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统一了。
北周建德六年是陈宣帝（陈顼）太建九年。太建五年（５７３年），陈乘北齐衰败，使吴明彻等攻齐，收复淮南。北齐亡后，宣帝又想争徐、兖二州，十月，命吴明彻北伐，围周彭城。陈军利用水道交通线，由淮河通泗水（清水〕。十年正月，周王轨率援军南下，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用铁锁联结几百只车轮，放到泗水河道里，堵住陈军归路。陈将萧摩诃劝吴明彻乘王轨布置没有完毕的时候，发动进攻。吴明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肯听从。十来天后，王轨布置完毕，水路断绝。萧摩诃再劝吴明彻领全军突围，他率铁骑前后护卫。吴明彻知道，照这个办法，他本人可以脱险，但步兵的损失一定很大。他决定亲自断后（这时他正身患重病），命萧摩诃的骑兵当先突围。结果，萧摩诃冲出了重围，吴明彻和所部三万人在淮口却全军覆没。吴明彻被俘后，不久就在北方病故。陈朝没有达到扩大版图的目的，又受了重大损失。次年，周韦孝宽伐陈，占领淮南全境。南北强弱的对比，较前更甚。北朝统一中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然而，统一还得等二十年以上。其原因就完全在北朝内部了。
周武帝进了邺城。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便命家人把大门内外扫干净。家人觉得奇怪，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周朝天子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周武帝一向知道熊安生博通《五经》，慕名已久，果然。很快亲自登门拜访。还不让他下拜，坐谈多时，厚加赏赐。原北齐中书李德林素有文名。武帝派人到他家里说：“平齐之利，惟在于尔。朕本来担心尔跟齐王东走，如今知道不曾走，非常高兴，可以赶快来见。”使者引他进邺宫后，武帝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询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一直谈了三天。武帝回长安，把李德林也带回关中。武帝曾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以前只听见李德林的名字，看到他为齐朝做的诏书檄文，在我的心目中，仿佛是天上的仙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替我写文书，高兴极了。”
这不是宇文岂钦佩李德林个人的问题。晋南北朝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声教文明比关中先进。宇文氏以弱御强，为维系追随他们的鲜卑人，否定了魏孝文帝改革旧俗中一些为六镇鲜卑人不满的措施，又穿起胡服，恢复原来姓氏，甚至使汉人大姓也改用鲜卑姓。这种矫枉过正，对统一不利。灭齐统一北方后，其势非恢复汉魏旧制不可（这里复古即是维新），尊重任用熊安生、李德林正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建德七年（５７８年）六月，周武帝死，年仅三十六岁。太子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周宣帝。周宣帝大成元年（５７９年），元旦朝会，君臣改穿汉魏衣冠，是这个趋势没有因武帝去世而中断的证明。但宣帝不是一个能够发展这趋势的领袖人物，他连做一个平庸的君主也不合格。这有几个例子。其一，他忌宇文宪有声望，便无故把他杀害：其二，他做太子时，曾屡受父亲训责，故其父死后，他一点也不悲伤，而且骂道：“死得晚了！”王轨以前在武帝面前讲过他的过失，他也把王轨杀死。其三，他不准人有“天”、“高”、“上”、“大”等称，官名上有这些字样的都要改掉。其四，他动辄打人，公卿以下常被鞭打，后妃宫人也受杖背。他出入无常，侍从人员一直处于紧张的待命状态，无法忍受。
他做了几个月皇帝，不高兴做了，便于大成元年二月传位给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宇文阐就是周静帝。宣帝不称太上皇，另外创立一个名称，叫“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５８０年）五月，天元皇帝病故，年仅二十二岁。静帝更是只有八岁。朝廷实权落到天元杨皇后（天元有五个皇后，静帝是朱皇后所生）的父亲隋公大丞相杨坚手里。相州总管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都先后被杨坚解决。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了。十二月十二日，周下诏，改姓的一律复旧，杨坚才从普六茹坚改回叫杨坚，十三日，以杨坚为相国，进爵为隋王。
