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永安元年（３０４年），王浚与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成都王颖。幽并二镇声势浩大，成都王兵力不济，难以应付。刘渊抓住这个机会，自告奋勇向成都王请命，愿意发匈奴五部之众，助他平定二镇。当时成都王颖求援不得，病急乱投医，就放他回去了。不过，当时刘渊并不希望成都王失败。临行前劝他必须坚守邺城，说“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不可得而至；虽至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这不失为临别寄语。后来成都王仓皇离邺，果然一败涂地，事实证明了刘渊的先见之明。
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即匈奴左部驻地），刘宣等人立即拥护他做了大单于，建都离石，二十天工夫，便已聚众五万。他随即派出五千骑兵，象征性地去支援成都王的部将王粹。但匈奴兵还没有到，王粹已被东赢公腾打败，带兵的将官刘宏就以支援不及为借口撤了回来。刘渊得知成都王放弃邺城后，也曾表示，“我答应过他，不可以不救。”但刘宣等不赞成，他也就算了。其实，刘渊的表态，多半是做给部下看的，以示其待人诚信，意在训导部下，对他必须忠诚。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建国称汉，自称汉王，改元元熙，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这种做法表明，刘渊与刘宣等其他匈奴贵族的观念很不相同。
刘宣等人是一心要“复呼韩邪之业”，而刘渊却说：“呼韩邪何足效哉！”他要做的事是，“上承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刘邦、曹操。他的头脑很清楚，知道如是亮出匈奴旗号，“晋人未必同我”（未必会受汉人拥护），所以才决定利用曾有的匈汉和亲关系，“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他还以臣属口吻发表文告，从“我太祖高皇帝（刘邦）”说起，历叙两汉盛衰，而且为了表示尊汉，不仅痛责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曹操，也对昭烈（刘备）未能完成复兴大业深表惋惜。他要重建汉朝，即是要在“宗庙不血食四十年”之后的今天，“绍修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之业”（上述引文均见《晋书·载记一》）。由此可见刘渊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高明人物。
刘渊建国之初，离石饥荒，晋并州刺史刘琨又已据有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要向南发展，并不容易。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石勒、王弥、刘灵等率部来投，刘渊的实力又有所增加。在此，需要先说一说这几个人的来历。
公元４世纪初，天下处处发生战乱。石勒是在“八王之乱”的末年涌现出的一位豪杰之士。他是羯人（羯，匈奴的别部），家居晋南的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西北），原名匐勒，字世龙（这当然是发迹后起的）。他的父亲和祖父据说都曾做过部落中的小头目，这是否属实，无法查考，但他年轻时很贫苦，倒是实情。晋太安年间（３０２～３０４年），并州饥荒，东赢公腾为筹措军费，抓胡人卖给人家做奴隶，三十岁左右的石勒也未能幸免。他与人合戴一枷，被押到茌平（今山东东阿西北），卖给师懽做奴隶。不久，他结识了牧马场的头儿汲桑，又招集桃豹、逯明等相与落草，其时共有八人，叫做“八骑”，后又增加十人，改称“十八骑”。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起兵，石勒和汲桑纠合数百人，带上牧马场的马匹，前去投奔。石勒的名字便是公师藩为他起的。公师藩后被充州刺史苟晞打败杀死，石勒和汲桑流亡逃窜，再次落草，不久他们又纠合众多亡命之徒，自己组建了一支部队。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他们竟打开邺城，杀死新蔡王腾（即东赢公，后进封为王），但很快又被苟晞打败。他们收拾残部，要去投奔刘渊，但途中却被晋军打散。此后，汲桑被“乞活”（流窜求食物的难民武装）诸将所杀，石勒则投到了刘渊麾下，从此成为他的一员得力部将。
王弥与石勒不同。他是东莱（今山东莱州）人，其祖与父都曾官至太守。他既有谋略，也膂力过人，但在官宦之家，却是个不肖子弟。惠帝末年，他率领家僮，跟着“妖贼”刘伯根造反。刘伯根失败后，他上长广山落草，在青州一带，号称飞豹。他曾纠合数万之众，在今山东、河南境内流窜劫掠，一旦被打得溃散了，便潜伏下来，再收亡命之徒，以期卷土重来。刘灵是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出身贫苦，勇猛过人，力能制服奔牛，跑可与快马争先。公秉藩起兵后，他纠合一批人马，自称将军，在河北以劫掠为生。晋永嘉元年（３０７年），这两支人马被官军打败后，两人沆瀣一气，决心投靠刘渊。派人前去联系后，刘渊当然很愿意接受，分别给他们封了官。随之，刘灵去了刘渊那里，王弥则仍在中原重整部伍。
