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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两晋南北朝》内容简介
作者：沈起炜
页数：507
字数：375,000
开本：850×1168 1/32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27.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西晋建立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之间的历史。作者系著名通俗历史读物作家，熟谙史实，文笔优美，全书沿袭了黎东方“讲史”笔法，可读性极强。台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先醒教授评说“细说体”是让读者以看《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一次将自秦汉至民国的九册“细说”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目录：
自序
开场白
一、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二、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三、《徙戎论》
四、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五、皇族大混战
六、成汉李氏
七、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八、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九、陈敏和杜弢，长江流域的动乱
十、“王与马，共天下”
十一、 刘琨之死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十四、 王敦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十六、 庾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二十、 苻坚和王猛，北方的短期统一
二十一、 淝水之战
二十二、 北方的重新分裂
二十三、 拓跋氏建立北魏
二十四、 后燕的残局
二十五、 桓玄、孙恩
二十六、 刘裕北伐
二十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二十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二十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三十、 刘裕做皇帝
三十一、 元嘉之治
三十二、 北魏统一北方
三十三、 崔浩之死
三十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三十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三十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三十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三十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三十九、 齐、梁的更迭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四十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四十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四十三、 高欢在魏末大乱中崛起
四十四、 魏分为二、东西恶战
四十五、 高欢父子的虐政
四十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四十七、 侯景乱梁
四十八、 侯景的末日
四十九、 江陵的陷落
五十、 陈霸先
五十一、 恣意作乐的北齐高湛父子
五十二、 宇文氏的霸业
五十三、 北方的统一
五十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五十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五十六、 士族
五十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五十八、 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细说两晋南北朝》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
沈渭滨
１９９７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橱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１９９８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竞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智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入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入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诘屈聱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入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１５万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１５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镠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２０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１９９９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９０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８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５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９０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２００２年５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各书，我在书店里看见过，可惜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黎先生为何许人，以为这些书不见得有什么特色，竟懒得去翻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忽来电话，说黎先生已归道山，《细说》还缺几本，希望我参与续写。接着又来信，并寄来《细说三国》一册，供我参考，以便考虑。
我年事已高，写作一道，除料理些未了事宜外，不想另起炉灶，但是看了《细说三国》后，倒又来了兴致。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看了书中介绍黎公的部分，想见其为人，颇令我鼓舞。历史教师多有埋怨学生不喜欢学的，历史读物，读者也往往不多。然而黎公当年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历史，竟有大量听众踊跃购票入场的盛况。他把历史教育做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使我为之神往。对于这样一位老前辈，我愿意为他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他九十多岁不停笔，我毕竟比他小好几岁，没有理由搁笔。
次之，《细说三国》是在当年讲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文字与当年的口语比较，必有逊色，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本书确有特色。一般史书往往缺少细节，看起来不生动。《细说》的长处就在于“细”。“细”不是什么事都讲，而在于不说则已，说到的就详加刻画。这正是司马迁优于后世正史作者的地方，试想一篇《项羽本纪》，如果把鸿门宴、乌江自刎等情节，都略去细节，一笔带过，怎么会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黎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试图写一套可读性较强的断代史读物，是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学着干，如果能够学得有几分像，不失为晚年一乐事。
我愿意写了，但是还有顾虑。崔美明女士和她的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对我的情况是否充分了解呢？特别是：是否知道我已经有八十多岁呢？因此，我就直言相告，声明我尽管自信还能够活几年，但毕竟是一大把年纪了。问他们是否放心。答复竟是丝毫不以为意，事情就定下来了。
黎先生留下来的缺口相当大，我选哪一段好呢？我以往涉猎较多的是唐宋两段。但是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小通史》写过《隋唐》、《五代》两本，写这一段不免重复。两宋呢，家里缺好几种重要的参考书，写起来不方便。因此，我决定顺着《细说三国》来写两晋南北朝这一段。
两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的乱世：然而中国终于不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那样一直处于列国并存的形势之中，最后仍归于统一。我们看：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到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努力的事迹。其间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政权，兴亡倏忽，往往开创者不失为一代人杰，而后继者暴横愚蠢，其间发人猛省之处，几乎俯拾皆是。
这段历史，先民在战乱难得停息的形势之中，仍在经济和文化中有可观的成就，其中有些业绩是无声无息的，如中原人士在混乱到极点的环境中，世代相传，保存了文化种子。这种史事，读来使人胆壮。
这段历史还产生了大量典实，例如“坦腹东床”、“草木皆兵”……等等，读之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修养。
凡此种种，都说明读这段历史，颇有裨益。
但是写这段历史，很不容易。它的内容太复杂。《二十四史》中属于本时期的有十部之多（《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三百多年中，建国称号的，只算两晋、南北朝、十六国，已有二十五个（如将西魏和北周、东魏和北齐分开算，有二十七个），其余冉魏、西燕等还不在内。建国称号的多了，头绪就繁，真要一一细说，上百万字也说不完。但是“细说”与“繁琐”有别，我只能择要细说，黎先生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另外，我在各篇的篇首常对本篇内容作概括性的提示；写某一政权的史事时，常对其周围或邻接地区的局势作些必要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让读者看起来醒目一点。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指教。
沈起炜
２００２５月１７日写毕
开场白
从泰始元年十二月普武帝司马炎代魏起，到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共有三百二十三年（公元２６６年２月到５８９年２月）。
这是一个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历史时期。
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统一后的二十年外，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颠沛流离的惨状竟屡屡出现。长安、洛阳、邺、建康、江陵等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有的还发生过多次。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相当发达的地区竟变得与洪荒的原野不相上下。人口也大面积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忘怀过“定于一”的教导（孟子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们艰苦奋斗，一批人失败了，另一批人继之而起，终于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各族之间，尽管有相互虐杀的悲惨事实，然而交流、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三百多年后，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后，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
两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化成就大量涌现的时期。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艺都有美不胜收的成就。在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古人成就之丰富多彩，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能力。而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又使中土文化更增华采，格外耀目。
让我们从一批不合格的开国君臣说起，力求弄清楚这三百多年间的历史面貌吧。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２６５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作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黜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仲仲，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晋怀帝年号，３０７～３１３年）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２７３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陶，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至太康二年（２８１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财政部长），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鸠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咸宁二年（２７６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２７８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食日万钱，犹曰无下著处”（《晋书》本传语）。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甘露五年，２６０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形势危急，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道：“司马公畜养尔等，正为今日之事，不问是谁，动手就是！”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诱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继嗣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魏晋南北朝时总揽一切的职务）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晋不设丞相。尚书分“曹”办事，尚书令是各曹尚书的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贾充和朝官荀觊、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２７１年），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见《徙戎论》篇），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托，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计是好计，可谁去提亲呢？”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是个痴呆低能儿。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参见《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觊、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２７２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２７６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千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咸宁五年（２７９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七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作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和“钺”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假”，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一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咸宁五年，贾充六十三岁），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恶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蟠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２８２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仪。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故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２８３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２８９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２４５９８４０户、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５２．３万户、吏３．２万、兵２３万、男女口２３０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１３２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两、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１９５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１９６～２１９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年）、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２０５～２８３年）、向秀（约２２７～２７２年）、王戎（２３４～３０５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２５０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２５５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３１２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