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表现得很得体。他服从命令，到广州上任。他在广州做了件让人看了觉得古怪的举动，每天早晨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又搬回室内。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这个“陶侃运臂”的故事，在后世也传为佳话。
陶侃走后，解决杜曾的任务落到了周访的肩上。周访字士达，祖上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后来迁到庐江寻阳。他和陶侃同乡知交，又是儿女亲家，因与陶侃共同对付杜弢，积有军功，官任豫章太守。
晋元帝建武元年（３１７年），杜曾连战得胜，向江陵挺进。元帝命周访前去迎击。沌阳（今武汉市汉阳西）之战，周访有兵八千人，使李恒督左翼，许朝督右翼，他自领中军。杜曾先攻左右翼。从清晨起激战到申时（下午５～７时），两翼都败，周访挑选八百名精兵，亲自行酒，叫他们喝了，下令不得随便行动，听鼓声进兵。杜曾军进到离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出击，大破杜曾军，杀敌一千余人。周访下令连夜追击，把杜曾打得溃不成军。
战后，周访升任梁州刺史。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周访再破杜曾，把他杀死。第五猗也做了俘虏。他是愍帝任命的官，周访特地向王敦说明，劝他不要杀。王敦不听，也把他杀了。
十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亡后的次年（３１７年）三月，琅邪王睿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这时，晋元帝到建康已经有好几年了。事情该从更早的时候说起，也该从司马睿的身份说起。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世袭琅邪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荡阴之战后（见第五篇），惠帝被挟持到邺。司马睿也到了那边。成都王颖恨东安王繇曾劝他不要与皇帝对抗，把他杀了。司马睿是东安王繇的嫡亲侄子，怕遭连累，连忙逃走。成都王颖对此早有防备，他已经下了命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尽管换了装束，但到了黄河渡口，还是被拦住不让过河。幸而从者宋典见机，把马鞭朝主人身上一拂，笑道：“舍长（看管房子的小吏），官禁贵人，怎么你也被拘留了？”守渡口的吏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过去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起兵讨河间王颙和张方（见第五篇），命琅邪王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他一向和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友善，这时急需得力的帮手，便向东海王要来，让他担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了。
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接着又派琅邪王睿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睿到达建业，王导也跟着同来。这是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江东（现在的江南，古代常叫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吴郡顾氏、义兴（今宜兴）周氏、山阴（今浙江绍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推翻的（参见第九篇）。琅邪王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琅邪王睿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
这是个难题。琅邪王睿资历不深，江东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也不主动到府里参见。为此王导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睿坐着人抬的“肩舆”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祓除不样的“楔祭”（《晋书·王导传》说是三月三上巳节的事情。三月三距琅邪王到建业有半年之久，似不可能。秋季也有“楔祭”，《通鉴》记在本年秋，比较合理），他和府里的幕僚骑马随从，队伍整齐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了都颇为惊异，不得不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王导又替他出主意，说：“顾荣贺循，在此地声望最高，结纳了这两个人，别人自然都肯来了。”琅邪王睿便使王导亲自去请顾、贺两人，两人应命而至。从此，吴中、会稽一带受此影响，名门士族无不归附，江东人士逐渐拥护琅邪王睿了。
琅邪王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这是地方行政长官。顾荣字彦先，他的祖父顾雍是吴大帝孙权的宰相。贺循也字彦先，他的父亲贺邵是吴国忠良，为孙皓所害。除此两人外，琅邪王睿还对纪瞻、周玘、张闿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洛阳陷落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颖川鄢陵（今河南郡陵西北）庾氏以及门第较低而为元帝所亲信的刘魄、刁协等，都陆续渡江南下。当时南下的人往往成群结队，宗族乡党都相随同行，如祖逖南下时，率领亲党几百家，他把车辆马匹给老弱生病的人乘坐，自己徒步，所有药物衣食都与众共享，因此为同行的人所拥护，推他做“行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范例。
