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18：李继迁父子
党项的族源一说出自羌族，一说出自鲜卑。自南北朝末年在今青海东南黄河河曲析支之地初露头角后，经隋唐时期的内附迁徙，其中迁至夏州（今陕西靖边）周围的部族最为强大，称为平夏部。唐末，该部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朝镇压了黄巢起义，唐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历经唐末五代，这一党项政权始终以藩镇身份，与中央王朝维持着臣属的关系。
北宋建立后，太祖承认拓跋思恭后裔李彝兴所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割据地位，以换取其臣服。乾德五年（967年），彝兴死，子光睿（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克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克睿死，子继筠代立。在宋初二十年里，宋忙于统一大业，利用夏州党项牵制北汉，李彝兴父子曾一再出兵助宋进攻北汉；夏州则保持与宋的臣属关系，以丰满羽翼，扩张势力。当北宋统一基本完成，中央集权与夏州割据势力的矛盾便逐渐凸现。
太平兴国五年，继筠死，其子尚幼，不能嗣位，于是就由其弟继捧袭职。李继捧缺乏号召力，此举立即激化了党性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而这种权力之争又与党项对宋顺逆的决策纠葛在一起。七年，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向宋太宗上表，认为继捧“不当袭职，恐生变乱”，建议宋朝召其入朝，意在借宋朝之手，解除继捧节度使的职位。
消除割据势力原是宋朝国策，太宗对克文的建议正中下怀。他一面改任克文权知夏州，并派朝官尹宪同知州事；一面派使臣持诏命继捧入朝。继捧内外交迫，只得携家属赴东京，向宋朝献出夏、绥、银、静诸州。宋太宗将继捧羁留东京不久，又派使臣召权知夏州李克文和绥州刺史李克宪携带家属入京居住，克文献出了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铁券和御札，以示归顺之心。历史地评价往往有二重性，继捧叔侄之举，从宋朝而言，自然是促进统一的作为，但站在当时党项民族的立场，则是献地求荣的举动。
这时，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正任定难军都知藩落使，率部居住在银州，也接到了宋朝护送李氏亲族入京的诏书。他这才知道党项经营达二百余年的诸州之地已归宋朝，而自己也在“护送赴阙”之列，急召部下商议，决定“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豪右，卷土重来”。为了避免屯驻宋军的阻截，继迁伪称为乳母发丧，令部下数十人将兵器藏于灵柩之中，伪装成送葬队伍，出城以后就直奔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这里离夏州三百余里，水草丰美，是沙漠中的绿洲，继迁便以此为根据地，集结党项诸部，壮大自己力量。
雍熙元年（984年）七月，他率众袭略夏州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虏万计，是反宋以来的首次胜利。但他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命部将张浦等率兵万人四处袭扰，完全不顾根据地空虚。宋朝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派出精骑，连续两夜奇袭地斤泽，继迁与弟继冲突围而出，其母、妻都被俘，幕帐、牛羊损失惨重。继迁虽再陷困境，却不折不挠，又在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重振旗鼓，支持他的豪族酋长日益增多。
次年二月，继迁决定夺回银州故地。他亲率少数亲从到银州城下，对曹光实说：“我大败了好几次，走投无路不能立足，允许我投降吗？”并约期在葭芦川（在今陕西佳县）纳节献降。曹光实居然信以为真，擅功心切，也不与人通气，就由继迁为前导，率百来骑前往受降。继迁忽然挥鞭为号，伏兵骤至，尽歼光实及其从骑。然后扮为宋军，打起宋帜，袭破了银州城。
占领银州以后，继迁决定缓称王，仍称都知藩落使，权代定难军留后，而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对豪右则预封州郡，以为劝诱。但在其后与宋军的战争中，他却一再受挫，连银州也被迫放弃了。确实，仅以当时的势力，李继迁还远不能与宋朝抗衡。绝境中，他决定借助契丹的力量来对付宋朝，恢复故土。
雍熙三年初，李继迁派张浦携重币出使辽朝，表示归附的意向。河西向为中国右臂，辽圣宗也有意与继迁结盟，牵制宋朝，便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将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给继迁，数年以后还封继迁为夏国王。得到辽朝支持后，继迁便互为呼应，不断袭扰宋朝西北边境，屡屡得手。宋太宗深感头疼，只能以夷治夷，重新任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
