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十日，白痴皇帝呆呆地坐在殿上，众公卿奉命入见。又是那个宦官董猛，他手持两张纸，一张是太子“密书”，另一张是写好“今赐死”的青纸诏书，给公卿观看。公卿看了，目瞪口呆。殿上寂静无声了好大一会。张华见没有人肯先开口，只得硬着头皮，说：“这是国家的大祸。自古以来，常因废出正嫡而导致丧乱，而且大晋开国，年数还不很长，更宜慎重，望陛下详察！”他避开“密书”真伪这一要害，用意不言而喻。然裴頠年轻（时年三十三岁），就抓住要害发言，他认为一要查出传“密书”的人，二要核对笔迹。贾后立即拿出十多份太子写的文书。大家核对过后，没有人敢说不对。贾后又使董猛向惠帝假传武帝之女长广公主的意见：“事情该从速解决，臣下有不从诏书的，应该军法从事。”尽管这样，公卿毕竟谁也不肯或不敢随声附和，眼看日头已西，还是议而不决。贾后怕生意外，就亲自上表请废太子为庶人：公卿不敢再持异议，事情方才了结。这天正是大除夕，太子司马遹改换了服色，拜受诏书，徒步出东宫，坐上一辆简陋的牛车，和妃子王氏及三个儿子，被押送到金墉城去。王氏是大名士、尚书令王衍的女儿。这个丈人立即上表，请求准其女儿离婚，也立即得到准许。王氏无奈，痛哭回家，此后，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也立即被杀。次年（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正月，太子又被押赴许昌幽禁。
贾后除去了多年的心病，正在洋洋得意之际，不料事变突起，被废身死。
发动事变的主角是赵王伦，他是司马懿最小的儿子，当时应有六七十岁了。第三篇里已经说过，此人愚鲁无知，办事一味听信心腹孙秀的话。这次也不例外，所以真正的主角是孙秀。
太子被废后，东宫的一些旧属就想推翻贾后，恢复太子的地位。他们见赵王伦任右军将军，手里有兵，便去游说孙秀。孙秀何等狡诈，他知赵王伦一向依附贾后，心想如能事成，尽管是为太子立了大功，但将来如何，毕竟还难预料，不如先让贾后把太子害了，然后推翻贾后，那么天下便是赵王的了。他把这番意思去打动赵王，赵王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
事情定下后，孙秀秘密使人散布流言，说殿中有些将士打算废黜皇后，迎立太子，还故意让贾后派在民间打探消息的人听到。贾后知道了，很是担心。赵王伦和孙秀便劝贾后杀死太子，以绝祸根。贾后上了他们的当，派宦官孙虑到许昌毒杀太子。太子不肯服毒，竟被孙虑活活打死。这是永康元年（３００年）三月间的事情。
赵王伦、孙秀决定于四月初三夜一更天起事。这天白天，孙秀先派参与密谋的军官右卫督司马雅去见张华，要他与赵王合作，为天下除害。张华不肯，坚决拒绝。司马雅大怒而去，张华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当晚一更，赵王来到宫城，矫诏向宿卫将士宣告：“中宫和贾谧等杀害太子，今使车骑（赵王伦的宫职是车骑将军）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将士听命，立即打开宫门，赵王伦派齐王司马冏（司马攸死后，儿子冏继承王爵，他和惠帝是堂房弟兄）率将士一百人进入内宫，先斩了贾谧。贾后看见齐王，大惊，问道：“卿为何而来？”齐王答云；“有诏收后。”贾后竟说：“诏书当从我出，这算什么诏书！”这当然是白说。她随即被废为庶人，押解到金墉城居住。六天之后，她被勒令喝下一杯金屑酒而死，时年四十五岁。贾后的死党董猛、孙虑、程据等自然都被处死，张华、裴頠也都被杀。张华临刑，仍自称忠臣，监斩官斥他：“身为宰相，废太子时，何以不能死节？”他回答说，当时的话，都有案可查。监斩官又道：“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张华就无言可答了。一代奇士，终遭杀身灭族之祸，坏就坏在贪恋权位这一点上。但是《晋书》本传赞他“忠于乱世，自古为难”，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赵王伦自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这一自称的官衔有两点显示了非常的野心。一是相国这官名，这是晋廷未曾设置过的，而魏末司马昭做的正是这个官；二是依宣（宣帝司马懿）、文（文帝司马昭）辅魏故事，司马懿父子辅魏是为代魏作准备。赵王伦事实上已经把取代惠帝的存心昭告于天下了。
他用孙秀为中书令。这个出身小吏的家伙顿时成为全国威权最高的显赫人物。人们都知道，有事该求孙秀，不必再去求赵王。
可是政局并不稳定。事变之前，朝中曾有立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为皇太弟的说法。赵王伦夺了权，担心这个侄孙会造他的反，便封他为骠骑将军，让他领中护军，以此笼络。后来发现他在畜养敢死之士，知道笼络不住，便想对他下手。八月，调他做太尉，解除其领中护军的职务，以削其兵权，不让他带兵。但淮南王允拒绝接受。于是，孙秀派御史带了“诏书”前去逼迫。淮南王看那“诏书”，竟是孙秀的笔迹，他大发雷霆，即率所统七百兵士，直向皇宫杀去，一路上响应的人很多。他到了宫前，因宫门紧闭，无法入内，便转而围攻赵王伦所在的相府。这一天，从上午起，激战了将近四个时辰。最后，一名宿卫兵将领受赵王党羽的唆使，带了几百兵来，诈称“有诏助淮南王”，乘其不备，杀死淮南王允。这次事变，连同被牵连而死的有好几千人。这个小战役是宗室内战的第一仗。不过，淮南王允并没有算在“八王”之内。
