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昭业做皇太孙以前，朝中一般估计武帝会立子良做太子。立了皇太孙后，子良是否有争位的想法，历史上不见记载。史书只说他为人仁厚，不欢喜世务，连武帝遗诏，使他辅政，也要让西昌侯萧鸾（萧道成的侄子，辈分比子良高）参加，在遗诏中加上“不论大小事，都与西昌侯商议决定”的字样。但是武帝病重之初，有诏书（谁知道这道诏书出于哪一位之手）命子良进延昌殿侍医药，子良还带上暂任军主的萧衍、范云等。子良不分日夜，都在殿内。皇太孙却只是一天隔一天进去侍疾。这格局很像准备只等武帝断气、便由子良继位的样子。史书不这样说，只说王融打算假造遗诏立子良（读者须知，遗诏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武帝去世时的形势是够紧张的。武帝昏死过去时，皇太孙不在里面，百官已经换了丧服，王融已经把遗诏起草完毕。皇太孙来时，王融在中书省门口令东宫从人不得入内。事情几乎定局了，这时武帝忽又苏醒，问太孙在哪里。于是局势大变，东宫的武装侍从都进去了，把朝事委托给西昌侯萧鸾的命令下达了。只隔片刻工夫，武帝死了。王融还想挣扎，命令用子良的兵把守门户。萧鸾赶到，兵士不让他进宫，他说：“有敕召我。”径自进去。他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把子良搀扶出去。大局于是完全决定。
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西昌侯萧鸾。王融被捕，以“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的罪名赐死，丝毫不提谋立竟陵王萧子良的问题。王融字元长，出身琅邪临沂王氏，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竟陵王表面上仍受尊重，进位太傅，但是新君和西昌侯对他不放心，他也怕被追究，到次年（４９４年）四月便郁郁而死。他字云英，享年只有三十五岁。
这年是皇帝轮流上台的一年，一年有三个年号。萧昭业年号隆昌。七月，西昌侯鸾废杀昭业，贬为郁林王；立昭业的兄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兴。萧鸾先杀武帝的兄弟都阳工萧锵和武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随郡王萧子隆，接着又杀高帝的儿子铄、锐、銶、铿、钧、锋，武帝的儿子子真、子伦。这是比刘宋更甚的自相残杀。宋、齐两代，藩王身边的典签权力最重。萧鸾杀诸王，多使典签动手，没有一个藩王能够抗拒。建安王子真躲到床底下，被典签柯令孙拖出来。他叩头求饶，愿做奴隶，仍被杀死。巴陵王子伦做南兰陵太守，手下有兵。萧鸾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典签华伯茂表示：“若用兵力，恐怕不能立刻解决，如果让我去办，只消一个人好了。”他带上毒酒。要逼子伦喝下。子伦衣冠整齐，出见茹法亮，说：“君是身世旧人（茹法亮权力很大，见上文），今天来此，想必是不得已吧！”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即死去。茹法亮看了，也忍不住流泪。
十月，昭文被废为海陵王，宣政王（原西昌侯）萧鸾即位，改元建武，是为高宗明帝。海陵王过了不多几天便中毒死了。
自相残杀还没有结束。建武二年（４９５年），杀武帝的儿子子明、子罕、子贞。永泰元年（４９８年），因高、武直系子孙还有十人，明帝怕他们长大后报复，把他们全部杀光，其中最小的只有七岁，即武帝的幼子子夏。
萧鸾废郁林王，得到尚书令王晏的支持。王晏自以为是新朝佐命，常和明帝争用人。明帝心里已经讨厌他，又从武帝时的文件中发现王晏谏武帝用萧鸾掌选官事的文书，对他更有看法。王晏却一心只想升官，叫相工相面，相工说他该得大贵，他更得意忘形，同宾客谈话，喜欢屏退左右。这些情况，都被明帝派的人员查明奏报。明帝疑他要反，便于建武四年（４９７年）把他杀了。
永泰元年，会稽太守王敬则起兵造反。王敬则是高帝、武帝时的旧将，他见明帝残杀高、武子孙，怕连累自己，经常心惊胆战。这年，明帝病得不轻，他怕敬则异动，派张環做平东将军、吴郡太守，防范敬则。这个举动反而惹出事来。会稽在吴郡以东，王敬则不能不想：“东有哪个该平，只是要平我罢了，东就哪么容易平吗？我是决不接受金杯的！”金杯指毒药酒，当时“赐死”都用金杯子装毒酒。
王敬则起兵，以奉徐章王萧嶷的儿子子恪为名（萧嶷早已死了，他在世的兄弟都被明帝杀死，但他们的儿子不在处死之列）。子恪得讯逃走，到建康报到，明帝知道事情与他无关，倒不加罪。王敬则渡浙江时只有一万人马，百姓跟他的倒有十多万人。不幸一战而败，敬则阵亡，只给明帝和太子萧宝卷一场虚惊。
这年七月，明帝病死，年四十七岁。太子宝卷即位。宝卷后来被称为东昏侯，所以史籍上都从一开头就把他叫做东昏侯。东昏侯的品质大概比郁林王还差，不欢喜读书，只爱游玩，说话不流畅，与士大夫不相往来，只愿同左右亲信及宦官搅在一起。明帝对他的教导却是“先下手为强”（史籍原文是“作事不可在人后”）。他很听得进这句话，常常和左右亲信商量杀害大臣，因此永元年间（４９９～５１１年）出现了大臣人人不能自保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长不了的。
明帝死后，先是六贵同朝。六贵是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明帝侄）、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东昏侯不是做皇帝的坯子，人人都看得出来，六贵很快就商议废立问题。萧坦之不赞成，说明帝当时做的事情，天下至今不服，如果再来一次，恐怕会弄到四方瓦解。他利用母亲的丧事，回家守孝去了。其余五贵，始安王想自己做皇帝，二江开头并无此意，后来表示基本上同意。刘暄是东昏侯弟兄的舅父，他要立东昏侯的兄弟宝寅。遥光发火，派人行刺刘暄未遂。刘暄发觉了，便向东昏侯告发。东昏侯立即逮捕二江，把他们杀死。遥光恐为东昏侯所害，仓猝起兵，也失败而死。
