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总之是一味游戏，不像一个继位为君的人物。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就是当年从长安逃出来的那一位）。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应是“拖”）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刘义隆的幕僚知道了营阳、庐陵二王的死讯，都为主子担忧，劝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马王华却认为绝对没有问题，劝他接见傅亮。他见了傅亮，便问少帝和义真废杀的情况，一面问，一面哭。傅亮紧张得开不出口，浑身大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数了。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４２５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
一年很快过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传要出兵打北魏，其实骨子里是在准备西征讨伐谢晦。
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正月，文帝动手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皇帝把参与废立的五个人分为两类：对主谋的徐、傅、谢三人，坚决消灭之；对附从的王弘、檀道济，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昙首的兄长，拉过来可以扩大亲信的阵容；檀道济是仅存的刘裕旧将，打荆州很需要这个智勇兼备的将军。文帝左右对任用檀道济都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檀道济也的确能够忠直地执行他的命令。文帝顺利地捕杀了徐羡之、傅亮。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军击溃荆州兵，擒杀了谢晦。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这几个大臣，论起建树来，应该首推王弘。宋初沿东晋旧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里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准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创建四学一事。十五年（４３８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事情是这样的。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里拿来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４４０年）十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划，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准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么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４４５年），范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从上文所说的史事来看，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４５０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笔者将于下一篇中，详细介绍南北势力消长的情形。
三二 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就在当年把天赐六年改为永兴元年（４０９年）。当时的北方还是列国分立的格局。北魏东北面有北燕，西与夏和后秦邻接，这两国以西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以上各国都在十六国之内。另外，北面有强大的游牧族柔然。至于在今青海（不包括西宁、乐都等地）的吐谷浑，因与中原的争战无甚牵涉，可略而不提。上面没有提到东南面的南燕，是因为它在明元帝即位后，只过了几个月，便被东晋刘裕灭掉了。
明元帝初年，魏的国势不见得很强。神瑞二年（４１５年），因连年霜、旱，云中、代郡的百姓多饿死，有人主张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反对，他讲了一大篇道理，说：“迁都到邺，只能解决今年的饥荒，不是长久之计。山东人以为国家处于广裹无垠的地方，人民牲畜多得不得了，号为‘牛毛之众’。现在如果迁都，留兵守平城，南迁的人住不满各州地方，分散到各郡各县，把真实情况都暴露出来，人家知道了我们的底细，就不会再害怕我们。”这是一条，怕中原百姓生异心。他又说：“国人（鲜卑人）南迁后不服水土，疾疫死伤的必然很多。”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平城守兵不多，屈丐（指赫连勃勃，魏人对勃勃的蔑称）、柔然会入人侵，朝廷远在南边，难以救应。”
明元帝听他说得有理，才不听主张南迁者的意见，只挑选一部分最穷困的鲜卑人到定、相、冀三州就食。
这是北魏当时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一。
泰常二年（４１７年），晋刘裕攻后秦，沿黄河西进，后秦向魏求救。群臣都主张要救，又是崔浩出头反对。他认为刘裕伐秦，志在必得，魏若救秦，刘裕必上岸北侵，那么魏将代秦受敌。他特别强调：“现在柔然侵扰边境，百姓粮食又不够吃，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则北面吃紧；救了北边，南面各郡又有危险。”崔浩的意思是，柔然和东晋都是强敌，北魏如果同时在南北两面作战，会有危险。
