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祖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孙子，太子晃的儿子。太武帝性格残暴，杀人毫不手软，事后有时会后悔，杀崔浩后，与别人议事，觉得都不如崔浩，又说“崔司徒可惜！”正平元年（４５１年），他攻宋（见第三十四篇）时，使太子晃监国。北回后，听中常侍宗爱的谗言，杀死几个深受太子晃信任的官员和东宫的属员。太子心中害怕，不久便一病不起。后来太武帝弄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无过失，心里着实懊悔。宗爱怕白己的脑袋落地，竟于正平二年（４５２年）二月，把太武帝杀了。
北魏朝廷也真怪，宦官谋杀皇帝，元老重臣似乎对事变一无所知，只有尚书左仆射兰延等几个人和宗爱商量立新君的问题。其时皇孙拓跋濬还只有十三岁，兰延等想立已经成年的秦王拓跋翰（太武帝子），同伙中又有人主张立皇孙。宗爱在太武帝的儿子中，与秦王的关系最坏，与南安王拓跋余最为接近，就诈传皇后命令，召兰延等进宫，把他们杀掉，又杀害了秦王，立南安王做皇帝。这位新君任宗爱做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这种局面照理是长不了的，然而也拖了好几个月，若不是“皇帝”和“宰相”窝里反，也许会一直混下去。十月，“皇帝”嫌“宰相”太专横，想夺他的权。“宰相”竟重演故伎，把“皇帝”杀了。这件事也秘密得很，幸而有一个带宿卫兵的羽林郎中刘尼知道了，去报告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等商议，才决定杀宗爱，立皇孙做皇帝。这原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却拖了大半年，才得解决，原因大概在于宫中府中声气隔绝。然而，区区宗爱，做了那么大的官，封了王，竟没有人挺身而出过问一下，这总是不太正常的情形吧！其中一定有些奥秘之处，史无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了。
文成帝太安二年（４５６年），立冯贵人为皇后。她就是本篇的主人，后来的文明冯太后。冯皇后原籍长乐信都，她的父亲冯朗原是北燕王族，后来逃到内地，投降北魏。冯皇后在长安出生，因父亲得罪被杀，由姑母抚养教训。姑母是太武帝的昭仪（妃殡之一），所以她是在宫里长大的。紧接在立皇后之后，文成帝立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这个拓跋弘就是后来的显祖献文帝。他的母亲李贵人，依照当时宫廷的规矩即被“赐死”。这是极残酷的制度，说是为了防止异日母后干政，然而，只要贵为皇后，就不会受这个规矩约束了。
皇太子三岁，皇帝也只有十七岁。十五岁就做父亲，如何能够长寿！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五月，文成帝便死了，年仅二十六岁。献文帝继位，这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皇帝。
魏在太武帝时，国势虽则强盛，但是三十年间（４２３～４５２年），难得有几年不打仗，国力消耗得很厉害，加之以后政变的影响，局势很不稳定。文成帝时，宋魏绝少冲突，北方边境也比较平静，国力有所恢复。这个较好的局面在献文帝初年险些儿被权奸乙浑毁掉。文成帝本来倚重陆丽。陆氏是鲜卑世族，陆丽的父亲陆俟，军功吏治，都很出色。陆丽对文成帝有拥立的功劳，自然深受信任。他好学爱士，往来的都是正人君子。文成帝太安四年（４５８年），陆俟去世，他须守孝，后来又患疾病。乙浑大约就是趁这时机抓到权力的。
献文帝即位时，乙浑身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他铲除异己，杀了好几个大臣、贵族。当时陆丽正在代郡温泉治病，乙浑派司卫监（掌管宿卫的长宫）穆多侯去召他进京。穆氏也是鲜卑世族。多侯告诉陆丽，京城里局势很乱，乙浑奸邪，以不去为妙。陆丽却认为君父之丧，不可不去，应命入京，结果与多侯同遭杀害。乙浑的气焰越来越盛，他官至丞相，爵封太原王，朝中一切由他作主，和他不合的多遭杀害。
时势迫使冯太后不能不站出来收拾时局。天安元年（４６６年）二月，她以宗室拓跋丕告发乙浑谋反为由，立即把乙浑逮捕杀死。这显然是一次精心准备好的行动，拓跋丕的告发只是预定的一着而己。
事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她用高允、高闾、贾秀共参大政。高允为人正直，崔浩之狱时，他敢于不避嫌疑和安危，向太武帝陈辞，救了几千人的性命（详见第三十三篇）。他时任中书令，是朝中老臣之一。高闾字阎上，渔阳雍奴（在今天津市武清县）人，富有文才，是崔浩识拔的人员，时任中书侍郎。他敢直谏，在私室中说话声音极低，在大庭广众之中则议论风生。贾秀，武威姑减人，是文成帝的东宫旧臣。他执掌吏曹。乙浑为妻子求公主称号，他坚决拒绝，说“我宁死于今朝，决不取笑于将来。”当时听见的人无不失色，他却无所畏俱。乙浑想陷害他，没有来得及动手便失败了。这几个人都是公认有风骨的人士。
冯太后是汉人，高允等也都是汉人，北魏的朝廷已经有点汉化的倾向了。同时，冯太后封侍中拓跋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征召久任外官的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在重用汉官的同时，这些举措也表示出对鲜卑贵族的尊重。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又是献文帝的好朋友。源贺是杀宗爱、立文成帝的老功臣，尊重他们，即有酬德报功的用意。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的手腕着实巧妙。
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的时间不长，到皇兴元年（４６７年）九月，便还政给献文帝了，前后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皇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就出生于还政之前。父亲名弘，儿子名宏，读音完全相同，这名字起得好奇怪，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献文帝得子时年仅十四岁，比他父亲生他时还年轻。这种人的身体怎么会健壮！
