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试探议和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泾原路统帅王沿急遣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敌。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一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而后元昊挥师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为数不多的守城军民竖起许多旗帜，部下疑兵阵，再学诸葛亮，才使元昊大军放弃攻打渭州，纵掠七百里后整军北归。
定川砦战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怕！”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总领四路军事。范仲淹与韩琦一方面在宋夏交冲地区修城筑砦，构建起牢固的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战斗作用。
乡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抽点的汉族壮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汉化程度较高者组成的西北地方军，弓箭手则蕃汉皆募，然后进行专门训练，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质，尤其适用对待西夏军队的进扰。
这些措施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他们敬畏的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称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诫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边民则用民谣称颂韩、范守边功绩：“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
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的谣谚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疮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
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绝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元昊联辽抗宋，辽朝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正月，辽朝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职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约束西夏的。辽朝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来自辽朝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又与辽朝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合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朝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吴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从夏毅宗到夏崇宗在位期间，大体是西夏继元昊立国以后，与宋、辽三国鼎峙时期，可视为西夏历史的前期。
夏毅宗谅祚即位于襁褓之中，朝政一切听命于国相没藏讹宠与没藏太后兄妹。毅宗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讹宠还有点顾忌。当三大将逐一凋丧，他更为所欲为。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砦，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
没藏太后在元昊死后，先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与元昊的侍卫官宝保吃多已偷情。李守贵忿妒之下，密派蕃骑数十，在没藏太后与吃多已出猎贺兰山夜归途中，将两人击杀。讹宠族灭了李守贵，让毅宗纳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以便在没藏太后死后继续控制毅宗。毅宗只得从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那里了解民间利弊和朝野舆情，因高、毛之妻曾哺乳过毅宗，故而深受其信任。讹宠听说，便在奲都三年（1059年）借故杀害了高、毛全家。
毅宗深知这是杀给他看的，对讹宠专断朝政深怀不满，就对讹宠的政敌大将漫咩屈尊礼敬，结为心腹。讹宠的儿媳梁氏是汉人，与毅宗私通，白天入宫，晚上归家，其夫野久怀忿怼。奲都五年，讹宠父子密谋刺杀毅宗，恰被梁氏侦知，密告毅宗。毅宗抢先一步，诈召讹宠入宫议政，名漫咩捕杀其父子，诛灭讹宠全家。这年，毅宗才十五岁。
毅宗亲政以后，立即废黜没藏氏，旋即赐死；同时改立梁氏为皇后，并任命梁后之弟梁乙埋为家相。毅宗随即作了几件大事。
其一，亲政当年，即把屈野河以西二十里耕地退还给宋朝，派出使臣与宋朝划定边界。
其二，亲政伊始就宣布不用蕃礼，改行汉礼；次年，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仪制；两年以后，又恢复唐朝赐姓李氏。
其三，亲政次年，增设蕃汉官职，新增的汉官有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和中书学士，蕃官则增昂聂、昂里等职。
