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承天太后就与辽圣宗、韩德让一起进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这一改革绝大部分在承天太后摄政的统和时期已经开展，部分在其后仍由圣宗继续向前推进。
其一，重新编制部族。即既把原先隶属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族经改编增置为平民性质的新部族，还规定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奴隶宫户，这些措施极大削弱了契丹社会的奴隶制成分。
其二，实行科举取士。统和六年（988年），辽朝首开科举，虽仅取一人，却意义重大，标志着汉族士人可以藉此进入辽朝统治阶层，也意味着辽朝统治基础的扩大。澶渊之盟以后，取士名额激增至二三十名，到圣宗后期已达七十余人。到辽朝晚期，契丹族也设科考，汉族文明已使契丹族高度汉化了。
其三，推进法制汉化。契丹旧例，契丹人与汉人共案同罪时，重处汉人，轻处契丹人，同罪异判现象十分严重。为调整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实现蕃汉同律、法制汉化的改革，同时剥夺契丹贵族和奴隶主的某些司法特权，逐步推行蕃汉贵贱同罪同判的司法原则。
其四，全面整顿吏治。韩德让建议以任官好坏作为考课标准；他本人以任贤去邪为己任，深受承天太后的嘉许：“进贤辅国，真大臣之职。”
其五，改革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一是将燕云地区推行的封建赋税制度扩展到其他头下州军地区，一是把穆宗朝以来胁迫为部曲的奴隶都改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在对宋和战上，承天太后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她习知军政，先是击退了宋太宗的雍熙北伐，而后来又迫使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承天太后不再摄政，将权力移交给辽圣宗。这年十二月，这位辽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行宫去世。史书称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又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都是赞颂其政治才略的。关于其为人，史书称她“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华仪有二解，一是汉人的妆饰，一是华美的妆饰，若是前者则说明她向往汉族文化，若是后者则表明她作为女性的另一侧面，都是不坏的评价。至于性无检束，唯其如此，她才会为了自己和国家下嫁给韩德让。
历来小说戏文对她丑化为多，究其原因就是她率领辽军大败了宋军，而澶渊之役更令汉人的脸面没地方搁。这里，倒需要有一种大气去省视这段历史恩怨。对辽朝而言，承天太后无疑是推动其前进的有着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她不仅巩固了辽朝的统治，扭转了世宗、穆宗以来的中衰局面，还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契丹的封建化改革，迎来了辽朝的鼎盛时期。《辽史》以为：“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她与圣宗在辽朝历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她与文明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兄弟民族贡献的杰出的女政治家。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从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战争的主动权从宋朝移向了辽朝，辽军频频进扰北宋边境州县，但互有胜负，辽军未占绝对优势。真宗即位，辽朝对宋朝传达的和好意愿不予理睬，并在咸平二年（999年）深秋再次大规模攻宋。在忻州刺史柳开的鼓动下，宋真宗决定效法太祖、太宗率军亲征，岁末抵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时，辽军已在掳掠了河北和山东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州县后顺利北撤，真宗亲征并没有给辽军以实际打击。但在群臣的称贺声中，真宗真以为御驾亲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然后班师回京，结束了这次亲征。其后三年，辽军每年南侵，以便为更大规模攻宋作试探性准备。
景德元年（1004年），圣相李沆去世，真宗立即把另一位“潜邸旧臣”毕士安提拔为参知政事，并许诺将拜他为相，还问他谁可与他共居相位。士安说：“寇准忠义兼备，善断大事，己所不如。”以寇准的资历才干，真宗早该让他入相的，但真宗似乎不喜欢他“好刚使气”的个性，才久久未用。他又对士安说及这点，士安说：“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往往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边患严重，正应该用寇准这样的人。”时隔一月，真宗颁布了两人并相的任命。
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但进展并不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得手，便绕道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承天太后亲擂战鼓，指挥攻城，都被宋军以大石巨木击退，辽军死者达三万余人，伤者更多。在遭到重挫后，承天太后鉴于辽军并不擅长攻打坚城，立即做出正确的决策，放弃瀛州，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直趋开封，威逼宋廷。辽军攻占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不久就绕过重镇大名府，大军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下，令北宋朝廷措手不及。
北宋朝廷早在九月中旬就接到辽军南侵的边报，宋真宗表示要再次亲征，与辽军在河北一决胜负，询问宰执何时出发为宜。毕士安出于稳妥的考虑，认为如要亲征，也不必到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但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以晚去为宜。枢密使王继英也持这一看法。寇准则提议，军队都在前方，早去可以鼓舞军心。真宗听从了毕士安和王继英的意见。
