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２５６～３１１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３０４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２４０～２４９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２３２～３００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２１７～２７８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２３９～２９４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陆机字士衡（２６１～３０３年），弟陆云字士龙（２６２～３０３年），二陆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他们的父亲陆抗在吴末镇守江陵时，与晋襄阳守将羊祜既对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还传为美谈。陆家是吴郡吴人，因陆逊初封华亭侯，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今人又说陆家是上海人。吴国亡后，机、云兄弟在华亭住了几年。其间，陆机在这里作有《辩亡论》，论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与父的功业，同时对江东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优秀及江山之险要等，也都讲得清晰透彻，是一篇极精彩的文章。
太康末年，机、云二人到了洛阳。张华久闻二陆之名，见了面就高兴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阳人卢志却当着许多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是什么关系？”当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时是极为无礼的举动。陆机当即回敬他道：“同你与卢毓、卢珽一样。”卢志听了，做声不得。事后，陆云对兄长说：“异国路远，也许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当场下不了台。”陆机说：“祖父和父亲的威名远播四海，怎么能说不了解！”世人以这事为根据，认为陆机的才识在陆云之上。
二陆声名虽高，然诗篇只以辞藻华丽见长，佳作不多。但是陆机的文章实在是好。除《辩亡论》外，如《豪士赋序》（刺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序》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之作。文字骈散结合，极一唱三叹之妙，陆机还有一篇《文赋》，是文学批评的早期著作。
二陆于晋初不甘寂寞，屡有建功立业之心，结果为奸人所谗，都遭冤杀，详见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安，字安仁（２４７一３００年），少时因姿容秀美，出行时，妇女掷果满车。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他工于叙哀，所作《悼亡诗》有“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之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赵王司马伦得势时，他被司马伦的亲信诬为与石祟谋乱面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诗文也有名气，但其实并没有精采的作品。
左思字太冲（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年），是有名的《三都赋》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吴的都城。他构思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对蜀中情况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请教。他在家中到处放上纸笔，连厕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马上写出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这篇文章写好。完成后，洛阳人争相传抄，纸张因而涨价。“洛阳纸贵”一语便由此而来。其实这种文章一味堆砌，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不过，相比其文，他的诗却写得极好，其《咏史诗》就堪称杰作。
在诸王争权的初期，左思因谢绝齐王司马冏任之为记室（秘书）的成命，从而没有被卷入政争的漩涡，得以善终。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晋武帝曾把她选入宫中，选拜修仪，后为贵嫔。左思貌丑口讷，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宫里，实际上是个女秘书。