事后，孙秀借此大发淫威，打击素有嫌隙的人士，潘岳、石崇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孙秀地位低微的时候，曾在潘岳手下当差，受过几次责打。又石崇有个爱妾叫绿珠，孙秀曾指名向石崇讨要，石崇不给。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又与赵王伦不睦。这时孙秀便诬称这三人是淮南王允的同党，将其三族全部处死。兵士到石家时，石崇对绿珠说：“我是为你得的罪。”绿珠道：“我当为君而死。”她跳楼自杀，孙秀终究得不到这个美人。
赵王伦篡位的企图日益明显。不久，他蹈袭曹魏代汉、晋代曹魏的先例，以惠帝下诏的形式，给自己加“九锡”（一般指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漆红色]、纳陛[陛，宫殿的台阶。放在檐下，使登升的人不在露天升陛]、虎贲百人、铁、弓矢、秬鬯[用黑黍和郁金香酿造的祭祀用酒]。具体内容历代不尽相同），另外扩充相府的军队，增加到三万人。
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赵王伦即位称帝，改元建始，把惠帝迁往金墉城居住。形势决定他这个皇帝是做不长的。当时，镇守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都有相当的实力。他们都不肯让赵王伦做皇帝。
三月，齐王冏率先起兵，号召讨伐赵王伦、孙秀。成都王颖听了邺令卢志的话，认为以顺讨逆，一定会受百姓拥护，于是起兵，第一个响应齐王。他的兄长常山王司马乂又继之以起，因其封地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在邺的北面，所以他带的兵是成都王颖的后队。河间王颙是司马懿弟司马孚的孙子，他与宗室关系比较疏远，开头有点举棋不定，先打算拥护赵王伦，并已镇压了一个反赵王的太守，把齐王冏派来的使者押起来，解往洛阳，令部将张方领兵帮助赵王伦。兵到华阴，得到齐王、成都王兵势浩大的情报，才改变宗旨，令张方率兵投人二王的阵营。
三王（如连常山王，即为四王）协力，形成了压倒的优势。洛阳方面分兵迎敌，南北两条战线，都先胜后败。成都王颖在初战失利后，信心有些动摇，得咨议参军卢志的劝说，才坚持战斗，结果，湨水（在今豫北的黄河支流）一战，大破号令不一的敌军，成都王颖乘胜挥军渡河，向洛阳推进。
洛阳得到河北兵败的消息，立时陷入混乱状态。四月初九，宿卫军左卫将军王舆等率部七百多人进宫，得到宫内将士响应，杀孙秀等，逼赵王伦写“诏”，恭迎惠帝复位。次日，惠帝回宫，改元永宁元年，接着，派使者慰劳三王，责令赵王伦自杀。他是八王中第三个离开人世的。赵王所派抵御齐、成都二王的将领，有的已在洛阳被杀，大部分投降，其余皆被处死。
这次战争，持续两个月左右，战死近十万人，是皇族大混战的开始，也是它的第一个段落。
惠帝改元永宁，但是晋室却不得安宁，而且越来越混乱。成都王等先后到了洛阳，论功行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河间王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不久又改封为长沙王。这几个人中，成都、长沙二王都是惠帝的兄弟，长沙王只比成都王长三岁，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齐王是惠帝的堂房弟兄，时当中年。而河间王则比惠帝和上述三王都长一辈。他们都立了“大功”，对权力地位的欲望也都随之膨胀起来，很难再和平共处了。如齐王和成都王都加了“九锡”，这种安排，休说那个白痴皇帝难以安于其位，就是他们两个，为了谁能再高升一步，也非争到兵戎相见不可。因此，不久就开始了皇族混战的第二阶段。
有人劝齐王冏说；“如果不能与成都王同心辅政，就该剥夺他的兵权。”长沙王乂则认为大权应掌握在武帝的儿子手里，即劝成都王抓权。卢志比主子聪明，主张以退为进，劝成都王应以母亲程太妃身体欠佳为理由，须回邺侍病，让齐王独掌朝政。这一着果是上策，天下人都称赞成都王司马颖是个贤王。他回到邺地，又听从卢志的策略，推掉九锡之赐，还要求运河北的米去救济齐王所部及战地受难的百姓；又吊祭阵亡将士，收葬赵王兵士的骸骨，由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虽则生得漂亮，却不过是个没有多少文化、智力平庸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何尝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
齐王冏独专朝政，兴造府第，宴乐无度。天下有识之士都知道会发生变故，他任用的江东名士张翰、顾荣都借故脱身。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他因秋风起，推说思菰菜、鲈鱼，辞了齐王，浩然南归。顾荣无法脱身，便天天喝酒装醉。
这个局面维持了一年半多一点。惠帝永宁二年（３０２年），河间王颙首先发难，他上表声称要和成都王等共会洛阳，请在洛阳的长沙王剥夺齐王的权力，由成都王代齐王辅政。同时，派张方领兵开往洛阳。十二月二十二日，表到洛阳，城里就爆发了一场混战。长沙王又带一百多人进宫，说“大司马谋反”，即用惠帝名义号召讨伐齐王冏。齐王同派兵火烧宫门，又派人执驺虞幡到处叫喊：“长沙王矫诏！”长沙王又即把惠帝“请”到宫城门楼上，用来证明自己确系秉承惠帝的诏书行事。这天夜里，洛阳城里，火光冲天，如同白昼，两军混战，箭一直落到白痴皇帝的身边。混战持续了三天，长沙王又大获全胜，并抓住齐王冏，把他斩了。这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四个王。
