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慕容德出兵击叛将符广，留慕容和守滑台。慕容和的长史李辩杀慕容和，投降北魏。魏将拓跋进驻滑台。慕容德军将士的家属都在城内，幸得将军慕容云杀死李辩，率领家属两万多人冲出滑台，与慕容德会合。慕容德本来想反攻滑台，听文臣韩范、潘聪的意见，才决定进取青州，以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为都城。这个南燕小国后为东晋所灭，事见第二十六篇。
二五 桓玄、孙恩
淝水战后不久，东晋上下内外协和的局面不幸消失了。太元八年（３８３年）八月，在宰相谢安命将出师的时候，又命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录尚书事什么都管，加“六条”，意为只管六条范围以内之事，内容从略）。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兄弟，而且是一母所出，所谓“亲贤莫二”。这个任命是否有牵制谢氏的用意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就以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后来被改封为会稽王，下文就称他为会稽王道子，或单称其名。
道子信任王国宝（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谢安发觉他品质恶劣，不加任用）。朝政浊乱，徭役繁重，据范宁（参见第二十九篇）说，当时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的情况。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九月，张贵人因恐色衰被废，用被蒙住孝武帝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推说“因魇暴崩”。司马道子昏庸糊徐，竟没有追究。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是晋朝第二个白痴皇帝，连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朝政自然更不必说。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更加肆无忌惮，道子甚至把东宫的兵都让国宝率领。
安帝隆安元年（３９７年），镇守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派使者到江陵，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商议起兵讨伐王国宝。这时桓温的儿子桓玄正在荆州。玄字敬道，很有才气。太元末年，曾被任为义兴太守。他郁郁不得志，登高望震泽（太湖），叹道：“父为九州伯（九州指天下；伯，霸主），儿为五湖长！”即弃官而归。他在荆州闲居，很为殷仲堪所尊重。他劝仲堪与王恭同盟起兵，说这是齐桓、晋文的举动。
司马道子儒弱无能，听得东西两面要同盟起兵，便把一切问题推在王国宝身上，责令他自杀，派人去向王恭谢罪，于是风波暂时平息。
道子的儿子元显，年才十六岁（道子本人也不过三十三岁），他却不肯罢休，说必须防备王、殷异动。道子就任命这个大男孩做将军，让他统率一部分军队。道子又结谯王司马尚之及尚之的兄弟休之做心腹，一同筹划对付王、殷的策略。
隆安二年（３９８年），王、殷果然再次起兵。道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把事情都交给元显，自己一味饮酒，逃避到醉乡中去。元显很有点勇气，但不过是个没有实际经验的纨绔子弟而已。王恭军的内部矛盾却帮他解脱了这次危机。
王恭用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不赞成起兵，又受元显使者的游说，把王恭抓起来，送到建康处死。其时，殷仲堪用杨佺期为前锋，桓玄领第二拨队伍，自己随后，已经进逼建康。会稽王道子用桓脩（桓冲子）的计策，宣布用桓脩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杨大喜，要接受朝命。殷仲堪大怒，命将士退兵。桓、杨掌握不住所领队伍，只得仍与仲堪合作。朝廷无可奈何，把荆州还给殷仲堪。从此桓玄屯兵夏口，与殷、杨貌合神离。道子父子又渡过了第二次危机。
这年，东部还发生了天师道首领孙泰起事的事件。孙泰是钱塘（今杭州）人杜子恭的徒弟，做过新安太守，信奉他的人极多。他以讨王恭为名起兵。会稽王道子使元显把他诱杀。信徒们都认为他是尸解成仙。孙泰的侄儿孙恩逃到海岛上，纠合死党，准备报仇。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荆州桓玄与浙东孙恩都强大起来，已不是司马道子、元显父子所能制服的了。以后，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刘裕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消灭了这两股势力，东晋的实权也完全落到刘裕的手里。
晋朝弄到如此地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不能辞其咎。司马道子有病，而且每天都喝得大醉。元显便让朝廷解除他的司徒、扬州刺史官职，由他自己做扬州刺史。道子酒醒知道后，大光其火，但已毫无补救的办法。