在永嘉二年（刘渊元熙五年，３０８年）以前，刘渊的兵力并没有较大发展，加以离石饥荒，处境极为困难。他的侍中刘殷、王育两人认为，危困之时，应大举出兵，攻下晋阳，消灭刺史刘琨，再南向占领河东（河东、平阳两郡，今晋南），建立帝号；渡过黄河后，即取长安为都，再以关中之众，东进直取洛阳。刘渊听后认为可行，即于当年年初派刘聪等人南据太行，石勒等人东下赵、魏（即河北方面）。但半年过完后，两路人马都没有什么战绩，倒是王弥在中原整顿恢复后，打得有声有色，且攻略青、徐、兖、豫四州（相当于今山东全省，河南省的黄河以南部分、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破城杀官，让有“屠伯”之称的青州刺史苟晞十分头疼。五月，王弥打到洛阳城外，在被晋朝援军打败后，逃走前还放火烧建春门，又与追兵恶战一场，才撤到黄河以北，往晋南去和刘渊会合。
刘渊南进策略，到七月中才有所获，即攻克了平阳郡的治所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随即，他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于十月中即位称帝，改元熙五年为永凤元年。次年正月，又迁都平阳，改元为河瑞元年。
现在回头再说河北的战况。秋冬间，石勒与王弥联合行动，九月进至邺，守邺的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以后，石勒又与刘灵合作，攻略魏郡（治邺，此指属县）、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顿丘（治今河南清丰西北）三郡，百姓五十余垒都望风而降。这几郡在今冀南、豫北一带，久经战乱，成都王颖覆亡以后，晋朝的统治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居民为求自保，建立了许多村寨堡垒，但若遇强敌，除了投降，别无出路，所以石勒、刘灵进展得非常顺利。
汉河瑞元年（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刘渊得到降将朱诞的报告，知道洛阳空虚，很想尽快攻下洛阳，但在当时，他却不能不以上党郡（即今晋东南地区）为其用兵重点。因上党就在都城平阳之东，那里仍受晋并州刺史刘琨的管辖。所以刘渊必须攻占这一地区，才能保证平阳的安全。至于渡黄河南下进攻洛阳，则更须取得上党，才能打开进兵的道路。这年上半年，他即派刘聪、王弥攻上党。刘琨处境困难，不敢轻离重地，但也派兵去救。洛阳的东海王越也派王旷率数万之众，渡河北上救援。刘聪、王弥先后打败这两次援军（《晋书·载记四》和《通鉴》卷八七都说石勒做刘聪的前锋，按石勒其时已有兵十多万，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即今河北省中西部发展，恐怕不可能去做刘聪的前锋都督），又相继攻克屯留、长子，逼得上党太守庞淳不得不献出壶关投降。之后刘琨虽命张倚再领上党太守，但其实只据襄垣一城，上党郡的大部分都已为刘渊所有了。
可进攻洛阳就没有这么顺利。
早在上党战前，刘渊已有一次尝试。他任刘景做灭晋大将军、大都督，用降将朱涎做前锋，要他们先在洛阳以东几百里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突破黄河，再寻南下之机。刘景领命后，一举攻克黎阳，又占领了黄河的重要渡口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北）。他在这里犯了个大错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赶到河里淹死。刘渊得讯，大为光火，说：“我要铲除的是司马氏，百姓有什么罪！”他立即把刘景降职，战役也就此中止了。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渊就可以用主力攻洛阳，也无需从东面迂回了。八月，刘聪等向洛阳进军。他走的是晋西南黄河对岸的路线（大体上相当于今陇海铁路潼关、洛阳段），也是走最直捷的路线。刘聪开头打得很顺利，很快就推进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九月，他因轻敌，被晋军袭败。这是一打洛阳。同年十月，他又发动第二次进攻洛阳的战役。这时刘聪、王弥、刘曜、刘景也都赶来助阵。兵到洛阳城下，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时，部将呼延翼、呼延颢、呼延朗先后阵亡；加以由于道路狭仄，又遭晋军阻击，陕县后方的粮车无法前进，刘聪无奈，只得发令退兵。两仗如此结局，看来汉要灭晋，暂时还做不到。
刘渊等不到胜利之日，即于河瑞二年（晋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去世，时年约六十，太子刘和嗣位。刘和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兄弟刘聪却久握兵权，他们两个如何能够相处。刘渊尸骨未寒，刘和就想解决刘聪，但力量不够，反而被刘聪杀了。刘聪夺了帝位，改元光兴。他在位时，攻陷洛阳、长安，灭掉西晋（详见第八篇）。东晋大兴元年（３１８年），刘聪去世，其子刘集嗣位。刘暇（刘聪堂兄弟）又夺了堂侄的帝位，还把国号改称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刘聪、刘粲、刘曜都远不及刘渊。刘渊谴责刘景滥杀百姓的暴行。刘聪、刘粲却都荒淫残酷，刘曜与他们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他们凭着武力，乘晋朝衰弱的时机，能够得逞于一时，但是无法维持较长的国祚。这些情况，本篇只简略地作一交待，后文将另作补充。
八 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刘渊去世前，汉还一时灭不了晋，但西晋已是苟延残喘，来日不多了。刘渊去世后，在刘和、刘聪争夺帝位时，洛阳因受东、南两面合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一座危城。