次年（５８１年）二月，又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悲喜剧。杨坚改周为隋，改元开皇元年。杨坚就是隋文帝。至此北周亡，共五帝、二十五年。
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军灭陈，南北统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评说隋文帝的功过，不属本书范围，不过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杨坚平了尉迟迥，就焚毁邺城；灭了陈国，就平荡建康的城邑宫室，这真是作孽！
五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陈霸先是个有作为的人物，但是他创立的陈朝，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王朝。陈氏集团的基础太差，周围的环境又太险恶，所以尽管能一时立住脚跟，但江东王气终究难以维持长久。
陈武帝立国之初，长江北岸是北齐的势力范围；西北有北周和后梁，荆襄全属敌境；而江南内部还有若干不愿与他合作的势力，如缙州（今浙江金华）留异、临川（今江西抚州）周迪、闽州（今福建）陈宝应、湘州（今湖南）王琳等。王琳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陈霸先受禅前，曾以梁敬帝的名义征他入朝，他拒不应命。陈霸先命侯安都、周文育领兵讨伐。永定元年（５５７年）陈霸先受禅时，两军还没有决战。侯安都得到消息后，叹道：“这么一来，我师出无名，一定要败了！”他料得不错，沌口（今武汉市汉阳东南）一战，陈军大败，侯、周二将和裨将周铁虎、程灵洗都成了俘虏。王琳把军府移驻郢州（今武汉市），所部进占江州。永定二年（５５８年），王琳立梁元帝的孙子萧庄做皇帝，俨然和陈朝唱起对台戏来。相持到八月中，王琳才接受陈武帝所派说客的劝告，退回郢州。他之所以肯退兵，其实是由于后梁乘虚袭取了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被俘的将官，除周铁虎被杀外，侯、周、程三人总算逃还陈军。
永定三年六月，陈武帝去世，其时距王琳撤兵不过十个月。江陵陷落后，陈武帝原在梁元帝处做“质子”的儿子陈昌和侄儿陈顼即被西魏军带往长安。这时只有另一个侄儿陈蒨（陈顼之兄）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而惟一的旧将侯安都（从前篇已知，陈氏初起时，旧将不过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三人，杜已死，周不久前又为叛将熊昙朗所杀）则成为决策大臣，这个朝廷可谓寡弱之至了。
王琳知陈武帝已死，立即准备再举进攻。十一月，兵进大雷（今安徽望江）。陈文帝命侯瑱、侯安都等领兵抵御。两军相持到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二月，已达一百多天。北周见王琳东下，发兵袭击邱州，因守将孙瑒坚守，没有得手。王琳得讯，怕军心动摇，率水军东下，企图速战速决。芜湖之战，王琳大败，退到湓城（今江西九江），收拾不拢残部，只得逃投北齐。萧庄也被侍从送到齐境。攻郢州的周军攻城不下，见陈军将到，便解围而去。孙瑒见大势如此，便投降陈朝。陈军进而与后梁、北周争巴陵（治今湖南岳阳）、湘州，到天嘉二年（５６１年）正月，逼退周军，陈的西境才达到今鄂中、湘北，可以说勉强站住脚跟了。
天嘉元年，陈朝还发生过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帝在位时，北周扣着陈昌不放，武帝一死，又马上把他遣返，这明显是要挑堂兄弟争位。由于王琳兴兵东下，陈昌走到安陆就不能再走。王琳失败后，他再从安陆出发，还先令人送信到建康，“辞甚不逊”，表示他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文帝非常恼火，召见侯安都，对他说：“太子快到了，须别求一藩，做归老之地。”安都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古以来，哪里有皇帝换人的道理，臣不敢奉诏。”他便自告奋勇去迎接陈昌。于是陈霸先仅存的儿子的命运定了，渡江的时候“溺死”在长江水中。
但文帝对亲兄弟陈顼是要的。他和北周再三交涉，最后以鲁山郡（今湖北涌阳东北）和黔中（当指北周所置黔州，今重庆市彭水）为交换条件，北周才肯遣返陈顼。文帝这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亲兄弟会夺去儿子的帝位！
侯安都支持文帝，但他也因涉嫌觊觎帝位而送掉了性命。他自恃有大功劳，不守法度，部下将校犯了法，有关部门也无从捉拿查问。文帝心里非常不满，他却毫不觉察。天嘉四年（５６３年），他竟向皇帝借御堂举行宴会，自己坐在御座上，宾客坐群臣的位子。文帝再也不能忍耐，不久也借宴会为名，把他抓起来，逼他自杀了。