继迁的权谋兵略远在继捧之上，哪会买继捧招抚的帐，便忽而兵戎相见，忽而虚与委蛇，让继捧为他请封讨赏。继迁也被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为赵保吉。最后，继捧反而被继迁拉了过去，也归附了辽朝，封为西平王，仍恢复原来姓名。而宋廷还蒙在鼓里，封赏依旧。
淳化五年（994年），二李火并，继捧大败，被州将赵光嗣囚送东京，其部众则被继迁悉数兼并。继迁也离弃银州，宋朝对其施行严禁“青白盐”入境的经济封锁。以畜牧为业的党项人，其粮食主要以当地天然丰产的池盐（多数为青白色，故名青白盐）与边民交换所得。宋朝盐禁政策旨在引起党项族的粮食危机，但关陇边民因食盐断绝而骚然不安，而游牧部族因粮食恐慌而相率扰边，反而为李继迁推波助澜，不久只得撤销禁令。
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截获宋军运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40万石粮食，进围灵州，宋五路出师驰援，并试图一举歼灭继迁，却被继迁灵活迂回的战术所困，无功而返。次年，他以退为进，向宋朝上表请降，同时要求恢复对党项故地的统治权。这时，宋真宗刚继位，不暇西顾，便仍封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领夏、绥、银、宥、静五州。经过与宋朝十余年的艰苦较量，他终于卷土重来，夺回了故土。
但李继迁筹划着更宏大的伟业，他决定向西拓展，控扼整个河西走廊，以便“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纥锐兵”，这一步壮大自己后，再南攻宋朝。在这一战略明确以后，继迁就开始制造舆论。咸平二年（999年），一个谣言不胫而走：天降陨石在继迁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言外之意即向西发展）。
而欲西进，夺取尚被宋军控制的灵州，则是第一步。灵州背倚贺兰山，俯临黄河，历来是中原王朝的河西屏障，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大有余地的活子，因而也成为宋朝与党项、回纥、吐蕃各族势力必争之地。灵州在党项势力范围的腹背，军饷补给常受到继迁的骚扰拦截，宋朝政府对灵州一直在弃守之间举棋不定。而李继迁则在辽朝的支持下，在咸平五年三月，终于攻克了灵州城。
灵州易手，非同小可：党项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得以把河西各族网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往后西夏的立国才有可能；宋朝再也得不到来自河西的战马，更是拱手让出了控制西北的主动权，使得以后在与西夏的较量和经略西北的其他军事活动中，总是处于下风与劣势。继迁将灵州改名为西平府，次年正月在此正式建都，立宗庙，置官署。有一段话说出他对建都的重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塞。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当时河西走廊，吐蕃势力相当活跃，其中又以潘罗支为首领的六谷部落最为强盛。潘罗支占据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宋联手，有力遏制了李继迁西进的势头。双方摊牌势不可免。
当年十月，继迁佯言攻宋环、庆二州，却声东击西一举攻下了西凉府，改名凉州。十一月，他乘胜追击，准备彻底解决吐蕃问题。潘罗支也玩弄伪降的手法，继迁以为凉州既得，大局已定，便掉以轻心，坦然受降。在受降归途中，受到潘罗支设伏的数万军队的偷袭，中了流矢，逃回西凉府，次年年初箭伤发作而死。
临死以前，李继迁谆谆告诫儿子李德明：“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看到了党项实力还远不足以与宋辽争雄，这是他留给儿子富有远见的政治遗言。
继迁一生，不仅联合契丹，抗衡宋朝，夺回了先人故土，保住了党项根基，而且建都西平，扼平夏之要冲，进军凉州，成河西之右臂，一个以夏州为首、西平为腹、凉州为尾的西夏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夏以后的一统疆域和累世大业，都是他所奠定的，因而西夏立国以后，他被追尊为太祖。
李德明，小字阿移，他继承定难军节度使，恰与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同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对辽、夏的政策似乎有其一致性，对李德明也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主动提议媾和。宋朝应允其条件有五项：一、封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二、赐茶二万斤、钱二万贯、银万两、绢万匹；三、给予内地节度使俸禄；四、听从党项使臣回图贸易；五、开放青盐之禁。同时也要求李德明承诺七项条件。除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入质二款，德明对宋朝的条款都表示接受。经过讨价还价，宋朝取消了开放盐禁的允诺，双方在景德三年签订了和约。
