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渠蒙逊的伯父罗仇、麹粥都在吕光部下为将。吕光攻西秦兵败，听信谗言，把败军之罪推到两人身上，把他们杀了。于是蒙逊起兵反凉，拥建康（今甘肃高台南）太守段业做建康公。这与秃发氏起兵是同一年的事情。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吕光病死。沮渠蒙逊说他“荒毫信谗”，其中三个字是实，“毫”则未必，他享年不过六十三（或二）岁而已。他明知嫡出的儿子吕绍年龄才能都在庶出的吕纂、吕弘之下，也明知吕纂久掌兵权，性情粗暴，却仍让吕绍继天王位，只叮嘱他们切勿内讧，一个做天王，一个管军，一个管政。他的尸骨未寒，临终的愿望便落了空。吕纂自立，吕绍被迫自杀。几个月后，吕弘起兵争位，失败而死。
后凉的内乱还没有完。吕纂是个昏君，喜游猎、酒色。隆安五年，吕光的侄儿吕超在宴会后把他杀死，立兄长吕隆做天王。同年，后秦攻姑臧（今甘肃武威）。吕隆兵败投降，成为秦的附庸。两年后，在秃发、沮渠两家夹击下，无法自存，只得请求后秦发兵接他到长安。后凉亡，共四主、十八年。
秃发、沮渠两氏的人物比吕氏强得多，然而僻处一隅，力量有限，东面受阻于后秦，又经常相互攻击，所以都不能大有作为。
秃发乌孤很有雄心壮志。他罗致人才，据《晋书·载记第二十六》列举的姓名，共达二十三人。他乘吕氏之衰，想统一凉州，不幸在位三年，即因酒醉坠马，伤重而死，时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兄弟利鹿孤继位，乌孤原驻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利鹿孤移驻西平（今青海西宁）。他们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能招致到一批“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的人才，实在很不容易。他们本身是部落的酋豪，而能尊重人才，更不容易。部将如瑜勿崘，论事能举陈胜、项羽为例，主张举事之初，不宜急于称王，又可见秃发部的酋豪中不乏有相当文化知识和见地的人士。
利鹿孤在位也只三年。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他死后，兄弟傉檀继位，他称凉王，历史上因此有南凉这个名称（乌孤先称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利鹿孤先沿称武威王，后改河西王）。
河西各国，这时以秃发氏南凉为最强。吕氏后凉连年饥荒，人口大减，已经衰落。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力也差。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段业的敦煌太守李暠称凉公（西凉）。五年，蒙逊杀段业，称凉州牧、张掖公，境内很不安定，有些地方官投向西凉，所以国势不如南凉。但是秃发、沮渠两家都害怕后秦姚兴。后凉亡后，傉檀废去年号，甘心于附庸的地位。姚兴很高兴，于晋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把灭后凉所得的姑臧（今武威）给他。凉州主簿胡威到长安见姚兴，说他不该无故放弃凉州要地。姚兴想反侮，但傉檀已经接管，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秃发氏的极盛时候。
形势变化得很快。当他在前凉张氏造的宣德堂里为“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而感慨的时候，形势已经在变了。匈奴族的赫连勃勃正在崛起（参见第二十八篇）。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十一月，勃勃进攻南凉的支阳（今甘肃永登东南），掳去人口二万七千多，牛马羊数十万头。傉檀领兵往追，焦朗劝他不要轻敌，他却相信莽夫贺连“勃勃败亡之余，乌合之众，应该急追”的话，遇伏而大败。这一仗，南凉大伤元气，名臣勇将死了十之六七，傉檀本人也险些为追兵抓住。反之，沮渠蒙逊却在强大起来，在此之前，已经击退了傉檀的一次进攻。南北二凉的强弱对比从此换了位置。
晋义熙四年（４０８年），姚兴想乘傉檀渐趋衰弱的机会，收回凉州，派兵进攻姑臧，被南凉击退。傉檀于是再称凉王。然而，南凉毕竟不能挽回颓势。义熙六年，傉檀攻蒙逊，大败后匹马逃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傉檀不得不送质子求和。战后，傉檀迁居乐都。他刚出姑臧城，侯湛等便关上城门，自称凉州刺史，向蒙逊投降，从此姑臧为北凉所有。
傉檀不甘心失败。义熙七年（４１１年），他再攻北凉，掠五千余户而还。蒙逊反击，大破南凉兵，又包围乐都，傉檀被迫求和，再送质子，国势更弱。其时西秦乞伏氏渐强（见本篇上文）；北凉沮渠蒙逊也于义熙八年迁都姑减，即河西王位。义熙九年傉擅攻蒙逊，又败，乐都被围达二十天。十年，傉檀因属部多叛，出兵讨伐。西秦乞伏炽磐乘虚攻陷乐都。傉檀无奈，向西秦投降。南凉亡，凡三世、十九年。傉檀于一年多后，被炽磐毒死。他中毒后，左右想设法解救，他倒有自知之明，说：“我的病怎么可以治疗呢！”
南凉一亡后，西秦乞伏氏与北凉沮渠氏成为邻国，屡起冲突，互有胜负，到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终于握手言和。西秦、北凉、西凉暂时形成三分凉州的局面。三国之中，西凉最小最弱。义熙十三年，李暠死后，其子李歆继立。李歆与强国为邻，而繁刑峻法，大兴土木，其势当然不能持久。刘宋永初元年（４２０年），蒙逊破西凉兵，杀李歆，进入酒泉。李歆弟李恂据敦煌拒北凉。永初二年，敦煌守将投降，李恂自杀。西凉亡，共二主、二十一年。
沮渠蒙逊在凉州群雄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智勇兼备，博涉群史，是个文武全才的领袖。他削弱后凉、南凉，灭了西凉，晚年侵逼西秦，使乞伏暮末向魏要求内迁。暮末走到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为夏军围困而亡。四凉、一西秦，最后只剩一个北凉，它虽不能尽有其余四国的故土，但比起早年，版图大得多了。然而时势已不容许再出现割据的霸主。他听到刘裕灭后秦，便大受震动，见文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此人未必因刘裕得胜而喜），便怒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蒙逊的心态由此可见。北魏强大，更使他感到难以自立。他不能不先向东晋、刘宋称臣；继而受魏封的凉王爵位。宋元嘉十年（北魏延和二年，４３３年），蒙逊去世，年六十六岁，在当时是高龄了。子牧犍立。牧犍聘儒者刘炳为国师，颇能注意文教事业。然而，北魏统一北方己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太武帝攻克姑臧，牧犍投降。北凉亡，共二主、三十九年。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国家。北凉亡，十六国时期也随之结束了。