晋初能文善诗的人有许多，笔者不可能悉为列举，但还有两位，却决计不可省略，他们就是蜀中学者谯周的弟子陈寿、李密。
陈寿字承祚（２３３～２９７年），他入晋后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另一件是编撰了《三国志》。《三国志》虽稍简略，但仍不失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誉。
李密字令伯（２２４～２８７年），晋初，他因祖母年老须奉侍，不肯从命入朝，写了一篇《陈情表》。这是一篇为历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有人评道：“语浅而情深，事曲而笔达，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来，墨痕泪渍，狼藉行间，千载读之，亦且感泣。”（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录江山渊评语，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李密后来做过汉中太守，又因故罢官。他是入以文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不见得会为后入熟知。
西晋初年，还有许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时做过太医令。他所撰著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
皇甫谧字士安（２１５～２８２年），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号玄晏先生。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专著。他还撰有《帝王世纪》，是一部古史专著，然其内容不太可靠，后人信以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讹传讹了。
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俩都是大学者。裴秀字季彦（２２４～２７１年），西晋开国后，历任尚书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学，主持撰成历史地图集《禹贡疆域图》。在编制过程中，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原则，即：分率（按比例表达区域面积大小）、准望（确定各地的坐标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间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禹贡疆域图》虽已亡佚，但这套理论却留传了下来，也为后人所师法、借鉴。
他的儿子裴頠，字逸民（２６７～３００年），反对崇尚虚无的风气，著有《崇有论》（见《晋书》本传）。王衍、乐广同他辩论，都驳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树，可惜在三十四岁的盛年，便在政争中被杀害了。其事另见第五篇。
灭吴大将之一的杜预，字元凯（２２２ ～２８５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晋武帝曾问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传》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长期保持着对《左传》注释的权威地位。清代学者对群经都有胜过前人的新注，但于《左传》独付阙如。而仪征刘文淇与其子及孙，三世续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只写到襄公，没有能够完成。现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才由杨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传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传》字数达二十万左右，比群经都多，注释的工作特别繁重。杜预在治军从政之暇，竟能完成此书，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当之处，如他据《司马法》，认为春秋时车一乘，始终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类的误断，但对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绝不可以苛求的。
杜预还主持过黄河孟津处的建桥工程。当时有人认为，自殷周以来，历代都曾有建都于此的，而从来没人造桥，此举一定难以成功。可他说：“古人云‘造舟为梁’，就是河桥。”后来他果然造成了河桥。还有，古人多厚葬，密县邢山上有郑大夫祭仲或子产的古墓，他议论说，此墓的寝宫塞其后而空其前，这是表示中无随葬珍宝，故而无人盗掘。由此他遗嘱子孙，令其照此办理，以利身后。他的识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般人士。