明元帝折衷两种意见，派一支兵在北岸监视晋军，略作干扰，结果被刘裕反击一下，很吃了点亏（参见第二十六篇）。明元帝因而后悔没有听崔浩的话，由此可见当时北魏对南方的实力估计得相当高（这里面包含对刘裕的重视，崔浩认为刘裕的才干在慕容垂之上）。这是北魏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二。
刘裕不会久留关中，也在崔浩预料之中，所以他主张“按兵息民以观其变”，最后一定可以得秦地。至于赫连勃勃夺得关中，扩大了地盘，崔浩却不以为意，因为他看准勃勃一味残暴，是长远不了的。
魏泰常七年（４２２年），刘裕一死，明元帝就出兵攻宋。崔浩不赞成“伐丧”，这回，明元帝没有听他的。泰常八年，魏军攻占了河南几个重镇，这时魏的实力已在刘宋之上了。这年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儿子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明元帝在上年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人，除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明元帝既死，有些人就设法排挤崔浩，太武帝受他们的影响，就免去他的职务，但有事仍旧向他请教。
崔浩重视柔然侵扰北边的问题，如上所述，他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泰常八年，魏在对南朝作战获胜的时候，北方边境屡受侵扰，不得不采取中原王朝的老办法：筑长城。北魏长城从赤城（今属河北，在张家口东北）向西到五原（今属内蒙古，在包头西北），长达二千余里。这是北魏君臣感受到柔然问题严重性的明证。但是长城从来不曾能够真正拦阻游牧族的铁骑。太武帝始光元年（４２４年），柔然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入侵，这是对新君佛狸的考验。
这年八月，纥升盖可汗亲率六万骑兵侵入云中，攻陷盛乐宫（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这是拓跋什翼犍的代国故都，也是拓跋珪复国之初的都城。它的陷落绝非边境上的小冲突可比。魏太武帝亲自率领“轻骑”往救，三天两夜从平城赶到盛乐。纥升盖仗着兵多势众，把太武帝团团围了五十多重，双方的马头都碰到了。太武帝沉着应战，射杀了柔然大将纥升盖的侄子於陟斤。最后，柔然兵撤走了。从这条记载看，当时平城没有多少精兵猛将，太武帝掌握的兵力不多，否则何至于打得那么艰苦。至于柔然兵的撤退，史书上写的是“遁去”，这不见得真实，可能是抢劫到的人畜财物很多，不愿恋战之故。
战斗结束后，尚书令刘絮向太武帝建议：等秋收完毕后，发兵大举反击，否则纥升盖是会再来的。太武帝接受他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派长孙翰、尉眷领兵攻柔然，他自己屯兵柞山（在平城以西）。这一战，魏兵得胜，掳获了大量人畜。
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十月，魏再一次大举攻柔然。魏军五路并进，太武帝自领中军，到了大漠以南，留下辎重，只带十五天口粮，度漠进攻，柔然部落惊慌逃窜，从此魏确立了对柔然的优势。这年，魏还得到一个好消息：赫连勃勃死了。这个人在军事上毕竟是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世的时候，魏人一直不敢对夏动手。
魏太武帝考虑统一北方的行动了。始光三年（４２６年），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赫连、柔然，先打哪一个的好？”
长孙篙、长孙翰、奚斤等主张先打柔然。这是鲜卑族武将的意见，他们贪的是可以掳获大量人畜，即使深入漠北后找不到敌军踪迹，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用抓到的鸟兽来补充军需。刘絜等主张先打北燕，他们是想先易后难，拣弱国先下手。崔浩其时官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他力主先打赫连氏，说：“赫连氏政利残虐，人神共弃，应该先打。”太武帝接受崔浩的主张，亲领一军，渡黄河袭击统万。这一次虽没有打破城池，但杀俘几万人，掳获牛马十多万，给赫连昌以极大的震动。大将奚斤一军又连克蒲阪、长安，收获很大。
始光四年（４２７年），魏太武帝再攻统万，把主力埋伏在山谷中，只带一支小部队到城下，想引夏军出战，达不到目的，又佯装撤退，进一步诱敌。赫连昌开头还不上当，事有凑巧，有一个魏军逃兵投奔夏国，说军中缺粮，步兵在后面没有到（他不知道山谷中有伏兵）。赫连昌听了大喜，立即引兵出城追击。统万城造得特别坚固，硬打是打不下来的。赫连昌一追就坏了事。两军打得非常激烈，太武帝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后来又身中流矢，然而终于彻底击溃夏军。赫连昌因追兵追得太紧，进不得统万城，即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而去。魏太武帝追得太急，倒和逃的人一同冲进城里。尽管他是下级人员打扮，夏人仍有所觉察，把城门全都关上。他和随从闯到官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才得脱险。
统万城还在夏人手里，然而这时候没有人再防守它了。第二天，魏兵进了统万城，夏的王、公、大臣、将校、后妃、宫人都落到了魏军手里。
夏国还要挣扎。魏太武帝神盛元年（４２８年），魏尉眷等进攻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魏军继续进攻，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守住平凉，即位做皇帝，又击败魏奚斤军，夺回长安。然而，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十二月，魏军攻克平凉，收复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据守上邽，不肯屈服。他还在魏神麚四年（４３１年）正月打破南安（今甘肃陇西西南），迫乞伏暮末投降，灭掉西秦。但是同年六月，他就因畏惧魏人，渡黄河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至此灭亡，共三主、二十六年。它虽亡于吐谷浑人，然究其实际情况，还是为北魏所灭的。