此战结束后，纪年改元太安。后来，史书上都称这年为太安元年，其实，这年已经只剩几天了。
长沙王又在洛阳掌权后，起初他还常派人到邺，征求成都王的意见，可日子久了，弟兄间的关系逐渐变坏起来，于是出现了成都、河间二王联合反长沙王乂的战争。这是皇族混战的第三个段落。
太安二年八月，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他派张方率兵七万，出函谷关向洛阳进攻。成都王颖在反齐王同时，已经准备响应，但因事变解决得快，没有来得及加入，这番决意要参加进去。卢志劝他，不要因此而丧失以往博得的好声望，参军邵续也劝他不要与自己的兄长为敌。他一概不听，派陆机率王粹、牵秀、石超等将，统兵二十余万，南下进逼洛阳。
洛阳得报，下诏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兵抵御。诏书说：“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惠帝还出洛阳城，巡视过几处营地。这是长沙王又利用皇帝来张大声势。这个白痴皇帝无非是受人摆布罢了。
这一回，仗打大了，打得时间长了，从九月起，打到年底，竟还没有结束。成都王颖的兵力虽大，却在洛阳周围屡战屡败。十月，建春门（洛阳城东面北头的第一门）之战，长沙王又带上惠帝指挥作战，大破陆机军的主力，斩大将十六人。陆机部下将领都是“北土旧人”，不愿意受他节度。成都王颖的亲信宦官孟玖和机、云兄弟向有私怨。孟玖的兄弟孟超在做将官带兵时，曾因部下犯法，与陆机冲突，就造谣说陆机要谋反，还写信给孟玖告状。他在战役中不听号令，擅自进兵，被敌军所杀。孟玖怀疑是被陆机所害，便向成都王颖进谗言，说陆机有二心，勾结长沙王，牵秀等几个将领都帮孟玖作伪证。成都王颖相信了他们的谎话，即派人到营杀了陆机，又逮捕陆云，也把他杀掉。这是明显的冤案，陆云更是与兵败之事毫无关系。陆机幕府中的正直之士如王彰，就说得很清楚，“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云被害前，蔡克向成都王叩头流血，说陆云是为孟玖所怨，人人都知道，求他免陆云一死。成都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孟玖见了，马上一面把主子扶入内堂，一面催手下动手。成都王用陆机为大将，是一错；听谗言杀陆机，是再错；进而杀陆云，是三错。看他的行为，简单得像是受孟玖操纵的傀儡，这种昏王如何成得大事！只可惜陆氏兄弟不能效法张翰、顾荣，以致白白送了性命。陆机临死时说：“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但是他觉悟得太迟了。
张方很能打仗，但也有胜有败。九月，他一度攻入京城，大肆抢掠后退出。十月，长沙王乂带着惠帝，进行反击。专制时代，皇帝真有点威慑作用，张方部下的将士望见车驾，纷纷后退。张方打了个大败仗，退到城西的十三里桥。这时，部下还想后撤，张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乘敌人战胜后疏于防备的机会，在夜里寂静无声地推进到离城七里的地方，并筑起好几重壁垒。城里发觉后，发兵来攻，因工事坚团，不能得手。
战局陷入了相持状态。洛阳城里的人力物力都出现了问题。兵源缺乏，只得征发家奴；十三岁以上的男孩都要服劳役了，米价涨到了每石一万文钱。东晋初以击揖渡江闻名的祖逖，这时是长沙王乂的主簿，他献一条计：派人到西北去，命雍州刺史刘沈起兵袭击河间王颙的后方，使他不得不召回张方，以解京城之危。雍州的治所在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辖有七郡地方（在今陕西、甘肃、宁夏各一部）。这是一条好计，然而用得迟了，已经来不及挽救洛阳的危局。
太安三年（３０４年）正月二十五日，正在张方觉得打下去没有把握，考虑撤退的时候，洛阳发生内变。东海王司马越联络不愿意再战的宿卫将校，把长沙王乂扣留。次日，东海王越请惠帝下诏，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改元为永安元年，开城停战。这一次，打了半年多仗（从九月到正月，中间有个闰十二月），死的人不计其数。
张方入城，东海王越即把长沙王乂交给了他。张方这人极其残酷，竟把他放在火上，活活烤死。张方部下的军士看了，也觉得太惨，流下了眼泪。长沙王又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五个王。
获得胜利果实的是成都王颖。他的军队战绩并不好，损失了六七万人，但是他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洛阳，命部将石超等率兵五万，镇守洛阳十二座城门，他本人不留驻洛阳，仍回邺城。
河间王颙的后方一度吃紧，长安险些被刘沈的军队占领，为此他不得不赶紧召回张方。张方掳了洛阳的官私奴婢一万多人西回，途中缺粮，就杀人与牛马同煮，分而食之。到了关中，他派部将打败了刘沈军，又生擒刘沈。河间王颙将刘沈先用鞭打，然后处死。