其四，拱化元年（1063年），请求宋朝恢复榷场贸易。宋夏之间，早在李德明时期，就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设立榷场。因没藏讹宠专政时期不断侵扰宋境，宋方关闭榷场，这对西夏经济影响颇大，故而恢复互市最为迫切。
这些措施明显向慕汉文化，表现出对宋朝友好的意向。但宋夏之间和平相处的基础似乎比辽宋远为脆弱，这或许因为宋辽之间原先就有对等之国的前结构，而宋夏之间则由宗主与附庸升格为对等之国，因而原先的尊卑情节反而引起国家关系间的过分敏感。
拱化二年，夏使吴宗赴宋贺正月，与宋朝引伴使发生争执，宋使声称“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听了夏使的回报，毅宗认定宋朝侮辱夏国，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这年七月，毅宗率兵数万攻略宋朝秦凤、泾原诸州。其后二三年间，西夏的进攻持续不断。但这些似乎只是警告宋朝必须尊重夏国，交战期间，西夏派赴宋朝的使节依旧不绝。
毅宗力图在三国关系间为夏国寻找一个支撑点；既不与宋朝闹翻，以免宋朝彻底断绝岁赐和贸易，让辽朝有机可乘；又必须向宋朝显示夏国的实力和尊严。拱化四年八月，毅宗又率步骑围攻庆州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临阵前督战，宋军箭下如雨，他被流矢射穿铠甲，死里逃生。时隔一月，他就遣使向宋请求时服和岁赐。在宋朝颁诏谴责时，他不失时机的保证履行前朝合约，于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毅宗在拱化五年岁末病死，年仅二十一岁。作为一个君主，他尊用汉礼以改蕃俗，求赐儒经以慕华化，却为元昊建国经营时从未有过的新趋向，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影响加强的表现。
继位的是毅宗之子秉常，这年才八岁，是为夏惠宗。其母梁太后临朝听政，由太后之弟梁乙埋任国相，梁氏子弟都位居要津，诸梁完全把持了朝政。乾道二年（1069年）梁太后身为汉人，却以惠宗名义宣布废除汉礼，恢复蕃仪。以致有论著说梁太后乃蕃化的汉人，是党项贵族的忠实代表。这点似乎令人费解，而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倒并不少见，北齐皇族高氏就是胡化的汉人。依附梁氏集团的有大将都罗马尾和贵族罔萌讹，夏景宗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毅宗朝曾参朝政，因不附梁氏，天赐礼盛三年（1072年）被免去都统军，阖家徙贬，两年后死在贬所，后族势力战胜了皇族势力。
大安二年（1076年），惠宗开始亲政，但大权旁落。他向慕中国制度，大安六年，在皇族支持下，宣布取消蕃仪再行汉礼。次年三月，他准备归还侵占的宋朝领土，双方约合（宋方记载说是“以河南地归宋，秉常从之”，所谓河南地即指黄河河套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发迹的平夏五州在内，这片广袤的土地是西夏立国根本，全部归宋，似乎不足为信；应是河、洮等州黄河以南原属宋秦凤路的领土）。梁乙埋得知消息，就把惠宗软禁在离皇宫五里之遥的木砦。
支持皇族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西夏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要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军五路进攻，双方战火再起，但宋朝不仅未得手，反而在大安八年永乐城之役中损失兵民近二十万之多。连年战争，宋朝岁赐和互市两绝，粱氏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内外交困，不得不在大安九年闰六月让惠宗复位，同时立梁乙埋之女为皇后。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与大族仁多氏分掌东西厢兵柄。这年十月，梁太后去世，临死竟叮嘱惠宗向宋朝进献她的遗物，“示不忘恭顺之义”，真不知是临死前的悔意还是做作。惠宗复位，依旧政在粱氏，他作为傀儡孱弱无能，无力左右政局，次年在忧愤中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惠宗长子乾顺继位，他只有三岁，是为夏崇宗，尊生母梁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太后与梁乙逋兄妹重演母党专政的旧戏。他们凭借一门二后二国相的积威，扩张梁氏势力，在与分掌兵权的皇族嵬名阿吴和大族仁多保忠的权力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对外战争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惯用手法。在梁太后听政的十三年间，他们对宋朝发起了五十余次大小战争，梁乙逋以此来傲视皇族：“你们嵬名家人有如此战功吗？”梁乙逋企图“独专国政”，对梁太后有时也掣肘。梁太后也不是好惹的，他在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亲自率兵进攻宋朝环州（今甘肃环县），不再让其染指兵权。梁乙逋心知肚明，“叛状益露”。天祐民安五年十月，梁太后拉拢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先向乃兄下手，讨杀其人，诛灭其家。
其后三年间，梁太后依旧对宋朝穷兵黩武，发动战争达二十余次，还经常挟持崇宗作御驾亲征。永安元年（1098年），她亲率大军三十万，大举进攻宋朝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西夏军队连营百里，建造了一种名为“对垒”的高大战车，能载兵数百，填濠直进。但连攻十三昼夜，飞石激火，平夏城依旧固若金汤。这夜狂风大作，战车折毁，西夏兵惊恐夺路。梁太后的脸面也被划破，大哭退兵。
梁太后的御驾亲征，令人想起辽朝承天太后萧绰，如果说萧太后给人以女强人的印象，那么梁太后则更像女无赖，两人在各自国家历史上的作用也是截然相反的。次年正月，崇宗已十六岁，梁太后仍不按西夏惯例让他亲政，而上表辽朝又言辞怨怼傲慢。辽道宗遣使赴夏，用药酒鸩杀了梁太后，以支持崇宗亲政。
