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彦之沿河布防后，就带着王仲德回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到了冬天，十月，魏军渡河反攻，攻下洛阳、虎牢二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但是到彦之失了洛阳、虎牢，先己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退往彭城。魏兵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只有几百个兵，他命部下大开城门，做出毫无戒备的样子。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这是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讲三国故事的人，说不定就是从这件实事得到启发，再拿去装在诸葛孔明身上的。宋军这次冬季失败，损失惨重，府藏、武库为之一空。
檀道济略为挽回了一点颓势。元嘉八年（４３１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魏叔孙建用骑兵小部队袭击他的运输线，焚烧草谷。檀部缺粮，不能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脩之被俘。檀道济粮尽退兵，部下有人叛逃，把虚实告诉魏军，魏再发兵追击，宋军恐俱，随时可能溃散。檀道济在夜间宿营时，唱筹量沙（筹是记数字和计算的工具），把剩下来的一点米铺在沙上，装出存粮极多的模样。魏军探知，以为降兵骗人，把他杀了。道济又故作镇静，命军士披甲，自己只穿便服，坐了轿子，慢吞吞地行走。魏军见了，以为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方得全军而归。
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这次，魏同时还在与夏交战，仍绰有余力。宋的实力比魏弱得多，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以后宋魏之间平静无事了多年。到了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４４９年），其时已在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好几年，宋文帝却又想要北取中原。古人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于是，自有那些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群臣纷纷献计，其中最起劲的是王玄谟。王玄谟字彦德，出身著名大族太原祁县王氏。他倒并不是少不更事之流，当时年龄已在六十以上，可就是喜欢空谈兵事。他喜欢谈，宋文帝喜欢听，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听玄魔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军，封狼居胥山而还）。”御史中丞袁淑会拍马屁，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定要封禅泰山，臣逢千秋难得的机会，愿意写上一篇《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似乎中原已经回到了宋朝的版图。
魏太武帝倒是给过宋文帝醒悟机会的。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从二月到四月，魏以十万之众，对南方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魏军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四十二天，守将陈宪兵不满千，杀伤敌军在一万人以上，城池始终没有陷落。然而此外好几个地方的守臣都弃城逃走。宋人多有畏魏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心一意要大举北伐。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支持文帝最积极。富有军事经验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得最坚决。他说步兵难以抵敌骑兵，引檀道济无功、到彦之失利的先例为证。文帝却认为两将失利，各有原因，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是中途患病。今年夏季水大，河道畅通，便于用兵。沈庆之再兰强调不可，文帝即命徐、江二臣和他辩论。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种田该问家奴，织布该问婢女。现在陛下要出兵打仗，却和白面书生商议，如何办得好事情！”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是个生活奢华的文士，饮食服饰都极讲究，在建康很有名气。江湛家贫，生活俭约，为人公正，长于文辞。两人情况不同，然而都是文士，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沈庆之说他们是白面书生。文帝不认真思考沈庆之说得是否有道理，见老将军（沈庆之时年六十五岁）讲得气咻咻的样子，倒哈哈大笑，不想再同他争辩。