明元帝初立时还存在的北方诸国，到此为止，东北的北燕仍旧存在；西北只剩北凉一国（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原属后秦、夏、西秦的地方已经全部为魏所有，北凉也向魏称臣。所以，胡三省注《通鉴》，至此下一断语云：“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归于魏矣。”（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
北魏在俘获赫连昌后，对夏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时太武帝便腾出手来，再一次大举出击柔然。这次行动的阻力很大。群臣只有崔浩赞成，其余一致反对，太后也出头劝阻。刘絜等还推出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们用天象之说，进谏用兵不利。他们提出一个“证据”，说张渊等年轻时曾劝阻符坚南征，符坚不听，因而失败，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十分灵验。太武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便叫崔浩同张渊等当面辩论。
古人相信天象对人事有影响，崔浩也不否定这一套。他先对张渊等提到的天象作了不同的解释，张渊等讲天象，说不过崔浩，只得避开，就讲起人事来。他们说：“柔然是荒外无用之物，得了它的土地，不好用来种粮食；得了它的百姓，不好当臣民来役使，何必出动人马去打呢？”
这两个人对崔浩讲这些话，简直是班门弄斧。也许他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崔浩是何等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早年在前秦任职，一年多前还是夏国的官员，夏国灭亡后才到平城来的。崔浩听了他们的话，驳道：“两位讲天道，还与本职有关，至于人事形势，完全是无知妄谈。柔然本来是本国臣子，中间叛变逃走（柔然原来臣属鲜卑拓跋部，五世纪初，社崙可汗从漠南迁往漠北，自建部落联盟），现在杀其首恶，收其良民，使照常服役，绝非无用。世人都说两位深明术数，能够预测成败。臣倒要请教：前年统万没有灭亡之时，有没有失败的预兆？如果两位不知道，就是没有学问；如果看到了不讲，就是不忠。”崔浩侃侃而谈时，那位亡国之君赫连昌正在旁边，张、徐二人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此刻也无从强辩，只得一声不响地退下去。
辩论结束后，出兵问题定下来了。但是有些大臣满腹优虑，私底下怪崔浩道：“如今南朝正在窥伺机会，如果柔然远逃，我军进无所获，而后有强敌，如何是好！”但崔浩很有把握地说：“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我国主上英武，士马精强，他们如果敢来，譬如以小马小牛斗虎狼，不必害怕。”他对打胜柔然信心很强。其时正在夏季四月，他说：“柔然的习惯，夏季都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掠。现在乘它部落分散的季节，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可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而已。”
崔浩的估计与事实完全符合。太武帝于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魏军获得降人三十多万落，马一百多万匹，其余牲畜、车辆等不计其数。魏军进到琢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宋文帝使到彦之等攻魏失败（参见第三十四篇），果然无损于魏，也证实了崔浩的估计。
魏的声威既盛，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以至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居）等国都派使者与魏往来。吐谷浑灭夏后也遣使附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六国中残存的北燕、北凉二国自然难以存在。魏太武帝延和元年（４３２年），魏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太延二年（４３６年），燕君冯弘烧和龙宫殿，逃往高丽。北燕亡，共二主、二十八年。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
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武帝率军攻北凉，围姑臧（今甘肃武威）。凉主沮渠牧犍与柔然敕连可汗（纥升盖子，名吴提）相结，他希望柔然内侵迫使魏军撤退，守城不降。然而敕连内侵，一时虽能震动平城，终于无功而退。牧犍困守了一个半月，坚持不住，只得投降。北凉亡，共三主、四十三年。十六国时期到此结束。
姑臧是当时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内有居民二十余万人，城外水草肥美。太武帝到后，在赐给太子拓跋晃的沼书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魏出兵前，很多人以为凉州水草绝少，反对用兵。崔浩以《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及汉人决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筑城郭、建郡县为理由，坚持凉州不缺水草的论点，以此说服了太武帝。但是怀疑的人仍多，所以太武帝特地写了这道诏书，解除平城朝中人士的疑虑。
北魏灭北凉，除完成统一北方外，还有两大收获。
一是魏使者往返西域，以往责成北凉护送出流沙，然而沮渠氏勾结柔然，散布魏已削弱等流言，使西域各国滋生疑虑。灭北凉后，通西域更方便，西域各国也不会再有贰心。