德明同意约和，一是长期与宋战争也使党项民族不堪困扰，因而决心遵循其父的遗嘱：一是宋辽议和，也使西夏失去政治声援，不便一意孤行。德明在位近三十年，也确实做到了“不侵不叛”，维护了宋夏和议，使西夏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民族政权、发展社会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德明继续与辽结盟，景德二年，他接受辽朝所册封的西平王，复姓李氏，使他于内加强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于外增加了对宋朝交涉的政治资本。
德明继承乃父经略河西的战略，分别与吐蕃和回纥围绕这凉州与甘州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先说历时二十年的甘州争夺战。甘州（今甘肃张掖）也是河西重镇，这里是甘州回纥的势力范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与次年，德明两次派精骑进攻甘州，一再败归。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元昊才终于袭破夜落纥可汗，控制了甘州。
时隔两年，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王曹贤顺也因势归降西夏。贤顺之父宗寿在当权时期，见河西将有战乱，便把瓜、沙两州各佛寺收藏的经卷文书约四五万件运到沙州（今甘肃敦煌），封存在莫高窟，这批敦煌文献历时近九百年始被完好发现，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次说历时二十八年的凉州争夺战。潘罗支设伏大败李继迁不久，景德元年即被党项归附者所谋杀，李德明再次攻取这一重镇。但吐蕃六谷部重新以厮铎督（潘罗支之弟）为领袖将其夺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德明遣将再占凉州。大中祥符九年，凉州复为甘州回纥可汗夜落纥夺走。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命元昊从回纥手中最终夺回了凉州。李德明掌握了凉州和甘州，西夏势力直抵雁门关，据有整个河西走廊，使李继迁经略河西的宏图基本成为现实，也为其子元昊称帝建国举行了奠基礼。
据范仲淹所见，李德明统治期间，“赛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宋辽两国对德明笼络羁縻，封王赐爵，无形中催生了他建国称帝的欲望。大中祥符九年，他已经欲“僭帝制”，下令讨论其父继迁的尊号和庙号。次年，有人见到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北的温泉山上有龙出现，德明以为瑞兆，决定迁都于此，便改名兴州，委派大臣贺承珍主持都城的营建。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宋朝封他为夏王，规定其车服旌旗低天子一等，试图以此来限制其称帝。不过，这种名分上的约束，显得迂阔和无力。德明离帝位仅一步之遥，他随时都可以跨越这一步，却在这年十月突然去世，而把立国称帝的重头戏留给了元昊去唱。
细说宋朝19：宋太宗和他的宰相们
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过九人为相，他们是薛居正、沈伦、卢多逊、赵普、宋琪、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和吕端，其中赵普、李昉和吕蒙正两次任相。薛居正与沈伦是太祖朝的旧相，太宗前期忙于巩固帝位，留用他们有利于消除舆论的非议。不过，太宗一即位还是增补了卢多逊为相，他协助太宗夺位有功，太宗既要酬谢他，还要让他在相权中发挥关键作用。薛居正五年后死于任上，沈伦和卢多逊都任相达六年之久。他俩因为与赵廷美关系过于密切，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终于招致太宗的疑忌而罢去相位。
其后，太宗在任相问题上采取了三项办法，来加强皇权地位，防止宰相专权。
其一，控制宰相任期。其后六位九人次的宰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最长的是李昉首次入相，为四年略多；最短的是吕蒙正第二次入相，仅一年半。席不暇暖的频繁易相，其目的正如王夫之所说“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这是太宗维护独裁专制的一着妙子。
其二，削夺中书事权。太平兴国七年，他命长子、次子分日赴中书视事，次年又让五子同日赴中书视事，名义上是让诸皇子熟悉政事，实际上是派他们监督宰相。太宗还削夺了中书差除权知与通判等官的任命权，另设差遣院掌管；又把中书刑房划出成立独立的审刑院。
其三，机构互相牵制。太宗在中央设三班院、审官院、考课院，置签署提点枢密院诸房公事，使机构重叠，互不隶属，便于皇帝控制。
取代卢多逊的是开国宰相赵普。赵普在太宗朝再次为相，除了与太宗的旧隙，来自政敌的诋毁也是防不胜防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似乎也与此有关。《宋史》本转说他“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出身小吏，早年读书不多，但晚年仍只读《论语》，显然有违史实。从其所上的奏议，可知他援古论今，涉略广博，绝不是一部《论语》所能包括的。实际上，杜甫有诗说“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因而宋代世人以《论语》为童蒙之书。太宗准备起用赵普，有人就在太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山东学究，只能读《论语》。太宗问赵普，赵普针锋相对的说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我确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辅佐太祖定天下，我才用了半部；还有半部可以用来辅佐陛下！”于是太宗决定用他为相。可见这一说法应出自赵普政敌之口，一经他的反击，便流传更广了。