文帝在位七年。他在位期间，陆续削灭了留异、陈宝应、熊昙朗、周迪等割据势力。天康元年（５６６年）四月，文帝去世，太子伯宗即位，安成王陈顼执政。不久，叔侄之间便发生了矛盾。临海王光大元年（５６７年），原系文帝亲信的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将军韩子高等想夺安成王的权，反而一个个都被安成王杀掉。与刘、韩等关系密切的湘州刺史华皎联络北周、后梁造反，发兵东下，到沌口为淳于量、吴明彻等所败，逃往江陵。光大二年（５铭年）十一月，安成王用太皇太后（武帝章后）的名义，把伯宗加上“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的罪名，废为临海王。次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太建。陈顼就是陈宣帝。
从上文可知，从陈武帝受禅以来，实在没有多少太平日子。陈朝建立于梁末大乱以后，国土狭小，财政困难。这最好的证据是徐陵在天康元年写的文件。他说，陈初“白银难得，黄札（任官的文书用黄纸）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用官阶代替钱绢，说白了，就是卖官），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而它又内耗不断，其国弱民贫，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陈宣帝太建初年，北齐也是政局混乱，北周宇文护也缺乏进取力量，因而陈可以安然无事。太建五年（５７３年），吴明彻北伐，不费多少气力便攻克历阳、合肥、寿阳等地，完全收复了淮南。陈国君臣昧于知彼知己，从而高估了自身实力。当时北齐大臣赵彦深问熟知江淮情况的源文宗，为什么打不过陈军。源文宗说，朝廷不肯多发精兵，任用将帅又不得其人。他认为应该信任王琳，让他在淮南招募三四万人，就能保住淮南。若不信任王琳，另派别人掣肘，必然坏事。由此可见，齐失淮南，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陈军在攻克寿阳时擒获了王琳。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他们见了老长官都很伤心，请求不要杀他。吴明彻担心出事，赶紧把他杀了。此人实在是个将才，只因忠于萧氏一姓，死于非命，是很可惜的。
以后几年，北方局势急转直下。陈宣帝太建九年（５７７年），北周灭齐，北方一统，陈却想乘机收复淮北，这完全是不度德、不量力的举动。结果是先则兵败淮北，继而尽失江北（已见第五十三篇）。
陈宣帝在位十四年（实为十三年强）。太建十三年，即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冉冉兴起。隋文帝任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两支矛头对准江南，南朝灭亡，已指日可待。
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去世，太子叔宝嗣位，叔宝就是陈后主。这分明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位子，但是还有人拼命去争。宣帝临终时，叔宝和两个兄弟叔陵、叔坚一同在宫中侍疾。叔陵要抢帝位，预先关照典药吏说：“切药刀太钝，要磨磨快。”宣帝刚断气，叔陵便命侍从到外面拿剑。侍从不明白他的用意，拿来一口在朝堂上佩带的木剑。叔陵大怒，但是又不好说，只好忍着。叔坚见他的神情不对，生怕出事，便注意他的举动。第二天小殓的时候，太子跪伏哀哭，叔陵抽出切药刀，朝太子颈后砍去，太子受伤昏倒。太子的生母柳皇后上前救护，也被他砍了几刀。乳母吴氏拉住他的时部，叔坚上前夺他的刀。他不甘心失败，见太子勉强立了起来，便拉住他的衣服，幸而被太子挣脱。最后，叔坚夺下他的刀，用袖管代替绳索，把他绑在柱子上。其时，吴氏已把太子转移出去，叔坚要找太子，请示怎么处理。叔陵乘没有人看管，挣断袖管冲出，即回府集结部下，还释放囚犯充兵，纠集了近一千人的队伍。宫里叔坚向柳皇后享报后，派使者以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命他讨贼。萧摩诃带了马步兵士，轻而易举地杀了叔陵。至此事变平定，陈后主这才做稳了皇帝。
陈后主叔宝，字元秀，太建十四年即位时年三十岁。他生于江陵，出生的第二年，便落到西魏军手里。西魏、北周使陈顼和妻子柳氏分居两地，叔宝跟母亲在一起。陈天嘉三年，北周先遣返陈顼，然后再遣返柳氏和叔宝母子。其时叔宝十岁，尽管南归后，“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陈书》本纪六史臣魏徵论语），但幼年曾经的苦难也应该留有印象。然而，他把宝贵的生活经验都丢到脑后去了。