七月，文帝下诏大举北伐。这次的部署相当复杂，如果照旧史所载来写，反觉眼花缭乱，不容易让读者看明白，我想还是拣紧要的说得细些，次要的只说个大概，比较便于阅读。
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这一路是主力，也是最东面的一路。行军路线就是元嘉七年到彦之走的路。当年因水浅，通航困难，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二十七年水量充足，航行不会发生困难，进入黄河，可以直取碻磝。
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文帝子）指挥西面的一路，使柳元景等从襄阳北上，取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西两路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苏省徐州以西到河南省中部京汉线两侧地区，另有几支向北进攻的军队，这里就不逐个讲它了。
这次北伐需要庞大的人力、财力，人民负担很重，已见上篇。
北伐开头似乎很顺利。魏碻磝、乐安（今山东博兴东北）守将都弃城而走。萧斌留沈庆之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兵围滑台。这支军队兵力充足，器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误了大事。滑台城中，茅屋极多。部将建议用火箭，他怕烧了房屋，破城后缴获不到多少东西，不肯使用。城中发觉了自己的弱点后，就自行拆掉了茅屋。中原人民见宋军来到，自行纠合，带了武器来投军，每天都有上千人。王玄谟不用义兵的首领，把义兵队伍拆散了分配给自己的亲信，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中原人民大失所望。他围攻滑台几个月，还打不下来。九月，天气转凉，魏太武帝亲自领兵南下救滑台。王玄谟军的先锋将垣护之驻兵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的石济（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得到魏救兵将到的消息，急报王玄谟，劝他不惜代价，赶快拿下滑台。王玄谟大营里的众将也劝他赶紧建立车营，以作防御。王玄谟却一概不听。十月，魏太武帝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即石济对岸），先派几个人利用夜色掩护，潜入滑台，安慰守军，并登城观察宋军营垒，然后回营报告。太武帝得报后，随即引兵渡河，来救滑台。魏军号称百万之众，击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急得六神无主，仓皇之中，只说得一个“走”字，顿时全军溃散。魏军追击，杀死将士一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走后，魏军把缴获的船用三道铁锁联结起来，封锁河面，截断垣部退路。垣护之利用水大流急，行动迅速，每到铁锁面前，命兵士用长柄斧劈断通过。魏兵无法拦阻。他带的一百条船，只损失了一条，其余都安全撤回。
萧斌得到兵败消息，派沈庆之带五千人去救王玄谟。沈庆之说：“玄谟所部已经疲劳，不堪战斗，敌军已近，没有几万人无法迎敌，派小部队去没有丝毫用处。”萧斌坚持要他去救，争执之间，王玄谟已经逃到碻磝。萧斌发火，要斩玄谟，沈庆之又劝他不必，说：“佛狸威震天下，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敌，而且临阵斩将，绝不是好办法。”萧斌听谏，王玄谟才得保全性命。
萧斌想坚守碻磝。沈庆之又劝他不要坐守穷城，以免蹈朱脩之守滑台的覆辙。萧斌想要依他，朝廷使者又到，传达文帝不准退兵的命令。萧斌再和众将商议。沈庆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空谈有何益处！”众将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个文盲，见他引证史事，都笑起来说：“沈公现在大有学问！”庆之厉声答道：“列位虽则通晓古今，其实还不如下官靠耳朵听来的有用！”萧斌接受他的意见，只留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扼守清口（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参见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事），自己率军还历城，以防魏军东进青州。后来因碻磝的位置过于突出，无法防守，又命王玄谟撤出。
笔者再掉转笔头来写西面的战事。
雍州诸将打得有声有色，比王玄谟强多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将庞季明，出身关中土豪，他主动提出到关中去发动各族人民起兵。他从襄阳北上，穿过今豫西山区到卢氏县（今属河南）。卢氏人赵难起兵响应。薛安都等军利用这条件，通过卢氏以东的熊耳山北上，柳元景等军跟踪前进。闰十月，柳元景、庞法起等都到了卢氏。接着，庞法起等进兵攻克弘农，留薛安都守弘农，法起等进攻潼关。十一月，诸军攻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援军激战。薛安都是员猛将，他打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马也去掉护身的具装，怒目挺矛，单骑冲杀。矛断了，换一根再打。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斩援军主将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等三千余人，俘降二千余人。柳元景到后，宣布：“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把俘降的兵士全部释放。宋军随即攻克陕城，又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山区的羌、胡各族也派人与宋军接洽，愿意归降。在西路军的东面，宋梁坦、刘康祖等也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进逼虎牢，他们也打得很不错。然而王玄谟败了，魏兵南下，宋文帝认为柳元景等不宜单独进军，下诏班师。他们只得放弃所得各地，退回襄阳。