敌骑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朝臣都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问谁出此二策，真宗让他只断可否，而不问其谁。寇准回答：“将献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真宗感到大名府一旦陷落，河朔即将不保，准备派一重臣前往镇守，寇准提名王钦若。召见之时，王钦若还没说话，寇准就说：“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日，参政当体此意！”王钦若没法再推辞，只得出判大名府监都部署（宋代凡是担任过宰执而出知州府，都称为判，以示位尊权重）。
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真宗。真宗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真宗车驾从开封出发，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真宗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真宗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数日以后，澶州在望，军中又开始流行南幸金陵的浮言。真宗有点动摇，寇准说：“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趁其后，要去金陵也不可得！”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禁军将士多为北人，倘若他们不愿南下金陵，恐怕要出大乱子。”真宗这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御驾进抵澶州的南城。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南城比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都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臣见契丹军声势浩大，都建议驻跸南城。寇准则力主真宗亲赴北城，鼓舞前线士气。高琼甚至说：“陛下如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不知分寸，高琼激愤地说：“你以文章升为二府，今天敌骑当前，还指责我无礼，你何不赋诗一首咏退敌骑呢！”说完就命令卫士们护卫真宗前往北城，真宗这才渡河登上北城城楼，接见慰劳将士。当宋军将士远远望见御伞黄盖时，立即欢声雷动，高呼“万岁”。
巡视完毕，真宗将军事全权交给寇准决断，寇准留居北城，号令明肃，将士畏服。在南城行宫的真宗派人去探视寇准的动静，知道寇准与知制诰杨亿每天通宵达旦的饮酒呼卢，戏谑喧闹，便高兴地说：“寇准如此，吾复何忧！”他不知道这是寇准特为安他的心而做出的举动。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对此，陈瓘在百年以后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也就是说，闹得不好，建炎南渡的局面会早一个世纪发生。
辽宋两军夹河而阵后，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在开战前出阵视察地形，被宋军用床子弩一箭射死。萧挞凛是智勇兼备的辽军主将，他的死令辽军的士气一落千丈。承天太后亲临灵车前恸哭致哀，为其辍朝五日。他审时度势，深知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入开封、迫宋投降的地步，便决定挟大军南下的余威，从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尚未获得的东西。
实际上，辽军出发之际，承天太后就通过宋朝降将王继忠，保持着与宋朝讨论议和的渠道。继忠是真宗潜邸时的旧臣，在一次战争中被辽军俘虏，便成为沟通辽宋议和的最佳人选。宋真宗表示愿意谈判，派曹利用为使者前往大名府。判大名府王钦若见辽军正在猛烈进攻，未见和谈意向，便将曹利用留在大名府。
两军在澶渊对阵以后，承天太后见军事上难以占到便宜，和议趋向日渐明确，便命王继忠从多渠道向宋真宗传递和谈信件，要求宋方派出使者。宋真宗虽然亲征澶州，也登上北城劳军，但始终难以克服恐辽心理。即位前后，自王小波李顺以来接连不断的兵民反叛，宋夏边境连年的不安宁，都令他揪心不已。如今两军虽夹河对阵，但时值隆冬，倘若辽军再采取迂回战术，放弃澶州，从别处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形势就不堪设想。考虑到这一切，真宗便坚定了求和的念头，下令曹利用立即赴辽军大营和谈。
曹利用见到承天太后的次日，就与辽朝使者韩杞出发来见宋真宗。真宗得知辽朝要求归还周世宗攻取的瓦桥关以南的领土，明确表示：可以习用汉代以玉帛赐单于的故事；若要求土地，则决战到底。寇准则主张，不仅不必赐玉帛给契丹，凡而要求他们交出燕云旧地向宋称臣，这样才能确保百年无事。
而其时有流言诋毁寇准挟兵以自重，真宗便以“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坚持己见，寇准只得同意议和。曹利用再赴承天太后帐前重议和平条件，真宗对他说：“必不得已，百万也可。”曹利用表示：“契丹如有其它非分要求，我就不活着来见陛下。”寇准听说，即召曹利用私下嘱咐道：“虽有圣旨，如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再赴辽营，承天太后说：“晋给我们关南地，被周世宗攻取，现在应该归还。”曹利用答道：“前朝之事，我朝不知。倘若要求岁币以助军用，还不知我朝皇帝是否同意。割地之事，不敢归奏！”
经过多次使臣往来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的条款：一、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辽为兄弟之国；三、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四、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五、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曹利用带着这一和议条款赶回澶州行宫，真宗正在吃饭，不能立即接见他，便命宦官去问岁币数额，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宦官回来奏报说，猜想是三百万，真宗当即失声说“太多”，转而说：“能了结此事，也还可以。”召见时，利用连声谢罪说答应的银绢数太多，当真宗知道是三十万两匹时，大喜过望，重赏了他，和快就批准了和议，起驾回朝。
澶渊之盟不仅使契丹从孤军深入的军事险境中安然脱身，还获取了战场上没能得到的酬报，每年得到数额可观的岁币。对辽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这场军事与外交的较量中，辽朝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外，承天太后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胆略和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澶渊之役是契丹发动的南侵宋朝的战役，契丹确实于理有亏，但国与国之间历来都是凭借实力来证明其存在的，后人岂能苟求一千年前的古人。何况承天太后审时度势，并没有顽固坚持与北宋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盟约订立以后，史称她是“愿固盟好”的，而后辽宋之间基本上也确实是和平相处的。