以后的齐朝简直成为“刀敕”（皇帝的侍从，传达旨意的叫应敕，执刀侍卫的叫捉刀）的天下了。他们说要杀谁，东昏侯就答应杀谁。
萧坦之为人刚狠，为嬖倖所恨，杀！茹法珍说刘暄有异心。东昏侯说他是我娘舅，不会吧。另一个侍从说明帝是武帝的堂兄弟，一向受武帝厚待，结果把武帝的儿子都杀了，娘舅怎么好相信。于是，杀！曹虎参与平定遥光，只因为是旧将，难以信任，而且很有钱，杀！徐孝嗣同人谈过废立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下决心，也杀！
老将陈显达在江州听见谣言，说朝廷要派兵袭击江州。永元元年十一月，他在寻阳举兵造反。十二月，攻建康，兵败而死。
豫州刺史裴叔业派人到襄阳，与雍州刺史萧衍商议怎样才能保自己的安全。他提出的办法是投降北魏，可以做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说投了北魏，他们一定派人来，河南公决不可得。他主张不得已时发兵直取建康，天下可一举而定。裴叔业没有接受萧衍的劝告，于永元二年（５００年）正月投魏。北魏立即派元勰、王肃、奚康生南下接管寿阳。裴叔业在北兵渡淮前病故，否则他一定要后悔不该不听萧衍之劝了。
萧衍的主意早已打定。兄长萧懿解除益州刺史东还时，萧衍就说建康去不得，萧懿不听。萧衍在襄阳招募晓勇之士，积储战争物资，积极做东征的准备工作。
裴叔业降魏后，朝廷命崔慧景率水军讨裴。他不北上寿阳，而是回师打建康。这次是萧懿替东昏侯出力，在台城被围十二天之后击败崔慧景军，崔慧景逃走被杀。此时的东昏侯比以前更昏，经常到街上游走，每次出门，前面击鼓，听到鼓声的人家，都要离开，只留下空房子，来不及走避的，看见就杀。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他命人剖腹看是男胎还是女胎。有个老和尚生了病，不能走，躲在草丛之中，他命左右上百人，把他乱箭射死。这样一个昏君，萧懿为他效劳，忠得实在太愚。
他不出门游走，百姓也不安宁。他大兴土木，最著名的便是把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命得宠的潘妃在上面走路，叫做“步步生莲花”。赋役繁重到空前的地步，到处可以听到百姓号哭的声音。
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或随即废立，或回师历阳，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萧懿不听，受东昏侯任为尚书令，没有多少时候，便被毒死。他的兄弟侄子除一人被捕杀外，其余都避匿在百姓家里，但没有人出头告发。百姓怨恨东昏侯之甚，由此一例可知。
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得萧懿死讯，即与荆州刺史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东昏侯的兄弟）为名，立即在襄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三千只船很快就装备齐全。
永元三年（５０１年）三月，南康王在江陵即位，改元中兴，是为和帝。十月，萧衍大军进迫建康。十二月，城中内变，东昏侯被杀。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即位为帝，把齐中兴二年改为梁天监元年。萧衍就是梁武帝。他和南齐萧氏本系同族，不过不属一支。齐和帝与他的兄弟们难免一死，但是齐高帝和武帝的后裔倒有了出头的日子。《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就是齐高帝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在梁朝做过国子祭酒、吴兴太守等官。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齐末梁初，北朝是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之时，外戚高肇擅权是宣武帝一朝的特点。孝文帝尽管喜欢接近中州儒士，然而他晚年最信任的却是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和彭城王元勰。任城王澄支持变革旧俗，已见第三十八篇。彭城王勰是孝文帝的兄弟。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孝文帝出兵攻齐，使任城王澄主持留守事宜，使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二十二年，孝文帝在外地生病，彭城王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二十三年，他从南方北还，途中病重时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元勰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苦苦推辞，说这样会得到“震主”的名声，“取罪必矣”。他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魏书·彭城王传》及《通鉴》卷一四二）孝文帝想了好大一会，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太子，要他嗣位，让叔父辞官归隐。