魏末参与灭亡蜀汉的卫瓘，还有他的儿子卫恒、侄女卫铄，都以书法著名。卫瓘字伯玉（２２０～２９１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善草书。卫恒字巨山（？～２９１年），草、章草、隶、散隶，四体皆工，并著有《四体书势》。他们父子都在政争中被贾后杀害。卫铄（２７２～３４９年）嫁与江州刺史李矩，世称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
三 徙戎论
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２５１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２６９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民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赛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２７７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１２０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２５０克，１２０斤约相当于３０公斤；一石为１２０斤，九石即相当于２７０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己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面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睡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２９４年），匈奴人郝散在谷（榖）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黯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２９７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２９８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生性痴呆，是个白痴皇帝。他听到人家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便说：“何不吃肉糜？”这是个千古流传的大笑话。
既然是个白痴，当初武帝为什么还要立他做皇太子？皇帝一般都有一群儿子，武帝也不例外，共有二十六个。“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就有他的三个儿子在内。他们是楚王司马玮（以下称楚王玮，余亦照此，以省“司马”二字）、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惠帝之后，也做过皇帝（怀帝）。他们都不痴不呆，如能继位为君，总要比惠帝好得多吧。
但上文说过，惠帝是武帝头一个杨皇后的亲生子（第二个杨皇后没有子女）。这位杨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幼时夭折，惠帝是次子，还有一个是秦王司马柬。这时，依次序立太子，当然应该立司马衷。但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智力水平，似乎既有点了解又不大了解，因而对他进行过一次考核，即叫他对一些政事拟出批文。贾妃即使人代他起草。此人就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旁边有个精明的家伙说：“这样不行，陛下一眼就看穿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以引用它书。”贾妃就改命此人起草，他果然写得既浅显又明白。太子照抄不误，缴了上去。武帝看了，心中大喜，觉得这个儿子事理还算明白。可他实在蠢极了，怎么就想不到有“枪手”，他自己不是也曾用过此法吗！（见第一篇）
另外还有一层。惠帝和谢才人生有一个儿子司马遹。这个孩子玲珑乖巧。五岁时。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察火势，这孩子拉着祖父的衣襟，要他退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说：“深夜发生意外事件，应该提高警惕，不可让火光照见皇上。”武帝见孙儿有这等见识，高兴极了。他以为儿子虽笨，但考虑到以后孙子继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可他又想错了，这个孩子并非贾妃所生，将来的地位怎么会有保证呢！
贾妃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黑又丑，做太子妃时，就曾在宫中杀人。有一次，她发觉一个宫女有了孕，勃然大怒，拿起一支手戟掷去，致使宫女受伤流产。武帝知道了，大为光火，决定把她废黜。这时，贾充早已死了，但杨、贾二氏的党羽仍在，杨珧（杨骏之弟）、荀勖都帮她说话，杨珧甚至说：“陛下难道把贾公闾忘了？”武帝的耳根最软，听了他们的话，火气便消了。
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武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当年改元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当时杨骏大权独揽，可能就是他的主意。