冯太后还政是不是完全主动，旧史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有来自献文帝或贵族们的压力。笔者有两点根据。其一，冯太后亲自抚养孙儿拓跋宏。她为什么要费这番心思，难道不是想培养一个对她有感情又听她的话的少年天子吗？从后来的事情看，她完全达到了目的。其二，她和献文帝的关系并不好。献文帝十四岁亲政，十四岁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名义上是皇帝，政事却由不是生母的嫡母作主，他不见得能够甘心。嫡母的生活问题，他又耿耿于怀。要知道，冯太后说是太后，然而年龄一点不老，到还政的皇兴元年也不过二十六岁。她有个相好李奕，出身大族赵郡李氏，是太武帝时大臣李顺的次子，文成、献文两朝历任中书监等官的李敷的兄弟。献文帝要杀李奕，着实用尽心机。相州刺史李訢是个能人，治绩也很突出，后来因受胡商贿赂等罪被人告发。献文帝知道了，把他抓到京师，一面审问，一面使人向他传递上面的意思：只要出头揭发李敷兄弟，就可以脱罪。李訢本来与李敷共事多年，很有交情，他既不愿揭发李敷，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后来有人告诉他，李敷快要倒了，你不告他，也有人会告，至于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个姓冯的人都知道，只要问他就可以了解。李訢如法办理，果然得到从轻发落，后来又被起用，成为献文一朝的重臣。李敷、李奕兄弟和堂弟李显德、妹夫宋叔珍等，则都于皇兴四年（４７０年）被处死。这件事，冯太后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详见下文。
献文帝的性格很怪僻：他做了几年皇帝，便于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声称性喜佛、道，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贵族重臣一致反对，他才改变宗旨，决定禅位给儿子拓跋宏。从这年八月起，改元延兴。然而拓跋宏年才五岁，治不了国，于是献文帝自称太上皇帝，来代行皇帝的权力（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区别，太上皇是没有权力、不管事的，太上皇帝其实仍旧是皇帝。北魏献文帝是第一个用此称号的人，最后一个是清高宗）。
从延兴元年到六年六月，这位太上皇帝忙得很，他亲自领兵与柔然打仗，又下令征兵征粮，准备进攻刘宋，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延兴六年（４７６年）六月，冯太后一杯毒酒夺去了他的性命，时年仅二十三岁。这件事做得十分隐秘，孝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于是权力又回到了冯太后的手里。这绝不是一次突发事变，必定是长期筹划的结果，也一定有某些人参与其事，可惜这些都是永久的秘密。历史只告诉后人：事后，魏廷宣布改元承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再临朝称制。这年，她也只有三十五岁，从此她做了十四年不叫皇帝的女皇帝。
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她宠信的左右，稍有过失，就重加责打，但事过之后，就照旧任用，并不歧视，该赏就赏，该提拔就提拔，所以受罚的人并不对她离心离德。
她服饰俭朴，饭菜也比宫廷旧规减少一大半，又通晓政事，谋略出众，碰到问题，能够很快作出决断。她信任的宦官王叡、张佑、杞嶷等多人，封王、封侯，赏赐巨万。她宠爱太卜令王叡，把他升到吏部尚书、太原公，后来还进爵中山王。太后经常让他出入宫廷，赏赐的珍玩缯采，以及田园、奴脾、牛马，不计其数。朝士知道他与太后关系密切，都不敢得罪他，而此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劣迹。太和五年（４８１年），法秀和尚用妖术迷惑百姓，企图在平城造反。这件案子牵连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王叡请求只杀首恶，赦免余党，因此得减免刑罚的有一千多人。有一次，他跟太后、孝文帝、百官等到虎圈游览，有一头老虎逃出虎圈，几乎冲到御座旁边。左右侍从都吓得各自逃散，王叡却提戟上前，保护太后、皇帝。照此看来，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冯太后很善于保持平衡。她在厚待王叡等人的同时，对众望所归的名流，如宗室中的拓跋丕、出使南朝深受对方尊重的游明根等，也优礼有加，做出公正无私的姿态，使人无从指摘。
她也有心狠手辣的时候，不肯放过李訢，就是一个例子。她临朝之初，任李訢为司空，佯为尊重。不久，利用与他有怨的旧同事赵黑攻击他专权，调他到徐州去当刺史，然后在太和元年（４７７年）十月，利用他旧时的心腹范檦，告发他要叛变投宋，把他召到平城讯问，也不听他的再三申辩，还是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
以上的是非恩怨，只能说她有些手段，并不能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家，而这要以她两次临朝称制时的政绩来作评说。
她第一次临朝时，从高允、李訢的主张，于献文帝天安元年（４６６年）在各郡设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这在北魏，是属首创，因此这是她的政绩之一。
魏道武帝时设立候官，专做侦讯调查的工作，性质和前之孙吴的校事，后之明朝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相同，流弊也一样。冯太后知道这些人专事敲诈勒索，得了钱财，对重罪不闻不问；反之，对轻微过失倒吹毛求疵，对上表功，对下勒索。这些人的员额有一千以上，官吏百姓都对他们头痛。太和二年（４７９年），冯太后毅然取消候官制度，另外挑选几百个诚实可靠的人，巡逻街道，只抓斗殴闹事的不法之徒。平城居民从此才得安居乐业。这是她的政绩之二。
北魏官吏，一向不发俸禄。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开始“班禄”。同时，每户增加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专供体禄之用。又规定：发俸禄以后，赃满一匹的处死。这年，地方官因贪赃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做官有禄，本来是老规矩，不过，长期不发后，“班禄”倒变成了新花样。淮南王拓跋佗（一作“陀”）不以为然、主张依旧断禄，冯太后就召集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说；“给了傣禄，廉洁的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如果不给，贪财的得以大捞特捞，廉洁的生活困难。淮南王的意见是错误的。”“班禄”不见得能使吏治弊绝风清，但总是政治走上轨道的表现，太后就依照高闾的意见作出决定。应该说，这是她的政绩之三。