这个十八岁的权奸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心腹，满朝文武都怕他们两人。当时东部各郡有许多原来的官奴，他们被免除奴隶的身份后，做了官吏士人的客户（佃客之类）。元显把他们征发到京师当兵，叫做“乐属”。被征当兵的自然不“乐”，那些失掉客户的官吏士人也都抱怨。这年十月，孙恩乘此机会，从海上起兵登陆，杀死上虞县的县令，进攻会稽郡的郡治。
会稽内史王凝之也信奉天师道。他得到孙恩起兵的消息后，不出兵，不布防，天天在府里的道室中拜神念咒。属员请他发兵，他说：“我已借到几万鬼兵，扼守各处要隘，不怕贼兵来犯。”等到孙恩兵近，鬼兵影踪不见，他才准许部下出兵，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孙恩打破郡治，杀死王凝之。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谢安兄谢奕的女儿）是著名的才女，她拔刀出门，杀了几个人，才被擒获，孙恩倒没有杀她。吴郡、临海（今属浙江）、义兴（今江苏宜兴）的地方长官都闻风逃走。会稽、吴郡、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临海、永嘉（今温州）、东阳（今属浙江）、新安（今浙江淳安）八郡的党徒，一时起兵响应，十来天中，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朝廷直接统辖的地区几乎全部失陷，建康城内也有潜伏的党羽，形势紧张极了。
晋谢琰、刘牢之统兵镇压孙恩。孙恩所部都是乌合之众，哪里敌得过久经训练的官军。谢琰很快收复了义兴、吴兴，留屯乌程（今浙江湖州），使刘牢之继续进军，渡浙江（钱塘江），收复浙东各郡。
孙恩只靠天师道煽动群众，其实并无作为。他起初听到八郡响应，洋洋得意，对部下说：“天下大局已定，我辈不久就可以到建康去了。”后来知道刘牢之军到达江边，才有点失望，但仍自欺欺人地说：“我占有浙东，还可以做个勾践！”又过了几天，知道刘牢之军已经渡江，便老着面皮说：“孤不以逃走为耻辱！”下令叫男女信徒二十多万人跟着逃走，并沿途抛弃财物子女。官军急于掳掠，追得慢了，孙恩才得以脱身，逃上海岛。
孙恩起得快，败得也快，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刘牢之纵兵劫掠，士民大失所望。各处城里的居民几乎逃光，过了个把月，才慢慢地有人回来。官军的暴行正是为孙恩的再起布下的种子。
这场为时短暂的战役使一个人崭露头角，他便是后来成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宋书·本纪》说他是汉朝帝室后裔，这种事谁搞得清楚，无非是以认个阔祖宗为荣而已。“寻根”是好的，但是以不耻贫贱为善。刘裕出身贫苦，种过田，捕过鱼，赌输了拿不出钱，被大族刁氏绑在系马的桩子上，是个出自草莽的英雄。当时他在刘牢之部下只做个参军，有一次奉命率几十个人打探敌情，遭遇敌军几千人，他率部迎击，手下全部阵亡，他也从高处跌下。敌兵想下去杀他，他执长刀向上砍杀了好集个人，奋身上去，大喊杀贼，杀得敌兵都不敢上前。刘敬宣见刘裕出去的时间太长，恐怕有失，领兵往寻，见他独当几千敌兵，无不钦佩，于是进兵杀败了这支敌兵。刘裕从此成为名震一时的勇将。
在东部各郡扰攘之秋，西部也不太平。殷、杨和桓玄三个人，各有特点。殷仲堪多疑，缺乏决断能力，不是干大事业的材料。杨佺期的远祖是汉朝望族，因渡江较晚，被名门大族看得低人一等，而佺期本人也确有粗犷的缺点。桓玄与父亲比较，显有逊色，但才力在殷、杨之上。殷仲堪联杨制桓，但又不能完全信任佺期，这样的联合自然必败无疑。朝廷要分化这三人，即因桓玄要求增加所统范围，加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四郡指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杨佺期想先动手，袭击桓玄，殷仲堪不肯，苦苦劝阻。杨佺期无可奈何，只得歇手。
殷仲堪不肯动手，桓玄却反要先下毒手了。这年荆州大水，殷仲堪尽力救灾，把仓库存粮都用光了。桓玄乘此机会，以杨佺期不救洛阳为借日，发兵西上，进攻江陵。殷仲堪召杨佺期来救，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难以拒敌，要他到襄阳去。殷仲堪心慌，就骗杨佺期说已经收集了大批粮食。杨佺期信以为真，领兵到江陵，才知道上了当。桓玄兵到，打败杨部，杀死杨佺期。殷仲堪想逃往北方，也被追兵擒获杀死。
荆、襄都到了桓玄手里。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朝廷不得不依照他本人的意愿，任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自说自话，使兄桓伟做雍州（襄阳）刺史，侄子桓振做淮南太守。这样一来，西起蜀中，东到历阳（今安徽和县）、芜湖，都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桓玄是个野心家，事实上已显而易见。朝廷（实即司马元显）要分化三人，欲扬桓抑殷，可谓愚蠢之至。
司马氏的国运已经危如累卵了，然而司马元显和他的一伙却自我感觉好得很。元显也当上了录尚书事，和父亲道子各有一座府第。人们叫道子为东录，叫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前冷冷清清，西录门前一天到晚停满了车马。元显的亲信不是自命为豪杰，就是自诩为风流名士（风流指风度）。元显骄傲自大，公卿百官见了他都拜。政府财政困难，元显的家财却日增月长。这种情形，显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
孙恩一直在海岛上窥伺时机。晋谢琰镇守会稽，他自负十几年前大破符坚大军的战功，不把“孙恩小贼”放在心上，戒备松懈。隆安四年五月，孙恩再次登陆，攻陷余姚、上虞，进迫会稽。谢琰亲自领兵出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孙恩越闹越厉害，晋朝只有再令北府兵出征一法。十一月，刘牢之领兵东征，孙恩又撤到了海岛上去。