二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在陕西靖边县以北约五十公里之处，有一座淡灰色的古城耸立在无边无际的毛乌素沙漠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统万城遗址。它有内外二城，内城还很完整，城高十米，夯筑得极其坚固。
为什么把城筑在沙漠里？这城是晋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夏王赫连勃勃建造的都城。他选中的城址，当时水草肥美，“临广泽而带清流”，是他看见过最理想的地点。但是几百年后，到９世纪末的唐末，大风刮来的流沙，有时已经会高到城垛子上。到了近代，更完全处于沙漠之中，成为古今生态变迁的最好物证了。
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原姓刘（匈奴人以刘为姓，见第七篇），字屈孑。他的父亲刘卫辰原居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晋太元十六年（３９１年），为拓跋珪所破，逃走被杀。勃勃投奔叱干部。酋长叱干他斗伏派人把他送交拓跋氏，幸得他斗伏的侄儿阿利把他劫下，送交后秦的高平公没奕干。勃勃就在没奕干处长大成人，还做了他的女婿。姚兴很赏识他的才干，使他协助没奕干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要把刘卫辰旧部和其他一些部落共二万人给他统率。兄弟姚邕谏姚兴不要重用此人，说他对上傲慢，对下残暴，不可信任。姚兴当时听了，但后来仍使他镇守朔方（今内蒙古杭爱旗北），统率一部分游牧部落。他很快就显出贪暴残酷的真面目，乘后秦衰落的机会，截留河西鲜卑族首领献给姚兴的大批马匹；假装行猎，袭杀恩人又是岳父的没奕干，并吞他的部众。
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勃勃（那时他还姓刘）觉得自己羽毛丰满了，便脱离后秦管辖，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他建国以后，部将都主张建都高平，进而与姚秦争夺关中。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如果建立了都城，等于给姚氏准备好打击的靶子，那时敌众我寡，势必灭亡。他说：“不如用行动迅速的骑兵，出其不意，他救前就打他的后面，他救后就打他的前面，使他疲于奔命，我们则到哪里便吃哪里的，不出十年，岭北、河东将尽为我所有。等姚兴死后，嗣子暗弱，长安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这是一套极精辟的运动战理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赖以取胜的一贯战略。
刘勃勃依照他的计划，不断攻击后秦西北各城。各城守将防不胜防，大白天也常紧闭城门。姚兴到此地步，才后悔当时不听姚邕的话，然而国势衰弱，已经无力补救了。
几年之间，刘勃勃击败秃发傉檀，几次击败后秦军，每次杀伤动以万计，所得百姓有好几万户，又得原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来降，作为谋臣。他的实力与初称夏王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也不用担心城池会成为敌人打击的靶子了，于是他决定建造统万城。
他用叱干阿利做将作大匠，征用各族人民十万人筑城。阿利蒸土筑城，一段段验收，如果夯得不够结实，即用锥子如能锥得进一寸深，就杀死筑这段的工匠，把尸体混在泥土里当建筑材料用。为了这座城，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在鞭子刀斧的驱逼下，这座城造得异常坚固。北宋淳化五年（９９４年）宋破赵保忠（李继捧）所据的夏州（即统万城）后，命拆毁城墙，而内城至今还存在，想必因拆毁太难，所以只拆了外城了事。“统万”这名称，取的是统一万邦的意思，勃勃当年的雄心勃勃，从都城名称上已显露无遗了。
就在这一年里，勃勃改姓赫连。他声称子从母姓，不合于礼；帝王是天的儿子，“其徽赫与天连”，所以改姓赫连。同姓而非直裔的，都称铁伐氏（勃勃原系铁弗氏），意思是坚硬如铁，锐可伐人。他已经自命为“天子”了，然而他只是一个迷信武力的暴君而已。
叱干阿利监督工匠制造兵器。造的弓箭射不穿铠甲，便斩弓箭匠；射穿了，便斩铠甲匠。他监制的“百炼钢刀”，锋利无比。他用铜铸大鼓、飞廉（长毛、有翼、似虎的野兽）、翁仲（高大的人像）、铜驼、龙兽之类，都涂上黄金，排列在宫殿之前。制造时稍有不合，工匠就得遭杀身之祸。前后死了好几千人。我们知道，夏国当时还不算大，而奢华至此，暴虐至此，它的前途不会很光明，是肯定无疑的。
赫连勃勃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冶家，但是毫无疑问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他不可能建立一个国祚长远的国家，却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系列的军事成就。
晋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刘裕进关中，灭后秦。勃勃断定两条：其一，姚氏必亡；其二，刘裕本人一定速返。他留子弟诸将守关中，我取之极易。他的预测果然不错，十二月，刘裕离长安东还，赫连勃勃得讯大喜，立即向王买德征求夺取关中的意见。王买德主张先派游军截断青泥关（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城侧）、上洛（今陕西商州）两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关隘，东面在潼关塞断水陆交通线，然后发布檄文，号召三辅（汉以京兆尹与左冯翊、右扶风管辖今陕西中部地区，合称三辅。后世沿用为这地区的名称）官民来降，那么刘义真如在网罗之中，难以脱逃了。”勃勃依计，命儿子赫连璝进向长安，赫连昌屯潼关，王买德屯青泥，自率大军，随后进发。