对宋朝来说，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的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金朝的交涉中成为惯用的一种妥协方式。
不过，从宋辽历史的长过程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中原政权与辽朝近百年的战争状态。自此以后，政治上互以南北朝相称，使者聘问不断，经济上双方沿边的农业经济在和平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榷场贸易更是互市不绝，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和平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澶渊之盟也可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也表现在宋夏之间。澶渊之役的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战死，宋朝在次年抓住时机与其继承者李德明议和。景德三年，双方也达成了和议，其性质和效果不啻是宋辽澶渊之盟的克隆版。尽管宋夏之间地缘政治的短暂平衡在元昊时期一度打破，但三方毕竟通过妥协获得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至于宋辽间的这种平衡，虽然在元昊反宋时起过波折，但基本上没有打破过，大体维持到宋徽宗后期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决策的正确，对力挽狂澜的寇准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他对社稷有功么？”真宗说是，钦若挑唆道：“陛下为何不意澶渊之役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社稷呢？”真宗惊问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现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他见真宗不乐，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陛下，你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危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以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立马降温。
而寇准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执颇有非议，暗示他任命有规矩，寇准说：“宰相就该进贤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书吏之职。”这也招来了同僚的不满，再加上寇准在澶渊之盟后有意无意的居功自得的架势，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他被罢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执政。
现在，真宗一想起澶渊之盟，就深感奇耻大辱。他还可能联想到世人对其父亲皇位合法性的腹诽，对其父为他们兄弟谋求皇位继承权的非议，对他自己替代乃兄元佐继承皇位的看法，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旧病未除，新耻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王钦若揣测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本来就畏惧契丹，说：“河朔生灵，才免干戈，岂忍再战？可想他策。”王钦若这才把本意脱出：“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而后他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禅之举。他见真宗心动，就献策说：“天瑞岂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难道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后来去问秘阁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怎么回事，杜镐随口直言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真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但真宗还担心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转达了真宗难以启口的“圣意”，王旦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欢宴，而后赐酒一尊，嘱咐他回家与妻儿共享这坛美酒。王旦归府一看，见尊中都是明珠，领悟到这是真宗让他在天书和封禅问题上不要发出反对的声音。于是，一坛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一次。一天，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应召入宫赴宴，见有丁谓与杜镐等人在场，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宾就座，尧叟等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不讲君臣大礼。”喝的开心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色小袋，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梦溪笔谈》所记此事未与天书封禅联系起来，但有理由推断两者是有关的。君不见丁谓后来在这出闹剧中的作用仅次于王钦若，而陈尧叟则多次承担宣读天书的重任，杜镐因曾经实话实说，显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当以后，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寝前，有神人来告：“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建道场祈祝以后，今日皇城司果然奏报有天书悬挂在承天门上。