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孙恩改变进兵方向，北上攻海盐（今属浙江），但为刘裕所败。孙恩沿杭州湾北岸进军，击退刘裕的追兵（刘裕带的是一支不满一千人的小部队）；五月，攻陷沪渎垒（在今上海市青浦东北旧青浦西），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沿长江西进到丹徒（今镇江），所部有海船一千余艘，战士十多万人。建康为之震动。
元显害怕了。桓玄听到孙恩进逼京师，立即集结军队，上疏请讨孙恩。元显对孙恩、桓玄都怕，无论哪一个来，自己都必死无疑：幸而刘裕带的小部队日夜赶路，和孙恩同时到达丹徒。孙恩并不注意这支小部队，他率领一部分人众，登上了江边的蒜山（今存孤峰，其余部分己淹没）。城中的守军不敢出战，穷苦的百姓并不害怕，有些挑着担子走路的人索性立定了看陌生的队伍。刘裕却不顾疲劳，指挥所部，冲杀上去。孙恩的将士仓猝遇敌，惊慌失措，乱逃乱奔，跳山落水的为数很多，他本人也狼狈不堪地逃回船上。然而，他毕竟人多，整顿了一下队伍，便继续向建康推进。幸而援军渐次集中，刘牢之也赶到京口以西江中的新洲，于是孙恩不敢再进，退出长江，由海道北上到郁洲（在今江苏灌云东北）。朝廷嘉奖刘裕的功劳，任命他做下邳太守，追击孙恩。孙恩连战失利，扬帆南撤。十一月，刘裕又在沪渎、海盐大破孙恩军。孙恩浮海远逃，势力远不如前了。
孙恩从建康附近撤退后，桓玄宣布解严。元显方才惊魂稍定。然而，不久之后，桓玄对朝政的责难又使道子、元显紧张起来，于是张法顺献计，用刘牢之为前锋，元显自率大军随后，讨伐桓玄。这条计如能实施，也未必能够成功。更糟的是：张法顺面见刘牢之商量此事，刘牢之以为难办。张法顺还见元显，说刘牢之不可靠，不如先把他杀掉。元显不听，后来果然出了乱子。
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正月，下诏宣布讨伐桓玄，元显自任元帅，仍用刘牢之做前锋都督。桓玄得到在建康之族人的密报，吃了一惊，想采取守势，坚守江陵。长史卞范之说：“‘元显口尚乳臭（这年元显虚岁二十一），只要兵临近畿，马上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桓玄才发布檄文，宜布元显的罪状，发兵东下。元显见了檄文，胆战心惊，二月，下了船却不叫开船。在另外一头，桓玄出发后，老是怕不能得胜，预作返回江陵的打算，船过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还没有发现官军踪迹，胆子才壮起来。如此看来，两军的统帅都怀着一肚子鬼胎，元显当然是无能之辈，但桓玄也不是真豪杰，还够不上奸雄的资格。
这是一次儿戏式的战争。桓玄军一鼓攻克历阳（今安徽和县），如此而已。刘牢之到了建康西南长江中的溧洲，便按兵不动。他听了桓玄所派说客的话，决心倒戈。他的儿子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都劝他不要走这条路，他固执不听，理由是“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骠骑指元显，他的官是骠骑大将军。刘牢之素来讨厌元显，他实在想先和桓玄合作，除掉道子、元显父子，然后再找机会推翻桓玄，取而代之。他以当代名将的资格，自以为有条件做到这一涉，而不知一反冉反，终于众叛亲离，陷入灭亡的境地。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兵到建康，只喊一声“放仗（放下武器）！”元显率领的军队便溃散了。元显走马进东府，跟随他的只有张法顺一人一骑。元显问父亲怎么办，道子只对着他哭。捉他的人紧跟着来了，元显成了阶下之囚。
桓玄进了建康，自任（当然号称有诏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他废黜会稽王道子（不久被毒死，年仪三十九岁），杀司马元显、张法顺等。他任刘牢之做会稽内史，牢之见一上来就被剥夺兵权，要想造反，部下都不愿意。刘裕认为“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反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参军刘袭说得最干脆，“将军往年反王充州（兖州刺史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将佐僚属也多半离他而去。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刘敬宣与宗室司马休之等逃投后秦。
刘牢之既死，桓玄除掉了一块心病。同年，孙恩在临海被当地军队打败，跳海而死。余部只剩几千人，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桓玄想安抚这股力量，便任命卢循做永嘉太守。卢家本是北方大族，卢循本人也很有学问，做个太守完全能够胜任。然而他并不想做这个官，不久又攻打邻近州县。桓玄派刘裕前去镇压，卢循立足不住，便和部将徐道覆航海南走到岭南去了。他们以后还要和刘裕一决雌雄，事见下篇，这里不提了。
桓玄一步步地向皇帝的宝座迈进。元兴二年（４０３年）正月，任大将军。这自汉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做这官的必定专擅朝政，九月，即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十月，逼晋安帝写禅位诏，禅位于楚。十二月，桓玄在姑孰即位做皇帝，国号楚。