彭城王勰的顾虑是不错的。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任城、彭城二王，彭城王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自己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防他搞政变。宣武帝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宣武帝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是理解的。也是尊重的。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有六个，他们是任城王澄、咸阳王禧、北海王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李冲已在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宋弁是补他的缺）。宋弁随即去世；元嘉因辈分受人尊重，和别人容易相处。王肃从南齐奔魏，极受孝文帝信任，因而在孝文帝死后就容易受人排挤。任城王澄并不是妒贤嫉能之辈，但是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罢了任城王的官，不久又派他到雍州去做刺史。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矛盾重重，靠他们去辅佐少主（宣武帝即位时十七岁），要办好国家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
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魏命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彭城王勰取寿阳的功劳回洛阳任司徒；王肃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景明二年七月，王肃在寿阳去世。这时洛阳的政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宗室诸王的地位一落千丈了。
少年天子最容易和辅政大臣发生冲突，如果有人从中挑拨，就更加容易发生问题。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初，咸阳王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人做自己出入时的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的叔父，说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于烈的儿子于忠是宿卫兵的将官，常在宣武帝的身边。于烈就叫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意外事变。北海王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向宣武帝揭发元禧专横不法的过恶，又说彭城王勰很得人心，不宜长期捕政。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咸阳王禧骄奢淫佚，贪赃不法，如上述索取羽林做仪仗队，显然是错的。然而，由一个人的问题而扩大到别人身上就不对了，至于把“得人心”当问题看待，更是荒谬之至。但是皇帝听得进这些话，因为他只着眼于一个“权”字，为了争权，就不分是非了。这种情形，历代常见，绝不是魏宣武帝一朝的特例。
宣武帝宣布亲政的举动是有点令亲王们害怕的。他命于烈带直阁（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禧、元勰、元详三人进宫，宣布亲政，勰依照高祖遗敕被解除职务（这是客客气气的）；禧进位太保（这是在升官的同时夺权）；详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重用）。
这天早晨的气氛非常紧张。领军带几十名卫士送亲王进宫，听到、看到的人都觉得像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都猜想是发生了宫廷政变。尚书张彝、邢峦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事后受到诏书切责。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详做宰相，少年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和外戚高肇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高肇以后专权多年，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宣武帝的舅父。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从平城往洛阳，在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原因是高氏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把她杀了，以后就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她以行为不端，于太和二十三年先被废黜，后遗诏赐死。宣武帝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都封公爵。三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宫，见了朝廷的排场，都慌慌张张，出了不少洋相（可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模样）。几天之中，就大富大贵，变成朝廷上的红人。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五月发生的咸阳王禧谋反事件，使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赵脩、高肇等的权势也因而上升。