在王旦等再拜称贺后，真宗与朝臣来到承天门，让内侍上屋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书中强调的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着大赦，加恩，赐京师大酺五日，也就是犯罪减刑，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国定假五天，公费欢饮庆贺。一时间，天下争言祥瑞，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骗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就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对封禅礼心向往之，却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是否与这一大礼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请愿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寿），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在六月的一次朝会上又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在泰山醴泉亭得到天书。于是又是群臣称贺，皇帝拜受，为封禅铺平了道路。
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共走了十七天，才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登山举行繁琐的封禅礼，又是大赦天下，文武官都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公费宴庆遍及全国。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见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礼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和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不过，祭地仪式在汉代以后常在京城北郊外设坛举行，就像后代祭天一般在京城南郊设天坛一样。但真宗对制造大排场来刺激内心不踏实的做法，似乎已经上了瘾。八月，真宗决定明年春天亲祀汾阴。
在其后几个月里，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陕州报告说“黄河清”了，潜台词不言而喻是“圣人出”了。巨沼是汾阴所在的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灵宝真文》，这令人联想起汉武帝祀汾阴前夕当地有宝鼎出土的好兆头。反正士人与老百姓也看着领导人的喜好拼命扎堆，你能神道设教，就不许我也来个神道邀宠？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西祀汾阴的队伍仍以天书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在一整套繁缛的祀地祇仪式完成以后，真宗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过黄河大桥，折道向西，来到华山山麓的华阴县，亲自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仪式。归途中，真宗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谒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和太宗永熙陵）。这次西祀出巡，前后闹腾了六十八天。回来以后，又是宰相以下加官进俸；还派使臣分赴五岳，为五岳册封帝号。
在这场闹剧中，如果说真宗是前台唯一的主角，王钦若则是第一导演，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珪。他们五人互相勾结，行踪诡秘，时人号为“五鬼”。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妄为敢做，又懂道教，故而在这场神道设教运动中，委曲诱导，及时建议，作用最大。丁谓这时还屈居王钦若之下推波助澜，但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真宗末年政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脚色。林特工于算计，丁谓参知政事后推荐他做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权。他善于奉迎附和，先依附于王钦若，而丁谓后来也始终信任他。刘承珪是宦官，真宗伪造天书，多借皇城司奏报的名义，当时的皇城使就是他。陈彭年倒是个学者，他以自己的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为人一误入歧途，就覆水难收，他就把自己的学问、文章连同良知一同货与帝王家了。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对宰辅大臣又说了一个白日梦。说还是那位神仙托梦，传达玉皇之命说：“令先祖赵玄郎授你天书。”其后圣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由于梦境出自真宗的追述，谁也不敢究诘它的真实性。
真宗认下了这个子虚乌有的先祖以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的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并为他杜撰了一个名字叫赵玄朗；二是为圣祖上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还为他配了一位号曰“元天大圣后”的圣母；三是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玉清昭应宫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和辞行；六是真宗带头撰写关于圣祖光辉事迹的重头文章《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紧紧跟上；七是命宗正司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
神道设教越搞越大。封禅和祀汾阴产生虽比道教早，但后来其仪式也都与道教合流。至于天书和玉皇，纯粹是道教的玩意儿，对道教也就不能不更加尊崇。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想做什么，马上就会有“民意”代表们出来请愿和提案。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三百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数天以后，朝臣们也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举行这一大典，现在先为老子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号，另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