接着，就是太和九年（４８５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度。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照丁男丁女受田；有牛的，每头牛受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人死或年满七十岁，田要交还政府。初受田的，丁男另给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桑树；种麻产布的地方，男给麻田十亩，女五亩。桑麻田作为世业，不用再交还政府。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产麻布的地方改为调布一匹。此外，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李安世提议均田，针对的情况是“时民困饥流亡，豪右多有占夺”。豪强占有了土地和人口，“荫附者”（被豪强占有的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豪强的征敛比公家多得多，其结果是国家占有的人口不多，国家的收人也不多。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国家的力量势必日益削弱。均田制是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的制度。这种争夺，从汉末以来，其实一直不断，多有反复，国家占有农户多的时候，国家就强，反之就弱。李安世是把争夺农户的办法制度化了，所以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将近二百年内，历代无不遵行，可见在这段时间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均田制有利于国家富强，冯太后坚决采用，可说这是冯太后的政绩之四。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是在下一年由秘书令李冲提出来的。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学识优长，又为冯太后所宠，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人士。他提的是个要害问题：当时户籍混乱，只有宗主督护，民间往往三十家、五十家才算一户。在这种情形下，别的不管，单就推行均田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李冲建议：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长；五里为党，设党长。三长担任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和徭役的工作。这是把豪强的荫户变成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的制度，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当时应当是在实施均田制碰到困难而提出来的。对此，冯太后予以采用，这自然也应算是冯太后的政绩之五。
在以上五者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面貌来进行考察。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也有些可以参考的论述。
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平城天旱粮贵，齐州刺史韩麒麟上疏，主张禁奢侈，劝农桑。他说：京师居民，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又说，承平日久，风俗奢侈，车服第宅往往超越等级限制；工商之族都玉食锦衣，“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他是把这些作为反面现象，与农民的贫苦饥寒来对照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工商之家富庶了，难道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吗？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当时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
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年四十九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年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只是非常感激拓跋丕等。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会将其全部除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他跟他的祖母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君臣之间，情义莫二。”（《魏书·李冲传》）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水浆不人口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毁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肤今仰察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艰巨的。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机会来了。