刘裕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当初桓玄新得天下，人们希望他改变会稽王父子的弊政，使天下稍得安宁。但是他奢华放纵，大兴土木，改造宫室，逼得很紧；人家有好的书画、园林，也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他于政事没有什么兴革，却只抓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奏事的文书上写错了个别字之类，以表示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积压大量奏案，不去处理。他又想废钱用谷，恢复肉刑，加以想法多变，朝令夕更，把政事搞得一团槽。天也不帮忙，元兴元年，江南浙东大灾饥荒，富人穿着绸衣，怀藏金玉而饿死的大有人在，穷人是更不消说。这虽不能由桓玄负责，但自桓玄来后就出现这样的重灾，人们是不会不怪到桓玄头上去的。
元兴三年（４０４年）正月，益州刺史毛璩首先宣布讨桓，发兵东下：二月，刘裕和刘毅、何无忌等又在京口起兵。这三个人，照桓玄的认识，“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里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敢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他们都是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一百多人。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一百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脩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刘裕得了京口，军中急需一个处理事务的主簿，刘毅推荐刘道民，说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道民是刘穆之的小字，他字道和，莒县（今属山东）人，博览群书，有文才，做过官，也有吏才，这时正闲居京口。刘裕也知道这个人，立刻派人去请。他听见城里喧闹，出来探望，正与使者相遇。他一上任，一切事务很快都有条有理。
京口对岸的广陵，有桓弘驻防。他的主簿孟昶、参军刘道规（刘裕弟）都参与反桓密谋。举事之前，刘毅到了广陵，决定与京口同一天发动。孟昶劝桓弘打猎，天还没有亮，开城门放猎人出城。孟昶和刘毅、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进府，桓弘还在吃粥，就被杀了。他们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会合。
刘裕尽管取了两座名城，军队却不过一千七百人。二十九日，他发布檄文，宣布讨伐桓玄。桓玄得报大惊，命吴甫之、皇甫敷率军拒敌。三月，刘裕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遇吴甫之军，一战大胜，斩吴甫之。进至江乘以南的罗落桥，遇皇甫敷军，发生激战。刘裕军初战不利，他自己也被敌兵重重包围，靠着大树苦战，幸而援军赶到，射倒皇甫敷，才反败为胜。
桓玄得了二将死讯，更加害怕，命桓谦等率众二万在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侧）待敌，他自己命人备好船只，预作逃走打算。
三月初二，刘裕军饱餐既毕，抛弃余粮，推进到覆舟山东。刘裕命弱兵登山，多张旗帜。桓谦得探子报告，只知道山谷中全是刘裕军，不知道有多少，胆先怯了。刘裕、刘毅等分作几队，直前冲击。刘裕身先十卒，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又趁东北风急，放火焚烧，烟焰漫天。桓谦带的兵，大部分是北府旧兵，对刘裕又怕又服，都不愿意为桓家出力，很快就溃散了。
桓玄得了败报，出城上船，浮江而去，到了寻阳，又带上囚徒晋安帝，于四月中回到江陵。他自称算无遗策，只因诸军违背了他的节度，才陷于失败。凡此种种，再次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
桓玄仍想反扑。五月，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境江中）之战，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一举把他的水军击败。桓玄常在座船旁备有小船，预备战况不利时先逃，因此士气甚是不振。他回到江陵，见人心已乱，谁也不听他的号令，就带了少数随从出逃，在江陵以南的枚回洲，被益州兵杀死：
刘毅、何无忌等行动迟缓，又不知道桓玄已死，桓振因此得以据守江陵，与东军相持。但这只是垂死挣扎而已。义熙元年（４０５年）正月，刘毅等进入江陵，迎安帝回建康：桓振还在苦战，甚至一度再进江陵，不久终于战死。
桓氏灭亡了。晋朝也变成刘裕的天下。
附带交待一件事。蜀兵不愿东征。毛璩于下令东进攻桓振时被变兵杀害。参军谯纵称成都王，蜀中又出现了割据的局面。
二六 刘裕北伐
刘裕迎晋安帝复位后，从义熙元年到十三年间（４０５～４１７年），做成了五件大事：一是向后秦讨还隆安时的失地；二是灭南燕；三是消灭卢循、徐道覆的武装集团；四是平定蜀中的割据势力；五是灭后秦。其中两次北伐成功，尤其是可圈可点的功业，所以本篇就以北伐为题来讲这五件大事。
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年），后秦兵攻陷洛阳，淮、汉以北各城降秦。桓玄兼并殷仲堪，就是以仲堪不救洛阳为借口的，但是灭殷之后，就再也不问失地的事情了。义熙元年（４０５年），刘裕向后秦要求归还汉水以北的南乡（治今湖北均县境）等十二郡：姚兴大约是见刘裕声威正盛，不愿与晋发生冲突，便以“天下之善一也”为理由，称赞刘裕的功绩，答应了他的要求。