永嘉四年（３１０年）春天，王弥的部将曹嶷从大梁东进，打破东平（今属山东），进攻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石勒在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河而南，与王弥会师后，又攻略徐、豫、兖三州辖境，先破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后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再渡河而北，攻略冀州各郡。此时洛阳以东的大部地区已是残破不堪。青州刺史苟晞和豫州刺史冯嵩虽有相当实力，但与在洛阳当权的东海王越不和，不敢轻动。苟晞还面临日益迫近的曹嶷，因此更不可能发兵去支援洛阳。
同时，在洛阳之南，又发生新的变乱。朝廷要使南阳的雍州流民回乡，流民因关中残破，不愿回去，政府遂定下限期，发兵遣送，这就犯了与益州罗尚同样的大错。京兆人王如、侯脱和冯翊人严嶷，分别聚众反抗，起兵攻打城镇，杀死地方官吏，到这年秋天，这几支兵已各有数万之众。
至此，洛阳已是四面受敌。十月，汉刘粲、刘曜、王弥、石勒联军攻晋。洛阳以西的渑池，东北的成皋，以及今豫东南的梁、陈、汝、颖一带，都是狼烟四起，战事不断。
京师洛阳城内，粮食匮乏，人心浮动，加以太傅东海王越大权独揽，怀帝的亲信缪播、舅父王延等都于上年被他擅自杀死，内部很不团结。怀帝号为君主，却受制于人，毫无作为，形同亡国之君。晋阳刘琨见朝廷危急，想借用晋北鲜卑拓跋琦卢的兵力，联络各方，共同讨伐刘聪、石勒。这条计未必行得通，而且借用鲜卑兵，还会出现新问题，但是总不朱为救急的一法。但东海王越猜忌苟晞、冯嵩，不愿采用。他也曾遣使征各地兵马人援京师。怀帝还叮嘱使者，要他告诉各地守臣、将领，“现在还可来救，再晚就等不及了！”说得凄楚哀怜，窘相毕现，这样的人居然也算是皇帝！根据记载，当时，只有两人愿意赴难效命。一个是襄阳山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但他派出的兵，到襄阳以北的涅阳，就被流民武装王如击溃。山简非但救不了洛阳，还得闭上城门，抵御王如，继而丢弃襄阳，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黄鹄山东北）；另一位是荆州王澄，他派的兵出发不久，听得山简兵败，就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他们势孤力单，都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得了洛阳。
东海王越困守洛阳，已到无法坚持的地步。十一月，他率兵四万往许昌，声称讨伐石勒，使太尉王衍任军司同行。这一走之后，洛阳城里一天比一天混乱，官署没有人守卫，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埋葬；有留守之职的人，离开不得，也都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东海王越的人马，行到项地（今河南沈丘），便不走了。转瞬就到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形势愈加严峻。怀帝怀恨东海王越，便亲手写了诏书，秘密派人送交青州刺史苟晞，要他讨伐东海王。其时，苟晞已是自顾不暇，他与曹嶷交战，开头还有胜有败，到这年正月，兵败弃城退守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但是从纸面上攻击东海王的举动却并不停止。这时汉兵的威胁愈益严重。石勒在上年已打破宛城（南阳），并消灭了侯脱、严嶷等几支流民武装。这年二月，他从江、汉北还，又占领了许昌。在这样的情势下，苟晞如果发兵中原“讨伐”东海王，岂非是在劲敌面前打内战！
东海王越抓到了苟晞的密使，也看到了檄文，又见石勒重兵日益逼近，因而惧恨成病，终于在三月十九日一命归天。之后，王衍要领兵送他的灵枢回东海（今山东郯城），洛阳的王妃、世子及将领何伦等，也都要随行同往。城中居民大起恐慌，纷纷跟着逃难，洛阳更乱了。
石勒得讯，率领轻骑追击，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宁平）赶上，大破晋军。这实际上不成其为战斗，晋军这路人马约有十多万，但其中包括众多眷属、随从，他们根本没有应战能力，被汉兵远远围住，遭乱箭射杀，尸陈如山，一个也没有走脱。王衍等十几名权贵都被俘抓获。其中，除襄阳王司马范一人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各人都纷纷哀求，乞怜保命（王衍的丑态已见第二篇）：结果，当天夜里，都被石勒命人推倒墙头压死。从洛阳逃出的何伦等，后也被石部截住，东海王世子等都死在乱军之中，王妃裴氏被掳去卖掉，后来不知怎么到了江东，才又恢复原来的身份。
这时还在洛阳的怀帝再也呆不下去了。苟晞派兵五百到洛阳，要接皇帝到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怀帝想走，公卿左右却留恋家财，结果没有走成。后来实在无法支持，但要走时，却又没有车子，怀帝只得徒步出宫，跟随的宫员也仅有几十个人。他们刚走到铜驼街（因街上有魏明帝时立的两座铜驼得名），遇盗匪抢劫，只得退身返回。皇帝竟在京城里碰到强盗抢劫，这应该好算是空前绝后的奇闻。
汉将呼延晏、刘曜、王弥、石勒各部，于此时纷纷进抵洛阳。六月十一日，汉军打开城南的宣阳门进入城内。军队把宫里的珍宝、宫人抢得一干二净。怀帝吓得躲到华林园（东汉时造的园，原名芳林，魏改名）里，逃出园门时，仍被抓住，从此做了俘虏。刘曜霸占了白痴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羊后，又一把火烧掉洛阳宫室，把怀帝解到平阳。洛阳宫中珍宝，张方曾抢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上次因有卢志劝阻，没有放火，这次卢志也在洛阳，但他只能出逃并州，再也无法保住洛阳的宫室街巷了（参见第五篇）。这是继汉末董卓之后，洛阳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