赫连勃勃和王买德的策略是高明的，然而南军并不是弱者，假使众将同心协力，共拒强敌，胜负谁属，其实很难预料。不幸沈田子以私怨杀王镇恶，刘义真的长史王脩又杀了沈田子（参见第三十篇），尚未交兵，先折了两员大将。尽管这样，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正月，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寡妇渡（不详，据《通鉴注》在今甘肃庆阳境，与泾阳距离太远，恐不确）二战，傅弘之大破赫连璝，正面的夏军被迫退却。但是晋军不能保持有利的态势。十月，刘义真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相信左右说的“王镇恶要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脩又杀沈田子，可见王脩也要造反。”命左右杀死王脩。王脩既死，长安事实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心恐慌。刘义真把兵力都调到城里，关上城门防守。于是赫连璝卷土重来，夜袭长安，勃勃本人也进据咸阳，关中郡县都向夏军投降。
刘裕在彭城得讯，命义真东归，以朱龄石代镇长安。刘裕采取这个措施太晚了。关中事实上已经改变了颜色。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不遵照父亲“轻装速发，出关后才可以徐徐前进”的指示，将士更是贪得无厌，毫无纪律，一路走，一路抢劫，带着大量辎重、子女，一天不过走十来里路。傅弘之劝义真丢掉车辆，轻装快跑，义真不听。他们很快就被赫连璝的三万铁骑追上，傅弘之、蒯恩断后，边走边打，走到青泥，终于大败。傅弘之、蒯恩、毛脩之都被夏兵擒获。刘义真走在最前面，因天色已暗，夏兵不再穷追，才幸免于难。他的左有全部逃散，他只一个人伏在草里，参军段宏单骑寻他，边走边喊，义真听见他的声音，才敢从草堆里钻出来答应。段宏用带子把他缚在背上，一马双驮，总算逃了性命。
晋军失关中，也失了关中人心。刘裕不肯留屯长安，已使人失望；刘义真军大肆掳掠，更使长安居民恨透晋军。他们一哄而起，驱逐朱龄石。朱龄石无奈，烧毁宫殿，退往潼关。
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后，又东进破朱龄石军，俘获朱龄石。几个被俘将领，都死在长安。刘裕灭后秦，实际上是替赫连勃勃打的。战胜之后，赫连勃勃在灞上即皇帝位。然而，他以长安离魏太近，不肯迁都于此，仍退回统万。
夏的国势至此已达顶点。从古至今，专门靠武力立足的国家或集团，发展到顶点之后，便会很快衰落下去，没有一个能逃得脱这条规律。赫连勃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他常常坐在城头上，身边放着武器，无论对什么人，稍有不满，就亲自动手杀掉。他发现臣下目光中有不满表现的，就凿瞎眼睛；有敢笑的，就割掉嘴唇；有敢谏的，先割舌头，然后杀头。他召见隐士韦祖思。祖思见他时心中害怕，极其恭敬。他却怒道：“你见姚兴不拜，见了我为什么拜？我还没死，你就不把我看作帝王，我死之后，不知你在笔头上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就把他杀了。
他得关中后七年便死了，其时是刘宋元嘉二年（北魏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其子赫连昌嗣位。次年，北魏军破长安；又次年，破统万。魏神房元年（４２８年），赫连昌在安定为魏军俘获。以后，赫连定在平凉即位，反攻获胜，收复长安。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神麚四年，赫连定避魏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亡。夏共三主、二十五年。
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东晋虽偏安江左，国势不振，但在文化上却颇多成就，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人物。
笔者最先想提到的是葛洪（２８３～３６３年）。他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今属江苏）人。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什么家，他著的《抱朴子》，内容包罗之广，实在惊人。这部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讲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等内容，其中甚至有好几道符，说是佩带了可以辟山精鬼魅、虎狼，非常荒诞不经。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和迷信还没有分家，在他讲的炼丹术中，包含了古代的化学知识。他炼丹的尝试就是化学实验。他知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抱朴子内篇·金丹》）。那就是说，把丹砂煅烧，其中的硫变成二氧化硫，同时游离出金属汞即水银；把水银和硫黄化合，就成为硫化汞。我们知道，西方的近代化学，其祖先是炼金术。我国古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抱朴子内篇·黄白》讲的便是炼金术。在讲求炼丹、炼金的同时，他又研究了许多草木之药的性能，如说久服茯苓等药物如何如何，尽管失之荒诞，但这些药物对人有补益也是事实。古代的方士一般都通医学，葛洪另著有《肘后备急方》，证明他还是一个医学家。