北伐失败了。魏太武帝大举南侵。
魏军分成好几路，其中永昌王拓跋仁的一路从洛阳向寿阳进军，很快就攻占悬瓠、项城。宋文帝怕寿阳有失，赶紧召刘康祖军回寿阳。刘康祖军只有八千人，走到离寿阳只有几十里的尉武（在今安徽寿县西），被拓跋仁军追上。拓跋仁有八万骑兵，人数为十与一之比，又有以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主张绕道，走山路回寿阳。康祖不肯，还结车营前进，并下令：“回头看的斩首，改变走路方向的斩脚。”魏军追到，四面围攻。刘部殊死苦战，杀敌一万余人，康祖身受十伤，仍坚持战斗。魏军人多，一分为三，轮番作战。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最后，康祖颈部中箭，落马而死。其余部溃散，几乎全被魏军所杀。这是异常惨烈的一战。拓跋仁军进抵寿阳，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文帝子）关上城门，不敢出战。魏兵也只在周围各地烧杀掳掠。
魏太武帝亲自统率的屯力军进迫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江夏王刘义恭（文帝弟）、武陵王刘骏（文帝子，即后来的孝武帝）都在城里。刘义恭听见魏兵将到，想弃城逃走。长史张畅说一动脚军民便各自逃散，决不可行。刘骏也说叔父要走，只能听便，自己决心与此城共存亡。义恭才息了逃走一念。
魏军打彭城，久攻不下，太武帝便主动歇手，于十二月初，引兵南下。宋文帝命臧质领兵一万人救彭城。他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魏军己经渡过了淮河，两军相遇，他这一万人怎能抵敌北魏大军，一交战即被歼灭，臧质只带了残部七百少石些得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是个有主见的人。王玄谟在滑台时，他就修缮城垣，浚深壕沟，积储粮食矢石。魏兵南下时，地方官多弃城逃走。有人劝他回建康，他却说：“敌人如果以为城小犯不着攻，当然不须忧虑，如果来攻，这是我报国之秋，诸君立封侯之功的机会，为什么要走？诸君见过几十万人聚在小城之下而不败的事例吗？昆阳（刘秀破王莽军）、合肥（张辽破孙权军）的战例可为明证。”大家听了这一席话，情绪才比较稳定。他集结了两千精兵，臧质来后，力量更加充实。臧质见城中粮食器械都很充足，大喜过望，便和沈璞同心协力，守卫城池。
魏太武帝果然不攻盱眙，只留几千人马监视，自引大军继续南下。十二月十五日，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当时在江边），他下令拆民房，结筏子，扬言要渡长江。建康顿时陷入空前紧张的状态，在丹杨尹管辖区域内征发全部丁男，王公以下的子弟一律不得免役，沿江水陆布防、宋文帝登石头城，对江湛叹道：“檀道济若在，怎么会使胡马到此！”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魏军烧毁房屋撤走，居民也尽被掳去。
魏军转回到盱眙，太武帝向臧质索取美酒，臧质封了一瓶人尿给他。太武帝大怒，下令攻城。魏军从附近的山上运来泥土石块填塞壕沟，造浮桥截断水陆通道。太武帝为了泄怒，不惜断送大量兵士的生命，他在威吓臧质的信中说：“我用的兵不全是我国人（按指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南面是氐和羌。丁零人死了，正可减常山、赵郡贼；匈奴人死了，可减并州贼；氐、羌人死了，可减关中贼。你杀他们，对我并无不利！”臧质绝不示弱，回信痛骂，并把朝廷所出赏格写给他看，内容是：“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一万匹。”
魏太武帝更怒，令将士猛攻。魏军用钩车把钩子抛到城上，钩住城楼，想把它扳倒。守军用又粗又长的绳子缚住钩子，几百人用力把它往里面拉。钩车扳不倒城楼，也无法后退。到了晚上，守军用绳子把木桶吊将下去，桶内藏人，到了下面，截断钩上的索子，让钩子落到城里。绳子一拉，藏人的木桶又到了城上。魏军又用冲车撞城。因城墙的垒土夯得坚实，撞击的力量虽大，每一下只能撞落不多一点土。魏军不惜代价，驱使兵士攀登城墙，把死人的尸体当台阶，到了后来，尸体堆积得同城墙一般高低。到正月底，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是打不下来。太武帝说得嘴硬，不怕死人，但是死伤越来越多，病号也越来越多，加之彭城还在宋军手里，他不能不担心。二月初一，他下令烧掉攻城器械，解围撤走。盱眙保卫战是宋军大获全胜的战役。
魏军经过彭城时，刘义恭不敢出击。等到建康使者赶到，送交追击的命令，魏军已经觉察，把走得慢的掳来的一万多人杀掉后，长驱而去。彭城的追兵白赶一阵，连敌兵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战争完全结束了。刘宋军民死伤被掳的不知有多少，魏军的人马也损失了一半以上，南朝和北朝其实都是输家。然而，南北对比，南朝愈弱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的正是这段史事。