三月，应河间王颙的要求，惠帝下诏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成都王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他没有人君之度的真相早已被人看穿，所以局势又很快发生变化，爆发了以东海王越为主角的皇族大混战，这是混战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段落。
同年（这时还称永安元年）七月，东海王越宣布讨伐成都王颖，石超闻讯赶奔回邺。东海王越挟了惠帝，一同北征，兵到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被石超击败。混战时，可怜那个皇帝而部受伤，身中三箭，跌在乱草之中。这时文官嵇绍（嵇康的儿子）身穿朝服，跨上御辇，意欲护卫皇帝，结果被兵士所杀，鲜血溅到惠帝的袍上。惠帝虽则低能，还有点良心，以后一直保存这件袍子，不准洗濯，作为纪念。战后，惠帝被迎送到邺，把年号又改作建武。这是几个月里的第三个年号了。
东海王越逃回到封地东海（今山东郊城北），拒绝成都王颖提出和解的要求，联络各方，意欲再起。这时，洛阳已落到了张方的手中。原来，河间王颙得了东海王越北征的消息，就派张方去攻洛阳，牵制他的后方。洛阳留守的兵力薄弱，张方得手后，河间王颙就命他镇守洛阳。
东海王越要破成都、河间二王，原本极为困难，但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的插手，给他提供了机会。
王浚是个心有图谋的小人。当年三王联合反赵王伦时，他看不准谁胜谁败，便禁止所部士民应三王招募，以坐观成败。他也想称霸割据，但苦于实力不足，便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段氏的首领段务勿尘，请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又把另一个女儿嫁给鲜卑宇文氏别部的首领素怒延。利用鲜卑部落的骑兵来参加内地的混战，是他早已打定的主意。他和成都王颖都有消灭对方的打算。这年七月，王浚联合鲜卑、乌桓的兵力，与东海王越的兄弟东赢公司马腾合作，南下攻邺。
成都王颖派石超等北上抵御。八月，石超等连战都败。邺中得讯，百官士卒纷纷逃走，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卢志劝成都王拥惠帝退回洛阳，成都王答应了，卢志并连夜做好了准备。不料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不肯离开邺中，成都王不能当机立断，耽误了时刻。将士们都想快逃，见出发号令迟延不发，便自行散去。原来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只剩几十个人。成都王没奈何，只带得几十名骑兵，与卢志护着惠帝坐的御用牛车（晋时多用牛车，有的很考究，牛也跑得很快），往洛阳而去。仓猝之间，他们忘了带钱，只有一名宦官身边有三千文钱。流亡途中，要吃饭非用钱去买不可，这几十个人只能半饥半饱抵过这几天工夫。渡过黄河以后，洛阳有兵来接，情况才有所改善。行近洛阳，张方出城来迎。他才下马要拜见皇帝，可惠帝先已下车，并要他免礼。这时，皇帝、亲王、太妃等人，都有了一种脱难的感觉，然而他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还有大灾大难在等着他们。他们把张方看作救星，其实张方却包藏着祸心。
洛阳的事情，一切都听张方作主，成都王颖的话，没有人肯听。在洛阳住了几个月，张方的兵士把城里的财富抢得差不多了，便都想回关中老家。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上殿。惠帝见他来意不善，逃到后园竹林中躲起来，仍被兵士拖出逼上牛车。惠帝无可奈何，只要求安排车辆，以装载宫人、宝物。宫里本来并未遭劫，这一回却被张方的将士把财物抢得精光，宫女也被掳去。张方还想放火烧毁宫室宗庙，幸而卢志劝他不要效学董卓的行为，百年以后，还被人唾骂（董卓曾烧毁洛阳全城房屋，时在汉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年]，去此一百十四年），张方才打消这念头。
惠帝到了长安，把河间王的征西将军府作为行宫。十二月，下诏罢免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另立豫章王炽做皇太弟，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改元永兴。连“太安”在内，这是本年的第四个年号。这些举动当然都是河间王颙作的主。
可局势仍不稳定。张方“劫迁车驾”之举很不得人心。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七月，东海王越以“纠集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由，号召四方，起兵征讨河间王颙和张方，王浚等响应者即推他做盟主。这时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也在河北起兵，攻城略地，声势不小。
河间王颙见公师藩起兵，即命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事，令其招抚。十二月，成都王颖到了洛阳，因兵力薄弱，无法渡河北上，只得停止前进。其时，东海王越的军队已经进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离洛阳已不满三百里路了。