杨骏是个蠢人。他要专权，又怕人害他，他最怕的是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武帝临终前，本来想使汝南王亮与杨骏一同辅政，但昏迷之中，诏书被杨皇后做了手脚，变成了命杨骏独自辅政。汝南王亮怕杨骏害他，在城外安营，要求过了武帝丧事，再到许昌就早已任命的督豫州诸军事的职务。有人却去报告杨骏，说汝南王要动武讨伐杨骏。杨骏害怕，就告诉杨太后（原武帝之杨后），要惠帝写一道诏书，命司空石鉴率领守卫武帝陵地的军队讨伐汝南王。这次，若非石鉴稳重，未曾轻易听命，可能就会闹出大乱子。但汝南王亮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和廷尉何勖商议，何勖说：“如今朝野都归心于公，哪有公不讨人，而怕人家讨伐的道理！”他劝汝南王亮主动夺权。可汝南王亮生性胆小，不仅不敢发动，还连夜赶赴许昌，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此之前，杨骏之弟杨济不以兄长的意旨为然，曾劝他挽留汝南王亮，但杨骏不听。晋朝宗室强盛，外戚若能与宗室合作，天下就可能安宁。杨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杨济就估计到，以后杨家的门户是难以保全了。
杨、贾两家也有矛盾。杨芷（第二个杨后名）和贾南风在宫中已相处了十多年。杨芷每见贾南风有些过失，为爱护起见，常加劝告。贾南风下知她的好意，还怀疑她会在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反而怀恨在心。杨骏则深知这个做了皇后的女人阴险毒辣，每次拟定了诏书命令，给惠帝看过后，就送到里面再给杨太后过目，然后随即施行，中间不让贾后有插手机会。贾后对此当然不满，也就更加嫉恨杨家。另外，贾后还有一块心病，她自己没有儿子，谢才人生的司马遹已经十三岁了。她不能不同意立这个孩子做皇太子，也就不能不同意把他的生母升做淑媛，而她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让他们母子见面，以待将来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元康元年，贾后发动政变，杀死杨骏兄弟，废黜杨太后，逼她活活饿死。详情如下。
贾后知道，杨骏对宿卫将领孟观、李肇一向礼数不周，二人心怀怨恨，她便使宦官董猛，与二将密商，准备发动政变。同时让李肇联络汝南王亮，要他起兵反杨骏。汝南王不肯，李肇就转而联络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玮。楚王玮是惠帝的兄弟，年方二十，是个好勇斗狠，喜欢揽权的少年王子。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向朝廷要求入朝。杨骏了解他的性格，本来对他就不大放心，见他要求入朝，立即同意。他以为楚王玮到了京师，便于控制，却没有想到他是来造自己的反的。
元康元年二月，楚王玮到达洛阳。三月初八晚上，孟观、李肇向惠帝诬告杨骏谋反，贾后立即写好诏书，以此罢免了杨骏官职，同时宣布戒严，命东安公司马繇（司马郎之孙）领殿中兵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玮领兵守卫司马门（皇宫的外门）。杨骏的外甥段广官居散骑常侍，就在惠帝身旁，他跪下求道：“杨骏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请陛下明察！”惠帝听了，呆木木地一言不发。他扮演的是一个傀儡的角色，本来就做不了主。
杨骏在府里听到宫中发生变故，即召集众官到府商议。主簿朱振主张发动反击，火烧宫城的正门云龙门，造成声势，再打开宫城的东门万春门，拥护皇太子，引东宫卫兵和京城驻军进宫，责令殿内人员交出祸首。他说：“除此以外，别无办法。”可怜杨骏内心虚弱，哪里有应付非常事件的魄力。他不发一令，只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工程费用很大，烧了可惜！”众官听了，知道无法挽救，纷纷散走，把杨骏丢在府里等死。
杨骏是有兵可用的。京师有前、后、左、右四军。左军将军刘豫是杨骏的党羽。杨骏不立即抓这支兵，事变时刘豫连杨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遇见右军将军裴頠，就向他打听杨骏的去向。裴頠是贾家的近亲，骗他说杨骏已出城逃走。刘豫也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问：“那我该怎么办？”裴頠说：“该到廷尉（大法官）那儿去听候处分。”刘豫一听，就离开军队走了。不多一会，诏书下来，命裴頠领左军将军，守卫万春门。这时，东安公繇所领的兵还没有出宫城，可见杨骏若有决断，及早用这支兵，就有打进宫城争取主动权的可能。
杨太后得讯，写帛书射出，号召“救杨太傅者有赏！”贾后借此声称太后参与谋反，命东安公繇立即领兵出发。他到了杨府，不知虚实，就先放起火来，又命弓箭手从高处向府里乱箭射去。杨骏的卫兵被堵在里面，只能躲起来避箭，不敢抵抗。杨骏逃到马厩里，结果被兵士搜出、乱刀砍杀。孟观等也捉拿了杨珧、杨济么及段广、刘豫等人，都全族夷灭，一共杀了好几千人。
第二天，贾后矫诏，命太后移宫，太后母（杨骏妻）庞氏免死，并与太后同居。她一步紧一步，唆使臣下上奏，先是准请废太后为庶人；再准奏庞氏不得免死。可怜这个杨太后，当时抱住母亲，哭哭啼啼地向贾后称妾，哀求免其母一死：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庞氏终于死在贾后的刀下。次年二月，杨太后活活被饿死在金墉城（洛阳西北角的小城）的冷宫里面。