汉刘粲、刘曜西进关中，至八月便占领长安，俘获了晋南阳王司马模。不久，刘粲即将司马模处死。其时关中荒芜，士民即使不亡于兵贫，也多死于饥馑，活者寥寥无几。九月，石勒又攻占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俘获了苟晞和被他拥为皇太子的豫章王司马端（怀帝侄）。
西晋几乎亡了，但仍在苟延残喘。当时，怀帝的另一侄子，一个十二岁的秦王司马业，他在洛阳陷落时逃了出来，后来跑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到舅父司空荀藩。恰好前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在此已纠集数干流民，正想西回故乡。司马业与荀藩就利用这支武装，暂时立住了脚跟。
这时，关中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冯翊太守索琳等人，在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已推举安定太守贾疋为平西将军，要起兵兴复晋室，关中未曾失守的一些地方官长也纷纷起而响应。刘粲、刘曜与他们交战，竟一连吃了几次败仗，长安被围。由此，秦王司马业得到了在关中立国的机会。
荀藩等人都是来自今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跟随秦王业，只想在中原寻求立足之地。阎鼎势力强大。他本来要回西北，得知关中形势有变，认为有机可乘，便拿下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控制了司马业。荀落等人不愿远离故土，只得沿路逃散。秦王业在阎鼎掌握之中，当然只能跟着他走。贾疋得讯，即派兵迎接。十二月，秦王业到了雍城（今陕西凤翔西南），暂时安顿下来。
贾疋等又围攻长安，到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四月，已历时好几个月。汉刘曜坚守不住，终于弃城逃还平阳，秦王业随即进入长安。九月初三，贾疋等奉他做皇太子。此前的几个月，想必是在酝酿这个班子怎么搭法。阎鼎、贾疋、索琳等人，原来不是一伙人，只在共同对敌时能够合作，一旦“功成”，就闹起纠纷来了。
先是贾疋与汉将彭天护作战，中计被杀。接着，阎鼎又与原来的关中诸将争权。至十二月，阎鼎杀京兆太守梁综，于是麴允、索琳等群起攻之，阎鼎兵败逃走，也被杀死。
永嘉七年（３１年）四月，怀帝在平阳遇害的凶讯传到长安。二十七日，皇太子司马业即皇帝位，改元建兴，是为愍帝，也就是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
刘聪原来对当了俘虏的怀帝还算可以，先封他为平阿公，后又改封为会稽郡公，两人也常谈早年在洛阳相识的旧事。刘聪后宫以“六刘”（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最为得宠，他居然把其中的小刘贵人送与怀帝。但这相安无事的状态却在正月元旦的宴会上破裂。其时刘聪大宴群臣，命怀帝青衣行酒。青衣是贱人的服色，行酒是侍者的活计，在座的许多晋朝旧臣见了，都痛心之至，其中庚珉、王隽等十几人还当场忍不住流下泪来。刘聪见了，大为不满。不久，有人告发庚珉等私通晋阳刘琨，刘聪就以此为借口把庚珉等十几人，连同怀帝一道，都给杀了，刘夫人则回到宫里，依旧做她的小刘贵人。怀帝只活到了三十岁。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五月，愍帝发布诏书，声称要“扫除鲸鲵（指汉），奉迎梓宫（怀帝的棺木）”，命幽（王浚）并（刘琨）两州出兵三十万直取平阳，右丞相（南阳王保，司马模之子）率兵三十万来长安，左丞相（琅邪王睿，即后之东晋元帝）率兵二十万进攻洛阳。这道诏书口气大得不得了，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而这几个人，王浚想乘危割据；刘琨靠鲜卑部落才能勉强立脚；江东、上邦（司马保驻地，今甘肃天水）力量薄弱，他们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时，只有避乱南渡的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祖逖向琅邪王请缨北伐。琅邪王给他一千人的粮饷和三千匹布，让他自己招兵。他率领部曲（私兵）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进屯淮阴，招募了二千余人，步步北进。这个“中流击楫”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祖逖也确实对石勒起了牵制或威慑的作用，然而要扭转大局，已是不可能了。琅邪王对祖逖的出兵，支持不够，但他也有难处，我在下面要具体说明的。
在愍帝夸张的口气下，真实的情况却是：作为当年西汉故都的长安城里，荆棘杂草密密丛丛，居民不满百户，车驾只有四乘，百官连印都已失落。但是麴允、索琳等人，却仍多次击退刘曜的进攻，艰难坚持了三年有余。
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刘曜最后一次进攻长安。从八月到十一月，外城先失，麴允、索琳只守得个小城，城中斗米竟值黄金二两，以致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愍帝见晋廷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即向麴允表示：“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索琳却临危变节，派人出城见刘曜，诈称城中存粮尚富，若能对索琳许以高官，即愿献城投降，被刘曜拒绝。十一月十一日，愍帝依照传统的国君投降仪式，乘羊车，肉袒（去袖，露出左臂）、衔璧（以口衔璧）、舆榇（车子上装着棺木）出城投降。刘聪也照传统做法，焚棺受璧，准予投降。西晋至此灭亡。