永兴三年（３０６年）正月，河间王颙见形势险恶，便想与东海王越和解。张方知道自己罪大，恐怕和解以后，会追究他劫掠宫室劫迁车驾之罪，就竭力反对。于是河间王颙即遣张方的熟人那辅，以送信为名去见张方，乘他看信的时候，把他砍死。
河间王颙把张方的头颅送到东海王越军前，请求和解。东海王越不许，继续西进。此时成都王颖在洛阳立足不住，狼狈西走，到了华阴，才知有河间王求和之事，便不敢再回长安，只得暂时停下，观望形势。
五月，东海王越所派的祁弘等军进入关中，击败河间王军，占领长安。河间王颙匹马逃到太白山中，百官也都逃到山里，拾橡实充饥。祁弘是王浚部下，由王浚派去帮东海王越的。他带的鲜卑骑兵在长安城中烧杀掳掠，杀了两万多人。
六月，惠帝被祁弘挟持到洛阳，算是“还复旧都”，便又改元光熙。这几年多次变更年号，史籍上往往以最后改定者为正式年号，害得看书的人眼花缭乱，实在头疼极了。
八月，东海王越任太傅、录尚书事，掌握了朝政。他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是这胜利不能保持得长久，因为天下己乱，不可能再恢复承平的时势了。
还有一点余波。在祁弘入关之时，成都王颖东窜西逃，宛如丧家之犬，最后在投奔公师藩的途中，被人擒获，解到他的老基地邺中被杀，年仅二十八岁。之前，他的官属只有卢志始终跟着他不走，最后料理了他的后事。河间王颙于祁弘退兵后，即回到长安。十二月，他奉东海王越命赴洛阳，在半路上被南阳王司马模（越之弟）的部将所杀。这二王是“八王之乱”中死的第六、第七个王。
白痴皇帝也于十一月中死去，相传是被东海王越毒死的。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
绵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了。
六 成汉李氏
“八王之乱”的一个极重要的影响就是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八王之乱刚结束时，十六国中的两个已经建立，即巴氐的成汉李氏和匈奴族的汉（前赵）刘氏。还有两个建立时间较晚，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们是汉人张氏所建的前凉和鲜卑慕容氏的前燕。
本篇单说成汉李氏的建国始末。
东汉末年，有一支原居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宕渠（治今四川渠县东北）的氐人迁移到了汉中。曹操攻占汉中，氐人首领李氏即率众归附。曹操封他们的首领为将军，把他们迁到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以北，从此就有了巴氐的名称。西晋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关中连年饥荒，发生了以齐万年为首的起事（见第三篇）。略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等郡各族百姓数万户又流人汉中。其中，巴氐李特、李庠、李流兄弟，都有英雄气概，善于骑马射箭，富有组织能力，流民在途中发生了疾病、贫乏等困难，李氏兄弟都帮助他们解决，因而深受爱戴，隐然成为流民的领袖。
元康八年（２９８年），流民因汉中地区狭小，不容易生活，就上书朝廷，希望让他们到蜀中“就食”。朝廷派来慰劳流民的一个御史认为可行，于是大量流民进入了蜀地，李特也在其中。到了剑阁，他仔细察看了地形，不禁叹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束手就缚，真是庸才啊！”他不甘寂寞的心情在这话里完全泄漏出来了。
永康元年（３００年）十一月，诏书召益州刺史赵廞入朝。赵廞是贾后的亲戚，其时贾后己于四月被废黜，他怕受牵连，不肯入朝，遂自称益州牧，意欲割据蜀地。赵廞是巴西人。李氏亦祖籍巴西，李特兄弟入蜀后，结识了许多巴西同乡，赵廞便想利用他们，李特等也借此机会，公开组织武装力量。李庠首先组织一支有四千骑兵的队伍，投到赵廞麾下。赵廞见他骁勇，赞他是“一时之关、张”（两晋南北朝时，称赞武勇之士，常以关羽、张飞作比），任命他做威寇将军，让他在流民中招募壮士，把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去防守从汉中入蜀的道路。
李庠训练兵士，不用旗帜，举矛为号，不听号令者立斩，阵容整肃，队列寂无声息。赵廞本希望李庠为他出力，但见李庠有治军的才干，便又不放心了。永宁元年（３０１年），赵廞借李庠劝他称帝的机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了。但赵廞又不能不用他手下的兵士，而要用这六郡流民中的壮士，就不得不借重李家的人，所以他又派人去安抚李特等，说李庠是为自己才说了大逆不道的话，与兄弟们无关，并把李庠的尸体交还他们，让他们安葬。同时，仍用李特兄弟做督将。可这些举动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赵廞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李特、李流不愿意为赵廞所用，遂带兵移屯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不久，赵廞派费远等领兵一万多人去担任原由李库负责的防务。他们在绵竹附近宿营时，受到李特的奇袭，损失了十分之八九的兵力。李特乘势进攻成都，赵廞无法抵御，只得坐小船逃走，在路上被随从所杀。李特进了成都城，便听任兵士大肆掳掠，同时上表朝廷，申诉赵廞之罪。