南朝齐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也谈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坐得也越来越近，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拟为春秋时的伍员，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在这里，有必要把王肃其人作一点介绍。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投魏时三十岁。他在南齐做过秘书丞，并不以才学著称。他的父亲王奂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才干，能办事；二是信佛。既然如此，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成为“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的人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政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卒于王肃北奔前四年，“是肃必经受其宗贤（笔者按：王俭也是琅邪临沂人，与王肃都是王导的后裔）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本段引文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篇《礼仪》）。
王肃并不是第一个把南朝制度输入北方的人。在他之前，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４６５年），宋文帝子刘昶因被诬谋反投魏。献文帝皇兴三年，魏军破宋青州东阳，博昌人蒋少游被俘入魏。太和初年改革朝仪，两人奉命专主其事。李冲等定衣冠制度，向两人咨询，两人的意见常有出入。王俭有礼学专著，王肃因而能掌握“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把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引文出处同上段）。
王肃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无怪要受孝文帝的高度重用，封汝阳县开国子，任豫州刺史。孝文帝去世时，遗诏任他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孝文帝弟，从太和二十年起，改拓跋为元）等同为宰辅。但是有些贵族，如任城王元澄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看不大惯，一度诬他谋反。王肃本人则小心谨慎，才得无事。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他在寿春任扬州刺史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现在该回过头来讲孝文帝的改革了。王肃投魏之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命太常卿占了一卦，因卦象的意义，引起了不同的看法。群臣都不敢说话，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这时还没有改姓）敢表示异议。他是孝文帝的堂叔（太武帝的太子晃的儿子云封任城王，澄是云的儿子），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较少顾虑。孝文帝听了，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联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任城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孝文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九月，渡河到洛阳。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先开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才借此落篷，宣布：“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
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场面。但是笔者怀疑这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大众欢呼万岁，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运动群众取得的效果。我总以为这一幕大有做作的味道。
迁都定下来了。孝文帝自己巡行各地，在邺接见王肃就是巡行中的事情。任城王奉命回到平城，向留守官吏宣布迁都的决定。他征引古今史事，说服众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然而思想感情上不愿南迁的仍属多数。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三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让群臣发表对迁都的看法，有人便假借没有马不能打仗，河南不出马，所以不宜迁都这一类不赞成迁都的理由。有人提不出别的理由，只说世世代代一向住在平城，住惯了，所以不宜迁都。这些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经过孝文帝的批驳，大家也就不敢再说了。
孝文帝的作为也有不够适当之处。这年冬天，他回洛阳后，知道南齐宣城王萧鸾（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决定大举攻齐。在迁都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发动战争，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任城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现在刚从平城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洛阳，住房粮食，都没有安排好。而且冬天即将过去（按他说这话的时间在十二月初），春耕在即，大家正忙于造房子，又要预备耕种，而这时要他们披甲执兵去打仗，实在很不妥当。”他见司空穆亮带头赞成南征，公卿争相附和的状况，很是生气。他批评穆亮道：“公等在外面看到发放甲胄武器，都很担忧，平时议论，都不愿南征，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换一种说法。万一出了乱子，都是公等造成的。”任城王的话虽有道理，但孝文帝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去。