太宗再相赵普是为了让他在金匮之盟和赵廷美的问题上死心塌地得助自己一把力，为皇位传子铺平道路。赵普出卖了灵魂，换来了相位，却没有获得太宗的绝对信任。赵普再相，其权势、地位与作用已和太祖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南宋吕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太祖时规模广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事；太宗规模烦密，故普不免远嫌疑存形迹而救过之不暇。”赵普在相位时，太宗当着和尚骂贼秃：“我在藩邸时，常听说有朝臣强词利舌，陵替人物；或者遣使远方，归取财利。现在朝堂上还有这等事吗？”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赵廷美被罢官削职，送往房州安置，七月，太宗封长子德崇为卫王。迫害廷美、传位皇子的大局已定，赵普的使用价值也就差不多了。太宗的长子德崇后来改封楚王，改名元佐，他对父亲迫害叔叔廷美十分不满，对力助其事的帮凶赵普也相当厌恶。对已有储君地位的长子的好恶，太宗不能不重视，于是一年以后赵普罢相出朝。朝辞饯行时，太宗赐诗一首，赵普捧诗而泣，表示要将诗刻石与自己朽骨同葬九泉之下。从赵普生离死别的说辞推测，太宗似乎在诗里暗示将不再起用赵普。
罢相以后，赵普一直在外地做知州。雍熙北伐当年，他正在知邓州的任上，五月，正当宋军节节胜利之际，他上《班师疏》，认为北伐“劳师伤财”，批评太宗“乐祸求功”，建议尽快班师，防备契丹南下。从当时形势看，赵普的分析还是有见识的。不久，北伐果然失败，朝野都认为《班师疏》是致太平之策，赵普再次成为众望所归的宰相人选。雍熙四年（987年）十二月，赵普入朝，君臣相见，都别有感慨。
再说元佐在雍熙元年（984年）听到廷美在房州去世的消息，顿时精神失常。他的病实在是受到太宗迫害廷美的刺激而引起的，病情来势汹汹，已经不能上朝。次年重阳节，太宗召诸子会饮，未召他参加，他就纵火焚宫。太宗不得不将他废为庶人，幽禁起来。太宗次子元僖接替他当上了开封府尹，取得了准皇储的地位。元僖与元佐不是同母所生，他担心太宗的心理天平会再次倾向元佐，也知道赵普与元佐的关系，便趁着太宗优遇入朝的赵普那当口，建议太宗重新起用赵普。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端拱元年（）宰相李昉罢政，赵普与吕蒙正同时被任命为宰相。
太宗有意让赵普代吕蒙正，但对赵普并不放心，当面敲打他“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赵普这次入相已经六十七岁，即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他在中书判事不到一年，就请假养病了。次年七月，有彗星现，有人鼓吹是灭辽的好兆，赵普抱病上《彗星疏》痛斥其说，使太宗打消了攻辽的想法。
由于前期的嫌隙和太宗的疑忌，赵普与太宗两人始终互相猜防，心存芥蒂。太宗容不得有威望的宰相，赵普患得患失，也只能韬光自敛，富贵自保，尽管在太宗朝两次入相，除了两次劝谏伐辽的奏疏，他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建树。比比与太祖在建国前后的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这位开国宰相的晚年应该是感慨万千的。淳化三年（992年）赵普去世，太宗说了一段盖棺论定的话：“赵普追随先帝和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过去与朕曾有不快，众所周知。朕即位以来，总是优礼他，他也竭力自效，尽忠国家，真是社稷之臣！”
在太宗的宰相中，只有李昉的资格可与赵普一比短长。他是后汉进士，深受后周世宗赏识，在赵宋代周时，只有他不去朝见，因而在太祖朝他的最终官衔与他在后周时相同，都只是翰林学士。不过，当卢多逊挤兑赵普时，太祖问他，他说：“我只是草诏，赵普所为，非我所知。”李昉跳出是非圈外的表态，赢得了赵普的好感。他在赵普第二次入相时，出任参知政事，应与赵普奥援有关。
太平兴国八年，赵普罢相，李昉与宋琪并居相位。宋琪虽是首相，但李昉更受太宗青睐。原来，卢多逊为相时常在太宗面前说李昉的坏话，而李昉尽管不附和卢多逊倒赵普，却与卢关系不坏。有人告以多逊攻击他的事，他总不相信，仍待之不疑。为相以后，他也并不因为卢多逊倒台而落井下石，反而为他辩解。太祖告诉他说，卢多逊平时诋毁你不值一钱，李昉才知道真相。而太宗越加认为他是忠厚长者，因而在宋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罢相后，就让他独相二年有余，这在太宗朝只有后来的吕蒙正和吕端才可与其相比。
李昉独相不久就是雍熙北伐，太宗与亲信控制枢密院的决策，中书无法过问，李昉也难有作为。但就在这种情势下，他大胆上书，反对北伐，甚至将太宗比为隋炀帝。北伐失败，太宗也没有立即降罪于他。端拱元年（988年），有个好事的布衣，叫做翟马周的，击登闻鼓上书，说李昉在北寇入边之际，不忧边事，列置女乐赋诗饮酒，强烈要求严肃处理。太宗便将其罢相，让他做了北征失败的替罪羊。