以后几个月又是瑞兆频生，丁谓居然一下子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令寇准等人大为怀疑。真宗便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以证实其可靠性。不过丁谓以使相的身份，命手下到各地搜刮些灵芝，还是小菜一碟的，实物展览并不能证明这些灵芝都长在亳州。附带说一句，这种献成千上万灵芝的做法在东封西祀时也有，只是还没人提出异议而已。次年正月，仍以天书打头，真宗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开封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以后，真宗又想出了花头。他宣布玉皇的正式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简称“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帝”的称呼或始于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应宫向玉帝奉上尊号，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员派人检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应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军民僧道烧香礼拜，把全国都卷入这一狂热的迷信活动。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宫使丁谓督工三四万夜以继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筑，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稍不合意，就推倒重来。据目击者田况说是“开辟以来未之有”，其宏大瑰丽和豪华奢美，超过了秦之阿房、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国州县都必须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其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所谓圣祖赵玄朗显灵以后，因他自称其母是在寿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供奉圣祖，造太极观祭祀圣祖母。但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敬，就在京师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曲阜景灵宫达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筑，京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奭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岂有天书？”西祀汾阴时，他上书指出，所谓祥瑞是欺天愚民惑后世，还警告真宗：“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当真宗要去祭祀老子时，他提醒真宗应当牢记唐明皇后期遭受安史之乱的教训。名臣张咏多次指名抨击王钦若和丁谓，他临终上表还要求真宗先斩丁谓之头置国门以谢天下，再斩自己之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真宗对这些激烈的反对意见，采取了既不采纳也不追究的方针，他还没有彻底昏头。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宰相，却一着软弱，遗恨千古，它无负于真宗，真宗却有累于他。
向敏中在咸平时为相一年有半，未见有什么政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他与王旦并相，王旦死后，他成为首相。天禧元年，他进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宗还是第一次授仆射之官，认为敏中一定会非常高兴，贺客盈门，派翰林学士李宗諤前去打探。宗諤是敏中的亲戚，到相府一看，只见门庭寂然。他表示祝贺，敏中唯唯，历数前朝仆射德高位重，敏中仍是唯唯，不发一言。宗諤到庖厨问今日有亲友宴饮否，也无一人。明日，真宗听说，感叹“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是天禧四年死在宰相任上的，他第二次入相长达九年，除了“大耐官职”，也不见得有大政绩。
王旦辞相以后，王钦若才由枢密使升为宰相，他恨恨的说：“为王旦一句话，晚做了十年宰相。”实际上，他自景德三年（1006年）再入枢府，除有十个月的短暂罢政外，一直都位居执政，真宗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的，作用远在宰相向敏中之上。这年三月，真宗让参知政事王曾兼任会灵观使，王曾早在担任知制诰时就明确反对建造玉清昭应宫，尽管当时重要宫观都以宰执充任，他仍然坚辞不受，推举王钦若担任，真宗怀疑他标榜立异。
八月，王钦若拜相，处心积虑排除异己，便将王曾罢政，出知应天府。不过，这年九月，真宗又把钦若的老对头马知节召入知枢密院事。当王钦若任枢密使时，马知节就是副使，他是武将出身，一向鄙薄钦若为人，廷仪时，往往当面数落王钦若的短处，让他下不了台。真宗将知节召入政府，也许就有牵制钦若的用意，他对王的眷宠似乎已大不如前。不过，八个月后知节就以病自请罢政，除了健康原因，或许也有钦若排挤的因素。
大约在天禧三年，商州逮捕了一个私藏禁书的道士，据说还能施展法术驱使六丁六甲神，他承认出入王钦若之门，还得到过他的赠诗。在真宗看来，他王钦若可以帮我搞神道设教，却绝不允许与道术之士自搞一套，这年六月毫不犹豫地将他罢相，出判杭州。
取代王钦若为相的就是他的政敌寇准，这当然是王旦临终力举的原因，但也有寇准曲意迎合真宗有关。天禧元年，寇准正在判永兴军的任上，他辖境内的巡检朱能与内朝宦官头目周怀政串通起来，谎称天书降于乾佑山（在今陕西柞水）。真宗问王旦真伪，王旦以为，寇准原来不相信天书，现在就该让寇准奏上来。也许，王旦认为寇准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才这么说的。不久王旦去世，寇准的女婿王曙在朝，知道内情，力劝丈人与朱能联手。寇准便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将这事奏报朝廷。朝野都知道这是在造假，真宗却下诏将天书迎入大内。不论真宗是真相信还是假做戏，也许他对寇准个性刚褊的成见有所改变，天禧三年召其为相。
入朝之际，有门生向寇准建议：途中称病，坚求外补，是为上策；入朝以后，揭发真相，是为中策；下策就是再入中书，那将大坏平生声明。寇准还是决定入朝为相。也许在他看来，只有为相，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入相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计较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思路。