后主爱好文词，太建八年，宣帝听了吏部尚书孔奂的意见，要用人品好的王廓做太子詹事。叔宝不同意，坚持要用江总。宣帝终于听他的话，用了江总。江总字总持，南齐士族领袖江教的曾孙，长于五言诗，而失之浮靡。他比陈叔宝大三十四岁，是前辈先生了，然而不能引导太子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是应该受谴责的。后主即位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尚书令。这是执掌政事的要职，他却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几个文士，经常陪着后主在后庭游宴，妃、嫔、女学士也不回避。后主把江总等文士叫做“狎客”，叫他们和妃、嫔等赋诗，互相赠答。后主选择最艳丽的诗，配上曲子，使宫女一千多人歌唱。曲子的名目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在后主至德元年（５８３年）已六十五岁，他不顾国家安危，也不顾廉耻，混在一大堆中青年男女中饮酒赋诗，不能算政治家、文学家，只能算一个老清客。陈亡之后，他又做了几年隋朝的官，到开皇十四年（５９４年）才死。这样一个人，自然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陈后主宠爱的妃、嫔有张贵妃，龚、孔二贵嫔，以及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另外还有女学士袁大舍等。后主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都有几十丈高，连延几十间，大量使用沉香、檀香等名贵木材，用金玉珠翠装饰，室外积石成山，引水为池，种了许多奇花异卉。后主自己住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缤住望仙阁，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张贵妃名丽华，出身低微，原来是龚贵嫔的侍儿，后来变成了最得宠的贵妃。孔贵嫔的地位仅次于张贵妃。孔范和她结为兄妹。后主最不愿意听见谏净的话，孔范专讲好话，后主听得进，因此言听计从。孔范自以为文武才能，无人可及。他对后主说：“外间诸将（按指萧摩诃等），出身行伍，不过匹夫之勇，没有深谋远虑。”后主根据他的意见，每见将帅稍有过失，就把所率军队，分配给文官带领。文官武将都不满意，心都散了。
后主信任的人还有施文庆、沈客卿两人。施文庆是中书舍人，后主在东宫时，他就追随左右。他记性好，精于算账。沈客卿是他的朋友，得他的推荐，也做了中书舍人。他熟悉朝廷典故，口齿伶俐，一下子就得到后主信任。后主修建宫室，开销巨大，度支部门哪里供应得上。沈客卿提议加重关、市的税收，每年的收人增加了几十倍。后主非常高兴，认为施文庆识人才，百姓却怨声载道。
当时朝中也有人直言谏劝。曾在东宫任职的傅縡后来做了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他被施、沈诬陷下狱，就在狱中上书，直言后主“酒色过度”，“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的状况。后主看了，自己不仅不改过，反而使人问傅縡肯不肯“改过”。傅縡不肯，结果被迫自杀。
祯明元年（５８７年），隋朝下江南的准备工作快完成了。吴兴才士章华上书谏后主，说：“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这是以春秋时吴王夫差亡国为前车之鉴谏劝后主，后主见书大怒，立即命令把他斩首。
祯明二年十月，隋文帝宣布出师伐陈。次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正月，隋军渡江，韩擒虎军首先进入建康。陈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嫔躲到井里，被隋军用绳子像吊水似地拉了上来。
隋以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高颎先进建康，杨广派人通知他留张丽华。高颎不听，把她杀了。杨广从此对高颎怀恨于心。杨广进了城，杀施文庆、沈客卿等几个百姓最恨的贪官。
陈亡了。陈共五帝、三十三年。
陈朝君臣到长安后，隋文帝又把孔范、王瑳等几个放逐到边塞。他对后主颇为优容，叔宝却提出“愿得一官号”的要求。隋文帝听了很感意外，因而有“陈叔宝全无心肝”的评价。
隋文帝仁寿四年（６０４年）十月，陈叔宝死，年五十二岁。即位才几个月的炀帝即赐他长城县公之爵，谥为“炀”。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自己死后也会被谥为“炀”。“炀”是什么意思呢？“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是为“炀”。这一谥号，对陈叔宝和杨广，都是适合的。