三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从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害起，到昇明三年（４７９年）顺帝禅位给萧道成（齐高帝）止，二十六年间，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事迹，史不绝书。宋的国势也因之日趋衰弱，外则失去了一大片土地，内则终于重新出现权臣夺国的场面。这段历史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
宋文帝有十九个儿子，刘劭最长，又是嫡出，立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帝很喜欢这个儿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他防宗室争位，增加东宫兵额至一万人之多，刘劭后来就是用手里的这支武力杀死父亲的。刘劭和异母弟刘濬友善，两人都相信女巫严道育，以为她有法术。严道育替他琢玉做一个文帝像，埋在殿前，盼其父快死。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事情败露，文帝虽则大为光火，痛责两人，但是并不打算给什么处分，只是到处搜捕严道育。三十年止月，发觉严道育仍在刘濬处，知道两人并不悔改，才打算废太子劭，赐刘濬死。但文帝当时没有当机立断，特别是，总要立一个儿子为太子，可立哪一位为好，又下不了决心。于是，他和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人商议。徐、江都是国戚，南平王刘铄是江湛的妹夫，随王刘诞是徐湛之的女婿。两人都有私心，文帝又力主慎重，因而一时定不下来。王僧绰怕万一消息泄漏，会发生意外事件，催文帝早下决心，他又不肯。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赶紧通知刘濬，刘濬又急报太子，于是一场宫廷政变爆发了。
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深夜，刘劭集结亲信将士二千余人，宣布“明旦将行大事”。二十一日天色微明时，刘劭率众到台城门口。依制度规定，东宫兵不得进台城，刘劭用假诏书骗开城门，进宫上殿。这天夜里，文帝和徐湛之一直谈到天明，蜡烛还没有熄，东宫斋帅（卫兵头目）张超之等已经手执利刃，奔上殿来。文帝拿起茶几招架，一刀下来，五根手指都被砍掉，再一刀便送掉性命。徐湛之想逃，哪里来得及走脱，也被兵士杀了。江湛在侍中省值班，也被搜出杀死。
刘劭用假诏书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进宫，把他们软禁起来，再召集百宫。这时消息己经传开，所以应召而来的只有几十人。刘劭马上自立做皇帝。他不知道王僧绰劝文帝速断之事，任他做吏部尚书，过几天发现了有关的文书，便把他杀了。
政变之前，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奉命率沈庆之等镇压蛮族起义，驻扎在五洲（在今湖北滩水县西南的长江中）。三月，他得到建康政变消息，立即起兵讨逆。沈庆之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刘劭原来估计沈庆之会为他所用，派人送去一封亲笔信，要他杀刘骏。沈庆之去见刘骏，刘骏不了解他的倾向，推说有病，害怕不敢见他。庆之直闯进去，把密信给他看，刘骏更急，只求到内室与母亲诀别再死。沈庆之倒觉得他太不中用，气愤地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以如此见疑！”刘骏才定下心来，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
武陵王兵起之后，各地军政长官纷纷响应。四月，武陵王到新亭（今南京南）即位，是为孝武帝。五月，诸军攻克台城，杀死刘劭。刘濬逃走，也被擒获杀死。在这番兴废中，刘劭还杀死宗室多人，刘义恭独自逃脱了牢笼，十二个儿子都死于非命。孝武帝得胜后，刘劭、刘濬的妻、儿、女儿等都被杀死。刘劭的妃子殷氏临死时，对狱官说：“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无罪之人！”刘劭并不爱这个妃子，他的“皇帝”如果能够做下去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废的。不过，她的这一句伤心话，倒真正揭露了残酷的现实。
孝武帝即位不久，就使人下毒，杀死了兄弟南平王刘铄。刘铄向来为文帝所宠爱，自负才能，看不起这个异母兄长，又曾为刘劭所信任。孝武帝当然不会放过他，但是没有明显的罪过，就使用了谋杀的手段。
孝建元年（４５４年），孝武帝的叔父刘义宣起兵与侄儿争位。义宣久任荆州刺史，庸愚无能，奢侈荒淫，后房有一千多人。北魏兵南下那年，荆州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他都想逃离江陵。事后，文帝特地关照他好好办事，不要作逃走的打算。守盱眙的臧质与义宣有亲戚关系，此人确有才能，但是野心不小，他劝义宣争位。孝武帝也是一个荒淫之徒。义宣的女儿都是他的堂姐妹，他却毫无廉耻地和她们胡来。义宣知道了，自然大为震怒。臧质的计划，看起来成功的把握很大，他就决定起兵争位。臧质本人是江州刺史，他联络寿阳的鲁爽、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的徐遗宝，打算同时并起。不料鲁爽酒醉误事，提早好些日子起兵。义宣和臧质得讯，尽管没有作好准备，也不得不仓促发动。尽管这样，叛乱的声势还是很大，孝武帝甚至一度作过投降的打算，只是兄弟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坚持不肯，才决定用沈庆之、王玄谟、柳元景等讨逆。官军先破杀有勇无谋的鲁爽，又擒杀徐遗宝，进而击败沿江东下的刘义宣、臧质，平定了叛乱。义宣与十六个儿子都被处死。臧质也为自己的野心所误，送掉了老命。臧质死时年五十五岁；同守盱眙的沈璞，也因服从刘劭被杀，这两个人都自己跳到“贼船”上去，以致不能保全名节。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他们觉得可惜。