二是魏从凉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区得到许多学者。从张轨保据河西以来，历时已达一百三十九年，中原人士避地河西的，世代相传，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其爱好学问，重用学者刘昞、索敞、阴兴、张湛、宋钦、赵柔、程骏、程弘等。这些人都从魏军到了平城。此外还有在北凉时没有出仕的胡叟、常爽等也从入中原。索敞在魏做了十多年中书博士，教导贵族子弟成材官至尚书、刺史、太守的有好几十人，对纠正鲜卑贵族重武轻文的风气，起了较大的作用。常爽设立学馆，弟子多达七百多人。祖籍陈留的江强，祖上是卫顗（卫瓘父）弟子，精通文字学，长于书法，后来避地凉州。江强继承家学，富于藏书。魏太武帝也用他为中书博士。旧史说自此以后，魏之儒风始振，可见此举对复兴北方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
三三 崔浩之死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六月，在明元帝、太武帝两朝受重用三十多年的司徒崔浩，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清河崔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这是北魏的空前大狱。
为什么会有如此惨酷的大狱？难道仅仅是修史产生的问题吗？
让笔者从崔氏在北魏发迹说起。
西晋末年，中原大族大批南迁，然而也有许多留在北方的，如上述各族及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李氏等。笔者在第二十三篇中提到的崔宏就是崔浩的父亲（《魏书》因崔宏与孝文帝同名，称其字孝伯）。崔氏从崔宏的祖父一代起，就处于北方的混乱状态中，祖父崔悦出仕后赵，父亲崔潜出仕前燕。崔宏出仕前秦，做过阳平公符融的记室（秘书）。前秦亡后，他奔走流亡，想投往江南，到了泰山（今山东泰安东），被叛将张愿扣住。后燕时，为慕容垂录用，然家中生活仍较贫寒。北魏和后燕争夺河北时，他正在高阳内史任上，避难东走。道武帝特地派骑兵去追，把他找回来，加以任用。以后从道武帝西还，草创制度，议定国号，均见第二十三篇，这里不再重复。
崔宏在乱世中经历不少患难，为人谨慎。他没有去成江南，内心苦闷，做了一首诗，秘不示人。直到崔浩得罪，高允奉命抄家时方才看见。他在朝中不肯阿谈奉承，但进谏总是婉转陈辞，不会触怒君主。道武帝晚年，大臣往往遭到斥责，崔宏独能安然无事，原因就在于此。拓跋绍弑父后，大出财帛赏赐朝士，不受的只有他一人。明元帝即位，就赐他帛二百匹。大臣长孙嵩等都觉得很惭愧。明元帝还命崔宏和长孙嵩、安同、奚斤、拓跋屈等共听朝政。他无疑是汉官中极受信任的人物。
明元帝泰常三年（４１８年），崔宏病故。崔浩是他的长子，字伯渊，小名桃源。他十八岁时从父亲西迁平城，也尝过一点艰难滋味，然而以后的生涯一帆风顺，对少年时的流亡迁徙，想必早已淡忘了。
早在道武帝天兴年间（３９８～４０４年），崔浩就做了著作郎。崔家几代人都长于书法（崔浩的曾祖父崔悦师法晋初书法名家卫瓘、索靖），道武帝见崔浩的字写得好，叫他经常随侍左右。明元帝初年，他升任国子祭酒，常教明元帝读儒家经书（明元帝即位时十八岁，崔浩比他大十一岁），兼有帝师的身份。八九年间，父子都是朝廷上的红人。
明元、太武二帝时，崔浩参与的军国大谋，已见于第三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一点太武帝称赞他的话。有一次，太武帝接见新近投降的几百名高车（北方游牧族，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得名）酋长，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小，挽不来弓，使不得矛，肚皮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此人指点的功劳。”他还下令关照各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定夺的，都先问过崔浩，然后施行。”信任到这样程度，历代君臣关系，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点家常莱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这样一个深受尊重信任又极亲近的大臣，忽而遭到灭族之祸，真是太奇怪了！
让我们来看，崔浩还做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惹祸之事。
崔浩师事道士寇谦之，而且把他推荐给太武帝。寇谦之是道教的改革家，他抛弃张道陵、张鲁五斗米道的一套，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服食修炼之术。他到平城，宣称要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太武帝因而用“太平真君”为年号（４４０～４５１年）。这件事情与崔浩获罪不会有什么关系。寇谦之死于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年），在崔浩得罪之前，太平真君这年号一直在用。三件事各不相干，中间没有联系。
一向都说他死因是在修史。现在把过程交待一下。道武帝使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编年记事，没有完成。明元帝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太武帝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修《国书》。邓颖就是邓渊的儿子。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灭北凉后，崔浩把凉州士人阴仲达、段承根吸收到修史工作中。《魏书·崔浩传》所载有关诏书，说神麚时“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但是至今“史阙其职，篇籍不著”，因此“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使崔浩总其事（总主编），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副主编），“续成前纪”（此句系《魏书》原文）。根据这条记载，可见神麚时已经撰成一部分，到伐北凉时命崔浩留在京师，续成前书。成书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史载不够明了，估计不会离伐凉之年（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远。