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南郑，但都没有打下来。老臣高闾、鲜卑贵族尚书令陆叡都劝孝文帝收兵回洛阳。陆叡是不愿南迁的，不久以后，还与穆泰等在平城起兵作乱，失败而死。但这次主张撤兵，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是对的，一是兵士疲劳，天时转热后，必多疾病；二是洛阳城中，官署办公的地方尚付阙如，民夫苦于大兴土木，百官起居仿佛在行旅之中。他讲的当是实况。孝文帝为形势所迫，只能听他们的话，停战撤兵。这次行动毫无收获，反而会助长反对南迁、反对改革旧俗的保守派的气焰。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胡服。十九年六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
这两道禁令引起很大的反感，群臣的态度，绝大部分是“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下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的诏书前，孝文帝和群臣有过一次对话。孝文帝的目的是希望群臣支持改革旧俗。他先问：“卿等是希望朕远追商、周还是只希望连汉、晋都不如呢？”大家毫不思索地答道：“臣等愿陛下超越前代君王。”孝文帝顺着口风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变风易俗，还是应该因循守旧呢？”群臣听出皇上的用意了，他们不肯作出正面的回答，模棱两可地道：“愿陛下圣政日新。”为什么这是两可之辞呢？因为他们用的是《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话，没有对是否赞成废除鲜卑旧俗表示态度。孝文帝再问：“那么只为朕一身，还是要传给子孙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一致道：“愿百世相传。”孝文帝说：“既然如此，那么必须改革，卿等不得违拗。”群臣又顺从地答道：“上令下从，谁敢违拗！”对话进行到此，孝文帝已经把群臣逼到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地步，他才把当天的主题亮将出来，说：“孔夫子说得好：‘名不正，言利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决定禁绝北语，一律改说中原正音。年在三十以上的，一时也许难改。三十以下，现在朝廷的人，语音不得照旧。如有故意违背的，要分别降、黜。大家要切实遵行。朕作此决定，王公以为然否？”当时在场的人，恐怕不以为然的居多，但是口里都说：“实如圣旨。”孝文帝明知许多人口是心非，便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朕曾和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不知道谁的好。我看皇帝说了什么话，便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其罪当死！”他又在杀鸡给猴子看，对李冲说：“卿负社稷，该使御史把你拉出去！”李冲连忙取下帽子，顿首谢罪。孝文帝又责备御史道：“昨天望见女人仍旧穿夹领小袖子的衣服，卿等为什么不遵守上次的诏书！”御史们吓得一个个都顿首谢罪。最后，孝文帝郑重地说：“朕的话如果不对，卿等该当面提出，怎么可以入则顺旨，退则不从呢？”
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在洛阳的北面）。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随即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其二，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东、西、南、北四门小学，训教贵族子弟）。
其三，魏以前不用钱，本年铸太和五株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他宣称：“北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君主）叫做跋。魏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为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所以改姓元氏。”其余鲜卑人的姓氏，如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旃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扭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前文所提到的如长孙嵩、叔孙建、于栗磾、陆丽、陆叡等，从魏收《魏书》起，已经从简用改过的姓。这是应当说明的。
魏晋重视门阀，使少数大姓势族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本来不是什么好事情，孝文帝羡慕华风，连这件事也要学。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首领，要限制汉人大族特权并不很难，以前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无法实现，但孝文帝却是以鲜卑族皇帝的身份来办理这件事情。他把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奚（或作秘）、尉定为八姓，即鲜卑的高门，与汉人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以及赵郡李氏处于同等地位。他还命六个兄弟中的五个分别与李、郑、卢等汉族高门通婚，只有一个与穆氏结亲。北魏皇族早已与汉人通婚，这次的安排是高门对高门。