这时晋廷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动乱，事实上根本过问不了。恰好梁州刺史罗尚在赵廞反后有表到洛阳，说赵嵌并没有什么能力，不受蜀人拥戴，于是廷议就拜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领兵入蜀。梁州的治所在汉中，辖境（今陕西南部和四川东部及重庆市各一部分）与蜀地（益州）是近水楼台。罗尚来得快。李特自然害怕，便派兄弟李骧带上贵重的礼物远出迎接。罗尚见了那些贵重的物品，非常高兴，马上任李骧做骑督。之后，李特、李流又备下酒肉，在绵竹慰劳罗尚带的人马。于是罗尚进了成都，罗、李之间暂时相安无事。晋廷因李氏兄弟征讨赵廞有功，即拜李特、李流做将军，封侯爵，还让他们为有军功人士开列名册，准备封官行赏。命令到了成都，罗尚左右的广汉太守辛冉要把灭赵廞的功劳据为己有，把命令搁下，不照实际情况报告朝廷，从此罗、李双方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这时，朝廷要在蜀中流民回乡。这道命令使矛盾很快激化起来。李特的长兄李辅又从略阳赶到蜀中，告诉李特等人，中原情形很乱，不宜还乡。李特便使天水人阎式去见罗尚，请求让流民仍留在蜀中，罗尚表示同意。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派人催督流民，限在七月里动身。流民都在梁、益二州各地帮佣耕种，听说要限期动身，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都没有积蓄，当时田里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一动身就要挨饿。为此李特再派阎式去见罗尚，请求宽限到冬季。辛冉和犍为太守李芯认为必须坚持原议，罗尚就拒绝了阎式的要求。
罗尚、辛冉都是贪官，尤其辛冉，竟想从遣返的流民身上发笔横财。他和李芯真告罗尚，说流民在赵廞乱时，曾抢到大量财物，遣返时可在路上设立关卡，一一搜括出来。这个主意正中罗尚下怀，至期他就命梓潼太守张演，在各个必经路口设卡，派人搜检流民的财物。梓潼在剑阁以南，是出蜀北归的必经之途。他们简直是惟恐流民不反，想方设法逼他们造反。
这正是拱手奉送给李特的机会。李特便以流民救星的姿态出现，他在绵竹扎下营盘，一面收容流民，一面要求辛冉对流民实行宽大政策。李特是明知辛冉不会同意，故意作此姿态，是要进一步激起流民反抗的怒火。果然，辛冉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到处张贴文告，悬赏捉拿李特、李流兄弟。李特见了，将计就计，把它取下，改成“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汉魏六朝时居今甘肃东南部及川西、滇东、黔西的少数民族，在蜀的则称蜀叟）侯、王一首，赏百匹”，然后重新张贴出去。这一改，打击面扩大了许多，把巴氐几个大姓的首领和蜀叟的酋长也都包括了进去，流民见了更为恐慌，投奔到绵竹大营的人越来越多，个把月里就达两万多人。这时李流也纠集了好几千人，他们整编部队，收拾衣甲兵器，很快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官方是用两面派的手法对付李氏兄弟的。罗尚扮白脸，对李特的代表阎式，表示可以放宽期限，以作安抚；辛冉、李芯则积极准备，想用武力解决。史籍说辛、李二人认为“罗侯不足复问”，是擅自决定动武，这不见得可信。因史籍又说辛、李派兵出发后，罗尚知道了，也派兵前往增援，可见他二人绝不是背着罗尚行事的。
辛、李二人派曾元等将校，领兵三万，偷袭李特的绵竹大营。他们到了目的地，见对方并无戒备，便放胆冲进，不料李特早有准备，故意放他们进来，然后伏兵齐起，一举歼敌。他们领兵的四个将校，死了三个，罗尚所派的一个也在其内。罗尚得知败讯，无可奈何，只好怪罪辛冉过于轻敌，贸然动手，以致遭殃。
六郡流民起义由此正式爆发了。李特众望所归，被首领们推为行镇北大将军，李流也出任行镇东将军。之后李特又攻广汉（今射洪南），辛冉屡战屡败，只得弃城逃走。李特得了广汉。进而威慑成都。罗尚没有力量迎敌，只得死守城池，向邻近的梁州等地求救。
李特的声势大了。他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窦融据河西以拥护汉光武帝，光武给以自行封拜官吏的权力）。他封兄李辅，弟李骧，子李始、李荡、李雄为将军，阎式等为幕僚。蜀人恨罗尚贪污残暴，李特即与百性约法三章，赈济贫苦居民，优礼贤士，整肃军纪，因此大得人心。
这是永宁元年（３０１年）岁末时的形势。
次年（太安元年），河间王颙派兵自关中入蜀，朝廷也派张微入蜀任广汉太守。此时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已以一方之主自居了。这年八月，张微进兵争夺广汉，相持了好多天后，侦察到李特营中兵力薄弱的机会，派步兵突然进攻，李特抵敌不过，形势十分危险。李荡得讯，引兵去救，因山路狭仄，只通得过一两个人，兵力无法展开。李荡发狠，披上重铠，挺着长矛，亲自当前，大声喊杀，一连刺死十多人，冲过狭路。部下见状也都跟着猛冲，终于把官军一举击溃。李特得胜后，本想让将士休整一下，但其部下多认为不能给张微获得养成气力卷土重来的可能，遂又乘胜追击，攻杀了张微。