愍帝君臣被解到平阳。刘聪封愍帝为怀安侯。麴允伏地痛哭，被囚自杀。索琳也因不忠被杀。
愍帝只做了一年的怀安侯便被杀了。一次，刘聪出外打猎，使愍帝穿上戎装，执戟前导。百姓见了，都指点说：“是原来的长安天子！”有些老人竟流下泪来。汉太子刘粲就主张把他杀掉以除后患。刘聪没有马上接受，还想再羞辱他一回。汉麟嘉元年（３１６年）十二月，刘聪重演当年折辱怀帝的场面，大宴群臣，使愍帝行酒，洗酒杯。过了片刻，他起身离座，又使愍帝执盖随从。在座的不少晋朝旧臣都流泪涕泣，有的还哭出声来。尚书郎辛宾甚至抢步上前，抱住愍帝大哭。刘聪命将辛宾拖出去，立即斩首。几天之后，愍帝也终于遇害，时年仅十八岁。
怀、愍二帝屈辱行酒，与后来北宋徽、钦被虏囚死异乡的悲剧，都是为历来读史人所难以忘却的。
西晋共四个皇帝，历五十二年。
九 陈敏和杜弢，长江流域的动乱
西晋亡后，东晋偏安江左，居然还维持了一百零四年，国祚比西晋长多了。然而，在西晋末年，陈敏、杜弢曾先后起兵，要再造一个吴国，断绝司马氏在江东的统治。后来，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仍不失为一时之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兴亡历程吧。
西晋末期，在长江中游地区，头一个起兵的是张昌，时间在惠帝太安二年（３０３年）。张昌是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史书上说他是“蛮”，这是当时散布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通称。他在平氏县（在新野以东）做过县吏，可见与晋人（汉族百姓）己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武力过人，喜欢谈论用兵打仗的事情。这年，荆州官府要征发武勇之士去益州打李流（见第六篇），百姓都不愿意去。当时诏书催得紧迫，命令被征发者在任何地方停留满五天的，二千石（太守）就得免官。因此郡县官吏都亲临现场，催逼动身。百姓没法，只得到处屯结，反抗官府。张昌原已聚众数千，要想起事，这时便乘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恰好江夏郡（以安陆即今云梦县为中心的湖北省一部）又因丰收引来了数千流民，张昌也把他们收下，并在离安陆八十里的石岩山扎下了营盘。江夏郡派兵来剿，被他击溃。
张昌乘胜进占郡治。他改名李辰，放风说“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他找到一个做过县吏的丘沈，把他改名叫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部队很快扩大到三万人。他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其中勇悍的人能够挑刀（舞刀时，把刀掷到空中，以手接之）走戟（使戟时把戟往地上一插，纵身跳过戟柄），声势十分浩大。
张昌攻樊城，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司马懿之孙）自出襄阳迎战，兵溃身死。张昌又围宛城（南阳），攻襄阳。他的部将石冰东进扬州、江州；陈贞攻陷武陵（今湖南常德）、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临淮（今江苏盱眙东北）人封云起兵响应，进攻徐州。于是张昌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地方，声势极其浩大。
这时，中原皇族混战正烈，蜀中李氏与罗尚相持未决，再加上包括今豫南、两湖、江西、江苏等地的动乱，民生其间，苦难深重，实在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张昌其实没有多大能耐。荆州动乱。症结在新野王欲“为政严急”。朝廷于张昌兵起后，已调刘弘任荆州刺史，司马歆既死，即以刘弘接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一个很干练的人，颇受张华重视，其时年已六十八岁，年龄资格都极老。他的作为，举一件小事可以窥见。他在襄阳，有一天晚上起来（当是出去巡逻），听见城墙上的更夫在唉声叹气，就召见询问。原来这个兵士年龄已在六十以上，体弱有病，又缺少御寒衣服，所以自叹命苦。刘弘听了，立即把主管人员唤来，严加处分，替老兵制备衣服。地方长官能够处处为兵民着想，解除或减少他们的痛苦，人民自然不会起来造反了。
他用兵镇压张昌，选陶侃为将。陶侃字士行，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早年家贫，因无人提拔，出仕较晚。他做过督邮（太守的属吏，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按验刑狱）、县令等官。刘弘知道他是人才，到了任，就用他为南蛮长史（南蛮校尉的幕僚长）、大都护，领兵打张昌。陶侃首战就在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大破张昌军。以后连战得胜，张昌逃走，部众投降，荆州的战事很快结束。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见第一篇）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卿会做我的后任的（晋人相称用“卿”字，表示尊重之意）。”这话后来果然成为事实。陶侃初立战功时年已四十五岁，若不是刘弘知人善任，他能不能成为东晋初年的大人物，恐怕会是一个问题。张昌于次年在长沙境内被抓获处死。这件事就这样提一笔，不多说了。