《抱朴子外篇》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思想属于儒家范畴。他对晋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都有具体的论述和深刻的批判，如王孙公子不学无术，而倚仗门第出身，享有权势地位；“母后之亲”与“阿谈之人”，不懂律令而掌握审判的权力，屡战屡败而仍为大将，不知《五经》的名目而身任学官；出身低微的人则卑躬屈膝以求显达，一旦身处高位，便利用职权，无恶不作……其余如酒鬼的丑态，风俗的侈靡，也都有所揭露。其中《汉过》、《吴失》两篇，作用在于刺今，然而对汉、吴历史的批判，也可以供论史者的参考。如《吴失》中的“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为了解孙吴的大官僚地主拥有大量人口、土地（此外还有私有武装）的状况，提供了比较生动的资料。
葛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孙吴的官员，他十三岁丧父，又在吴国初亡之际，陷入很贫困的境地。他艰苦力学，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兼擅文武，善用刀楯、单刀、双戟，又学“七尺杖”（约合一米六十，相当于后世的齐眉棍）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自叙》）。他曾组织一支小部队，参加镇压石冰，后来受赐爵关中（一作“内”，二者相差一级）侯。
在批评当代社会风气方面，范宁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范宁（３３９～４０１年）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把“中原倾覆”之祸的根源归咎于清谈，以为王弼、何晏之罪比桀、纣为重，说是“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这评论有过当的地方，何晏其实办事很认真，他做吏部尚书，所用内外官吏，都能称职。他是曹操的女婿，要巩固曹魏政权，因此才被司马氏说得很坏。但是西晋的王衍、王戎等确有清谈误国的毛病。范宁生当东晋后期，受时势刺激，话说得过分激切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评时政，如云“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体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自残肢体以求免役），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见《晋书》卷七十五本传）。苛政连“鬼”也要怨，真是言之至极了！
东晋时期的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的成就。“书圣”王羲之尤为杰出。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年，或３０３～３６１年）字逸少，出身于琅邪临沂王氏，是王导的侄子。他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有一个“坦腹东床”的典故出在他的身上。郗鉴使门生见王导，物色一个女婿。王导叫他到东厢去看。他看后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好，只是见了我都有点紧张做作的模样，只有在东床坦腹吃东西的一个，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好女婿！”派人去问，就是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的书法起初师法卫夫人（魏晋之际，卫瓘与子恒、女铄都以书法著名，铄即卫夫人），后来博采众家的长处，兼工隶、楷、行各体。永和九年（３５３年），他与诸名士修禊（在水滨举行消除不祥之祭）兰亭，作《兰亭序》，传为千古佳话。至今中日书法家仍效法古人，到绍兴兰亭，“流觞曲水”，以纪念书圣。
他的轶事很多，我试略举一二。他喜欢鹅，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的鹅好，特地去看，看了想买。道士说，只要替他写《道德经》，就全部奉送。羲之欣然写完，把鹅装在笼里带了回去。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一时高兴，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几个字。老太起初很不高兴。他就嘱咐她：“你只要说是王右军的字，每把可以索价一百钱。”老太一试，生意很好，后来又拿扇子来请他写，他只对她笑笑，不再写了。
《兰亭序》真迹相传在唐太宗陵中，后世所传都是摹刻本。郭沫若不信《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他提出后即有人反对，笔者也认为郭说很难成立。
王羲之不仅仅是个文人和书法家，他对政事也有不少切实的见解，如劝阻殷浩北伐，前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晋代书法艺术甚为发达。羲之的叔父王廙，有过江后书画第一的美誉。羲之也说自己书法本来不及庚翼、郗愔，到晚年才胜过他们。可惜年代久远，这几个人的真迹不传，后人无从一饱眼福。
顾恺之是东晋的绘画大师。恺之（３４１～４０２年，或约３４５～４０６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做过桓温的参军。后来宫至散骑常侍。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相传瓦棺寺（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初建时，慧方和尚请朝士捐钱，士大夫落笔没有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却写上百万钱。大家知道他并不富有，以为不会真的拿出来，不料他要寺里给一间屋子，并空出一面墙壁，每天到屋里关上门画画。一个多月后，画的维摩洁像只需要点眼睛了。这时他告诉和尚：第一天来看的要布施十万钱，第二大五万，第三天起照常例。开门后，光彩夺目，看客云集，没有多少时候，就收到了百万钱。这故事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的《京师寺记》。他的名气之大，画像之工，由此可见。他画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有摹件传世。