李特与张微相持时，曾使李骧、李流兵分两路，以牵制成都方面的官军。李骧几次击败罗尚后，罗尚便派一名叫张兴的将官，假意投降李骧，去刺探他的虚实。其时李骧军只有两千人，罗尚得报，即挑选一万精兵，连夜偷袭李骧的营盘。李骧碎不及防，损失很大。幸而李流的营盘相去不远，他就率部向李流靠拢，再合力反击，竟又反败为胜，将罗尚军大部歼灭。李特两战告捷，成都的形势便日益紧张了。
太安二年（３０３年）正月，李特亲自领兵，从广汉西进，渡过郸水向成都推进。罗尚在郫水沿线本来有兵防守，无奈这些部队一遭攻击便溃散了。蜀郡太守徐俭见李特主力来到，不敢抵抗，即向他投降。李特顺利占据了成都少城后，罗尚只守着个太城，蜀人相聚建立的坞堡，都表示臣服李特。
这是李特声望最高的时候。他骄傲起来了，以为“大事已定”，建元称建初元年；又以军中粮草不多，便把六郡流民分散到蜀人各坞堡中“就食”。李流、李雄都劝他不能丧失警惕，对新近归降的坞堡首领，应该要求他们送子弟来做人质，主力部队更要集中，不应该分散。他却不以为意，说不应该怀疑降人的诚意。
朝廷见蜀中问题严重，即命荆州刺史宗岱等，率水军三万，入蜀援救罗尚。官军的声势为之一振。坞堡首领服从李特，本是出于无奈，现官军既盛，他们又准备投过去。成都城里，有个兵曹从事任叡向罗尚献计，联络各坞，约定于二月十日同时发动，攻击李特大营。罗尚就派他趁黑夜缘索出城，与各坞首领定约。他又诈降李特，骗他说城内粮食即将吃完，只剩些布帛。这样一个人，理当把他扣下，但李特却听他一句“想去探家”，便放他走了。他自然不会去探家，而是笃笃定定回到城里，向罗尚汇报去了。
二月十日，罗尚出兵袭击李特的营盘，成都附近各坞的地主武装群起响应，李特吃了次大败仗，他本人和李辅也同被杀害，时年约五十多岁。这是六郡流民起义遭到的重大挫折。
李特既死，其兄弟李流继承首脑地位，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继续统领义军。李特之子李荡、李雄，也承其父志，牧拾余部，决心再战。
三月中有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罗尚派兵反击，起义军中两个氐人将校符成、隗伯叛变，形势十分紧张。李荡的母亲罗氏亲自披甲上阵，眼睛被隗伯刺伤，仍浴血奋战。她是起义军中的一位女英雄。最后，罗尚军被击退，两个叛将也跟着逃进了成都城。李流率部进逼城下，但李荡在追击时不幸中矛阵亡。
其时，荆州军的前锋孙阜已深入蜀中，在德阳（今遂宁东南）击破起义军一部，宗岱的主力也快赶到了。李流见李特、李荡相继阵亡，成都难打，援敌将到，心中很是担优。李含劝他投降，李流竟以为可行，便与李含各送一个儿子到孙阜军中做人质。流民起义几乎被他们断送了。
李骧、李雄都反对投降。李含的另一个儿子李离也坚决反对投降，并与李雄商议袭击孙阜军。李雄担心两个老人不答应，李离毅然表示只有决一死战，前途才有希望。他们劝说部下道：“我们同蜀人结怨已深，一旦投降，便要成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同心协力打败孙阜，才能取得富贵。”于是一举大破孙阜。恰巧此时宗岱在途中去世，荆州军就退回去了。
经过此番波折，李流很是惭愧，自觉不如李雄，不久，李雄攻克成都西北的郫城（今四川郫县），李流就把这里做了大本营，以后义军兵权就逐渐转到了李雄的手中。
这时，粮食问题使起义军陷入严重的困境。蜀中打了两年半左右的仗，居民有的逃往南面的宁州（今云贵一带），或沿长江东去荆州，留下的都是据险建立坞堡的地主武装，城邑处处了无人烟。义军无处筹粮，休说再战取胜，即令维持生存都很困难。这时，天师道首领，涪陵人范长生在这紧要关头帮了他们大忙，范长生率领一千多户人，依青城山（在今都江堰市西南）结寨居住，积有大批粮食。他和起义军合作，提供军粮，部队才恢复了活力。范长生因此成为成汉的开国元勋。
李流不久病死，享年五十六岁。病重时，他嘱咐儿子们要服从李雄；又嘱咐众将，说兄弟李骧虽好，但英武不及侄儿，要求大家拥护李雄做成都王。李流死后，李雄即被拥立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
李雄确实具有卓越的领袖气魄。罗尚使隗伯领兵攻郸城，战败被俘。李雄不杀这个亲手刺伤他母亲的叛徒，使有过动摇变节行为的人们消除了疑惧心理。李雄尊重李流的儿子李国、李离，大小事务都商请他们决断。李国、李离也向他尽忠竭力，堂兄弟间团结得很紧密。
同年闰十二月，罗尚兵弱粮缺，放弃成都出走，留守的将士开门迎降，李雄进占了成都城。但是，粮食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他只得把军队分散到郪县（今中江县东南）一带比较容易筹粮的地方去，甚至掘野生芋头，用以果腹。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李雄称成都王，建元为建兴元年。
李氏与罗尚的争战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罗尚逃到巴郡（今重庆市），依靠荆州的支援立定脚跟后，又屡次出兵进攻蜀地。这期间蜀中李离与阎式，因部将叛变在梓潼被害，但不久内乱即归平定。后来罗尚死去，东方的形势才平静下来。这是李雄建国好几年后的事情，我只一笔带过，不去细说了。