刘弘在荆州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史书上说他“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因此“公私给足，百姓爱悦”。荆州的社会比较稳定了。
石冰也没有支撑多少日子。这年冬天，江东大姓起兵镇压石冰。宜兴周氏是江南著名“强宗”，周处的儿子议郎（担任顾问应对的官）周玘联合做过南平内史（相当于太守）的长沙王司马矩在江东起兵，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九郡指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即今皖南、苏南、浙东）。于是，原吴国名臣贺邵的儿子贺循、名将甘宁的曾孙甘卓，以及广陵（今江苏扬州）华谭、丹阳葛洪（参见第二十九篇）等一齐起兵，杀死石冰所派的官吏，击退他派来的军队。这是原吴国境内大族的自卫行动，至于那个长沙王矩不过是用来摆摆样子，表示吴中大族忠于晋室而已。
石冰在江南的势力瓦解了，但是在淮南的实力还很强大。石冰从临淮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这给了一个原来没没无闻的小人物以跳上历史舞台的好机会。此人就是庐江（今安徽舒城）人陈敏。
陈敏字令通，出身郡吏，因办事廉洁能干，被提拔到洛阳做尚书仓部令史。令史是‘’吏”，不是“官”，士人是不屑干的。皇族混战起后，京师缺粮。陈敏建议，说南方各郡都积有大量陈粮，可以解决京师粮荒。于是朝廷用他做合肥度支，又调任广陵度支。古代度支指财政，清末还曾把财政部叫度支部。陈敏所任，实际上是运粮使臣，这已是官，而不是吏了。
刘准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陈敏恰好在寿春，手下有大队运粮兵士。他就自告奋勇，愿意带运粮兵去打石冰。只要求刘准把所辖正规军分一部分归他指挥。刘准当然愿意照办。
永安元年（３０４年）正、二月中，陈敏以寡击众，与石冰交战几十次，每次都打胜仗。二月，他和周玘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合攻石冰，又得大胜。石冰逃往徐川，去投封云。陈敏追击得很猛，封云的部下不敢再战，杀了石冰、封云，向陈敏投降。陈敏立了军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在有封国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叫太守，而叫内史或相，各代不同，晋的正式官名是内史，但记载也常称国相）。一个区区小吏，一跃而为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了。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滋生了割据的愿望。这其实也很自然，当年孙坚出身也不高，既曾有过一个孙吴，那又何妨再有一个陈吴呢！
然而，江东社会已与当年大不相同了。孙策渡江之时，只要对付一些土豪和外地来的地方官。但经过孙吴一代（从渡江起共八十五年），这里已出现了一批门第高贵的强宗大族，出身践微的陈敏要驾乎其上就难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他乘东海王兵败的机会，以还江东扩充军队的借口，于这年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反晋。他不是一下子就扯起反旗的。他先使从洛阳东归的甘卓假传皇太弟（怀帝即位前为皇太弟）的命令，拜他做扬州刺史，接着使兄弟陈恢与钱端等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湘东），兄弟陈斌东取大江南北各郡，由此，各地方官也都弃城逃走。
陈敏对江东的豪杰、名士都收罗礼待。这些人对他的态度颇不一致。甘卓倾向于同他合作，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顾荣当年在洛阳装糊涂，却接受他的右将军的任命，也倾向于同他合作。贺循、周玘则都装病，推辞他的任命。陈敏本来要贺循做丹杨内史（相当南京市长，但辖区较大），贺循不到职，陈敏就让顾荣兼领。江东既定，陈敏就要部下推自己做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称“楚”即意味立了国号，“加九锡”是升格做皇帝的预备阶段，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宣称接到密诏，要从长江入沔水（指今武汉市以下的长江）、汉水，奉迎銮驾，说白了，就是要大举西进。
陈敏西进，江夏郡首当其锋。江夏太守陶侃和陈敏都是庐江郡人。荆州刺史刘弘的左右就有人据此担心陶侃不可靠。刘弘不听，说对陶侃的忠诚有信心。陶侃听说有人对他不放心，就把一子一侄送到刘弘处做质子，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果然击退了陈恢、钱端等的进攻。
西进的胜负是陈敏成败的关键。他如能席卷荆州，就可以恢复孙吴时的版图。一旦脚头硬了，那些强宗大族、豪杰名士就会对他抱有信心，原来与他合作的不必说，动摇的会坚定起来，观望的会逐渐倾向他。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他还在原地踏步，离心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
上文提到的广陵华谭也是原吴国高官的后人，其时正在庐江内史任上。他写信劝告顾荣等，“不要辱身奸人之朝”，说陈敏没有成功的可能，他失败之后，“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顾荣对陈敏，本来信心不足，看了华谭的信，更觉得非改弦易辙不可。