以上各姓是最上层的。另外，地方上还有郡姓。有个争郡姓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薛氏该不该算河东的郡姓？一般都认为该算，孝文帝却独持异议，说早年有个薛永跟刘备到了蜀中，应该算蜀人，不能列人河东郡姓。其时有个直阁（统率宿卫侍从的军官）河东薛宗起，正执着戟站在殿下，他听见孝文帝的话，便跨出行列，上前争辩。他说其先人曾到蜀中，经过两代，便回到河东，至今又已六代，并非蜀人。他最后气呼呼地道：“算不上郡姓，活着有什么意思！”手上一使劲，把戟折断，丢在地上。薛氏竟因此争辩得以列入郡姓。孝文帝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卿不该叫‘宗起’，实在是‘起宗’啊！”
孝文帝分别姓氏高低，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李冲说：“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若专以门第取人，那么不知春秋鲁国三卿（按：即所谓三桓的季孙、孟孙、叔孙三氏）是否及得到孔门四科（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让贵者世袭贵显，贱者永无上进之路！”孝文帝对他们的言论都不肯接受，只说非常之才世所难得，若有其人，可以不拘常制而已。
总之，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将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然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孝文帝给他汉人的衣冠，他背着父亲便常穿鲜卑族的服装。东宫官中庶子高道悦谏过他好几次，他恨得要命。八月中，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上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中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夜，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琇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关禁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二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谋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年冬，还发生过一个事件。新任恒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与尚未离任的旧宫陆叡同谋，拟拥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发动叛乱。幸而陆叡不主张立即行动，元颐又假装同意，立即向洛阳报告，孝文帝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结果，穆泰率部西向朔州，想与元颐会合，却被元澄所派先头部队击败擒获。元澄到了恒州，逮捕陆叡等人。一场叛乱还未及爆发就被平定了。
消极抵制比武装叛乱更难对付。朝堂上满座红袍，个别贵族如新兴公元丕仗着宗室长辈的身份，经常不改装束，有时改了，也穿戴得不成样子。孝文帝没有办法，只得不管。鲜卑族女子仍旧戴帽子，穿小袄，孝文帝问任城王，任城王推说改装的多，不改的少，敷衍过去，孝文帝很不满意。
然而，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公元６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北魏孝文帝去世后将近三年，南朝发生了萧梁代替萧齐的事。
在第三十六篇里，笔者已经提到南齐的第二代皇帝武帝萧赜。他年号永明，在位十一年（４８３～４９３年），几乎占了南齐二十四年的一半。对这一时期政治社会状况的评价，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北魏使臣宋弁的看法。他答魏孝文帝“江南何如”的问题，说：“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逆取之后，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堂上没有可以称作股脑的臣子，田野里有满腹怨恨的百姓。永明皇帝在世的时候能够安然无事就不错了，要传给子孙是不会有很大希望的。”他这话是在齐永明十年（４９２年）说的。
其二是《南齐书·良政传》的看法。作者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萧赜的侄子。他说：“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繁盛，士女富逸……”这是全部予以肯定的评价。
究其实际，这两种看法都各有是处，也各有偏颇。
“朝无股肱之臣”，确系事实。武帝即位不久，就杀散骑常侍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三人，表现出他缺乏君主应有的度量。萧道成十四岁生萧赜，齐朝建国时萧赜年己四十。他以为自己曾与父亲“同创大业”，因而遇事专断，常常违背制度。荀伯玉就把太子的作为告诉高帝。高帝知道了大为震怒，即斩太子的亲信张景真，太子也险些被废。后来萧赜杀荀伯玉，为的就是这层旧怨。垣崇祖曾屡破魏兵，他的死是因为素与荀伯玉相厚。武帝担心他会发动政变，就硬装上一个“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的罪名，把他杀了。张敬儿只是个勇力过人的武将，没有多少见识，他相信梦兆，告诉别人自己梦中全身发热，又梦见故乡村中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武帝知道了，认为他有野心，就把他杀了。