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的斋帅（诸侯王的护卫、服务人员）刘小苟又常常告诉他一些据传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皇帝的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妃子的兄长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五月中，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大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元通走了之后，他们反复商量，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叮嘱大家不要泄密后才散去。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元禧派人追元通回来，又没有追上。元通进了河内城，便释放囚徒，发给武器。宣武帝得讯，使于烈派人率卫士逮捕元禧。宣武帝亲自审问后，责令自杀，并处死同党十多人。元通也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宣武帝虽猜忌宗室，但是对北海王详还是信任的。元详把华林园的西部作为自己的别墅，常到那里居住。宣武帝也喜欢到那里去，同他饮酒作乐。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的主官）王遇见他有权有势，常常随他所欲，把公家的东西给他。于忠为了此事，曾当着元详的面，痛责王遇。元详因此对于忠不满，在皇帝耳朵里灌输于忠不可靠之类的话。宣武帝相信他的话，不叫于忠继续带宿卫兵，改任他为太府卿（管金帛财物的官）。
元详有本领排挤于忠，但是敌不过高肇。宣武帝杀咸阳王禧以后，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的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脩和北海王详两个，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前者是宣武帝的头号亲信，后者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物。扳倒了这两个，就可以取而代之。
赵脩原来是宣武帝做太子时的侍从，“不闲书疏”’（《魏书·恩律传·赵格》），大概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然而深受宣武帝信任。宣武帝即位后，让他做到从三品的散骑常侍。他在家中宴会，皇帝会带着许多王公贵族官僚去参加。他仗着皇帝宠信，横行不法。父亲落葬时，他毫无悲痛的神情，宾客在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观看戏乐。小人得志，总是会忘其所以，他连王公也敢欺凌，积怨日深，一旦爆发起来，就无法招架了。高肇利用众怒，把赵脩的过恶揭发出来。一向依附他的官僚怕遭连累，也争先恐后告发他的罪恶。景明四年（５０３年），宣武帝不得不把他交给尚书元绍审问，结果下诏打一百鞭，徙敦煌当兵。这一百鞭，由五个力气大的汉子轮流动手，实际打了三百鞭。这个家伙身体十分粗壮，吃了这顿打，还没有死，不过到底走不得路了。接着，把他缚在马鞍子上，加上一鞭，赶马飞跑。浑身是伤的赵脩经过八十里路的颠簸，终于死了。事后，宣武帝还怪元绍为什么不重新奏报一次，意思想免他一死。元绍说：“臣若不借此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要受万世之谤。”赵脩在朝廷中积怨之深，由此可见。
赵脩死时，已近年底。过了几个月，正始元年（５以年）四月，高肇的毒手又伸向北海王元详。他诬告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为逆乱”（想谋杀皇帝）。茹皓等四人都是宣武帝的侍从人员。茹皓善于布置园林，设计楼观；刘胄本由元详推荐，做到将军直周；常季贤长于训练马匹；陈扫静能为宣武帝梳头发。谋杀大人物，特别是皇帝，利用他的侍从来动手、是最有效的办法，何况四人中还有是由元详推荐的，所以高肇一告，不由宣武帝不信。他立即命中尉（管治安的官）崔亮弹奏元详贪淫奢纵，和茹皓等仗势贪横等罪，表面上不提“谋为逆乱”字样，用意想必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
这四个人在当天被抓，第二天即处死。茹皓的妻子是高肇的堂妹。这天，行邢的官员押茹皓到他家里，令他服毒而死。茹皓的妻子见丈夫到家，披头散发，便哭将出来，眼睁睁地看他死掉。他们不可能知道下毒手的就是高肇。茹皓这种人自然该死，而高肇的狠毒，实在比茹皓之流厉害不知多少倍。
北海王府当天被一百名虎贲（禁卫兵）围住，元详看了差官拿来的中尉弹文，心里有数，就说：“如果只有这点内容，毋须着急，倒是只怕另有大罪名横加于我！”果然，接着就有一辆车子把他押往华林园，看守起来。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处理办法。五月初，宣布将其免为庶人，送太府寺圈禁。不久，几个家奴想把他劫走，因密谋泄露，他哭了几声便死去。这自然是被杀害了。
北海王死后，高肇劝宣武帝加强防范宗室各王。宣武帝听他的话，派宿卫军官带兵驻守各王府第，从此亲王的处境几乎与囚犯相同。彭城王勰劝谏无效，他心中苦闷，只能闭门不出，与人不相往来。
高肇的气焰越来越高，他官居尚书令，娶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做妻子；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于皇后死后，进而立为皇后。于皇后死得很突然，当时人都说是被高夫人害死的。