陈敏的兄弟陈昶一直认为顾荣等不可靠，劝他把这些名士杀掉，陈敏不听，他们两人的见解各有所偏。顾荣等人在当时当地是有声望、有号召力的，杀掉这些人，会使自己失掉一部分群众。陈敏不肯杀，确有道理，而且军事上若打不开局面，无论杀不杀这些人，总归是要失败的。我们分析当时的局面，只能得出这一结论：杀了顾荣等，内部不会出问题，但结果是将被官兵打败，最多也不过是拖延一些日子；不杀，内部剧变，失败得快，如此而已。
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二月，陈敏的部将钱广，受周玘策动，杀主将陈敏的兄弟陈昶，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其时还没有改称建康）举兵反陈敏，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他屯兵在秦淮河朱雀桥南。陈敏以为甘卓是儿女亲家，一定可靠，命他讨伐钱广。不料顾荣、周玘的一席话，使甘卓完全变了过去。顾荣说：“如果江东的事情可以成功，我们应当同他合作到底。但是卿看这局势，会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等却安然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让江西诸军把我们的头颅送往洛阳，匣子上大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
这席话确实令人动容，甘卓就推称有病，接女儿回家，并毁坏朱雀桥，把船都送到南岸，然后宣布讨陈。陈敏在秦淮河北岸的军队还有一万多人，他带这支人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手下的将士隔河叫喊道：“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部将士听了，面面相觑，正在犹豫不决之时，那位“顾丹杨”走到阵前，手执白羽扇，向对岸挥动。众人看见此人确系顾荣，才完全相信刚才的喊话，他们相信跟顾荣没有错，就一下子溃散了。陈敏控制不住局势，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俘。陈敏死后，他在各郡的几个兄弟也都被地方人士所杀。长江下游地区的动乱就此结束，前后为时不过一年又三个月。
四年以后，荆、湘爆发了巴蜀流民起义（湘州，永嘉元年分荆州置）。镇守襄阳的刘弘已于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去世。先后继任的是司马略和山简。山简上任后，自己醉酒糊涂，却上表说：“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恐百姓劫璠为主。”朝廷也竟听他，把刘璠调到洛阳做京官。朝廷大员都不喜欢地方官得人心，这个天下怎么会不乱！刘璠是刘弘的儿子，父子二人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好官。
山简管辖的地区很广，他是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南阳是荆州的属郡。永嘉四年（３１０年），雍州流民王如等人的起义，就在他的辖区之内。此事已见第八篇，这里不重复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正月，成都人杜弢在湘州起义，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原来蜀中乱后（参见第六篇），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散布在荆湘二州的有好几万家。他们与当地人常常发生摩擦，相互间都有敌对情绪。有个流民蜀人李骧（此人与成汉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聚众据乐乡造反。当时杜弢在醴陵当县令，他还参加了镇压李骧的军事行动。后来李骧向荆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假意允许，乘其不防，袭而杀之，并因追查余党，杀害了八千多人。流民自然更加怨恨。这个刺史是宰相王衍的兄弟，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堂兄弟，是一个“辞义锋出”（能说会道）的大名士。这等人如何办得了事！不久，流民杜畴等又反。湘州参军冯素与流民首领汝班有仇，在刺史荀眺面前造谣，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信以为真，打算屠杀流民，于是四五万家一齐起而造反。杜弢就是在这时被推为首领的。
杜弢字景文，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令，他本人也有才学，被地方上举为秀才，因李氏父子兄弟起兵，他才迁居荆州。他不是主动造反，是被时势卷进去的。
杜弢进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南逃，被追兵擒获。于是杜弢南下破零陵、桂阳，东掠武昌郡境（治今鄂州，郡境包括长江以南今湖北省南部及江西省的一部）。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又有一个原属新野王歆的将官胡亢自称楚公，在荆州境内打家劫舍，起兵造反，他起用也曾是新野王属下的裨将杜曾做竟陵太守。这个胡亢没有多大能力，杜曾却是一员勇冠三军的猛将，披了甲还能游泳。