王导劝琅邪王起用这些人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商议国家大事。琅邪王有过失，王导也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废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而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大姓。桓彝过江之初，见朝廷微弱，很是担忧，对周顗（周氏是汝南安成大姓）说：“我因中原大乱，想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如此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了一番，回来后对周顗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字夷吾），我再也不必担忧了（相传温娇也有相同的事，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宴会。有一次，周顗喝了半晌酒，忽然叹道：“风景虽说与中原没有多大差异，举目所见却是长江而不是黄河了！”（原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江河”或作“山河”）周顗人在建业，心却飞到了洛阳。众人听了，都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的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先垮了，怎么能战胜困难呢！王导的精神境界显然高出众人，所以有做一时领袖人物的资格。当时众人听了，都揩干了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故为避讳，建业这个地名从此改为建康。上文提到，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是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
难在哪里？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还有矛盾。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因此，愍帝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发生了周玘危害执政的事件。
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势力强大的大姓。周玘的父亲周处因梁王司马彤公报私仇，以孤军御强敌，战死沙场，已见前篇。周玘在西晋屡次不应州郡征召，应该是与父亲的死有关系。他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冰、陈敏之外，还有一个侠持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的钱璯，都被他用乡里义兵平定，号为“三定江南”。他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队，从他的行为看，他的目的只在安定乡土，不大像是为晋室办事。建兴元年，他正在做吴兴太守，自以为“失职”（不执掌朝政），又与琅邪王的亲信刁协有矛盾，就阴谋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执政的宫员，改用南方人士。琅邪王睿发觉密谋后，不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只先调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动身后，再改任军咨祭酒，即抽掉实权，给一个闲官。他知道密谋泄露，忧愤而死，临终还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琅邪王和王导明知他要造反，但是仍然谥他为“忠烈”。他们只希望事情就此收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周勰念念不忘父亲的遗言，指使吴兴功曹（太守的属员，相当于总务长）徐馥诈传叔父丞相从事中郎（丞相的幕僚）周札的命令，起兵讨伐王导、刁协。江东的土豪知道了，都愿意参加。建兴三年（３１５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发动事变。徐馥家里本来有部曲（私兵），加上响应的土豪，集结了好几千人。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今属安徽，离宜兴、湖州都不远）起兵，与他呼应。他们打算拥周札为主。周札这时因病正在义兴家里，得讯大惊，连忙去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见叔父反对，没有敢发动。徐馥集结的本是乌合之众，他们见情况不妙，便倒戈杀掉徐馥。孙弼也被地方官镇压杀死。事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周氏族人周续又在家乡阳羡（今宜兴荆溪南）起兵。建康得讯，琅邪王想要讨伐，王导以为少发兵不能平定叛乱，多发兵则京师空虚。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周续的族兄周莚只带一百名力士，回乡去平乱。周莚日夜赶路，到了家乡，遇见周续，只说同去见太守有话说。到了府里，周莚喝令郡吏吴曾，就在座上把周续杀死。一场事变，就此结束。
事后，晋政府对周勰并不追究，后来还让他做过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除此以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而琅邪王本人，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他即皇帝位时，命王导到御座上同坐。王导当然不肯。元帝（从这儿起，应该改口叫他元帝了）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必须依靠王导，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使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做地方官，一个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巩固了统治，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即今苏皖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江州（今江西、福建二省和湘、鄂各一部分）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这个问题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土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王敦江州牧。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任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刺史和牧都是州官，但牧比刺史为尊）。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元帝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而王敦本人也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这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在江东草创之初，王导和王敦都功不可没。王导更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大功臣，他忠贞不贰，经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始终是朝廷重臣。他在成帝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导自然是司马氏的忠臣，但是我们评价王导，绝不能局限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两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的新的一页。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陈寅格先生独具只眼，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笔者认为陈先生是说得对的。