崇宗亲政以后，对外执行依附于辽以结合于宋的政策。他一再向辽朝请婚，谋求政治联姻；而辽朝则遣使宋朝，调停宋夏和解；崇宗自己也向宋朝上誓表，以取得宋朝谅解。
对内，崇宗则采取措施以巩固皇权。其一，削弱领兵贵族。亲政当年，他就以党附梁太后的罪名诛杀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贞观四年（1104年），他又解除了仁多保忠的统军之职。其二，皇族加封王爵。他借用汉人封王制度，先后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委以兵柄；封宗室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授以要职。
建立国学是崇宗亲政中最值得称道的大事。西夏立国以来，蕃礼和汉礼之争，蕃学和国学之争，反复较量，未有定局。礼仪之争，前已述及，这里且说蕃学与国学。
蕃学是在立国次年由元昊亲自创立的，命野利仁荣主持其事。选择蕃汉官僚的优秀子弟入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和《四言杂字》以供学习。学成以后，出题考试，对答精通，书写端正，酌授官职。州县也各置蕃学，配备人员教授。虽然元昊的根本目的是“以胡礼蕃学抗衡中国”，但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科举取士制度，培养具有西夏特色的急需人才，对西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元昊重视蕃学，朝中因蕃学而进用的多至数百人，可谓成效卓著；但他把蕃学与汉学（即国学）对立起来，未免缺少汉唐拿来主义的恢宏气度。
不过，先进文化，不论是异族的，还是外国的，都是抵挡不住的，崇宗立国学正反映了这种需要。贞观元年（1101年），他下令在蕃学之外，特立国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授以儒学；另建养贤务，专供廪食。大体自崇宗以后，蕃学与汉学并重，而蕃汉礼仪之争也基本消歇，崇宗这一措施是顺应历史的。
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宋朝正是徽宗前期，蔡京开边邀功，对西夏也频频用兵。在这一轮宋夏战争中，西夏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便一再请求辽朝在政治和外交上对宋朝施加压力。元德元年（1119年），西夏军队终于在统安城重创宋军，连其熙河经略使刘法也被斩杀。崇宗再次请辽调停，在这轮战争中于理有亏的宋朝才被迫议和。
而其时辽朝已受到金朝的强势攻击，作为联姻之国，夏国军队也多次出兵援辽，但都无济于事。元德五年夏天，辽天祚帝西逃云内州（治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夏崇宗还遣使到两国边境，请天祚帝前来西夏避难。
但金朝使者随即出使西夏，以三款照会崇宗：第一，如果天祚帝前来，务须执送金朝；第二，如果夏以事辽之里事金，金朝将归还辽朝从西夏侵夺的阴山以南地区；第三款最具威胁性，“倘有疑贰，恐生后悔”。辽朝的必亡，领土的诱惑，本国的安全，稍作权衡以后，夏崇宗没有多犹豫，就在次年正月向金朝上表称藩，把结有秦晋之好的辽朝彻底抛弃了。
其后，西夏与南宋、金朝依旧维持着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它与金朝因直接接壤，难免偶有摩擦和战事，而与南宋因隔着金朝，已没有北宋那些恩恩怨怨了，只有金朝欺人太甚时，才会遣使通好川陕的宋军，指望他们能从背后掣肘金军。
大德五年（1139年），夏崇宗去世。他在辽金之间的取舍，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慨叹其“顾忘旧好”。在国家关系上，利益第一，实力至上，没有永恒的盟国，自然没有必要与不能自救的“旧好”同赴灭顶之灾，夏崇宗在在这点上不值得非议。
细说宋朝30：庆历新政与党争
吕夷简自景祐四年因与王曾纷争同时罢相以后，仅隔三年就第三次入相。在西夏侵扰政事蜩螗的形势下，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再一次起用这位能臣来应付危局。不过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未见他有高明的胜算，倒还是他的后辈范仲淹与韩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三次为相，以在刘太后听政时期安定政局的贡献最大。因当国日久，政敌不少，他在明道废后风波中泄私愤、黜台谏的作法，也为时论所非议。他已经老了，终于上书，自求罢相。新任谏官蔡襄抨击他要对西北的战败、国家的积弱和政府的涣散负担全部责任。宋朝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尽管责任决不是完全在他的身上，但他宰相也做到了头。
次年四月，吕夷简罢相，在此前后，宋仁宗调整了宰执班子。原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为宰相，其下执政有参知政事范仲淹和贾昌朝，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和富弼。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台谏官强烈的论劾，说他为人“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这就埋下了他后来对范仲淹新政的嫉恨。当时的台谏官也有较大的调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对夏竦入主政府上也是很坚决的。名相王旦的儿子王素与欧阳修、余靖都被新任命为谏官，都是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年龄。
庆历三年，对西夏和战尚未定局，但宋朝许多弊病也在战时暴露无遗。这年五月，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参加的主要是士兵，其后还有大量饥民加入。队伍从沂州（今山东临沂）北向青州（今山东益都），然后南下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一直打到扬州，最后朝廷派出大军围剿，七月，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击溃。