永平元年（５０８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叔，彭城王勰等之弟）在信都称帝改元。这件事很复杂，有元愉本人的因素，如嫌自己的官职地位不及两个兄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有宣武帝和他的矛盾，如他因不爱妃子于氏（宣武帝于后之妹），被宣武帝打了五十杖，爱妾李氏也被于后打了一顿；但也有被高肇谗毁的因素。这次叛乱很容易平定，朝廷的军队很快就到达冀州。九月，元愉抵敌不住，逃遁被擒。宣武帝不想杀他，命把他押解到洛阳，但半路上被高肇派人把他杀了。
在元愉败死之前，彭城王勰，也受到牵连而遭杀害。长乐太守播僧固是彭城王推荐的人。长乐与冀州的治所都在信都，叛乱爆发后，潘僧固无法脱身，被卷了进去。高肇本来最忌彭城，多次向皇帝进谗，皇帝都不相信。这次他说起来就仿佛有根有据了，说彭城王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的少数民族。彭城王部下的魏偃、高祖珍被他收买，忘恩负义，出头做证人。宣武帝开头还不相信，见有证人，才信以为真，于是设下酒席，召高阳王雍、彭城王勰、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弟兄四人，以及老长辈的广阳王嘉和高肇赴宴。酒阑席散之后，他令各王分别择地休息，然后遣一名差官带了武士送上毒酒，逼彭城王自杀。彭城王不肯喝，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是有人诬告”。他再三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差官不肯，令武士用刀环击他。彭城王无奈，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在刀环的重击下，他只能把毒酒喝下。差官怕他不死，还命武士加上一刀。天明以后，只说酒醉去世，派人用一床锦被裹了尸体，送回府第。宜武帝还假装哀痛，企图掩人耳目。然而天下人谁不知道“高令公枉杀贤王”！
高肇直做到车骑大将军、司徒，名列“三公”（魏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之中。他爬到顶了，但摔下来也快了。
延昌三年（５１４年）十月，他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攻取益州。四年正月，宣武帝病故，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才六岁。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等商议，请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出来主持政事。
高肇接到幼君具名告哀并召他回京的文书，知道不好，但是无计可施，只得回京进宫。高阳王雍和于忠早已布置好，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拜先帝完事，就把他杀了。
高肇专权，从宣武帝亲政算起，首尾十四年，北魏的政治风气败坏已极。以后更是问题成堆，再也不可能恢复太和时期的盛世了。
四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在东晋、刘宋之际，也就是北魏初年，南北对抗，黄河沿岸的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四镇是必争之地。几十年后，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镇都变成了北魏的内地，这时南北对抗，重点在淮河一线。从西往东，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淮阴（今属江苏）是淮南四处重镇。南朝保有这几个重镇，淮南、江南可以高枕无忧。北朝争夺到手，就可以进而威胁长江沿岸，使建康的朝廷难以安稳。
北魏迁洛之后，就在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攻南齐的义阳、寿阳、赭阳、南郑等地，都没有得手。二十一年，再次攻齐，围南阳、新野，二十二年攻占两城，然而义阳仍旧没有得手。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昏君东昏侯杀害，向北朝上表投降。这对北魏无异于一个“天落馒头”，即使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十万大军前往，但嫌大部队步兵多，走不快，又再派奚康生领一千羽林骑兵赶往寿阳。南齐也立即派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去争夺。这时，魏军势大，崔慧景却志在推翻东昏侯，他便转过头去攻建康，结果，北魏不仅牢固地占有了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进而攻占了合肥。
景明四年（梁天监二年，５０３年），魏元英等攻梁义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以不满五千之众，从十月到次年（梁天监三年、魏正始元年）五月，杀伤了大量魏军。他病重将死时，把守城重责交给堂弟灵恩。灵恩守到八月上旬，因援军马仙琕部兵败，城中势穷力竭，才开城投降。义阳以南有著名的义阳三关：平靖关、黄岘关、武阳关，在今河南、湖北两省界上。三关守将见义阳已失，也都弃关逃走。梁朝只能在关南的南义阳设置司州，把防线移到今湖北省的境内了。