修史成罪，是由于把所修《国书》刊石立于郊天坛东，北人（鲜卑人）看了，认为把鲜卑族早期的状况都暴露出来，是“暴扬国恶”。他们向太武帝攻击崔浩，于是出现了一场惨祸。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历史还透露了若干其他消息。
其一，明元帝末年，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时伏其言”：他又与寇谦之谈这问题，“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道，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引文均见《魏书》）。所谓“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五等郡县之是非”，就是封建（此用“封建”一词的古义，指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和郡县两种制度的是非得失问题。“以复五等为本”，就是主张要像周朝一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其二，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魏征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卢玄与他是亲戚，劝他道：“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当今之世，对这等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人？”但崔浩听不进去。《魏书·卢玄传》记了这件事情，并下一断语道：“浩败颇亦由此。”但是同书《崔浩传》却没有片言只字讲到这件事情。
以上两件事，说无关便无关，说有关便有关。魏征大族名士，是要大族为魏所用。但是“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便是提高大族的地位和势力，与“复五等”联系起来，便是要使一部分大族成为诸侯，这难道不是要和皇权分庭抗礼！当时有没有人这样联系看待，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浩败颇亦由此”六个字，却暗示有过这种攻讦！
其三，太武帝伐凉，使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名，都任为郡守。太子不赞成，说以前征召的人也是优秀人才，还没有做到郡守，应当优先任用。崔浩不听，一定要照自己的意见办。中书侍郎高允知道了，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这件事，《魏书》写在《高允传》里，《崔浩传》里不着一字。
同主子争权，问题不小。一时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以后翻出来照样会性命交关。
其四，崔浩曾注《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据崔浩自道，是明元帝叫他注的（见本传《上五寅元历表》）。这么多书的注，他三年就完成了（要知道，他是个政务官，能用来注书的时间不会很多），可见不过是汇集旧注、略加取舍而已。然而到了晚年，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却上疏说：先儒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注不及崔浩注精微，要求收境内各家旧注，颁行崔注。把《国书》刻石公布，也是这两个人的主意。高允知道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办的事情，恐怕会成崔门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闵湛、郗标是“抬轿子”的行家，然而把“轿子”抬得太高了，坐“轿子”的一交跌出来，就难免要粉身碎骨。《国书》刊石问题是导火线，一经点燃，过去种种都成为罪行。妄图使汉人大族与鲜卑贵族平起平坐或驾乎其上！妄图裂土分封，瓦解拓跋皇室的天下！目无监国的皇太子，强行任用私人！妄图以一家之言，取代先儒著作，想成为大宗师！……凡此种种，没有一件套不上去的。这样，崔司徒从足智多谋的能臣一变而为阴谋夺国的权奸，他的末日到了。笔者写到这里，想替自己表明几句。读者不要以为上列罪状不见史籍，是笔者的想像。要知道：《魏书》的作者魏收是魏朝本朝人，奉命修史于北魏末，成书于东魏时。许多人说他借修史酬恩报怨，评论不公，然而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口崔浩奇祸离他修史之时已近百年，他与崔浩、卢玄、高允等人都无恩无怨。我看他对这件事情是公正的。他有意把崔浩得祸的原因分散到卢玄、高允等传中去，原因在本朝人述本朝事，诸多未便，不得不这样做。他在《崔浩传》的“史臣曰”一段中说：“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威未震主”四个字深可体味。看来太武帝听了、看了若干人的攻讦之辞后，已感到崔浩之“威”“震主”了，所以火发得不可收拾。魏收是了解真相的，可惜他不便直说，只好这样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让后人去领会了。
当时太武帝的“火”是发得异常之大的。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也有杀头灭族的份。幸而他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太子要救他，事件爆发那天，太子叫他住在宫里。第二天早晨，太子带他去见皇帝，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弄得莫明其妙，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了自然会知道。”