两个月后，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揭竿而起，起初只有数十人，后来不断有饥民和叛兵加入进来，他们转战京西十余州郡，最后韩琦调集精锐才将他们剿灭。
令人惊骇的是，两支起事队伍所至州县，官吏不是作鸟兽散，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甚至把兵甲作为礼物，让起事首领入主县衙，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废弛和腐败。类似的兵变和民变，时人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乱外患所凸现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年龄层次来看当时的宰执班子，首相章得象与枢密使杜衍六十开外，另一宰相晏殊与参知政事范仲淹五十出头，其他如韩琦、富弼等都在三四十岁之间。
再来看他们的政治倾向。晏殊虽与范仲淹同属中间年龄段，但他以神童入仕，出名颇早，天圣时已做到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和富弼都是他推荐进用的，他还是富弼的老丈人，在人事关系上，它与改革派相当密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比较持重保守。
倒还是年龄比晏殊大十来岁的杜衍来的思想开通些，他是新入馆阁的著名诗人苏舜钦的泰山，对范仲淹和富弼抱有好感，但对范仲淹那些年轻追随者，例如石介、欧阳修的某些过激言论并不以为然。
章得象为人“浑厚有容”，他看到仁宗进用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让他们经划当世急务，尽管与后一辈有着代沟，却也能够涵容，直到后来新政失败，他才对人说：“我们常见小孩蹦跳游戏，总禁止不得，一直到碰墙才会停止。当其举步时，势难阻遏。”这就是他对改革的根本态度。因而章得象、晏殊和杜衍地位虽高，却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
早在仁宗亲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谏而被吕夷简指为朋党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执政，在处理西夏问题上也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台谏与馆阁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都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的领袖。
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妨先说其吏治整顿的具体措施。
其一，改革官吏磨勘制度。此即“明黜陟”的内容。宋代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中央考课院磨勘，无大过失，例行迁转，年资几乎成为升迁的唯一标准。十月，朝廷制定了磨勘新法，严格考核办法，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
其二，改革恩荫任子制度。此即“抑侥幸”的内容。官员子孙以门荫得官的任子制度，宋代是其恶性发展时期，皇帝生日、南郊大礼乃至官员退休、死亡，都可以为子孙乃至门客求得一官半职。宋代冗官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不久，朝廷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不少限制性规定：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年满十五，官员弟侄年满二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等等。
其三，改革科举学校制度。此即“精贡举”的内容。庆历四年，朝廷实行科举新制。规定举子必须在校学习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试；参加州县试的士子必须有人担保其品质无大问题；考试内容改以发挥才识的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取消记诵为主的贴经墨义（贴经即以纸贴盖经文，让考生背诵；墨义即背诵经文的注疏）。这项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让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与此同时，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间，州县学犹如雨后春笋。中央也在原国子监基础上兴建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延聘孙复、石介等鸿儒执教，生源名额从七十名增至四百名，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史称“庆历兴学”。
其四，严格选任地方官员。此即“择官长”的内容。地方长吏的贤否关系到一方百姓的休戚，范仲淹主张将年老、多病、贪污、不才四种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他命各路转运按察使按察本路州县长吏，京东转运按察使薛绅的四名部属专门奉命搜集各州县地方官的过失，官员们称之为“京东四瞪”。范仲淹自己圈定全国监司名单尤其严格，见有不合格者，即以笔圈去，富弼也感到他苛刻，提醒他“一笔勾去容易，你不知道被勾去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一家哭总比不上一路哭吧！”