接替李昉任相的是赵普和吕蒙正。吕蒙正是太宗意欲培养的状元宰相，时年四十五，可谓春风得意。但赵普还能视事时，自然轮不到他来充分表现自己。赵普在淳化元年因衰病罢相，吕蒙正独相，正可以大展抱负时，却不慎惹怒了太宗。
这事与准储君赵元僖有关。元僖的地位日渐巩固，独相的蒙正与他的关系也日渐密切。由于元僖毕竟还没有被立为太子，而太宗共生过九子，除了元亿早夭，元佐精神失常，元僖至少还有六个竞争者。这时，度支判官宋沆与冯拯等五人伏閤上书，请求太宗立元僖为皇太子。宋沆是吕蒙正的妻族，也是蒙正所提拔的，太宗有理由怀疑是蒙正在背后唆使，表明蒙正与元僖关系已非同寻常。
在威胁到君权时，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自己提拔的状元宰相，也都是不能容忍的。淳化二年，太宗便以“援引亲暱”的理由将吕蒙正罢相。淳化三年，元僖暴死，年仅二十七岁，终于没能圆上太子梦。但皇储问题始终是太宗的一块心病。
接替吕蒙正的又是李昉，与他同是拜相的还有张齐贤。齐贤是吕蒙正同榜进士，得到赵普的推重，在太宗朝进士中第二个位至宰相，至于以李昉为首相，太宗还是有以老带新的用意。但太宗很快就对他俩表示不满，说李昉未进用时以管、乐自许，任相以后却循默不言；说张齐贤是力不从心，名浮于实。两年以后，他俩被先后罢相，吕蒙正再次入主中书，独居相位。
吕蒙正这次入相，已无元老重臣需要他谦让三分，他以“清净致治”为说辞，让太宗感到打消出兵攻辽有充分的理由。由于君相投契，蒙正再相敢说敢为，与第一次大不相同。淳化五年元宵节，太宗设宴招待近臣，大吹大擂自己“躬览庶政，致此繁盛”的太平景象。吕蒙正则敢于大扫其兴，离座说：“京师所在，才繁盛如此。我见到都城外数里，饥寒而死者就不少。愿陛下视近及远，这是苍生之幸！”太宗作色不语，蒙正泰然就位。
有一次，吕蒙正拟好出使西夏使臣的人选，太宗不同意。数日后，蒙正仍将原来的名单呈上，太宗仍不同意。不久，问他，仍坚持己见。太宗盛怒之下把蒙正的奏疏扔到地上，要他一定换人。蒙正说：”其人可使，他人不及。我不敢枉随君意，贻误国事！”说着捡起章奏，揣怀退下。太宗事后对人说：“是翁气量我不如。”终用其人，国称其职，太宗更感蒙正知人善任。蒙正此举，显然在学赵普，他大概也希望太宗像太祖对待赵普那样待他。吕蒙正再相，确实大展身手，但皇位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太宗，而要让蒙正接受托孤的大任，似乎还不是最佳人选。
在元僖死后的近两年里，太宗一直没有提及立储之事，但内心还是着急的。淳化五年秋天，寇准入朝，太宗突然问他：“朕诸子中谁可以付以神器？”寇准说：“陛下为天下择君，绝不可谋及妇人、内侍与近臣，只有陛下选择能够负天下之望者。”寇准的话暗有所指，妇人指太宗的李皇后，内侍则指帮助太宗继位有功的王继恩。太宗问襄王元侃行吗，寇准说：“知子莫若父，既以为可以，就立即决定。”太宗就让元侃出任开封尹，成为准皇储，寇准也当上了参知政事。
储君既定，太宗就有意改相吕端。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久，太宗在曲宴后苑时赋诗说“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用吕尚辅佐武王的典故，表明对吕端的属意。不久，太宗宣布：今后中书事必须经吕端酌定才可奏闻。以太宗疑忌心之重，这是一种罕见的信任。
八月，太宗正式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掐指一算，自唐末以来，已经近百年没有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了，京师士庶见到皇太子都说是社稷之主。太宗听到李皇后传给他的这一消息，又是老大的不高兴，他先忌其侄，后忌其弟，现在竟忌及亲生儿子，他召见寇准说：“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宽解道：“陛下把天下交给自己选择的社稷之主，这是万世之福啊！”明代李贽读史至此，不禁感慨道：“倘非寇公调停其间，安知自刎之祸不再见耶！”
寇准早在太平兴国五年，就向太宗推荐过吕端器识非常，希望能早日用他。太宗不以为然道：“我知道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其他没什么能耐！”但太宗后来完全改变了对吕端的看法。
太平兴国五年，吕端在开封府判官任上，受一件无关之事的牵连。太宗对那件事很恼火，命令在他头上戴上大木枷，安置商州（今陕西商县）。判罪以后，恰巧开封府还有一些公文要他签署，吕端怡然吩咐：“只管拿来！只管拿来！戴枷判事，自古就有。”太宗还下令只能步行，不能骑马，吕端身体肥硕，戴枷步行千余里自是够呛。宰相薛居正安慰他暂且认灾，他大笑说：“不是我吕某的灾，是长耳（指驴）的灾。”谈笑幽默，一如平日。
淳化三年，追究开封府尹元僖中毒暴死事，吕端这时又是担任开封府判官之职，与其他属吏以辅导无状受到审查。最后发落时，别人都哭泣着请求减轻处分，只有他声称“罪大而幸甚”，自求外贬。
端拱元年，吕端出使高丽，突然风急浪高，樯摧舵折，副使与同舟之人惊恐万状，他却始终稳坐舱中，安然读书，全无惧色。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吕端的稳重、决断和镇定广为人知，也传到了太宗耳中，从而得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高度评价。而吕端也确实没有辜负太宗托孤的厚望。