他们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高允照实回答，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的部分比崔浩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大怒，说：“如此说来，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命！”太子只好代他掩饰，说：“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竟免予治罪。
太武帝再召崔浩进内宫，令人审问，崔浩吓得话也说不清楚。其时太武帝火得不得了，命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一肯落笔。诏书几次来催，高允要求再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命他上前，他说：“崔浩所犯，若另有别罪，非臣所敢知晓。只是触犯忌讳，那么罪不至死。”太武帝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拿下。太子在旁叩头请赦他一命。太武帝的怒气渐渐平息下去，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没有连累到族人。高允字伯恭，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被捕后非常狼狈，押赴刑场时，几十名卫士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呼声嗷嗷”，路上行人都听得到。他死时年七十岁。
崔浩之死说明一个问题，在鲜卑族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大族的势力受到较大的抑制，与南方大族的游离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刘宋建国之初，北方除北魏外，还有北凉、西凉、西秦、夏、北燕五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魏的劲敌。刘宋虽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专注，形势比较有利。其时，宋在河南还占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今山东在平西南）四个重镇，往东包括今山东省的大部分，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都在宋的境内，建康离北方边境较远，所以比起东晋初年，它的局势要安稳得多。
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刘裕死后，魏明元帝（拓跋嗣）便命奚斤等攻陷滑台，进逼虎牢；另遣叔孙建等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渡河，攻陷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高平（治今巨野南）、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南）等郡，东进青州境内，东阳（今青州东）危急。景平元年（４２３年）正月，魏于栗磾攻陷洛阳金墉城；叔孙建陷临淄。在魏军的攻势下，宋只有东阳、虎牢两地的抵抗比较有效。在东阳，青州刺史竺夔动员居民尽量迁入东阳城，又使不进城的依山据险，实行坚壁清野。魏军攻城不下，又筹不到粮食，困难很大。但是叔孙建军有三万之众，城中却只有一千五百人，又四重壕沟，已被魏军填没了三重，城墙也被冲车撞毁了多处，形势很是危急。虎牢方面，毛德祖也领兵死守，他在城内掘地挖地道，直达魏军背后，用四百名敢死队掩袭魏军后方，焚毁攻城车具。然而，魏军毕竟势大，尽管一时溃乱，很快又重新集合，攻打得更急。
宋檀道济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率军北上。他一支人马无法兼顾司、青二州（指虎牢方面和东阳方面），两难之下，遂因青州路近，东阳兵弱，便决定先救东阳。四月初，檀道济军进至临朐（今属山东），已距东阳不远。其时，叔孙建因军中疾疫流行，病号占了半数以上，便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因粮食接济不上，不能追击。竺夔也因东阳城垣损坏得太厉害，就移屯至不其城（今山东青岛）。
虎牢却没有得救。闰四月下旬，它在苦战两百天后终于陷落，守将毛德祖被俘。但魏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十之二三的兵力。
战争结束后，宋丧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然须提及的是：在虎牢失守的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今地不详）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刘宋的力量，与刘裕北伐时相比，已经差得多了。
这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字佛狸）嗣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初年（即宋元嘉初年），魏与夏、与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宋文帝利用这时机，于元嘉六年（魏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向魏要求归还河南各地，声称否则要用武力夺取。太武帝听了，付之一笑而已。元嘉七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魏因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到彦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收复四镇，又进屯灵昌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的南岸，使先头部队西进直抵潼关。宋军将士皆大欢喜，只有曾从檀道济作战的旧将王仲德不以为然，他料定魏军有计，一定是在等待冬季河上冰冻时反攻。魏崔浩更看穿到彦之的弱点；把几万人排成东西二千里的一字长蛇阵，每一处只有几千人，力量非常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