灭南燕是刘裕力排众议、终获成功的大功业。
当时的南燕皇帝慕容超是南燕创立者慕容德的侄子。他于晋义熙元年即位，以公孙五楼为心腹，使旧臣多遭排斥，有的甚至被杀害。老臣封孚屡谏，他都不听。慕容超曾问封孚：“肤像前世哪个君王？”封孚坦率地说：“桀、纣！”说完后，慢吞吞地踱出去，面不改色。慕容超又恨又火，因他名望太高，竟拿他毫无办法。封孚年已七十左右，不久死去，朝中又少了个直臣。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二月，慕容超嫌太乐伎人数太少，发兵攻击晋淮北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掳去大量人口，选男女二千五百人给太乐训教。
这是向晋挑衅的行动。三月，刘裕上表请求伐燕。朝廷议论都表示反对，但是刘裕决心已定，于四月十一日从建康出发。大军坐船由淮河入泗水（淮、泗交会处在今江苏淮阴西南）；五月，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刘裕命把船只、辎重留在这里，大军改走陆路，步行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沿路冲要之处，都筑城留兵防守，以防南燕军的袭击：从此前进，在临朐（今属山东）东南，还有地形险峻的大岘山，不能平安穿过这一关，便不能到达目的地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
这确实是一次艰难并且危险的远征。读者不妨看看现代地图，从南京渡江往北穿过大半个江苏省到山东，再穿过半个多山东省到青州，该有多少路！就算前面一大半是水路，有船可坐；单算后面一小半，也有好几百里早路，加以夏日炎热，孤军深入，何等危险！刘裕的行动简直完全违背了军事常识！敌人可以扼守大岘，以逸待劳；也可以坚壁清野，使晋军求战不得，又征发不到粮食，势必陷入绝境。这都是任何一位将帅想得到的办法，而且当年公孙五楼也把这两套办法向慕容超提了出来，前者为上策，后者为中策，上策中还加上派奇兵袭击晋军后方，截断运输路线。晋军中也有人提醒刘裕，要注意深入之后，“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的危险。
然则刘裕为什么敢于冒险进军？因为他估算定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提醒他的人说：“慕容超心贪，既想掳获，又爱惜禾苗，以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绝不会守险，也不会清野。我敢为诸君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果然，慕容超不用公孙五楼的上中二策，倒用了“纵贼入岘，出城逆战”的下策。他以为晋军远来疲乏，到了现内的平地，用骑兵一冲，就可以取胜。他的决策与刘裕的预测完全吻合，晋军的胜局已经定了。
刘裕说是这么说，心里总不免有一二分紧张，直到过了大岘，不见燕兵，才完全放心，举手指天，十分高兴。左右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兵已过险，人人有决一死战之心；禾苗满野，无需顾虑缺粮。敌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慕容超先派公孙五楼、段晖等领兵五万扼守临朐，得晋兵已过大现消息后，又亲自领兵四万前往。六月，两军在临朐以南大战。刘裕用四千辆车子，分成左右两翼，徐徐推进。慕容超的铁骑碍着车辆，无从发挥横冲直撞的优势，交战半天，还没有分出胜败。晋参军胡藩献计，乘燕军悉数出战的机会，先袭取临朐。刘裕就命胡藩等带一支兵，绕出燕军之后，直取临朐，声称是海道增援的生力军。临朐守兵果然不多，又没有防备，被晋军一鼓攻克。慕容超大惊，逃出临朐，到城南段晖营中。这么一来，军心动摇，刘裕趁势猛攻，大破燕军，斩段晖等十多个大将。慕容超逃回广固，连乘坐的辇和玉玺都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晋军追到广固城下，六月十九日，攻克大城，围困小城。刘裕要让慕容超困守自毙，暂不攻城，腾出手来，安抚人民，招纳贤才。军中所需，都就地取给，用不着依赖江淮漕运了。
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到长安求救，他回来时被晋军抓住。刘裕得了此人，使他发挥两种作用。一是叫他立在楼车上面，向城中喊话：“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里的人听了都为之胆落。二是张纲是个兵工专家，刘裕命他制造各种攻城器具。增强了晋军的攻击力量。慕容超恨极了，把张纲的老母押到城上，肢解处死，却不怪自己把个兵工专家派出去，以致落到敌军手里。
张纲的喊话内容不好算假。刘勃勃就是赫连勃勃，当时还没有改姓赫连。后秦正在和他交战。姚兴很想救燕。当时北方形势，北为北魏，西是后秦，东有南燕，成三鼎足之势。其余西北小国（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和东北的北燕都与中原大局关系不大。晋灭南燕后，后秦势必受到威胁，但是匈奴刘氏正在崛起，姚兴救燕实在是有心无力。他只能来一个虚声恫吓，派使者到刘裕军中，说：“秦已经派十万铁骑到洛阳，晋军若不撤退，当长驱东进。”刘裕看穿那一套，果断地答道：“对你那个姚兴说：我灭燕之后，本拟休兵三年，然后进取关中、洛阳，如果现在送上门来，再好也没有了，快点来好了！”刘穆之听说有后秦使者，连忙进去，秦使者已经灰溜溜地走了。刘裕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大为不满，怪刘裕道：“一向不论大事小事，都承蒙让我参与筹划。此事理该慎重考虑，怎么马上如此答复。这话只能激怒对方，如果广固没有攻克，羌兵又到，不知如何对付？”刘穆之不失为老谋深算的人物，但是毕竟逊刘裕一筹。刘裕见他着急，笑道：“兵贵神速，他若能来，一定怕我知道，怎么会先派使者通知。羌人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人！”