荆州混乱到这地步，征南将军山简和荆州刺史王澄是应该任其咎的。山简早已逃往夏口，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承认“社稷倾覆，不能匡救”，自已是晋朝的罪人。他于这年四月去世，年六十岁。王澄却还要败坏荆州的事情。他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仍不以为意。后来山简的参军王冲叛变，自称刺史。他才觉得害怕，逃亡东下。镇守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见此情形，就把他内调做军咨祭酒（供咨询的官。祭酒，部门的长官），用周顗代替他的职务。周顗到了荆州，对杜弢也毫无办法。于是为琅邪王镇守长江中游地区的王敦（参见第十、十四篇）命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协同进击杜弢，陶侃便成为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风云人物。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周顗屯兵得水城（今湖北黄梅西，即寻阳县城），杜弢兵临城下，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陶侃派部将朱伺往救。杜弢发觉援兵已近，立即撤到泠口（约在今蕲春附近）。陶侃估计杜弢一定会乘虚去袭击武昌郡城（今鄂州），立即引军还郡。杜弢果然来攻，遭到朱伺迎头痛击，大败而去，逃回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大喜，说：“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上表请任陶侃为荆州刺史，屯兵沌口（今汉阳东南）。
在此之前，那个胡亢已被杜曾火并。参军王贡报捷后回来，路过竟陵，以陶侃的名义，命杜曾解决一股以王冲为首的“贼军”。杜曾很容易地攻杀了王冲。陶侃召王贡去见，王贡怕陶侃怪他诈传命令，不敢去，反与杜曾合作，进攻陶侃。这年十月，陶侃吃了一个大败仗，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想来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着，是疏于防范了。他的官职被罢免了，但王敦仍让他以“白衣”（无官职者）领原职。不久，他率领周访等进攻杜弢，大获全胜。王敦就上奏恢复了他的官职。
杜弢、杜曾都是劲敌。建兴二年（３１４年），陶侃移驻林障（在江夏郡沌阳县，今武汉市汉阳西）。他在这里又一次被杜弢的部将王真袭击，撤到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以南），得周访援助，才反败为胜。
经过了几年的战斗，杜弢的兵力损失惨重，他感到难以支持下去了，就写信给旧时相识的南平太守应詹，痛陈衷曲，希望他出面斡旋，让他投降，给以为国效劳的机会。这封信写得很是恳切，文词也很优美（见《晋书》卷一百本传）。应詹替他呈给琅邪王。琅邪王允许了，派人前去受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但是众将贪功，不断地向他进攻。杜弢愤恨，杀掉受降使者，重新举起造反的旗帜。这是建兴三年（３１５年）二月间的事情。
同年八月，陶侃击溃杜部，王贡投降，杜弢逃亡，不知所终。陶侃和应詹进克长沙，平定湘州。陶侃有功于晋室，是毫无疑问的，但杜弢不失为文武兼资的奇士，他起兵为的是几万流民的生死存亡。晋朝政府不能善处流民与土著的矛盾（这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豪杰之士在长达数年的血战之中残身，读史至此，不能不为之惋惜。
陶侃破了杜弢，乘胜进攻石城（在今湖北钟祥境），想一举解决杜曾。司马鲁恬劝他不要轻敌，说：“使君部下诸将，没有一个及得过杜曾，这仗不大好打。”陶侃不听，进兵围城。这仗果然难打。杜曾突然打开城门，率领骑兵冲开陶侃军的阵形。到了他的后面，翻过身来冲杀，使陶侃损失了好几百人。
杜曾占了些便宜，不与陶侃恋战，长驱北上，围攻宛城（南阳）。宛城守将荀崧号为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其实兵力薄弱，存粮又少。他想向旧部襄城（今属河南）太守石览求救，却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幸而年方十三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晚上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一面打，一面走，竟摆脱追兵，到达襄城。她又以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周访。两支援兵到后，杜曾就解围而去。这个“荀灌娘突围求救”的故事，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杜曾与杜弢不同，仅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叛将，平定并不太难。不幸的是晋人内部滋生了一些事端，坐大了杜曾的声势，使他能够拖延好几年。
事情是这样的。王敦的左右钱凤，见陶侃有功，常向王敦进谗。王敦原来很信任陶侃，但是陶侃威名既盛，便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陶侃部下好几个人都估计到这问题，劝主将不要去见王敦。陶侃不听，去了后王敦果然不让他走，把他调任广州刺史，用自己的堂兄弟王廙接替他做荆州刺史。荆州将校郑攀、马隽要求挽留陶侃，王敦更大发其火。于是郑攀等率部叛变，与杜曾合流。其时愍帝也从长安派了一个第五猗来当荆州刺史，出武关南下。杜曾、郑攀迎第五猗而拒王廙，局势就弄得更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