孝建二年（４５５年），孝武帝又杀了一个十七岁的兄弟武昌王刘浑。此人本来是个无赖少年，从小顽劣成性，发起火来就拔刀伤人。这等人本该严加管教，不应该让他去当雍州刺史。他自称楚王，立年号，备百官，纯粹是闹着玩。属吏告发此事后，即被免为庶人，又被责令自杀，实在冤枉。
竟陵王刘诞支待孝武帝平定义宣，关系应该很好。然而事平之后，因他畜养勇士，储藏精甲利器，孝武帝对他就不放心，先调他到京口，再调到广陵，任南充州刺史。大明三年（４５９年），有人告发刘诞要反，孝武帝便派人到广陵，想出其不意，把他拿下。不料消息泄漏，刘诞连忙闭城拒命，孝武帝即派沈庆之领兵攻破广陵，这才杀死刘诞。
孝武帝在处理这次事变中暴露出他极其残酷的面目。他恨广陵之战打了好几个月，就迁怒百姓，下令屠城。沈庆之要求身高不满五尺的免死，才保全了一部分人的生命。屠城时，女人不杀，“赏”给军人，她们的遭遇可能比死还惨。孝武帝还命把死者的头颅集中到石头城南，筑为“京观”（用积尸加泥土筑成高的坟墓），以此炫耀武功。刘氏帝室骨肉相残，竟累及满城军民，真是天理难容啊！他也恨原东扬州刺史颜竣多“怨望诽谤”的言语，就硬说他与刘诞通谋，先打断他的腿，然后责令自杀（即所谓“赐死”），又将其妻、子徙交州，走了一段路，又把其中的男口都推到湖里淹死。
大明五年（４６１年），又有一个十七岁的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造反的事情。此人看来也是一个无赖少年，他恨司马庚深之不让他胡作非为，便听左右亲信的话，杀庚深之等，自称车骑大将军。参军尹玄庆起兵，把他攻杀。幸而这件事没有扩大，因此不曾连累多少人。
大明八年（４６４年），孝武帝死，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孝武帝残酷贪淫，已见上述，他的嗣子变本加厉，更是不堪。他即位之时，脸上毫无悲哀的神气。太后病重，喊他进去，他竟说：“病人房里多鬼，怎么可去！”太后知道了，气恼而死。孝武帝时，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章和诏命的官）戴法兴最受信任，因而最有权势。废帝即了位，想随便做事，法兴常加以抑制。废帝听宦官华愿儿的话，说外面传言：“法兴是真天子，子业是假天子。”就罢免戴法兴，责令他自杀。
刘义恭在大明年间经常怕不得好死，同朝中大用也不敢往来。孝武帝死后，他以为从此得免于横死，和柳元景、颜师伯等大臣互相祝贺。戴法兴之死使他们大受震动，柳、颜等密谋废子业，拥立义恭。柳元景想拉沈庆之合作，颜师伯却以为沈庆之只是一名武夫，不要他参与政事。沈庆之恨师伯，就出头告发。前废帝比父亲更加残暴，他自领禁兵去杀叔祖刘义恭，斩断四肢，分切肠胃，挖出眼睛，浸在蜜里，叫做“鬼目粽”。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和八个儿子及六弟与侄儿们、颜师伯和六个儿子，也都遭杀害。
沈庆之对他有功，结果也不免死于非命。他出头告发了颜、柳，但又多次谏废帝不要乱来，引起了这个无赖天子的不快。景和元年（４６５年），这个八十老翁终于被压在被窝里窒息而死。
前废帝做的事，正如当时的名臣蔡兴宗所说的：“人伦道尽”。兄弟刘子鸾因向来受父亲宠爱，废帝责令他自杀。子鸾死时年仅十岁，同母的弟妹也都被杀。他临死对左右说：“愿不再投生帝王家。”说得何等沉痛！叔父刘昶知道废帝要寻他的事，就在彭城起兵，因见所部不能同心协力，只得逃往北魏。前废帝还把他的叔父们关在殿内，任意虐待。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胖子，他称湘东王“猪王”、建安王“杀王”、山阳王“贼王”，把他们关在竹笼子里。其余几个王，他不太在意，稍为宽松些。
前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对兄弟说：“陛下有许多妃殡，我只有一个附马，太不均匀。”他就替姐姐置“面首”三十名。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奇闻。
前废帝把姑母新蔡长公主（文帝女）纳入后宫，姑父何迈打算推翻废帝，迎立晋安王刘子勋。十一月，废帝发现了密谋，杀掉何迈。他本来就猜忌子勋、因为子勋和文帝、孝武帝的排行都是第三，怕他争位，就利用何迈事件，要逼子勋自杀。子勋年仅十岁，其时在江州做刺史，他的部下邓琬等决定拥子勋起兵。
江州刚刚起兵，前废帝已经在建康被人杀死。这是一些小人物干的事。湘东王刘彧的主衣阮佃夫联合了废帝的主衣寿寂之等，乘他在华林园竹林堂“射鬼”的时候，闯进去很容易地把他杀了。于是那个险些儿被他当作肥猪杀掉的刘彧便即位做了皇帝，是为明帝。十二月，他改元泰始。
明帝任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邓琬等却不肯罢休，拥护子勋与明帝争位，于是又爆发了一场内战。
晋安王得到许多方面的响应。他的兄弟子房是会稽太守，子项是荆州刺史，他们的“行事”（小孩子当地方官，替他办事的官除称其宫名外，还加“行……州[郡]事”，简称“行事”）都起兵响应晋安王。此外，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历城）刺史崔道固，青州（东阳）刺史沈文秀等也拥护晋安王。一时之间，朝廷的势力已很薄弱。