五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梁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洗夫人，在梁末和陈、隋两代的初年，始终拥护中央政府，打击分裂割据的势力，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政治家。
梁朝高凉郡的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市西，辖境包括今阳江、阳春、恩平、电白、高州、化州、吴川、茂名等地。洗氏世为当地越族首领，故里在今电白县或高州县境，有部落十余万家。她在梁武帝大同（５３５～５４６年）初年嫁给冯宝为妻。冯氏是汉人。北燕末，冯宝的曾祖冯业航海投南朝宋，从此住在岭南，一直做地方官。由于地方情形复杂，尽管经过了三世，推行政令，仍旧很感困难。冯宝的父亲罗州刺史冯融听说洗氏有位年轻姑娘能够治军打仗，又常劝亲族做好事，制止互相攻击掠夺等，就聘她做了冯宝的妻子。冯洗联姻后，地方势力服从，事情就好办了。夫人令本族成员，要像汉人编户一样，遵守政府法令。她常陪同冯宝审讯案件，首领犯法，即使是洗氏亲族，她也绝不姑息，一律依法严办，地方秩序因而得到很大的改善。
侯景叛乱爆发后，岭南的局势一度动荡不安。先是高州刺史李迁仕潜谋割据。广州都督萧勃命各地发兵讨侯景。简文帝大宝元年（５５０年），李迁仕领兵到了大皋口（今江西吉安南赣江畔），召冯宝往见。冯宝不疑有诈，想要前去。夫人阻止他，说：“刺史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他一定是想逼你一同造反。”冯宝问：“何以见得？”夫人说：“刺史奉命去救建康，不马上出发，而声称有病，一面却打造兵器，集结军队，然后唤你去见。你如果去了，他一定会把你扣留起来做人质，勒逼我们交出兵马，这种用意显而易见。你切勿马上前去，稍缓时日，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冯宝听她的话，没有前去。形势果然不出洗夫人所料，几天之后，李迁仕造反，派部将杜平虏领兵到赣石（石碛，在今江西赣州与万安间赣江中），在鱼梁（在万安南）筑城，威胁南康。其时陈霸先已驻南康，在作北上讨侯景的准备（参见第五十篇），他见杜部进逼，就派周文育领兵去讨伐。冯宝得到杜部北进消息，马上告诉夫人。夫人说：“杜平虏是员猛将，他到了赣石，一定会同官兵发生冲突，不可能很快回来。这时李迁仕后方空虚。很容易解决。不过你若亲自领兵前去，他知道你来意不善，一定要发生战斗。不如派个使者去骗他上当，只说‘不敢轻离本部，想叫妻子前来参见’。他听了自然高兴，不会想到要防范。我带千把人，暗藏兵刃，步行挑担，以进贡为名，只要到得城下，必能破贼。”冯宝听了，非常赞成，就照计行事。李迁仕果然上当，他的探子报说，洗夫人带的人都挑着礼物担子。李迁仕更是放心，只等着接受厚礼，再也想不到要防范。夫人带着队伍，到寨前，丢下担子，拔出兵器冲杀进去。寨中顿时大乱，李迁仕不能抵敌，只得逃往宁都，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周文育也把杜平虏打败，夺得了他的城子。洗夫人到赣石，与陈霸先会见。她回去后，对冯宝说：“陈都督深得人心，不是寻常人物。我看这个人一定能够平定侯贼，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他。”
李迁仕不久就被陈霸先攻杀。但萧勃却把岭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在梁末不肯入朝，拒绝调动。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的前夕，他起兵讨陈，失败而死。陈霸先使欧阳頠平定岭南，从此欧阳頠与儿子欧阳纥相继做广州刺史，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与建康的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最后更公然抗命，兵败而死。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洗夫人态度鲜明，始终如一地以拥护中央政府为宗旨。冯宝在梁末就去世了。夫人在混乱的时世中，安抚越族各支，她势力所及的几个州都安然无事。陈武帝永定二年（５５８年），她命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各部落首领到建康朝见武帝。武帝任命他做阳春郡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５６９年），欧阳纥拒绝到建康做左卫将军的命令，举兵叛变。朝廷命章昭达率兵讨伐。二年，欧阳纥召冯仆到南海（广州）。冯仆派人回去禀告母亲。洗夫人说：“我家忠心报国，已有两代，你不能为了自己而做出对不住国家的事情。”她即命守卫本境，又亲率越族各部落首领迎接章昭达，对欧阳纥内外夹攻，很快平定了叛乱。朝廷为嘉奖夫人，封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任石龙（今广东化州）太守；同时另派专使南下，册封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赏一辆四匹马拉的有绣花车慢的安车（古代车轮不论木制、铁制，行驶时都震动得很厉害，安车用蒲裹轮，震动较轻），给鼓吹一部（乐队）和大将的旗帜，仪仗队与刺史的规格相同。