这时梁朝初建，梁武帝力争改变这不利的态势。北魏也企图扩大有利的局面。景明三年〔梁天监元年，５０２年），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本打算用十万兵在一百天内玫占钟离，后因无法征集所需粮食，只得作罢。但在以后两年中，魏军几乎不间断地攻略钟离及其附近各城：梁将姜庆真也于天监二年二月一度袭占寿阳外郭，其时魏任城王澄率军在外，太妃孟氏亲自登城指挥作战，一度出现很紧张的局势。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５０５年），梁武帝决心大举攻魏，使兄弟临川王萧宏任统帅，出屯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为洛涧入淮处）。这次梁武帝是用了全力的，军容之盛，北朝人士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不曾有过的。
有篇与这次战争有关的文章，即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写得十分优美，至今为人传诵。陈伯之是个反复无常的武将，南齐末任江州刺史，降萧衍；梁天监元年起兵反梁，兵败投魏，以后屡次从魏军攻梁。丘迟字希范，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当时在临川王宏手下做记室、咨议参军。他奉临川王命，写这封信招陈伯之反正。信写得文情并茂（不过陈伯之是个文盲，不但要让人读，且非解释不会懂），江南故土的风物何等美妙，陈伯之在梁的亲属如何受到优待，投降北朝如何不值得，很能动人：陈伯之被这封信打动，率众八千人投降（以后梁朝自然不让他再带兵了）。不过信里讲的“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却并不符合事实。这位亲王只有搜刮钱财的本领，家中藏钱三亿余万之多，胆却小得出奇。梁武帝用他做统帅，错得不能再错了。
天监五年的军事形势对梁非常有利。陈伯之归降了，张惠绍等攻克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昌义之等攻克梁城（今安徽寿县东），韦叡攻克合肥。当此之时，众将都想乘胜继续进攻，他这个统帅却作不出什么决断。接着得到消息，说魏将邢峦所率援军已经渡过淮河，与中山王元英联合，反攻梁城。他心中害怕，便召集众将，商议退兵。吕僧珍了解这位上爷的弱点，怕弄出大毛病来，赞成退兵。好几员大将大起反感，昌义之怒发冲冠，胡子都翘了起来，说：“吕僧珍可斩，焉有百万之师望风而退之理！”马仙琕更怒斥统帅本人，说：“大王怎么可出此亡国之言！”
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临川王见了众将激昂慷慨的神气，也不敢再提退字，只是下令：“不得前进，违令者斩！”
魏将奚康生派人向元英请求下令进兵，说：“梁军占领梁城以后，许多时候没有行动，一定是畏惧我军，大王只要进据洛水一线，敌军一定会溃退。”元英却主张慎重，他说：“萧临川虽则愚蠢，手下却有韦叡等良将，不可轻敌，只宜观看形势发展，暂时不要和他交锋。”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洛口一场暴风雨，军中发生了一些骚乱，临川王以为敌军乘风雨来袭，带了几个侍从，飞马逃走。军人寻不见主帅，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逃散。武器甲胄全被抛弃，伤病老弱，无人照顾，加上自相践踏，死伤不下五万人。临川王逃到江边，雇一条小船渡了江，深夜叩城门想进城，却被守城的临汝侯萧渊猷拒绝，只得等到天明，才得进城。昌义之、张惠绍得到洛口消息，都放弃收复的城池，引兵撤退。
这年的战争不限于寿阳方面，梁军在上游也在围攻义阳，洛口兵溃后，只得解围撤走。
梁武帝并不责怪兄弟，只命昌义之赶快去守钟离，防魏军进攻。这是预料得对的。十月，魏元英、萧宝寅果然进兵围钟离，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了。
钟离战役是一场苦战。元英预计在八十天内攻下钟离，他筹集了足够的粮食。邢峦本来奉命参加这个战役，他上表说南军长于守城，城壕水深，无法填塞，而且魏军兵力已疲，除非有内应，否则是打不下来的。他请求免予参加。朝廷就派萧宝寅代他。
元英和杨大眼等率军几十万人围攻钟离，昌义之所部守军只有三千人。魏军用车子装土填壕，步兵跟着车辆运土，铁骑紧跟在后，运土的人转身得慢了一点，后面的土倒下来，就连人带土掉下去。壕沟填满了，冲车往城墙上撞去，撞一下，掉一大块泥。守军也储备好大量泥土，撞坏哪里就补哪里。冲车撞得虽重，城墙仍岿然不倒。魏军日夜轮番攻城，前面的爬上去，掉下来，后面的接着再爬，没有人敢退却，死尸堆积得和城墙一样高了，但是仍旧打不进去。
梁武帝先命曹景宗领二十万大军救钟离。天监六年（５０７年）二月，又命韦叡领兵往钟离，受曹景宗指挥。韦叡接到命令，立刻从合肥出发，十天工夫就赶到了钟离城畔的邵阳洲。曹景宗见韦叡兵到，非常高兴，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洲在淮河中间，魏军在洲的两头造桥，使南北两岸联成一气，北岸的军需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南岸，补给攻城的军队。曹景宗军先到，已在洲尾安营筑城。韦叡军到后，在曹营前面，把城筑到洲上，离魏军的城只有一百多步距离。韦叡军中有个筑城专家冯道根，他骑着马在工地上一走，凭着马走的步数，就可以把需要的数据弄得清清楚楚。他指挥兵士连夜施工，天明时，营盘已经屹立在魏军面前，使元英大吃一惊。
曹景宗要守军心安，就派几个精通水性的兵士，潜水到城边，上岸进城，递送文书。城中知道援军已到，士气大振，打起来更有劲了。
元英想先打败援军，使勇将杨大眼率领一万多骑兵猛烈进击。杨大眼是氐人，力能搏虎，作战时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时人以为汉末的关、张也不见得及得仁他。南军的韦叡号称韦虎，然而身体瘦弱，从不骑马，坐在木质小轿里指挥作战，勇气和方略则都远胜一时众将。杨大眼指挥骑兵猛冲，他把车辆联结起来构成阵线，骑兵冲不进也冲不动。杨大眼指挥骑兵把车阵围住，他用两千张弩一齐发射，无论什么甲都挡不住，杀伤大量敌军。杨大眼右臂也中了一箭，只得撤退。第二天，元英亲自带队来攻，又被击退。当天晚上，魏军再次进攻，箭像阵雨似地密集向城上射来，韦叡坐在城上，沉着指挥。他的儿子韦黯请他下城避箭，他坚决拒绝。魏军白白地消耗了大量的箭，一无所获，只得又退了下去。