武帝时，掌握中书省实权的是四个中书舍人，其中最受信任的是茹法亮、吕文显，都是《倖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自己说：“这扇门里，一年可以挣一百万。”地方官常有调动，要能得任肥缺，就必须“孝敬”中书舍人。大臣王俭领国子祭酒，开学士馆，大兴儒学，是个正派人物。他曾因天文有变，极言“文显等专权询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武帝赞赏他说的话，但是不照他的话改变现状，所以王俭只是一个可以做股肱之臣而又起不了作用的人。他死于永明七年（４８９年），以后南齐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百性怨恨，那更是事实。高帝时使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户籍，因用黄纸书写，故名）。武帝即位，另立校籍官，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民间已很不安。永明三年（４８５年），大贪官吕文度建议，凡违反黄籍制度的都得充军，百姓逃亡避罪的人数很多。富阳（今属浙江）人唐富之借此机会，利用迷信手段煽动群众，聚众四百人起事，攻陷富阳，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四年正月，攻陷钱塘（今杭州），即位称帝。这次事变虽则很快就被平定，但它反映出百姓的愁怨是毫无疑问的。检籍的事并不因此停止，到永明八年（４９０年），才规定“自宋异明（昇明元年、４７７年）以前，皆听复注（自昇明元年以前及今凡没有登记户籍的都可以补登），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其时因户籍问题而远戍沿淮一带的，有人已经充军达十年之久。
永明时也有些好现象。
竟陵王萧子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结交宾客，其中最著名的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眺、沈约、陆倕，号为“西邸八友”，亦称“竟陵八友”，其余还有柳挥、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等多人。这确实是一时盛况。
沈约、王融、谢眺在永明中始将四声（平、上、去、入）用于诗文，“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８９页），世称“永明体”。这是文学体裁演变史上的大事。萧子良提倡之功不可抹煞。
八友之外的范缜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著有《神灭论》。他把形与神比作刀和锋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见解。当时驳他的人极多，最好笑的是王琰，他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他以为这样一讲，范缜就无法反驳，不料范缜学他的调子，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自己驳不倒范缜，使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仕进，说放弃了此论，不怕做不到中书侍郎。范缜坚持真理，大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令、仆（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郎呢！”看来那时还容许自由争辩，范缜尚书殿中郎的官可以照做，就是人家不愿意升他；萧子良也没有不许他进西邸，更没有迫害他。
从上述的情形看，永明时期是思想活跃、文艺昌明的时期。
永明时没有发生统治集团中自相残杀的惨剧，这与萧道成的告诫有关。他临终时对萧赜说；“宋朝若不是骨肉相残，。他族哪里能够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萧道成最不放心的是第四个儿子长沙王萧晃，因为这个皇子好勇斗狠，容易出纰漏。武帝永明初，萧晃果然出了纰漏。当时规定：亲王在京左右捉刀以四十人为限。萧晃从罢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回京，带了可供几百人用的武器，被检查人员发觉，都丢到长江水里。武帝知道了，大发雷霆，要加以惩办。豫章王萧嶷与武帝是一母所出，他苦劝武帝，说：“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晃小名白象）！”武帝方才一作罢。旧史说萧晃从此不见亲宠，然从下述的情况看，兄弟间还是比较接近的。有一次，萧晃从武帝到钟山，在马上用矛刺枯树，入木很深。武帝令几个人去拔，拔不出来，再叫萧晃自己去拔，他一拔就拔了出来。武帝让这样一个勇力过人的兄弟手持武器，从驾出行，可见他并不存戒备的心理。
永明年间出过一件鱼复侯萧子响与台军（政府军）对抗被杀的事件。萧子响是武帝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有勇力、喜欢武事的人。他受封巴东王，任荆州刺史，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又准备用服装和“蛮”（长江流域山区少数民族）交换武器。属员向朝廷报告后，武帝命令查究。子响愤恨，杀死有关属吏，致使事态扩大。之后武帝又派人带几百名武士前往，只希望把子响带回建康。但由于带队的人办理不得当，引起冲突，失败而回。于是武帝再派人带兵前往，子响投降后，即被杀。这完全是两次领兵前往的人办理不当所致。子响后来被追贬为鱼复侯。
从上面好好坏坏的情形看，永明时期的情形至少是过得去的，宋弁的结论太苛，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毛病出在武帝身后的帝位继承问题上，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接班人问题。
武帝的长子太子萧长懋在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去世，比武帝早死半年。同年四月，武帝立孙子萧昭业做皇太孙。昭业时年二十一岁，人很聪明，可惜品质十分恶劣，又特别善于做作。父亲死后，他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但回到私室，就饮酒谈笑。做了皇太孙，他叫女巫杨氏祷告，希望祖父快点死，好接班登位。祖父病重，他致信妃子何氏，在纸上写一个很大的“喜”字，周围绕上三十六个小的“喜”字。祖父不了解这些情况，却以为这个孙儿很聪明能干，一定能够担当起国家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