姚兴确实自顾不瑕。九月间的贰城（不详，当在今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之战，姚兴被勃勃打败，休说十万铁骑，连原来进屯洛阳的一万人也调回去了。
义熙六年（４１０年）正月，广固被困已半年有余，城中男女大多脚弱无力，逃出投降的络绎不断，但是慕容超仍不肯降。二月初五日，刘裕下令总玫。燕尚书悦寿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突围被擒。南燕亡，从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国，共二主、十三年。
刘裕灭了南燕之后，本来打算进一步经略中原，不料后方出了大问题，卢循、徐道覆从岭南北上，企图乘虚袭取建康。朝廷还没有收到灭燕捷报，先得上游警报，人心恐慌，立即派急使召刘裕南还。
义熙元年，东晋朝廷任命卢循做广州刺史，徐道覆做始兴（今广东韶关）相，希望他们不再造反。卢循颇有安居岭南的意思。徐道覆却不甘寂寞，而且估计刘裕必有收拾他们的一天，所以一直在作卷土重来的准备。他使人在大庚岭等地所伐适于造船的木材，运到始兴，低价出售：居民贪便宜，争相购买。这时他见刘裕远征日久，觉得时机已到，便力劝卢循起兵，并说如不同意，他决心单独行动，率领始兴的部队，直取寻阳。说到这等地步，卢循尽管不太愿意，也只得听他的了。
徐道覆早己把居民所积木材，拿来造好了船。他们兵分两路，卢循攻长沙，徐道覆攻南康、庐陵、豫章，各地守臣都狼狈逃窜。徐道覆顺赣江而下，声势浩大（笔者写到这里，有个疑问，在岭南造的大船，怎么运到岭北的江西去用，古书于此等处，记载不清。估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人力把空船搬运过岭，一是木材本来堆积在大庚岭以北，没有运到岭南去过）。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迎敌，三月二十日，兵败豫章长今江西南昌），何无忌阵亡。建康为之大震。
刘裕南还，走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得何无忌死讯。他担心建康有失，只带几十个人，轻装赶路，到长江边打听消息。路人也不知道他是谁，说：“贼军还没有到，刘公若能回来，就不用担心了。”刘裕听了，心中为之一宽。他渡江到京口，四月初二到达建康。朝廷和百姓见他回来，才都安定下来。但是五月初七，桑落洲（在今安徽宿松西南长江中）之战的失利，又使建康受到很大震动。
这是刘毅的过失。刘毅时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赶回建康后，因北征的军队刚刚南归，将士疲劳，又多伤病，船只也需修理，竭力主张慎重行事。他知道刘毅要出兵迎击卢、徐，先是写信劝阻，继而又使他的堂兄弟刘藩前去，要求他暂缓出兵，等刘裕准备就绪，再一同行动。刘毅虽与刘裕一同起事反桓玄，并且推刘裕做了盟主。但是成功之后，却颇有争当领袖的野心。他曾推荐谢混做扬州刺史，用意在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穆之看穿他的心肠，叫刘裕抓住扬州不放，所以二刘之间早已有了裂痕。现在他见刘裕阻止他出战，以为刘裕不要他立大功，就对刘藩怒道：“你难道以为我真不及刘裕吗？”遗憾的是：桑落洲之战证明他确实不如刘裕。他损失了几百条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所带两万将士也所剩无几。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桑落洲之战后，逃回的人都说卢、徐如何如何强盛，有些朝臣竟主张奉晋安帝到江北避难。刘裕坚决不听。当时敌情严重是真实的。建康能够上阵的战士只有几千人。卢、徐却有十多万人，最大的楼船高十二丈（魏晋南朝尺约相当于四分之一米弱）。卢、徐的基本队伍，依当时人的评价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就是说战斗力极强。有一个孟昶，是与刘裕同起反桓玄的伙伴。他预料过刘裕伐燕必能成功，又预料何无忌、刘毅南征必败，因此人们都很相信他。这次他认为刘裕一定敌不过卢、徐，坚持要让皇帝逃难，刘裕仍坚决不听。他竟以自己支持刘裕伐燕，“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引咎自杀。当时建康悲观气氛之浓厚，于此可想而知。
孟昶的主张不对。当时不能走，一走便会土崩瓦解。刘裕招募百姓当兵，赏酬从优，动员民众修治石头城，集中兵力扼守石头城。五月十四日，卢循兵到秦淮河入江之口。徐道覆主张直指新亭（今南京西南），烧毁舟舰，分路进攻。这是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必然势不可当。但是卢循担心，万一失利，便无法收拾，不如暂时与之相持，并说：“大军还没有到，孟昶便已自杀，从大势看来，建康不日自会溃乱。”徐道覆无可奈何，叹道：“我终为卢公所误，大事一定不能成功；我若能为英雄效劳，天下不足定也！”
刘裕怕的就是徐道覆这一着。他在石头城上隙望，见敌军船舰，靠着江中的蔡洲停泊，知道可以缓一口气，心才宽了。刘裕争取到了时间，兵力逐渐集结，又增筑几座堡垒，分兵把守。卢、徐几次挑战，刘裕都坚守不动。部将违令出战失利的，被他斩首。卢、徐分兵攻掠各县，收获不大，相持到七月，兵力已很疲乏，只得于初十退回寻阳。建康的危机过去了。