陈后主至德年间（５８３～５８６年），冯仆去世。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陈国灭亡。岭南一时暂无归属，几个郡的长官即推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这时的洗夫人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了（洗夫人约生于公元５１２～５１８年间），威信仍旧极高。
隋派柱国韦洸等安抚岭南，陈将徐蹬据守南康，阻挡隋军。洗夫人以前曾把扶南国（今柬埔寨）所产犀杖送给陈朝皇帝。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此时是灭陈的统帅）叫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告诉她陈国已亡，应该投降隋朝，并把犀杖和陈朝调兵用的兵符，交给使者带去，作为凭证。洗夫人见了犀杖，知道陈国灭亡确系事实，召集首领数千人，哭了一整天，然后命孙子冯魂率兵北上，接应韦洸到广州。岭南全部平定后，隋朝加封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不久，番禺人王仲宣造反，许多部落首领都参加了叛乱。叛兵把韦洸围在广州城里，进兵扼住衡岭（约在今广东始兴一带）。洗夫人立即命孙子冯暄领兵救韦洗。冯暄因平日和叛将陈佛智友善，故逗留不进。洗夫人知道了，大为震怒，命人逮捕冯暄，囚禁起来；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冯盎一战斩了陈佛智，进到南海县，会合隋将鹿愿，一同打败了王仲宣。其时隋朝派到岭南做安抚工作的特使裴矩，只带得三千兵。洗夫人担心若有部落首领发动叛乱，裴矩兵少，恐难取胜，就亲自披甲上马，率领张弓搭箭的卫队，保护裴矩，跟他巡行各州。许多首领知道圣母来了，都出来参见。夫人叫他们拜见特使，叮嘱他们统率好部落，遵守隋朝的法令。岭南全境的秩序很快完全恢复。
隋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赞赏，即任冯盎做高州刺史；赦免冯暄，任他做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设谯国夫人幕府，设长史等官，发给印信，准予调发部落和各州兵马，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皇后也另赐首饰和宴会时的礼服。夫人把所受赐物放在一只金箧中，梁、陈二代所赏之物，也分别各藏一库。逢时逢节，亲族聚会的时候，夫人便把三朝所赐物品都陈列于厅堂上，叫子孙观看，并嘱咐他们道：“你们要赤心尽忠天子。我服事三个朝代的君王，所凭只有一片好心，朝廷所赐物品都在这里。这是忠孝的报酬，你们应该永志不忘。”
中央政府所派官员若有严重虐待百姓的情况，夫人也如实向朝廷反映。番州（隋改广州为番州）总管赵讷贪污残暴，各族人民多有逃亡、反抗。夫人即派长史张融到长安上封事，要求查办。隋文帝查明后，处分了赵讷，并命夫人招抚逃亡，安定人心。夫人不顾年迈，走遍十多个州，亲自完成了任务。
仁寿初（仁寿元年为６０１年），夫人病故，享年约在八十五岁以上。
五六 士族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敩、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敩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２８４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面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３０７～３１３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１、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２、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３、“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４、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