东晋名士中以绘画著名的还有戴逵（约３２６～３９６年），字安道，谯郡侄（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是个隐士，也善于雕塑。
东晋史学家以干宝、习凿齿最为著名。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受王导荐，领国史。他著有《晋纪》，是一部从司马懿在曹魏时事写起的西晋编年史。这部书早已佚失，现存只有后人的辑本。《资治通鉴》引用了他的史论，读《通鉴》的人都可以看到。
习凿齿（？～约３８４年）字彦威，襄阳人。他著的《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止于晋愍帝，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将司马昭灭蜀，断为汉亡而晋兴。他长期在桓温手下任职，《晋书》说他因“温觊觎非望”，所以著此书是要“以裁正之”。他在当时名气很大。前秦军陷襄阳，符坚说得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释道生，半个人就是习凿齿。他后来仍回故乡。晋收复襄阳后，要用他典国史，可惜他就在这时病故了。
在东晋文化名人中，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是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晋代的大诗人，而且在中国诗史中，也是公认的第一流作者。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是庐江寻阳人，其时的寻阳在长江北岸的今湖北黄梅西南。咸和中，即在陶侃的晚年，寻阳移治长江南岸的今九江西南，他的后人也的确生活在这个寻阳），但是从来没有发达过。许多古代作家常常为“士不遇”而磋叹，他却从来没有这种表示。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好，但看得出是经过加工，雕凿修饰而成的，可他的作品却一点看不出这种痕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他的人品和作品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没有他的人品，就不会有他的作品。
他做过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郡守派督邮到县，照规矩县令应束带去见），自行解印去官，为之赋《归去来辞》。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见，他托病不见。后来，王弘打听到他要上庐山，就请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菜，在半路迎上。陶潜见了酒，便在野亭上开怀畅饮。在他兴致正高的时候，王弘出来相见，就一同盘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辞。王弘便叫一个门生、两个儿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篮舆便走。我们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总是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陶渊明，别的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学得来的。
渊明的诗，后人评论极多，现录近人钱基博先生数语如下：“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炼得人细……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７０页），这是直抉本质的总评。陶诗“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写景极妙。郑振铎先生以“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评其诗作（见作家出版社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一八一页），说：“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出处同上）陶诗之不可及，后世拟陶学陶的人，尽管包括王维、韦应物、苏轼等大诗人在内，总是或多或少有点差距，关键也正在这里。
渊明的文章，如《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也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两文看似闲适，实在富有愤世嫉俗的意味。鲁迅更早已指出，陶诗如《咏荆轲》充满了愤激之情。
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只爱饮酒闲居的人。有人说，他的愤激是由于“际（晋宋）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沈德潜语，见《古诗源》卷八），笔者是不相信的。难道陶潜是仅仅忠于一姓的人物！
讲东晋的文化名人，决不可以忽略了几个和尚，而且有几个还是外国人，他们活动的地域不限于江南，好在都是这个时期的人，不妨放在这一篇里。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东汉、三国，传播渐广，到了晋代，译经事业更有显著的发展。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译出经论一百五十多部之多。他到长安弘扬佛法，听他讲经的僧俗有一千多人。
西晋末的永嘉四年（３１０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他己有七十九岁。后赵石勒、石虎父子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常常劝告石氏父子不要动辄杀人。他建立过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门徒近一万人，名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弟子。他享年一百十七岁，于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在邺城去世。