其五，纠正职田不均现象。此即“均公田”的内容。真宗时，国家向官员授职田，以补薪俸不足，但在实施中也出现了分配不均和扰民现象。范仲淹认为职田有助于官员廉洁奉公，主张朝廷派员检查并纠正职田不均现象，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其六，强调诏敕政令信用。此即“覃恩信、重命令”的内容。范仲淹要求仁宗下诏，今后皇帝大赦的宽赋敛、减徭役等项，各级官府不能落实，一律以违制论处；而政府颁行的条贯法规，敢故意违反者，也以违制处罚。
发展经济的措施共两条。其一为兴修水利，以“厚农桑”。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秋收以后，朝廷行文诸路转运使，督导州县开河渠、筑堤堰、修圩田，以期救水旱，丰稼穑，厚农桑，强国力。其二为省并县邑，以“减徭役”。范仲淹指出，县份划分过细，管辖人口太少，势必造成官吏人数多、人民负担重。庆历四年，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试点撤并掉五县，并准备将这一做法逐渐推广全国。
加强军备的措施仅一条。范仲淹建议恢复唐代府兵制，在京师附近招募五万民兵，每年三季务农，冬季训练。这样，国家既不需耗费巨资募养禁兵，又能在敌军突然入侵时，随时组织军队，进行抗击。这条措施未及实际施行。
总之，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唯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措施不少都立即付诸实施，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派首领是前朝老臣夏竦，“朋党”是反对派挥舞的大棒。而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误也激化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促成了改革派与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力量消长。
新政开始不久，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指出两制官中奸邪者未能尽去，并指责两制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欧阳修早在明道“朋党”风波中就与范仲淹同为“四贤”之一，他的这一上书，尽管只代表他个人激烈的主张，却理所当然地被人视为传达范仲淹改革派的倾向，这就把两制官与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对立面，使得在改革吏治上原来可以合作的御史台与政府的关系一下子形同水火。
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权知凤翔府滕宗谅和并代副都部署张亢贪污公使钱，这两人向为范仲淹所器重，矛头所向十分清楚。公使钱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给，有点类似官衙的小金库，虽大部分不能私入，但在实用上有不少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不惜辞去执政之职为滕宗谅辩护，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也以辞职相要挟，并立即付诸行动，不到御史台供职。仁宗对滕宗谅在景祐初政时指责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记忆犹新，在台府之争中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两人贬官。
范仲淹入京参政后，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他既是仲淹的连襟，也赞成筑城固守的方针，因而支持静边砦主刘沪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但郑戬不久调离，新知渭州的印洙原属韩琦主攻派，反对筑城，双方各有所恃，发生激烈冲突，尹洙命狄青率兵拘捕了刘沪。水洛城之争实际上是范仲淹的主守派与韩琦主攻派不同政见的延续，两位新任要人为自己器重的经世之才各执一词，最后仁宗只得将尹洙和狄青调离他用，平息了改革派内部的纷争。
就在这场纷争的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坏处呢？”其后不久，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为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一着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人主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正如南宋吕中所说：“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样，党争就不可避免。
在反对派中，夏竦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前文提到，他原先是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的，王拱辰率领包括余靖和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先后上了十一疏，拱辰甚至拉着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由此也可见王拱辰最初与改革派并无成见），仁宗才改命杜衍。从到手的枢相到改判亳州，对夏竦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这事令支持范仲淹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异常振奋，写了一篇流传一时的《庆历圣德颂》，文中明确把仁宗起用改革派称为“众贤之进”，而把夏竦灰溜溜的与枢密使无缘说成是“大奸之去”。