十一 刘琨之死
西晋时的北方重镇，以蓟、邺、晋阳最为紧要。蓟（今北京城西南）控扼东北，与鲜卑的宇文、慕容、段等部都是近邻。邺的位置虽在内地，但系曹魏旧都，是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位于山西高原的中心，北面有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肘腋之下又有匈奴五部，地位的重要，自然更不待言。晋朝要保持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必须牢牢地控制这三大重镇。
西晋晚年，邺首遭破坏。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王浚用鲜卑、乌桓等众打破邺，已见第五篇。光熙元年（３０６年），东海王越使兄弟东燕王腾从晋阳移镇邺城，另任刘琨做并州刺史。这时匈奴刘渊在离石建国已有两年左右。并州郡县常遭匈奴骑兵攻击掳掠，人心恐慌，加以这年饥荒严重，将校官吏和一部分居民，都要跟着东燕王腾东迁。刘琨刚到晋东南的上党，东燕王腾就带着一万多将校官吏及百姓出井陉往河北平原粮食较多的地方去了。他们此行有个叫法，叫做“乞活”。并州没有走掉的人不满两万户，到处都有盗匪胡骑的踪迹，新官哪里能够从容上任！刘琨在上党招兵，编成一支五百人（一作千余人）的小部队，边打边走，到了晋阳。这时的晋阳已经被旧官抛弃了不少日子，官署多被烧毁，居民寥寥无几，根本不像一个军事重镇的样子。刘琨招抚流散，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东燕王到了邺，朝廷改封他为新蔡王。他在邺不满半年，汲桑、石勒就打破了城子，他轻骑逃走，仍被抓住杀死。汲桑、石勒火烧邺宫，杀吏民一万多人，大掠而去。这座重镇事实上从此归于废弃。以后朝廷虽又派了征北将军和郁来守。永嘉二年（３０８年），他一见王弥、石勒打来，便把城子丢掉走了。
晋朝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残余力量只剩下了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他们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浚利令智昏，不度德，不量力，妄想乘乱割据，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不足与自己相比，终于为石勒所灭，遗臭万年；刘琨艰难苦斗，誓与刘聪、石勒势不两立，虽终于为鲜卑段匹磾所害，毕竟博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
先说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是北方大族之一。他的父亲王沈颇有文才，很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尊重信任。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杀司马昭，先和他商量。他就去告诉司马昭。当时的舆论都说他不忠于君。但是他在晋朝算是一名开国元勋。他的儿子在仕途上自然升迁很快。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贾后派孙虑到许昌去杀害废太子遹时，他已经是以东中郎将镇守许昌的大员了。据《晋书》本传的记载，他积极配合了孙虑的行动。传文接着说，他先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再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似乎是贾后给他的奖赏。但事实上这不大可能，因为废太子在三月份被杀害，贾后到下个月就遭了灭顶之灾，时间太局促，所以升迁的事可能在稍后一点，而他与废太子之死的关系，当时竟没有人过问。由于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存疑了。总之，永宁元年（３０１年）成都王颖在邺起兵时，王浚已在幽州，这点是明确的。
王浚不支持成都王颖的行动，禁止辖区内的人员加入成都王的军队。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想乘时局变化从中渔利。他见鲜卑部落骑兵强悍，又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就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部的别帅素怒延，并上表给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以后王浚用段部和乌桓的兵力打破邺城，已见前文，不再详述。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为敌时，王浚使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兵做东海王军的先锋，进攻关中，在长安大杀大抢，这事也已见于第五篇，这里略提一下，目的是请读者注意：王浚对邺、长安两大名城的破坏，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同时也要请读者注意：王浚可用之将，不过祁弘一人，所用兵力，全仗鲜卑、乌桓骑兵。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有限得很。
王浚自己感觉很好，他还没有打过败仗。永嘉三年（３０９年），祁弘和段务勿尘在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打败过石勒。同年，他利用石勒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的机会，扩大地盘，自兼冀州刺史。永嘉四年（３１０年），祁弘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死。晋朝越来越衰败，王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盛兴旺，他就未免忘乎所以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荡阴之役王衍等全军覆没后，在洛阳危城中的晋怀帝对王浚抱有幻想，加给他“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的官职。然而王浚并没有“勤王”的打算，倒是滋生了割据称霸的野心。
这年六月，洛阳陷落。八月，王浚布告天下，说是立了一个皇太子（此人是谁，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受中诏承制封拜（受密诏由他任命官吏），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幽州设立临时政府。他自封尚书令，也就是做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