刘裕立即转入追击，并且派孙处、沈田子二将带三千兵，坐海船南下，袭取广州，使卢、徐无家可归。十月中旬，刘裕从建康出师，准备与卢、徐决战。军事形势完全改变了，卢，徐处处失利。徐道覆攻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所败。广州守兵想不到海上会出现敌情。十一月，孙处、沈田子很容易地拿下了广州。
十二月初一，刘裕进军大雷（今安徽望江）。次日，卢、徐大队船舰顺流而下，两军发生激战。刘裕分兵屯于西岸，向敌船投掷火具，满江烟火。卢、徐大败，退回寻阳，打算再退到豫章，在左里（在都阳湖口之左，今江西都昌西北左蠡山下）筑栅阻止追兵。十八日，刘裕兵到左里，毁栅进攻，又获大胜。卢、徐只剩几千残部，退回岭南。义熙七年（４１１年），刘藩等进兵岭南，二月，破始兴，杀徐道覆。卢循反攻广州，为沈田子所败，逃往交州，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战败，投水而死。
消灭卢、徐集团，在刘裕做的几件大事中，应该说是最艰难的。这个问题解决后，刘裕的威信更高了。刘毅要想同他争胜，事实上已不可能，但他总不死心。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他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他不满足，要求兼督交、广。他有学问，很文雅。大族名士和他合得来，与出身卑贱的武将刘裕却格格不入。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刘裕见他如此情况，知道决裂无从避免，就加上一个“谋为不轨”的罪名，出兵讨伐。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当年的同志，最后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这是历史的悲剧。
刘毅问题解决后，刘裕于同年十二月，选择朱龄石做元帅，任益州刺史，领兵收蜀。这是第二次出兵了。早在义熙三年，刘裕就派刘敬宣收蜀，但未成功。这次他对人选考虑得很周到，觉得朱龄石武事吏才都很出众，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朱龄石果然不负重托，于九年七月平蜀，谯纵自杀。
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二月，后秦主姚兴去世，年五十一岁，其子姚泓嗣位。氐、羌、匈奴各族首领发生了多次反秦起事，夏天，赫连勃勃也出兵蚕食秦地。刘裕看准这是灭秦的大好时机，决定出兵北伐。
刘裕留刘穆之在建康，总摄内外。八月十二日，兵发建康。王镇恶、檀道济从淮、淝向许昌、洛阳，朱超石等向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沈田子、傅弘之向武关，分路推进。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今山东平阴北），从汴水入黄河（古时淮、济、汴、河可通，石门，济水之门）；王仲德率前锋诸军，开通钜野泽和黄河间的航道（参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开航道事）。总括一句，就是从现在的山东（黄河以南部分）、皖北向京汉线以西的目标大举推进，这样讲也许可以给读者以比较简洁明白的印象。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九月，王镇恶、檀道济进入秦境，漆丘、项城等地守将迎降，进克新蔡、许昌；沈林子攻克仓垣（今开封东北）；王仲德水军进入黄河，北魏守将放弃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撤往北岸。魏明元帝使人质问，刘裕客客气气地答复，说是为了修复洛阳陵墓，假道于魏，并不打算侵夺魏的土地。十月，檀道济于连捷之后，进逼洛阳，守将姚洸投降。
后秦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还发生了内战。姚懿、姚恢相继起兵争位失败。东晋灭它是不难的。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出发。二月，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进到潼关。这时发生了晋、魏关系的问题。王镇恶等被秦潼关守军所阻，进展困难。刘裕水军由黄河西进，对岸魏军，有干涉的可能。姚泓向魏求救，刘裕也向魏要求假道。北魏政府对这问题举棋不定，有人认为刘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即怀疑刘裕有侵魏的可能，主张截断晋水军西进之路；有人认为刘裕伐秦，他不达目的不会罢休，魏若阻其西进，他一定会上岸攻击魏军。魏正在北边与柔然交战，又是荒年，不宜与晋冲突。结果明元帝采取折衷办法，发兵十万，在北岸跟踪西进，监视晋军行动。晋军在南岸拉纤的人员，有因风高水急漂到北岸的，都落到魏军手里。
刘裕知道，要排除魏军的阻挠，必须显示一下力量。四月，他派军官丁旿率领一七百名士兵，带一百辆车子登上北岸，把车辆布置成一个半圆形的阵势（名叫“却月阵”），两头紧靠河岸，半圆形的顶离岸一百多步。每辆车配七名士兵，插一根白旌（即旗杆上部装有白色羽毛）。魏兵不明白他们的用意，暂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刘裕俟白旌竖起后，命先已奉命准备的朱超石率二千人渡河，携带大弩一百张，每辆车增兵二十人、弩一张，在车辕上竖起彭排（傍牌），掩护士兵身体。魏军见晋军像是在北岸设置据点，便大举进攻，把半月阵围住。主将长孙篙亲自率领三万骑兵前来增援。晋军先用弓弩杀敌，但是敌军越来越多，而且逼到车前，守军的弓弩已经发挥不出威力。朱超石命把长矛截断，只剩三四尺长，一人执矛刺敌，一人在后用大锤锤矛，由于魏军密集车前，一矛可以刺穿三四人，致使魏军死伤惨重，溃退下去。朱超石转入追击，又杀伤了上千人，魏军从此丧失了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