但形势又变化得很快。明帝泰始二年（４６６年）正月，朝廷岌岌可危。可到了三月，因吴喜平定了东面的吴郡、吴兴、会稽等地，朝廷就可以用全力对付西面之敌了，而最终又能获胜，是得力于一个“宽”字。蔡兴宗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人情苦于废帝的狂暴，赞成新君的宽政。吴喜为人宽厚，为三吴百姓所熟知，因此容易成功。刘休仁指挥西征军，能够抚慰士卒，吊死问病，也很得军心。八月，沈攸之等进入寻阳，杀子勋，邓琬已先此为部将所杀。
刘休仁回建康后，向明帝建议：子房等兄弟尚在，后患不可不防。于是孝武帝的二十八个儿子，除己死者外，其余全部“赐死”。这些王子，大的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四岁，骨肉相残到这等地步，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南方的问题解决了，北方问题却使刘宋丧失了一大片土地。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于晋安王失败后都向朝廷投降。明帝要向淮北示威，派张永、沈攸之领重兵北上“迎”薛安都。薛安都恐惧，派使者向北魏求降，于是魏军南下，进入彭城。
泰始三年（４６７年）正月，张永、沈攸之被魏军击败，狼狈逃回。魏军进围历城。四年二月，城破，崔道固投降。三月，东阳被围。五年正月，东阳陷落，沈文秀被俘。宋元嘉时，北伐虽则失败，然北方重镇彭城、历城、东阳都没有失陷，但经过这几年的交战，不仅把在今山东省内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光，而且还丢掉了在今苏、皖两省的淮河以北各地，使淮阴成了宋的北边重镇。
明帝并不是明君。他和刘休仁是弟兄（明帝，文帝的第十一子；休仁，第十二子），在前废帝时不仅共患难，还靠休仁领兵打败晋安王。但他们只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安乐。泰始七年（４７１年），明帝生病，他以太子年幼，怕日后诸弟夺位，就把休祐、休仁、休若一个个杀掉，所剩休范，因人才凡劣，才得免一死。他不仅杀宗室，连吴喜那样的功臣，也要责令自杀，宣布的罪状中竟有“素得人心，岂可奉守文之主”这样的话。泰豫元年（４７２年），他病重将死，担心日后皇后临朝，她的兄长王景文必为宰相，可能会有野心，就命他服毒先死，说是“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这是真正的“独夫”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
这年四月，明帝死了，十岁的太子刘昱即位，他便是后废帝苍梧王。后废帝元徽二年（４７４年），那个人才凡劣的刘休范在江州起兵争位，后失败而死。四年，又有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在京口起兵，也很快失败。他的两个堂兄弟伯融、伯猷（休仁子）只因年龄较大，后废帝的左右认为他们可能会造反，就把他们都杀了。
后废帝和前废帝是一路货色。他喜欢出外游玩，从者都执短矛，路上见有行人或牛马驴狗，便任意刺杀，弄得人们大白天也不敢开门，商贩更不敢出门叫卖。他残酷好杀，一天不杀人便不快活，左右稍有不合意之处，便遭杀害，人人都提心吊胆。太后常加劝诫，他大为不满。有一次，太后赐他一把扇子，他嫌扇子不好看，就令太医煮药，要下毒杀死太后。左右劝他说：“如果做了此事，你就要行孝，不能出去玩了！”他听了说：“你说得大有道理！”方才作罢。
元徽五年（４７７年）六月，他闯进领军府，看见中领军萧道成赤膊躺着，便叫他站起来，在他肚皮上画了个圈做靶子，张弓要射。道成恭恭敬敬地说：“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说：“领军肚皮大，是好靶子，一箭射杀了，不能再射，不如用骲箭射（骲箭系去掉镞的箭）。”废帝大喜，果然照办，萧道成才没有死。他从此暗暗地联结废帝的左右杨玉夫等，让他们找机会动手。七月，杨玉夫等乘废帝熟睡时，抽出他的防身刀来，把他杀死。于是萧道成用太后令，立安成王刘准（明帝子、九岁）做皇帝，追封后废帝为苍梧王。刘准就是刘宋的末代皇帝顺帝。
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刘准这个皇帝只是萧道成夺国的过渡人物。异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顺帝被迫禅位给萧道成。刘宋亡，共历八帝、六十年。
三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刘宋末年，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四人掌权，号称“四贵”。四人中，袁、褚两个是明帝去世前指定的。其时萧道成的官职是以右卫将军领卫尉，虽不预问政事，但掌握着禁卫军，是个实力派。刘秉是刘裕的侄孙，没有多少才干，袁、褚要拉一个宗室共事，就把他从外地调到建康，做了尚书左仆射。苍梧王元徽二年（４７４年），桂阳王刘休范叛乱，兵临建康，全靠萧道成指挥作战，才得平定。这次事变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从此他以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守建康，与袁、褚、刘轮流值班决定政事。他不仅掌握兵权，也兼有了执政的地位。后来他取代刘宋，建立齐朝，他就是南齐的太祖高皇帝。