晋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六月，此时正当“八王之乱”结束前夕，李雄即位做皇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此时，范长生也下山进城，做了丞相。这时他已八十多岁，做了十二年丞相后去世，享年将近一百岁。
大成建国后又相继攻占了汉中及南中之地，疆域几与蜀汉相同。李雄建国之初，蜀中贫困缺粮，已见上述，但这种情形很快就改变了。农业社会只要不打仗，赋役轻一点，很快就会富庶起来。李雄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规定男丁每年交三斛谷，女丁减半，有病也减半；户调每年几匹绢，几两绵。事少役轻，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成为一个安定的地区。
李雄在位二十九年，于大成玉衡二十四年（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后来成主李寿（李雄堂弟）改国号为汉，所以史有“成汉”之称。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成汉被晋桓温所灭。
七 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匈奴族的部分南迁，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５０年），汉因南单于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便将他移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汉末灵帝中平五年（１８８年），於扶罗做了南单于。次年，他乘天下大乱之机，攻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郡县，就此便驻屯平阳（今临汾西南）一带。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年），外戚董承请右贤王帮他与李傕、郭汜作战，匈奴骑兵乘势在今陕、晋等地大肆掳掠，蔡邕的女儿蔡琰（蔡文姬）就是在这时候被掳去的。於扶罗死后，兄弟呼厨泉做南单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年），呼厨泉入朝，曹操把他留在邺中，又把南匈奴的人众分为五部，选拔其中的贵人做首领。五部分居并州各郡后，匈奴族的居住地已不再限于晋西南一隅，而扩至北部新兴（即今山西忻州一带）。
曹操任命的北部帅，是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他就是本篇要说的刘渊的父亲。匈奴贵族曾以匈汉和亲为由，说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孙，用外祖父的姓为姓。匈奴人用刘姓，是匈奴族逐渐汉化的标志。刘豹似是第一个有史为据的采用汉姓的匈奴人。
刘渊字元海，生于魏嘉平年间（２４９～２５４年）。他师事上党（今山西长治）名儒崔游，学习《易》、《诗》、《书》等典籍，尤其爱好《春秋左传》、《孙子兵法》，并能熟读成诵，同时也读过《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因此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也长于武事，膂力过人，善于射箭。他非常自负，曾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何曾为汉高祖游说西楚九江王英布，使之降汉；陆贾曾为汉高祖说服南越赵佗，使之对汉称臣，又以“不能于马上治天下”的著名论点，促使高祖深思存亡之故。这两人是汉初的著名辩士，绛侯周勃和灌婴则是汉朝的开国名将。刘渊要兼有随、陆、绛、灌的长处，其自负之高，可以想见。
曹魏亡国前夕，刘渊到洛阳做“任子”（人质），很受司马昭的优待。晋武帝时，有人推荐刘渊可任灭吴的元帅，后来又有人说他可以担当镇压树机能的重任。两次都因为是匈奴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作为罢论。他知道后，颇为不满。为此，齐王司马攸竟劝武帝杀他以除后患。其实，晋朝若不内乱，刘元海也只图建立功名，不会别有野心。
刘渊在晋廷一直担任左部帅、北部都尉、五部大都督等治理本族人的职务，晋廷也曾封他为将军，但这仅是徒具名义。他实在是个投闲置散的豪杰之士。
“八王之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若干匈奴贵族想乘机崛起，刘渊的叔祖、原北部都尉刘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贵族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地位）的处境耿耿于怀，认为“司马氏骨肉相残”，是匈奴人“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他们秘密商定，推举刘渊为大单于，随即派人到邺，向刘渊汇报。其时，成都王颖正把刘渊留在邺中，要他为自己效力。刘渊一时无法脱身，只得命使者返回，并带信要刘宣等再纠合胡人，诈称响应成都王，实则为起事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