皇太子赵恒与赵元佐倒是同母兄弟，都不是依然健在的李皇后的儿子。李皇后是宋初大将李处耘的女儿，他的哥哥李继隆这时正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执掌着京师禁军的指挥权。他自己所生的儿子早已夭折，应该说太宗任何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对他都关系不大。官史上说她忌惮赵恒“英明”难以驾驭，看中元佐有病易于控制，这话未必完全可信。另有记载说她钟爱元佐，还在宫中抚养元佐之子，这一说法似乎比较合理。也许出于同样动机，在赵恒立为太子时，她在太宗面前离间过他们父子的关系，令太宗大生疑忌之心。
太宗死后，李皇后就和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王继恩这次是被江湖文士潘阆说动的。潘阆早年曾为宰相卢多逊策划谋立赵廷美，被朝廷长期追捕，多亏王继恩向太宗说情，才被宽赦。他对王继恩说：“你若扶立太子，显不出功劳。若扶立赵元佐，就是把被遗弃的人扶上了皇位，其功甚大。”潘阆似乎是一个同情被剥夺应有权利者的侠义之士，但拥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显然说不过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去世前不久，吕端入宫探视，见赵恒不在宫中，便先在笏板上书写“大渐”两字，密派亲信去通知赵恒立即进宫。太宗撒手当天，李皇后让王继恩到中书去召吕端。吕端知道王继恩要故伎重演，就诓骗他去诏书阁取太宗诏书，把他锁在了里面，让人看住他，自己立即进宫。
李皇后对吕端说：“皇帝去世，立嗣以长，顺理成章，你看如何？”吕端反驳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因王继恩不在场，李皇后不知如何应对，便默然不语。吕端于是奉皇太子即位。即位仪式上，太子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立殿下不行君臣跪拜之礼，请卷帘相见，他亲自升殿审视，见确是太子，才下阶与群臣拜呼万岁，真宗终于顺利登位。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宋真宗一共用了五个年号，依次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和乾兴。以景德元年为界，真宗朝的政治明显可以分为两截。这里先说前半段。
在太宗传位真宗的过程中，吕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宗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同母兄长赵元佐有争位之嫌（也没有证据证明元佐有此意向），他恢复了元佐被太宗剥夺的楚王的封号，还多次表示要去看望兄长，却都被元佐以病为由拒绝了。
但拥立赵元佐集团的那些人总得处理，在这一问题上，吕端也很稳健老练。他首先让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为使相，表示尊崇，出镇陈州。使相就是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头衔，或是原任宰相的勋旧大臣罢政后加节度使的头衔，但都不领中书政事，仅作为一种荣衔。
然后，吕端以王继恩与李昌龄交接请托“泄露宫禁语言”的罪名，将王继恩安置均州，李昌龄贬为忠武军司马。宋代官员被贬某地，往往有三种处分：最重的是编管，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完全受到管制；其次是安置，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限制；最轻的是居住，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自由。对王继恩的处分是比较重的，李昌龄因原是参知政事，只是以大幅度贬官了事。
处理胡旦，只说他起草诏书“颇恣胸臆”，有诽谤言辞，除名流放浔州，处理也是偏重的。除名也是宋代对官员处分的方式，即除去官员名籍，成为平民。但在处理时，吕端都没有指明他们是因拥立元佐而得罪的，而且除王继恩，不久都得到了从宽处理。
即位之初的稳定政局也离不开吕端，真宗对这位顾命大臣自然尤为尊重。他每见吕端入对，就肃然拱揖，从不呼以姓名，而以官名相呼。吕端晚年身躯肥大，行动不便，真宗特地将宫中高而陡的台阶加以改造，以便吕端出入。可惜吕端因身体欠佳，在真宗即位次年就辞去相位，过了两年就去世了。
吕端辞相以后，由张齐贤和李沆并相。张齐贤在太宗朝深负盛名，也以致君自负，但在真宗朝再相以后却没有大建树。一般认为，这与李沆有关。李沆是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即所谓“潜邸旧臣”，真宗一即位，就让他做参知政事，李沆不久后就升任宰相。太宗晚年，李沆在为姻亲补官外放时请托过当时的宰相张齐贤，后被太宗追究，齐贤不想连累李沆，独自承担了责任，因而丢掉了相位。
拜相以后，真宗召见李沆与张齐贤，强调上下团结，似乎已知道两人不太融洽。不过，两人的矛盾可能并不是个人恩怨，因为齐贤在前朝宰相是代李沆顶缸，张对李有恩无怨，李对张也无怨可结，很可能是两人在治国政见上有所不同。齐贤议论慷慨而难免迂阔，与李沆沉稳无为的政治风格难成拍档，在与真宗的关系上，也不及李沆有师生之谊，因而在咸平三年末以朝会上饮酒失态而被罢相。
次年正月，真宗同时任命吕蒙正与向敏中为相。吕蒙正已是第三次入相，这一经历只有赵普可与之相比。不过，这次任相，他并没有显赫的政绩，只是德高望重的象征。向敏中这次为相仅一年半，因生活琐事而被免相，也未见有重要政绩。但罢相以后，真宗仍委以重任，让他出知永兴军，担当西线抗击西夏的重任。他在真宗朝后期再次入相，这是后话。