释道安（３１２或３１４～３８５年）是僧人“释”为姓的创始人。他是常山扶柳（在今河北冀州）人，十八岁出家前读过儒家经书，二十四岁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受到他的赏识。后赵亡后，中原混乱不堪，他和弟子们迁徙往来，于晋兴宁二年（３６４年）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到了晋的襄阳。他在这里注经、讲经、订正译文，徒众经常有好几百人。据文献所载，佛图澄神通广大（大概是有些可以惑人耳目的魔术），道安却完全不靠这一套，而是个严肃的佛学家。太元四年（３７９年），前秦军攻陷襄阳，符坚把他请到长安去，并说得到襄阳时只得到一个半人。这一个人是道安，半个是习凿齿。
道安在长安领导组织了翻译佛经的事业，进行佛学研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弟子慧远于前秦军攻占襄阳后，率徒众到寻阳，后来定居庐山。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或４１７年），俗姓贾，雁门楼烦（在今山西宁武境）人。他少时游学许昌、洛阳，学习儒家经籍与老庄之学。二十一岁到太行恒山，听道安讲经后，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庐山住了三十多年，送客只到虎溪为止。同时，他派弟子远出求经，接待来到江南的西域僧人，并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通信问学。东晋名士达官也喜欢同他来往。桓玄权势最重，曾要求僧人对王者尽敬。慧远特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终于说服了桓玄。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后来发展为净土宗。
与慧远同时的鸠摩罗什（３４３～４１３年），原籍天竺，父亲移居龟兹，因而是龟兹人。他七岁时从母亲出家，从佛陀耶舍学习，兼通小乘、大乘。又从须利耶苏摩问学，对大乘佛学，又有精进。符坚命吕光进兵西域时，他已届中年，声誉很高。吕光班师时，他从至凉州。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他到长安，也敬之若神，命僧人八百余人从他学习。他精通梵、汉文字，在长安主持译经事业，又得慧恭、僧肇等数百人协助，共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今存三十九部、三百十一卷。他的译文文字优美，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或增文以表达言外之意，或删繁就简以便读者，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翻译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三国曹魏时的朱士行起，汉僧西行求经的，历代不乏其人。东晋时期的法显是与唐玄奘名望不相上下的人物。法显（约３３７～约４２２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他三岁时就进佛寺做了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他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后秦的都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的旅伴时有增减，旅途生活极为困难。如隆安四年秋，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曾在以枯骨为标识的沙碛中走了十七天，至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天竺。以后跋涉西、中、东天竺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搜求经律论。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他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搜求经律论。七年秋，他搭乘大商船回国，途遇大风，漂流九十天。到了耶提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八年（４１２年）夏，从这里再搭乘商船回广州，途中又逢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在今山东即墨）。这里原属南燕，两年前为东晋所得。法显乃于义熙九年南下到建康，与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求得的佛经。他还把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后来，他到荆州辛寺，在那里圆寂（逝世）。
佛驮跋陀罗（３５９～４２９年）是天竺迎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人。他于义熙四年（４０８年）来到长安，因与鸠摩罗什有不同见解，与徒众南下，先到庐山，得到慧远的礼待，后经江陵到建康。他除与法显合作译经外，又与法业、慧严等翻译了《华严经》。
佛教文化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晋时期名僧辈出，译事大盛，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
三十 刘裕做皇帝
晋恭帝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六月，刘裕受晋恭帝禅，即位做皇帝，国号宋，南朝从此开始。刘裕就是南朝宋的高祖武皇帝。
刘裕早就想做皇帝了。