夏竦的反击就是从石介入手的。庆历四年，他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都是古代辅佐天子的贤臣；霍指霍光，他是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都心不自安，请求出朝巡边。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九月，仁宗罢了晏殊的相位，杜衍升任宰相。晏殊与新政集团保持着距离，但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又是富弼的泰山，人们容易把他的罢相与新政派的失势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仁宗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新政派的谏官蔡襄和孙甫上奏说他刚愎不学，仁宗硬是把陈执中从外地召入朝中。蔡襄和孙甫见轰不走陈执中，便自求外放，仁宗同意，改革派至此丧失了与反对派较量的喉舌，台谏官清一色都是反对派。这时，改革派的领袖与骨干几乎都已经被排挤出朝，但反对派还是要把范仲淹的追随者从馆阁中清除出去。
当时京师官署每年春秋都举行赛神会，同时置办酒宴，同僚欢饮。这年监进奏院苏舜钦发起进奏院的秋赛宴会，与会者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宋敏求等十来人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酣耳热，王益柔在即席所赋的《傲歌》中吟出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王拱辰打听到这事，立即让监察御史刘元瑜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诽谤周、孔，并犯有大不敬之罪，要求处以极刑。仁宗连夜派宦官逮捕了全部与会者，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后经韩琦等反对，才从轻发落，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人受降官处分。王拱辰高兴得声称：“被我一网打尽了！”
十一月，仁宗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的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上表自求罢政。庆历五年正月，仁宗免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让他出知邠州，富弼也同时罢政，出知郓州。二十天后，杜衍罢相，指责他“颇彰朋比之风”，把他视为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韩琦上书指出不应轻易罢黜富弼，三月，他也被仁宗罢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退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罢。
宋代后来的学者批评仁宗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仁宗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仁宗把消除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既然小人结党而不承认，那就只有把不避结党之嫌的君子逐出朝廷。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远之。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有关仁宗仁慈宽厚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极论此事，仁宗对他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宫，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的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是附会，也真实反映了仁宗的为政风格。这种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只就政治人才略说起荤荤大者。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乘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
这年四月，富弼出使辽朝。辽兴宗仍以武力相威胁，声称“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针锋相对的指出：“北朝难道忘了真宗大德吗？澶渊之役，真宗若听诸将建议，北兵就不会安然北返。现在北朝要打，能保必胜吗？即便取胜，掳掠所得，归于臣下，还是归于人主？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却是一无所获。”辽兴宗被说得不住点头，但仍要争回祖宗的故地，富弼争辩说：“晋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都是前朝旧事。如要各复旧疆，恐怕对北朝不利。”至此，辽方在富弼还击下，已完全理屈词穷，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七月，富弼带着宋朝的国书与仁宗的口谕再次使辽。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派刘六符使宋再议。富弼回朝奏明他在辽廷已拒绝献纳之说，对方已知理屈，万勿答应其无理要求。但仁宗与吕夷简急于讲和以摆脱困境，在增岁币银绢十万两匹的同时，仍允许以“纳”为名，自折了锐气。富弼再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显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怀。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任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