咸平诸相中，李沆为相时间最长，也最受信任。真宗问他，治道何者为先，他说：“不用浮薄新近喜事之人。”一天，真宗派使者拿来手诏，让李沆进封宠妃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来使在烛火上烧掉了诏书，让他回奏“就说李沆以为不可”，真宗只得收回成命。石宝吉以驸马都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以为，石宝吉无攻战之功，仗戚里之故，倘行典赏，恐招物议，明确表示反对。数日后，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
当时，西夏李继迁正骚扰不断，参知政事王旦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坐致太平而悠游无事，李沆却说：“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宋夏战事稍停，王旦问他意见，他说：“边患既息，恐怕人主要渐生侈心。”王旦不以为然。李沆就常向真宗奏报全国水旱变乱之事，王旦以为鸡毛蒜皮不值得烦扰皇帝，李沆说：“人主年少，应让他知道四方艰难。不然，他不是留意声色犬马，就是热衷土木、祷祠或甲兵之事。我已年老，不及见此，这是你他日执政应当忧虑的事。”李沆死后不久，真宗果然东封西祀，崇奉道教，大造宫观，王旦感叹他有先见之明。
寇准向李沆推荐丁谓的才干，李沆不用，说：“观其为人，能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反问：“像丁谓这样的人才，你能始终让他位居人下吗？”李沆笑着说：“他日后悔，当思我言。”其后，寇准果然被丁谓倾陷，才佩服李沆识人。
真宗见李沆从来不密奏朝事，问他：“别人都有密奏，唯你没有，何故？”他答曰：“位居宰相，公事公言，何用密奏？人臣密奏，非馋即佞，我最厌恶，岂可效尤？”他自我评价道：“我居相位，实无贡献。只是朝廷内外所有兴利除弊的建议，我一概驳回。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报答吧。因为国家制度，大小具备，所谓兴利除弊，实乃随意折腾。”他还说：“我做宰相，《论语》所说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还没做到。圣人之言，应该终生记诵啊！”
李沆死在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年仅五十七岁。真宗对他未享长寿十分悲痛。咸平时期，外有契丹的骚扰和西夏的攻略，内有益州王均率领的士兵叛乱，已非年号所显示那样的一切太平。但真宗在咸平初政时，没有任用小人，朝廷也没有大折腾，这应与在咸平时期始终为相的李沆有密切关系，他去世不久已有“圣相”之誉。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却有可取之处；但当时宋朝面临的内外问题，已不是这一治国方针所能完全解决的。李沆死后数月，宋辽有一次较量，订立了澶渊之盟，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使其后真宗朝的政治色彩与咸平时期大有区别。
细说宋朝21：承天萧太后
辽世宗以并非皇储的身份之所以得立，众臣拥立他的原因颇多：一是他以一定的实力造成了继位的既成事实；一是出于对其生父东丹王耶律倍不幸结局的同情；一是对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擅自废立滥杀无辜的不满；而主要的是出自对耶律李胡的憎恶和畏惧。他在位仅五年，就被蓄谋已久的叛臣察割杀死。
察割叛乱很快被大臣耶律屋质和耶律璟联手平定，耶律璟是太宗长子，顺理成章的即了位，此即辽穆宗。穆宗在位十九年，前期上层叛乱隔三岔五的发生，这是太祖死后太宗一系与耶律倍一系的皇位争夺战的延续。辽朝内部不稳，中原正是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统治时期，这也是五代最有作为的时期。辽穆宗后期已是宋太祖前期，这时北宋正在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很显然，南北双方的强弱攻守之势已发生了逆转，优势暂时不在契丹方面。而辽穆宗也只是在边境骚扰，以声援北汉，从未主动大规模南攻过。
穆宗嗜酒无度，昼寝夜饮，国人称之为“睡王”。他性喜畋猎，不恤国事，辽朝出现了“政昏兵弱”的中衰局面。而他本人则喜怒无常，动辄虐杀左右男女侍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炮烙铁梳，无所不用其极。应历十九年（969年），他在游猎途中，欢饮大醉，索食不得，又要杀疱人。当晚，近侍和疱人们抢先下手，愤怒杀死了这一昏暴之君。
辽穆宗无子，即位的耶律贤是世宗次子，此即辽景宗。景宗在位勤于政务，初步扭转了穆宗中衰的局面。其主要举措有三：其一，任用蕃汉贤臣。契丹大臣萧思温、耶律贤适，汉族大臣韩匡嗣（韩知古之子）、室昉、郭袭，都是一时之选。其二，健全法制建设。例如恢复穆宗所废的登闻鼓院，让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派贤臣去各地平反冤狱，处理积讼；对犯罪的宠臣也绳之以法。其三，争取皇族支持。他对穆宗时期参加过谋叛的皇族也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上层相对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景宗仍采取不主动南侵、仅声援北汉的方针，只是在宋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亲征幽州时，他才遣将决战高梁河，挫败了北宋的攻势，保住了燕云的州县。景宗在位十四年，乾亨四年（982年）去世，时近三十五岁。史称他“任人不疑，信赏必罚”，他选拔的人才和进行的整顿为圣宗之治准备了条件。
