朝大军攻破，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据王继恩奏报，包括李顺在内的十二名大蜀政权的领袖押至凤翔时被处死。但有史料说李顺下落不明，一说他战死了；一说他逃脱了，三十余年后，已经七十余岁时，才在广州被俘，押送到京城斩首。
王继恩攻下成都，几乎重演了王全斌的老套，怂恿士兵劫掠妇女和财物，杀人取乐。逼得李顺的余部张余再竖大旗，集结万余人，沿长江东进，攻下了包括嘉州（今四川乐山）、渝州（今重庆市）在内的沿江八州，众至数万，准备攻下夔州（今重庆奉节），东出三峡。但正面遭到了刚入川的中央禁军的阻击，千余艘战船被夺，二万余人战死。张余只得率军西撤，至道元年（995年）在嘉州被俘处死。
次年，张余的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再次起事攻邛州（今四川邛崃）和蜀州（今四川崇庆），四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建议，一边免除一边租赋，揭榜安民，一边进兵围剿，终于消灭了王鸬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才被平息。
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太宗以极大的震撼。淳化五年，他把成都府降格为益州，随即派张咏出任知州，赋予它便宜从事的特权。张咏入川恩威并用，在所谓“化贼为民”上做了不少工作，稳定了川峡的局势。川人把张咏与李冰、文翁和诸葛亮共奉为治蜀名臣。至于张咏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有没有那么高是可以斟酌的，但他明白“贼”与“民”本没有绝对的界限，给后来当政者还是启示良多的。
与此同时，太宗下了宋朝历史上罕见的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表示要“改为更张，永鉴前弊”。不久，川蜀停止榷茶，似是这道罪己诏的直接恩惠。但太宗死后半年，四川广武卒刘旰又聚众攻略，所至之处官军不能抗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益州士兵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建元“化顺”，再次发动兵变，坚持到十月才被镇压。最后仍由治蜀名臣张咏再知益州，才结束了宋初以来川蜀地区屡叛不靖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