与寇准入相同时，丁谓也再入政府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他的关系原先不坏，还向李沆推荐过丁谓的才能。李沆认为，以丁谓的为人不能让他位居过高，寇准还大不以为然。一天，两人在中书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沾上了羹汁，丁谓忙不迭的为他拂拭干净。寇准开玩笑道：“参政，国家大臣，倒为官长拂胡须吗？”丁谓由惭转恨，从此交恶。曾任皇太子东宫老师的李迪这时也任参知政事，刘皇后因其反对真宗立自己为后而对他怀恨在心，寇准与他倒是一条战线上的，都为时局担忧。
这时，真宗已得风疾，病情时好时坏。前一年，真宗已立了太子，他见刘皇后干预朝政已很严重，更担心自己将一病不起，便与贴身宦官周怀政商议太子监国事。怀政及时向寇准传递了这一消息。见丁谓与知制诰钱惟演联合起来迎合刘皇后，寇准瞅准机会对真宗说了让太子监国的建议，还指斥丁谓和钱惟演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真宗深以为然。
寇准就密令翰林学士杨亿上书，并以援引他执政作为交换条件。但寇准在一次酒后失言，这事被丁谓获悉，就责问两人：“倘若皇上康复，何以处置此事？”李迪认为太子监国，亦无不可。丁谓则在真宗面前以这事为由头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竟记不起寇准曾当面向他提过这一建议并得到过他的许诺，天禧四年六月将寇准罢相。寇准罢相令拥立太子派大势尽去。
七月，内侍头目周怀政联合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和閤门祗侯杨怀玉准备约期政变，杀丁谓，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传位太子。政变前夕，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充当和议使者有功而受到真宗赏识，升迁很快，但寇准与他在枢密院共事时总看不起他，议事不合，就鄙薄他说：“你这大兵，哪懂国家大事！”因而在天禧政争中，他倒向了寇准的政敌。
曹利用听到消息，就入奏告变，真宗立即下令捕斩周怀政，粉碎了这次政变。这是原与寇准和皇太子无关，但真宗盛怒之下要追究太子，大臣们都不敢进谏，李迪从容对真宗说：“陛下有几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唯恐唯一的继承人出意外，只杀了周怀政一人。由于这事的牵连，寇准一贬再贬，降为道州司马。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刘皇后垂帘听政，他对寇准绝无好感，将他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次年他死在贬所。据说，名臣张咏与寇准有一次会晤，临别，寇准向他讨教，告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归取《汉书》，读到“不学无术”，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以致在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既怀了名誉，又一蹶而不起。张咏认为他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
天禧四年七月，李迪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丁谓与冯拯也都由枢密使拜相。丁谓立即与刘皇后联手，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的旧账，以彻底打击寇准的势力。在贬黜寇准的问题上，丁谓已敢对诏旨上下其手。真宗说让寇准出知小州，丁谓却说让他出知远小州郡，以致李迪当场与丁谓争执起来。寇准被贬以后，丁谓便擅权用事，连任命官员也不与李迪打招呼。李迪愤然说：“我起自布衣，位至宰相，岂能屈服权幸而苟且自安！”两人差一点在朝堂上动武。
十一月的一天，李迪向真宗历数丁谓枉上弄权的种种表现，说丁谓与钱惟演、林特相勾结，与曹利用、冯拯结为朋党，自己愿意与丁谓同时罢相，交给御史台推问。真宗一怒之下命翰林学士刘筠起草两人同时罢相的制诰，李迪出知郓州，丁谓知河南府。
次日，丁谓入谢（大臣罢政入朝谢恩），真宗追问两人纠纷情状。丁谓声辩道：“我未敢争，而是李迪詈骂我。愿继续留在朝中。”说着便自己传达仍入中书视政的口诏。真宗便命刘筠再起草丁谓留朝的诏书，遭到拒绝（宋代起草内外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只要有充分理由，都有拒绝起草他认为不合理的制诏的权利，以体现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就改命另一位知制诰晏殊执笔，让丁谓复位。
数日后，真宗宣布：今后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一般政事就由皇太子五天与宰执参决一次。当时皇太子只有十一岁，他不是刘皇后亲生，这种视政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刘皇后裁决于内，丁谓擅权于外。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都心怀忧虑。钱惟演与刘皇后是姻亲，参知政事王曾有意对他说：“太子幼小，非中宫不能立；中宫不倚太子，则人心不归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钱惟演转述了王曾的话，刘皇后认为很有道理，对丁谓乱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心。
在真宗晚年的危局中，寇准和李迪采取的是驱逐丁谓、钱惟演的方针，以便打击后党，保护太子。但当时后党势力已成，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后党的反击，因而寇、李都被逐出朝廷。在君权旁落，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或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皇后才听得进。难怪后来史家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就在天禧四年十月，王钦若以太子师保的身份被招回朝，多次受真宗的召见。它是真宗信任过的旧臣，仍享受着与宰执相同的待遇，丁谓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真宗其时脑子经常犯混，一天，王钦若与丁谓一起上朝，真宗问王钦若为什么不去中书办公，钦若声辩自己不是宰相怎能到中书理事，真宗立即命宦官首领带他去中书。丁谓遇变不慌，在中书设宴款待王钦若，宴罢出来，王钦若对宦官首领说：“转告皇上，没有诏书，我不能到这里办公。”但王钦若等来的是委任他出判河南府使相的诏书，他知道自己被原先的搭档甩了，便上书真宗要求回京看病。丁谓派人给他捎话，说是皇上很喜欢见他，只要请个假，不必等朝廷批准就可回京。等王钦若回京以后，丁谓翻脸不认账，指责他擅离职守，目无法纪。王钦若随即被降官，丁谓成功的扫除了权力竞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