笔者在第二十五篇中说过，桓玄失败后，晋朝已经成为刘裕的天下。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心中有数的事实。晋朝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傅亮要他写禅位诏书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还“欣然操笔”（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朝已经完了，靠刘公大力帮助，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实际上是十七年）的国祚；今日之事，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他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刘裕为什么要拖延十七年之久？就像反桓玄时一样，他在等待时机，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日子。
刘裕与刘毅、何无忌起兵讨桓玄时，三人的领袖地位是众人推举的，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高下，桓玄也把这三人都视为劲敌（见第二十五篇）。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朝廷论讨伐桓玄之功，三人都受封郡公，但刘毅明显有争当领袖的野心。在这个问题上，卢循、徐道覆倒是帮了刘裕大忙，使何无忌战死；刘毅兵败，威望大损，却仍想与刘裕争胜，自然不免于身败名裂的结局（见第二十六篇）。
然而刘裕认为，当皇帝的时机还没有到。参与讨伐桓玄的诸葛长民在卢、徐进逼建康时，从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镇）入卫京师。这是一支异己力量，但刘裕暂时不能不与他合作，讨刘毅时，甚至让他监太尉留府事（太尉是刘裕所任官职），把后方重任交给他，同时把刘穆之留在建康，起监督的作用。诸葛长民号称有文武才干，其实是个庸人。他明知刘穆之是刘裕的亲信，却问穆之道：“人间论者，说太尉与我不和，是什么缘故？”穆之轻描淡写地答道：“相公西征，把老母弱弟交托给将军，如果心怀不平，怎么会这样办呢？”几句话稳住了这个粗汉。长民又写信给刘敬宣，商议和他合作，反对刘裕。敬宣答书拒绝，并且把来书呈交刘裕。他的底牌都在刘裕手里，他却浑然不觉。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刘裕从江陵返回建康。诸葛长民进见，当场在座上被力士拉杀。刘裕肘腋之下再也没有异己的力量了。
宗室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很得江、汉人心。刘裕要夺晋朝的天下，当然把他看作眼中之钉。义熙十年，刘裕先以休之的儿子文思在建康有不法行为做理由，把文思送往江陵，要求严办。十一年，进而以休之不肯严办文思为口实，兴兵“讨伐”。他想拉拢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先寄密书给延之，说“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劝延之归降。延之答书，严辞拒绝，中间说：“刘裕足下，海内之入，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他把刘裕铲除异己的心理看得透而又透了。司马休之敌不过刘裕，只得逃往后秦，后秦亡后，他又改投北魏，后来死在北方。
时机走向成熟了。司马休之败后，“诏”（其实是刘裕授意）加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第一步。
刘裕还要进一步提高威望，于是有北伐后秦的战役。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收复洛阳后，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向朝廷表示要九锡。这一次，刘穆之犯“错误”了。他是负留守责任的大员，如果“识时务”的话，应该主动提出这要求，现在让刘裕从前方派人来提出，岂不是犯了大大的“错误”。据说他竟因而又惭愧又害怕，生起了重病。这年十二月，“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之礼。刘裕却故作谦逊，表示不敢接受。这是第二步。
义熙十三年，后秦亡后，“诏”进宋公爵为王。刘裕再一次辞而不受。这是第三步。接着，刘穆之去世，刘裕便以建康“根本无托”为由，决定离长安东归。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他认为既然已建立了灭秦的大功业，威望已经达到顶点，可以回去登基做皇帝了。赫连勃勃就是看透了这点，等他一走，便轻易地夺得了关中。
灭后秦是刘裕一生事业的顶点，而留下十二岁的刘义真和众将镇守关中，则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刘裕本来有条件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东归的消息传出后，关中父老到军门流涕请愿，希望他不要走。他们说：“残民受不到大晋教化，到现在已有一百年（愍帝建兴四年长安陷落，为公元３１６年），才能重新看到上国衣冠，人人互相庆贺。想不到明公会丢下我们回去。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府第，明公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关中父老显然是希望刘裕远承西汉的事业，把他看作堪为汉高祖、汉武帝继承人的人物了；同时这话也透露出料定他不会再做晋朝臣子的消息。
据说刘裕听了这一席话，也有点感动，不过他不肯改变主意，口是心非地以“受命朝廷，不敢擅留”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本来很得关中人心，这么一来就令人失望，再加上后来诸将自相残杀，将士大肆掳掠等，关中人士不得不转而接受赫连勃勃的匈奴军队了（参见第二十八篇）。
刘裕是一员好将领，但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他真正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一个刘穆之。刘穆之死后，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的人，勉强用了徐羡之，结果，以前通常由刘穆之作主的朝廷大事，都要向北方刘裕的帅府请示。