梁武帝定下火攻计，命曹景宗等加高战船，使与桥的高度相等，令两将分工，韦叡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里，春天水发，淮河一下子涨了六七尺。韦叡命冯道根等将校，乘战船进攻邵阳洲上的魏军，另用小船装草，浇上油，推上去烧桥。一时之间，风助火威，满天烟火，那些一下子烧不完的桥和木栅，也被勇士们拔的拔，砍的砍，很快都化为乌有。洲上的魏军走也没有走处，束手待毙，被梁军全部歼灭。梁军将士，人人奋勇当先，喊声震动天地。魏军大败，元英先逃，杨大眼也烧营撤走，所有的营垒陆续崩溃，武器甲胃，悉数抛弃，落水淹死的不下十多万人，梁军斩获的也有此数。韦叡派人进城通报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集，别的话都来不及讲，只是喊道：“复活了，复活了！”梁军追击，又俘获了五万之众，收集的军资粮食、武器、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刚愎自用的元英逃到梁城时，只剩下一人一骑。
淮南争夺战至此告一段落，但是远远没有结束。梁军虽胜，寿阳仍在魏军手里，这始终是梁武帝的心病。
天监七年（魏永平元年，５０８年），梁在上游方面也取得过短期的优势，但结果仍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这年秋冬之间，先是魏郑州（魏以义阳为邪州）司马彭珍叛变，引梁兵攻义阳，三关守将也都降梁。继之，悬瓠（今河南汝南）军主（军的主官，中古的军，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团或营）白早生利用群众痛恨暴虐的豫州（魏以悬瓠为豫州）刺史司马悦的情绪，杀司马悦，叛魏投梁。两三个月中间，从悬瓠到安陆一带，只剩义阳一城还在魏军手中。但是，这些叛将叛军没有多少战斗力，魏邢峦、元英等一到，他们就支持不住，很快都失败而死。梁将马仙琕的援军也抵敌不住，于天监八年正月放弃义阳三关。梁武帝派韦叡往救，韦叡到了安陆，立即加高城垣，开挖大堑。有人嫌他胆怯，韦叡不以为然，说做将军不能一味靠勇，该怯时就必须怯。他说的“怯”，其实是慎重，这是对的。这次他没有和魏军交锋，因为元英知道韦叡来了，便不敢再进兵。
在以后的几年里，淮南争夺战暂告停顿，到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５１４年），梁武帝用降将王足的建议，才决定建筑浮山堰，用淮水灌寿阳。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梁武帝派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祖冲之之子）去探察地形，他们都持否定意见，但是梁武帝还是坚持要干。
浮山在今安徽五河县东的淮河南岸，对岸有巉石山。筑堰的办法是从两面沿岸开始，向河中投土，逐步向河心推进，最后合龙截流，使上游水位抬高，淹没寿阳城。
这件事谈何容易。古人肩挑背负，至多用畜力拉车子，一车几百斤，至多上千斤，一车土倒下去，不等第二车到，那土早已被水冲走了。淮河边取的土，陈、祖二人都说沙土漂轻不顶用。梁武帝不信，硬要建造，除劳民伤财外，自然不会有其他效果。
当时梁武帝命康绚驻钟离，主持筑堰工程，徐、扬二州每二十户出五个男丁，役夫和战士共二十万人，从事兴筑。工程起初还算顺利，到十四年（５１５年）四月，眼看要完工了，被大水一冲，马上垮掉。道理很简单，冬天水浅，施工容易，但是并不结实，夏天发了大水，合龙处水流最急，自然马上冲坍。有人造谣，说是蛟龙兴风作浪所致，又说蛟龙怕铁。梁武帝就命把建康东、西冶（铁工场）的几千万斤铁器全部运去，投将下去，仍旧无法合龙。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斫树，把几棵树身做成并栏圈的模样，中间填满石块，上面再加泥土。这个笨家伙虽然比较有用，然而做起来难啊！沿淮上百里以内的树都斫光，木头、石头都用得精光，役夫挑担子，挑得肩部的皮肉都破了。夏天发生疫病，工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满天苍蝇，遍地蛆虫，工地成了人间地狱。几个月过去，冬天到了，天气严寒，淮河、泗水都结了冰，役夫士卒十之七八又都冻死。
北魏朝廷很为寿阳担忧。延昌四年（梁天监十四年，５１５年），先命杨大眼镇守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北），又遣萧宝寅领兵去破坏浮山堰。熙平元年（梁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正月，加派李平到寿阳，统辖各军。萧宝寅军攻浮山堰，被康绚击退。北魏打算大量增兵，派任城王澄南征。李平不以为然，说不需兵力，它自然会垮掉。
李平的估计完全止确。天监十五年四月，浮山堰落成。它长九里，下而宽一百四十丈（约四百米），顶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堰上种有杞柳，建有营垒。为了减少洪水冲击的力量，还凿开一些分流的管道：上游水位大大地被提高了，出现了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寿阳城浸在水里，居民都搬到山冈上居住，房屋坟墓都在水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北魏守将李祟在八公山东南早已筑好魏昌城，又在城西北的硖石搭了浮桥，来应付这个局面。