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序幕。
接着，贾后又以惠帝诏书征汝南王亮入朝任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一同辅政。惠帝虽是个白痴，但贾后不能一下子就走到前台，也不便一下子让贾家人出任最高的官职，所以她搬出这两个人来过渡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既是辈分最高的宗室成员（司马懿的儿子），又是杨骏的政敌；一个是晋廷资格最老的元老重臣。其实，贾后又何尝想让他俩一直干下去。卫瓘当年曾佯装酒醉，拍拍武帝的坐椅，说：“此座可惜！”武帝懂得他是说太子不堪重托，因面才有出题考核太子之事。贾充曾使人把此事情的起因通知女儿贾南风，说：“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为此贾后怀恨已久，如今把他捧上高位，正是为以后好将他一跤掼杀。
楚王玮和东安公繇是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前者被任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掌握一部分兵权，后者升为东安王。他们和贾后的族兄车骑司马贾模、堂房舅父右卫将军郭彰，妹子贾午之子贾谧（贾午的丈夫叫韩寿，贾充没有儿子，使外孙改姓贾）都参与国政。
这一伙人的相互之间很快就产生了裂痕。东安王繇只做得半个多月王，即以“谋废贾后”、“专行诛赏，欲擅朝政”的罪名，被罢官，远谪东北边地。他的罪状未必是实，大概是居功自傲，和贾后及汝南王亮都有点摩擦，所以先遭贬逐（此人后来还任尚书左仆射，后因劝成都王司马颖迎天子请罪，为颖所杀）。
楚王玮的为人前面已经提到，这时他有了点兵权，格外飞扬跋扈。汝南王亮和卫瓘都看不惯，想夺他的兵权，劝他还是回到封地去的好。楚王玮就竭力靠拢贾后。他的心腹岐盛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向贾后告密状，说汝南王亮和卫瓘要谋废立。贾后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借楚王玮的手，来除掉这两个老头子（汝南王在司马懿的九个儿子中排行第四，司马懿在公元２５１年就死了，所以汝南王的年龄至少在六十以上。卫瓘这年七十二岁）。
六月，贾后使白痴皇帝亲手写道诏书，命楚王玮“免亮及瓘官”。楚王玮便连夜动手，除出动所领北军外，又假传诏书，令城内外各军一律听他指挥。
这几乎是重演了三个月前杨骏遇害的场面。
楚王玮派两队人马分别开往亮、瓘二人的府第。
汝南王府的帐下督（卫队长）李龙发觉情况异常，立即进内堂禀报，请求发令抵抗，汝南王亮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不多一会，李肇等率领的兵士已经爬登墙上，大声叫喊，汝南王亮这才大惊失色，说：“我并无贰心，何至于此！”他令人问：“诏书何在？请拿来观看，究竟怎么讲法？”李肇等不予理会，只催兵士打进去。长史（秘书长）刘准见如此情况，说：“他们不肯出示诏书，必是奸谋，府中兵将不少，可以决一死战。”但汝南王亮不听，李肇等冲进内堂，汝南王亮和世子司马矩都被拿下，立即处死。司马亮临死叹道：“我的赤心可以破示天下！”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一点，诏书只说“免官”，没有说逮捕，更没有说“处死”。是不是楚王玮或李肇等做过头呢？不然，从贾后到李肇等，他们都是一致的。不过，贾后阴险，楚王玮粗疏，诏书不写明白，事后好一古脑儿推在楚王玮身上，借此把他一并除掉。这是一石二鸟的计策，史书上没有说穿，但明眼人一看，心里自然明白。
卫瓘家里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不过死人更多。卫瓘的左右也主张抵抗，同时上表核实，如确有处死命令，再束手就戮。但卫瓘也不肯听。他有个旧部荣晦，因有罪被他斥革，这次也前来参与抓捕。他知道卫瓘子孙的名字及人数，进去后指名搜捕，结果连卫瓘本人，共抓到九人，悉数杀死。幸其孙子卫璪、卫玠当时不在家里，不曾遇害。
一夜乱后，楚王玮的心腹岐盛就劝其主子，应乘兵权在手，将贾、郭两氏也一起除掉。这个粗莽的主子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楚王玮顿时陷入了绝境。
原来，时任太子少傅闲职的张华，次日见天色已明，即去找贾后的亲信宦官董猛，要他转告贾后：“楚王杀了二公，天下威权将完全落到他的手中，可以用‘擅自杀人’的罪名把他杀掉。”贾后本有此意，当然深表赞同。但这时情势仍极混乱，她也不知该如何收拾局面。于是张华就又献计，请惠帝派殿中将军王宫，手执“驺虞幡”当众宣告：“楚王矫诏，将士切勿听他的号令！”驺虞见《诗经·召南·驺虞》，据说是一种不吃活物的仁兽，晋朝用画有驺虞的旗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令旗。将士听了，都丢掉武器，四散奔走。楚王的左右都跑光了，他光杆一人，很快就被捉拿。六月十三日，他被绑出去杀头，那张密诏还在身边，他一边哭，一边把那张青纸拿出来给监斩官看，说：“我也是先帝的亲生骨肉，怎么会让我遭此奇冤！”可他悔之晚矣。他的亲信岐盛也全族都被处死。