萧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的父亲就是宋元嘉二十七年守历城（今山东济南）用“空城计”退魏兵的萧承之（见第三十四篇）。道成以将门之子，先从雷次宗读书，不久，随父从军，兼有文武才能。元嘉二十八年（４５１年），他从臧质守盱眙，以后历经战阵，官职渐高。宋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年），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六年，移镇淮阴。他的威望渐著后，明帝颇为猜疑，曾自封银壶酒赐之，他戎装出迎使者，当面酌饮。使者回报，说他不疑有毒，明帝听了很是满意，也比较放心了。七年（４７１年），萧道成被召回京师，部下劝他不要去。他却奉命即行，还对部下说：“各位见事不明。主上杀了兄弟后，为了太子年幼，考虑万岁以后之事，与外姓没有关系。我只该立即动身，迟了反而要引起怀疑。目前皇室骨肉相残，国运断难长久，天下将乱，我以后借重各位的机会很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萧道成这一席话吐露了他的心曲，他己经准备取而代之了。他与褚渊一向关系密切，到建康以后，因褚渊的推荐，很快就抓到了禁卫军的兵权。
苍梧王死后（参见第三十五篇），萧道成进宫，用皇太后令召袁、褚、刘三人进宫会议。当时，他的心腹将王敬则拔刀在手，威吓三人，说：“天下事都应该归萧公管，谁敢开一声口，就吃我一刀！”他左手拿起一顶白纱帽替道成戴上（白纱帽是当时从皇帝到士人都可以戴的帽子），要道成马上即位，喊道；“今天谁敢再动！事情须趁热办！”萧道成板着脸把他喝住，说：“你懂得什么，休得胡说！”袁粲想开口，被王敬则喝住。褚渊连忙说：“非萧公不能了事！”于是，萧道成作主，迎立了顺帝。
南朝的大权都在萧道成手里了。然而，袁粲并不甘心，他还想挽救刘宋王朝。他接受了镇守石头城的任命，便准备以石头城做根据地，和萧道成抗争。
顺帝昇明元年（４７７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以“交结左右，亲行轼逆”为道成的罪状，起兵反萧道成。袁粲和刘秉也联合一些将领，想在建康发难，杀掉萧道成。但是他们的做法实在太不明智，不可能不失败。萧道成知道了沈攸之起兵，就去见袁粲。袁粲不见，分明表示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决定反萧后，明知褚渊与萧关系密切，却又认为必须告诉他，否则就是把老同事看作敌人。褚渊得知后，立即向萧道成和盘托出。其实萧道成何等厉害，即使褚渊不说，他也早已打听到了，并且派了几员将官到石头城去，说是帮袁粲把守，实则是安插好内应。
预定发动的日子到了。刘秉心慌意乱，临走之前，喝汤都泼在胸口，手抖个不停。不等天黑，便带上全部家属和几百名部曲，赶奔石头城去，事实上这把行动公开化了。
他们本来打算进攻，结果变成了石头城里的一场混战。萧道成预先派的内应先占领石头城的仓城，义得到新到的援军，占有优势。打了半个晚上，袁粲被杀，刘秉逃出城去，仍被追兵抓住杀死。当时民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后人也常称赞袁粲是忠臣。但是，刘宋骨肉相残，明帝残忍，幼君暴虐，为之尽忠，实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沈攸之起兵后，到闰十二月才进攻郢州（今武汉市武昌），一时又攻不下来，形成“顿兵于坚城之下”的局面。昇明二年（４７８年）正月，军心涣散，逃亡者一天多似一天，沈攸之无奈，只得退回江凌，可还没有到，江陵已被萧道成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袭破。沈部得讯，全军溃散，沈攸之在荒林里自缢而死。
萧道成已经完全控制局面了，至于加黄钺，封齐公，加九锡，晋爵为齐王，都不过是手续问题。褚渊、谢朏等只想多拖点时间，褚渊说“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谢朏论魏晋间事，说：“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称赞司马昭没有亲自代魏（说司马昭好话的，恐怕只有谢朏这一回）。但是萧道成只想赶快解决（这可能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毕竟己经五十三岁了），昇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便强迫顺帝禅位，把宋昇明三年改为齐建元元年。从来被迫禅位的皇帝总是服服帖帖的，这位顺帝毕竟只是个小孩子，躲起来不肯出宫。太后害怕，亲自带了宦宫把他寻出来，交给来接的人。可怜这个十三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说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他不久就被杀害，刘宋宗室除刘澄之一支，因褚渊的关系免死外，其余也全部遇害。刘裕开创的先例被萧道成沿用，致使自己的后裔身受其害，这也许可以说是“恶有恶报”吧！
这位齐高帝在位时间很短，到建元四年（４８２年）三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三年皇帝，连昇明时大权独揽的一段，至多不过五年左右。
在这几年中间，值得提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禁奢崇俭。刘宋帝室本来起自民间，刘裕做了皇帝，还保留几件旧时的东西，供子孙鉴戒。他曾把当年穿的补丁短衣交给女儿会稽公主，嘱咐她：“后世有骄奢不知节俭的，可以把这件衣服给他看！”他做了皇帝，房间里墙上还挂着葛做的灯笼，麻做的蝇拂。大明七年（４６３年）拆掉这间房子，改建为玉烛殿，孝武帝带着群臣视察这地方，看见了这情况。侍中袁顗便称颂武帝节俭的美德。那个孙子皇帝却用轻蔑的口气说：“田舍翁（乡下土老儿）得此，已为过矣！”刘裕的儿子文帝还懂得节俭是美德。元嘉二十二年（４５５年），他到城外为兄弟刘义季饯行，出发前令儿子都空腹前往，到了宴会地点，又故意拖延时间，王子们都饿了。他乘此机会，教导他们说：“你们从小在富贵中长大，看不见百姓艰难，现在叫你们尝一下饥饿的滋味，知道应该节俭的道理。”