梁武帝此时想必十分高兴。然而好景不常，九月十三日，淮河暴涨，洪水冲垮了浮山堰。堰垮的时候，声如巨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沿淮河的城堡营寨村落和十多万人都被洪水冲到海里（按普通七年，５２６年，有“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的记载，胡三省注《通鉴》说“观此，盖淮堰复成也”。胡三省说恐不确，冲坍不会连底部冲光，残址会长期存在，水大时仍会抬高水位）。
梁朝没有再争寿阳的雄心了。北魏也进入了多事之秋（见下篇），淮南前线暂时平静无事了。
有几个人的下落不妨在这里提一下。梁的名将韦叡在梁武帝普通元年（５２０年）去世，年七十九岁。他字怀文，杜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应当列入古代著名军事家名单的人物。但晚年似乎许久不受重用，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曹景宗、马仙琕也都已去世，昌义之比韦叡晚三年病故。梁代前期的名将至此凋谢已尽。北魏的中山王元英、邢峦、杨大眼也比韦叡死得早。本篇中的一些人物到韦叡去世时差不多都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梁武帝还康健得很，他的日子还长得很。
四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笔者在上篇篇末说过，北魏在与梁朝争夺寿阳的斗争中，虽则保持了优势，然其自身却进入了多事之秋。这个多事之秋，前后不过十八九年，然而政争剧烈，战乱频仍，终于分裂为东、西二魏，实权分别落入高家和宇文家的手中。这段历史，该从胡太后临朝说起。
胡太后是肃宗孝明帝的母亲，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进宫生了孝明帝元诩后，从承华进位充华。按照旧例，太子的生母如果不是皇后，是要杀掉的。她却得宦官刘腾、尝食典御侯刚与大臣于忠、崔光等设法保护，逃过了这一关。延昌四年（５１５年），孝明帝嗣位后，她先被尊为皇太妃，再进为皇太后。
孝明帝嗣位时只有六岁。正月即位时，朝中作主的是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和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他们请出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参与决策，接着又把清河王怿、广平王怀请出来担任重臣。到了九月间，因群臣的奏请，胡太后临朝听政，权力的分配随即发生变化，于忠被逐出了执政的圈子。
于忠是名将黑矟公于栗磾（刘裕写信给于栗磾，因他使黑杆的矟，故被称为黑矟公）的曾孙，为人专横粗暴。他既领门下（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政令所出的机关），又总宿卫，权力特大，诏令生杀都归他一把抓。休说一般人，连亲王们见他也怕。他这样做，结果孤立了自己。太后临朝后，不顾他的旧恩，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的官职，后来一度调任外官。
亲王之中，任城王澄的辈分最高（孝文帝的堂叔），见识也最高明，对政事的利弊得失都很了解。熙平元年（５１６年），他深感北边镇将不得其人的危险，要求重视这问题。胡太后不能用。七年以后，六镇起义爆发，证明了他的看法确有道理。胡太后兴建永宁寺（九层浮图高九十丈，塔尖又高十丈[当时每尺约合２９．６厘米]），增修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迁都洛阳前后始建），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人民劳役负担很重。百姓逃避赋役，很多人家绝户做了沙门（和尚），这对国家的财政收人很有影响。任城王为此上表，请减轻人民劳役负担，引“章台丽而楚力衰（指春秋时楚灵王兴建章华宫事），阿宫壮而秦财竭”为教训。但是胡太后对他尊而不信，优诏答之，却不照他的意见去做。神龟二年（５１９年），任城王澄去世，年五十三岁。朝廷少了一个肯讲话的老臣。
崔光原名孝伯，字长仁，东清河鄃县（今山东淄博东南）人，是朝廷重臣。他对胡太后和孝明帝，遇事未尝不谏，但说话并不激切。他为人如此，所以在政海波澜之中，绝不会覆没，从于忠到元叉，都不得罪，也都受尊重。他平平安安地通过神龟三年（５２３年）的政变（见下文），到正光四年（５２３年），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当时确是高龄）去世。他是目睹北魏逐渐烂下去而不认真抢救的人物。
胡太后临朝的初年，北魏已经现出衰乱的苗头，元澄讲的北边镇将问题即是其中之一。神龟二年，羽林、虎贲大闹尚书省事件又是其一。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要求修改选法，不让武人担任清要的官职。消息传出后，洛阳城里到处议论，羽林、虎贲在街上立了榜（张贴通告），定期集结，宣称要杀张氏全家。张彝父子以为不过是虚声恫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羽林、虎贲近千人在尚书省前大闹大骂，指名要找张仲瑀之兄左民郎张始均，没有找到。他们用砖瓦石块打尚书省大门，竟没有人敢出来禁阻。他们在这里闹了好大一会，然后向张家出发，一路上拾取柴草等可燃材料，收集木棒石块做武器。到了张家，冲进府里，把张彝拖到堂下，任意打骂，又放火烧屋。张始均已爬墙逃到外面，又返回进去向乱党叩头，请他们饶父亲性命，但被他们抓起来丢到火里烧死。张仲瑀身受重伤，总算逃脱一命。张彝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终于身死。事后，胡太后只杀了为首最凶横的八个人，其余一概不问，而且下诏大赦，宣布准许武官依年资人选，不加限制。这次事件，事前已经立榜定期，朝廷有关部门丝毫不加禁阻；事后从轻发落，而且屈从闹事者，法纪荡然，这是天下将乱的朕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