留下刘义真镇守关中，问题更大。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是荒唐之至的措施。刘裕当然知道，一个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是把义真作为自己的象征而已。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做表示他对部下缺乏信任，会产生许多麻烦。不仅如此，他还明白表示过对王镇恶的不信任。后来诸将自相残杀，正是由他的这一表示引起的。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亡后，流亡到南方。他骑射的本领不高，但是谋略出众。刘裕赏识这一点，用他为将。灭后秦之役，镇恶与沈田子的战功最大。镇恶首先进入长安，接受姚泓君臣的投降，抚慰城中各族居民，出足了风头。关中人对他的祖父王猛还念念不忘，因此对这个打回老家的孙子也有天然的好感。
刘裕部下将领，除王镇恶外，都是南方人（朱龄石，沛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傅弘之，北地泥阳人；毛脩之，荣阳阳武人。以上各人的籍贯都在北方，但事实上已经南迁过后好几代了）。他们见王镇恶功大，都有妒忌的心理。沈田子以千余人破秦兵数万之众（参见第二十六篇），自以为战功最大，更是要和镇恶争功。
将领间有了矛盾，做领袖的必须设法消饵，刘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进长安时，王镇恶到灞上迎接，他口头上称赞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然而听到王镇恶私藏姚泓的辇，便怀疑他有野心，派人调查，查明王镇恶只是剔取了上面的金银，把辇当垃圾丢掉，才觉得放心。沈田子、傅弘之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不批评两人，倒说：“现在留下两位与一万精兵，他若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不消多说什么。”他甚至引曹魏灭蜀故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正是因为有卫瓘之故。卿等十多人，用不着怕王镇恶！”这是在挑拨他们了。沈田子之所以敢悍然杀王镇恶，正是以卫瓘自居。刘义真的长史王脩不了解其中底细，杀死田子，王脩又遭义真左右谗杀，关中的局势从而大坏（参见第二十八篇）。这简直是刘裕自铸恶果，怪不得别人的。
关中得而复失，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脩之、朱龄石、蒯恩等名将都死了。刘裕再要用兵，已拿不出伐秦时的阵容了。灭秦时的威望丧失无遗，更是无从挽回的损失。刘裕在彭城得青泥败报后，声称要刻日北伐，不过是一句空话，否则怎么会有因知义真没有死而中止的道理。他登城北望，慨然流涕，只能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刘裕虽走下坡路了，但晋朝内部还没有其他可以与他抗衡的力量，他仍旧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位子。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十二月，使王韶之缢杀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皇帝，是为恭帝。这是第四步。
恭帝元熙元年（４１９年），刘裕受晋爵为宋王之命。这是第五步。最后，于元熙二年受禅为帝。这一套由权臣至皇帝的历程，从曹丕到司马炎，再从司马炎到刘裕，大体上完全相同。然而，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后，还活了十四年，到魏青龙二年（２３４年）才死；魏少帝被废为陈留王后，也活了三十八年，到晋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才死，他们都得尽天年。晋恭帝却没有这样的好运道，他禅位后只过了一年便遭了毒手。此后相沿成习，禅位的君主都保不了性命。
刘裕即位时，年已五十八岁。永初三年（４２２年）五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两年皇帝。
三一 元嘉之治
南朝一百七十年（４２０～５８９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４２４～４５３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武帝时，封宜都王，任荆州刺史。武帝死后，长子义符嗣位，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裕的幕潦。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郑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贰，后来接了穆之的班，负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没有学问，但办事能力极强，所以受刘裕重用，也为当时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晋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词。刘裕想受晋禅，而难于出口，乃宴请朝臣，只说想奉还爵位，回京师养老。众人都听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没有听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领悟，连夜再见刘裕，声称要回建康。两个人都没有说破，但是相互已经了解。傅亮随即就到建康去为“禅位”做筹备工作，叫晋恭帝写禅位诏的就是他。谢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刘裕伐后秦，刘穆之留守，他随从出征，这两人等于刘裕的左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