这次六月事变是“八王之乱”的第一幕，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高潮，死了八王中的两个王——汝南王亮和楚王玮。
事变之后，贾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作出了许多安排。
她把汝南王亮和卫瓘之死的责任推在楚王玮身上，追复汝南王亮的爵号，并追封卫瓘为兰陵郡公。并因卫瓘的女儿鸣冤及其属吏刘繇等的上言，把荣晦全族处死。
贾后任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散骑常侍和侍中都是参与议政的官。她和贾谧商量，决定倚重众望所归的张华，任他为侍中、中书监，又用裴頠为侍中。朝中政事，主要由贾模和张、裴三人负责。贾后对张华很倚重，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政局比较平稳。
贾谧奢侈豪华，但是爱好学问，喜欢结交士大夫，其中才学尤为优长的有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二十四人。另外还有大富豪石崇，是司马氏开国功臣石苞的儿子，他在当时也号为有才气的人物。但传到后世的，却以与外戚王恺斗富一事最为人所熟知。这还是武帝在位时的事情。武帝给王恺一支两尺来高的珊瑚树。王恺以为石家不会有这样的奇珍，故意向石祟炫耀。石祟随手用铁如意把它打碎。王恺急了，与他争吵。石祟却说：“这种东西何足为奇。”他命左右把所藏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的竟有六七株，光彩夺目。贾谧的豪富奢华，具体情况不清楚，大约总不及石崇，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吧。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在六月事变以后，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基本上是政局稳定、贵族官僚歌舞升平的时期。“八王之乱”的第二幕，要到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才因废太子遹而爆发出来。
五 皇族大混战
晋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贾后与太子遹的矛盾激化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太子被废为庶人，而这一结局又导致了宗室诸王的纷争，引起了从永康二年（３０１年）到光熙元年（３０６年）的皇族大混战。
贾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常劝女儿善待太子。她见贾谧与太子口角争执，总是责备贾谧。她还想把外孙女（韩寿、贾午的女儿）嫁给太子，但贾后和贾午都不肯。临死之前，这个老太太还再三叮嘱女儿好好对待太子。她是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可惜贾后一点也听不进。
贾后嫁了个白痴皇帝，自然很不乐意。她和太医令程据私通，又使人到外面诱骗青年男子，将他们藏在箱子里，送到宫内，与自己淫乐。这些男子除个别外，为防泄密，事后多被杀害。
贾模对贾后的行为非常不满。他担心一旦出事，自己也要遭殃。他多次同她讲明利害关系，非但丝毫无效，反而引起她的反感，对他日益疏远。
裴頠对局势也很担心，他甚至于同贾模、张华商议，要采取非常手段，废黜贾后，立太子的母亲谢淑妃为皇后。但贾、张两人都以为不妥，他们认为倘使皇帝不以为然，怎么应付，又怕宗室诸王势力强大，如果他们参与进来，会引起大祸。裴頠承认他们说得对，只认为照贾后这样胡作非为，恐怕随时会出乱子。但张华不这样看，他说：“两位和中宫（指皇后）都是亲戚，不妨随时劝诫，庶儿不致造成大错，那么天下不会大乱，吾辈总可以优游卒岁吧！”张华是晋初智谋出众的人物，这时却以为眼前尚无大碍，自己估计余年无几（张华时年六十八岁），可以平安度过，又不肯急流勇退，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后人不能不为之叹惜。
太子左右也有人主张先下手为强。东宫有左右前后四个卫率，所统兵员有万人之多。照左卫率刘卞的意见，只要张华肯作主，用东宫兵力拥太子进宫录尚书事，废贾后，把她押进金墉城，只需要两个宦官就可以了。但是张华不赞成，他推说没有听见过贾后有废太子的打算，又说废后夺权是无君无父的不孝行为。太子本人也不听左右废后的主张。刘卞的意见不久就传了出去，他被调任外宫。他料想贾后不会放过他，就服毒而死。据宋元之际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估计就是张华揭发了他，否则贾后不会不追究闻而不告之罪。这个估计是合乎情理的。
贾后决计对太子下手了。这年十二月，她诈称惠帝患病，召太子入内。太子进了内宫，贾后不见，却令宫婢陈舞诈传惠帝的命令，逼他喝下三升酒。太子说喝不了那么多酒，陈舞说不喝就是不孝。太子无奈，勉强喝了下去，就此大醉昏迷。贾后已经使潘岳起草了一封太子给惠帝的“密件”，内容有“陛下当自了，不自了，吾当人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刻期两发……”等话。她派一名年小的宫婢，拿了纸笔，说是惠帝命他照抄一份。太子在昏迷状态中，也不明白是什么内容，照式写了。他醉中握笔不稳，认字不清，笔画也写得不全，根本无法辨认。贾后把笔画补全，拿去给惠帝看，说这是太子劝父亲杀贾后的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