文帝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然而效果几乎等于零，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孝武帝刚即位时，周朗上疏说：当时的风俗，见车马分辨不出主人是贵是贱；见衣冠看不出穿戴的人是尊是卑；尚方（宫中制造御用物品的官署）今天造成一件新东西，民间明天便仿制；宫中早晨做一件新款服装，庶民晚上便照样子裁制。他指出：宫廷是风俗奢华的发源地。这是元嘉末年的情况。大明间不过变本加厉而已。
萧道成力图改变这种风气。他在宋昇明二年（４７８年）取消专门制造玩好物品的御府，命尚方不得制造这类物品。他又颁布禁令，要禁绝各种华丽的东西，如不得把金银做金箔、银箔，马的乘具不准用金银装饰，不准用金和铜铸像等等，共有十七条之多。不过，其中如不准织绣花裙，不准穿锦履在街上行走之类，就有点趋于极端了。
他即位后，发觉主衣库中有玉导（导，帽子上的簪），他立即命令把它敲碎，说留着便会助长奢侈的风气，还命令检查是否还有同样性质的异物。后宫器物栏槛凡用铜装饰的，都改用铁。内殿的帐子，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朴素的料子。华盖（伞形遮蔽物）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他常说：“我若能治天下十年，可以使黄金和泥土一样不值钱。”
帝王一般都穷奢极欲，难得有个把能够提倡节俭当然是好的。但是专制君主办事可以随心所欲，创业之主订定的规矩，只要后代不愿遵照办理，便完全失去效力。齐高帝死后，儿子世祖武帝萧赜继位。武帝有“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不可以太瞥脚），谓此（指所建内殿）为奢俭之中”的话，就不是一味崇俭了。他又自称很恨“游宴、雕绮之事”，但是“未能顿遣”（不能完全取消），那就不免留有后患了丈上引文均见（《南齐书·本纪第三》）。南齐一共不过二十四年。至末代君主东昏侯萧宝卷，他用金子凿成莲花，铺在地上，使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又穷极奢侈了。
萧道成定的规矩，好几条与民间有关。这种规矩，不论哪一个时代，都不大会有效，至多在一个短时间内起些作用，长不了的。武帝永明七年（４８９年）有两道诏书，一道谴责民间婚礼奢侈，说“膳馐方丈，有过王侯”（摆的酒席比王侯家的更讲究）；又说民间风俗“浮丽”，国家常想改革，“而民未知禁”。另一道诏书谴责民间”吉凶奢靡……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墓地）之丽”（引文出处同上）。照此看来，齐高帝的十七条禁令，老百姓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
关于禁奢祟俭，笔者还有一些话要说：消费以与生产相适应最为妥善，过分的俭（即抑制消费）是不利干生产的；反之，在生产力极低的时候，极少数人大肆挥霍，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据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一道诏书，南齐建国之初，“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引文出处同上），社会如此贫乏，那么萧道成提倡节俭，尽管无甚成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萧赜诏书中提到的奢侈情况，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极其不均的严重问题。
萧道成办的另一件事情是，即位之初宣布的“二宫诸王（二宫指帝宫和东宫）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这是晋宋以来的老问题。据《宋书·羊玄保传》所说，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占山封水，作为私有。“富强者兼岭而占（占有好几座山），贫弱者薪苏无托（柴草没有斫处），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这是大明初年的情形（大明元年为公元４５７年）。而东晋咸康二年（３３６年）发布的“壬辰诏书”，就禁止封山占水，违者照强盗罪办理。颁布这样的沼令，可见当时封山占水已经很严重。百余年后的宋孝武帝时，情形依旧未改。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南齐建国，依然如此。宋时的解决办法是，规定占有面积，一、二品官，准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和百姓一顷。这个规定有没有真正执行呢？根据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不会执行的。而且这规定的面积不大，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根本行不通。《宋书》与羊玄保同卷的孔灵符，他在永兴立墅（别业），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山两座，另有果园九处。举此实例，可概其余。至于萧道成，不过是说本朝的贵族不得如此而已。
据上述两件事来看，萧道成虽有移风易俗的志向，但他的措施其实没有什么效果。萧齐一代，凡事均仍晋宋，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