景宗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此即辽圣宗。圣宗是辽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位共四十九年，其中前二十七年由其母承天太后摄政。承天太后，即景宗皇后萧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景宗自幼得病，沉疴连年，常不能视朝。《契丹国志·景宗孝成皇帝》说：“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帝知而已。”景宗曾在宝宁八年（976年）指示史馆：今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也应称“朕”和“予”。这也印证景宗之政确有皇后之助。景宗死时，他以皇太后摄政，年仅三十，次年群臣上尊号为承天太后，有关杨家将戏文里出现的萧太后就是指她。辽朝皇后都选自萧姓，萧氏贵族世任宰相之选，在辽朝的地位仅次于皇族耶律氏。
摄政之初，萧太后的父亲早已被害多年，后族无可依靠。而宗室诸王权重兵众者遍布朝廷，对圣宗皇位构成莫大威胁。南面边境辽宋战事正不可开交。故而她哭泣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景宗的顾命大臣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宽慰她说：“只要信任我们，何虑之有？”于是，承天太后命他俩参决大政，而把辽宋战事委托给耶律休哥。
韩德让是韩匡嗣之子，《辽史》本传说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据说，燕燕少时曾许配给他，未及成礼而被选入宫。有这层关系，皇后萧绰代决政事，已倚重德让。摄政以后，承天太后私下对韩德让说：“我曾许嫁给你，愿谐旧好。现在幼主当国，也就是你的儿子。”在不排除感情需要的同时，承天太后似乎有意利用先前的那种微妙关系。
路振《乘轺录》以为萧太后说那番悄悄话，是因为自己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这只是一种猜测，但韩氏自韩知古起三代都居要职，已成为汉官势力的代表人物，如今又是托孤大臣，为让他竭尽自己的才智、实力和影响，为巩固孤儿寡母的统治而效忠尽力，其中权谋成分与情感因素似乎是同时并存的。她命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使母子俩获得一种安全感。在韩德让的建议下，承天太后撤换了一批大臣，命宗室诸王各回自己的府第，严禁私自宴请往还，还相机行事夺了他们的兵权，圣宗的皇位才算稳固。
而后，承天太后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德让就毫无顾忌的出入太后的帐幕，共同处理政务，食同案，卧同帐，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德让在统和元年（983年）兼政事令，统和十七年，在耶律斜轸死后兼任北院枢密使，总知南北面两院事，拜为大丞相，至此，他位兼将相，总揽辽朝军政大权。其后，他受赐国姓“耶律”，赐名隆运，并特许置斡鲁朵宫帐（辽制仅皇帝和太后才有此特权）。
韩德让在辽朝蕃汉群臣中是辅政最久，权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重臣，是圣宗之治的直接促成者。他曾获赐铁券誓文，由圣宗亲笔书写，斋戒焚香，在北斗星下向蕃汉群臣宣读，其中自有他的心机。但在承天太后死后，却未蹈前代权臣为继位君主忌惮诛除的覆辙，圣宗始终敬事若父，恐怕绝不是一纸空头誓文所能保障的。史书说他“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镇服中外，无有邪谋”，他个人的品德和作为其了很大的作用。连宋人所编的《契丹国志》都叹为“千载之逢而非常之遇”，除了韩德让个人因素，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绝无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排外心理，也许更至关重要吧！
承天太后摄政，亲自抓了三件事。其一，着意笼络大臣。他利用幸第问疾、进官加爵和为近臣在景宗御容殿绘像等手段，与群臣建立信任感，愿意竭尽忠诚，报效死力。其二，亲自审决滞狱。她在统和元年十二月颁赦：凡刑狱有冤屈的可以赴御史台上诉。接下来三年，她年年亲自临决滞狱，缓解了社会矛盾，赢得了人民好感。其三，大胆擢用汉官。除了韩德让，他还任用了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得臣、王继忠等人。任用汉人是承天太后顺应潮流之举，既是契丹社会汉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她决心进一步封建化的组织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