七月，沈田子、傅弘之一军进入武关，到了青泥（在今陕西蓝田）。这一军原来是用作疑兵的。只有一千多人。八月，姚泓领兵好几万人想东进抵御刘裕，怕沈田子袭击他的后路，决定先到青泥消灭这支“偏师”。沈田子见敌军大队前来，便乘其立足未定的时候，率部冲杀，一战杀敌一万多人，缴获姚泓乘坐的车子。姚泓狼狈不堪，逃回灞上。王镇恶改变强攻渡关的战略，引水军从黄河进渭水，乘蒙冲小船前进。秦兵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把全部舱面遮盖起来的船，以为是没有人摇而能行动的怪物，越发胆寒。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军在渭桥（今咸阳东北）上岸，大破秦军。姚泓单骑逃回宫中。王镇恶跟踪进入长安城北门。次日，姚泓投降，后秦亡。从晋太元九年姚苌建国算起，共三主、三十四年。
九月，刘裕到达长安。他把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姚泓也被解到建康处死。东晋多次经略中原，只有刘裕灭了十六国中的两国，功业可谓大矣。可是他志在南归代晋，加以得刘穆之病故噩讯，担心后方发生问题，竟于十二月间匆匆离长安南下。赫连勃勃乘虚而入。刘裕留守在关中的诸将又自相残杀，灭秦的收获竟化为乌有。这是一段令人为之惋惜的历史。
二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从地区来说，西北是分裂得最严重的地区；从时间来说，无过于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秃发乌孤说：“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余国。”（《通鉴》卷一一一，《晋书·载记二十六》文字略有不同）他说的十余国，其中有些只是小小的部落。在十六国的名单中，此时此地只有五个，即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乌孤的话是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说的，当时西凉还没有出现，所以他说的十余国，有列入十六国资格的不过四国而已。
西秦乞伏氏和后凉吕氏出现于符坚淝水兵败之年，已见第二十三篇。鲜卑乞伏氏据有今甘肃省西南部。创建者乞伏国仁以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北）为都城，受前秦符登封为苑川王，实际上是前秦的附庸。晋太元四年（３８８年），国仁死后，兄弟乾归继立，才自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兰州西北），但仍接受符登封的王号。他称秦王，是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打败了前秦太子符崇和氐王杨定之后的事（前秦亡于后秦，符崇是亡国之君），以后历史上为区别几个秦，才叫这个秦国为西秦。晋隆安四年（４００年），乾归被后秦姚兴打败，先投秃发氏，后归姚兴，实际上已经亡国。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乘后秦渐衰，逃回苑川，才又复国。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乾归被侄子公府杀害，儿子炽磐平乱即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炽磐灭南凉（参见下文），是乞伏氏最强盛的时期。他死时已在刘宋元嘉五年（４２８年）。儿子暮末嗣立，三年后为夏国所灭。西秦共四主、四十九年。
后凉是与乞伏氏西秦同一年出现的。鲜卑族的南凉秃发乌孤，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沮渠本来是匈奴官名，蒙逊的祖上以官为氏），都受后凉管辖，也都在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从后凉分裂出来。隆安四年，西凉李暠又从南凉分裂出来，于是出现了四个凉国。在整个北方，这年（４００年）共有八国，即四凉、两燕（后燕、南燕）、两秦（后秦、西秦）。这是北方进一步分裂的表现。
后凉初建时，其版图与前凉相仿，国土不小，吕光从西域得胜回来，兵力也很强。但是吕光治国无方，内部的凝聚力很差。他初到凉州，便听信谗言，杀南安、天水名士十多人，使地方上对他没有好感。他平定河西，部将杜进的功劳最大。但是他听外甥石聪“中原人止知有杜进而已，其实不听见还有舅父”的话，便杀了杜进。吕光如此作为，便难怪地方势力（如前凉张天锡之子张大豫）和部将（如彭晃）屡次起兵生事了。秃发乌孤未尝愿意安于附庸的地位，但是开头因“根本未固，小大非敌”，接受了吕光封的河西鲜卑大都统的官职。吕氏若无衅可乘，秃发氏就只能一直做他的大都统。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他见吕氏“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就自称西平王，与上年刚从三河王改称天王的吕光相对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