当时王浚有一个有利因素，他却没有本领运用。洛阳陷落后，中原士大夫流散四方，其中北迁的都以蓟为首选的安身之处。王浚如果真是汉高祖、魏武帝一般的人物，正好招纳天下俊杰，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无奈他不过是汉末袁术之流，可能还不及袁术，因为袁术尚能赏识孙策，王浚却并没有类似的举措。他残忍多疑，对北上流民不加招抚，反命所部官吏逮捕杀害；对士大夫不知礼遇，许多流寓的人士也往往弃之而去，到辽东投鲜卑慕容廆了。
接着，王浚在军事上也遇到了危机。永嘉六年（３１２年），石勒从淮北北还，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据点。这当然为王浚所忌。十二月，他使段务勿尘的儿子段疾陆眷与兄弟匹磾、文鸯、堂弟末柸等率兵五万，进攻襄国。鲜卑军的战斗力很强，石勒几次出兵交战，都打了败仗。石勒与众将商议，谋士张宾、勇将孔苌献计，用示弱骄敌的策略，破其最精锐的段末柸部，使其余的不攻自溃。石勒依计，守城不出，在城墙上凿了二十多道突门（留几寸厚不予穿透，以利出击时推倒冲出），作好突击准备。段部将士见石勒军不敢出战，都懈怠下来，有些人竟放下武器，卧倒歇息。石勒在城上见了，命孔苌率领精兵从突门出击。孔苌直冲段末柸的营盘，不曾得手，便抽身撤退。末柸恼怒，自负勇猛，追将过去，即被石部围住擒获。疾陆眷等不敢再战，纷纷退却，被石勒军打得大败。
石勒不杀末柸，而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表示愿意释放末柸。他说：“鲜卑与我无仇，不过为王浚所使。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这绝不可取。而放了末柸，他们一定不再为王浚所用。”他估计得非常正确。疾陆眷很高兴地同意讲和，石勒便使儿子石虎和疾陆眷结为兄弟，自己宴请末柸，认他做干儿子，放他回去。末柸感激涕零，在路上三次向南跪拜。段部与石勒和好后，王浚在军事上就再也没有优势了。他的爱将祁弘也在此前于一场大雾中与石勒军遭遇时为石部所杀，至此他连可用之将也没有了。
王浚仍不醒悟，他根据一些莫明其妙的“谶”（预言），自以为命里该当皇帝。他与幕僚商议，头脑清醒的都劝他不可以走这条路。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刘亮、王抟、高柔都因反对他称帝被杀。有一个不做官的名士霍原，只因被问称帝事时不肯回答，便被他加上一个“通盗”的罪名杀了。从事韩咸据亲身见闻，称赞慕容廆能够招贤纳士，用意在希望王浚能效学慕容廆的长处，王浚却认为他意在讥刺，大为光火，也把他杀了。王浚任用的都是些贪财苛刻的小人，如枣嵩、朱硕之流。民谣说：“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人枣郎。”（丘伯，朱硕字）百姓苦于苛政，很多人逃投鲜卑，王浚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石勒想一举消灭王浚。张宾献计：先卑辞厚礼，诈称要降，然后出其不意，突袭蓟城。建兴元年十二月，石勒派人多带珍宝，上“表”给王浚，自称本是“小胡”，乱世聚众，但求保全性命；中间说如今中原无主，“殿下”是北方望族，“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最后表示愿意归降，“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王浚对自己“视之如子”。这一番甜言蜜语正投合王浚的心思，他竟不防其中有诈，信以为真。
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二月，石勒从襄国出兵。三月，兵到易水，守将飞报王浚，准备抵抗。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敢说打的立斩！”部下谁都不敢再说抵抗。初三清晨，兵到城下，喊守门官开门，长驱进城，大肆劫掠。石勒进府登堂，王浚方知不好，却已被拿下。他大骂胡奴骗人，反被石勒训了一顿：“位居高官，手握强兵，而坐观本朝倾覆，不肯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不是凶逆，又是什么？”石勒骂得句句在理。王浚最后在襄国被祈了脑袋，年六十三岁。石勒在蓟城只住了两天，一把火烧掉宫室，仍回襄国而去。
再说刘琨。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惠帝初年，他与兄刘舆均名列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参见第二篇），是个有名的文士。他曾与祖逖同任司州主簿，都有英气，曾同被共寝，交情很深。有一次，半夜听见鸡啼，祖逖推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两人就起身舞剑（史籍只说“因起舞”，当指舞剑）。平日里两人谈论时事，颇多感慨，都想在“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的时代有一番作为。但是论两人的才干，刘琨似乎不及祖逖。祖逖北伐，至少能够在淮北打开局面，使石勒不能南侵。刘琨做并州刺史，却始终不能挽救危局，终于以身殉国。这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然而与策略的不尽妥善，也是有关系的。
刘琨上任时，在路上上表，报告目睹的情况，“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见《晋书》卷六十二本传）简直是一字一泪。
他到了晋阳，剪除荆棘，收葬枯骨，安抚百姓，随时抗击来犯的胡骑。形势实在紧张，战场往往就在城门口，农民下田，随身必须带着武器，准备战斗。经过了一年光景，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四下又听得见鸡犬之声了。
但刘琨没有把晋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有关。
他是从金谷园里走出来的贵人，习于奢华，嗜好声色，到了晋阳，尽管自觉抑制，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徐润擅长音乐，能投其所好，刘琨就用他做晋阳令，此人据说败坏过不少事情。护军令狐盛为人正直，看不得这种小人，劝刘琨不要用他，刘琨不听。徐润倒打一耙，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即将劝刘琨称帝。刘琨一怒之下，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把令狐盛杀了。我们须知，一个领袖人物，第一要紧的事是知人用人，刘琨不能知人用人，自然办不好晋阳的事。他的老母在令狐盛事件上倒看得很深，她对儿子说：“你不能驾驭豪杰，而一味铲除比你自己高明的人，想以防后患，如何成得事业。照这样下去，我也将不免于大祸。”刘琨却听不进去。令狐盛一死，他的儿子令狐泥逃出去投奔刘聪，把晋阳的虚实完全透露出去，成为晋阳的大患。
在晋阳的元气稍有恢复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投奔刘琨的着实不少。刘琨长于招抚，但不善于发挥人们的才干，很多人到了晋阳，很快就失望而去。有时一天来了几千人，而同时离晋阳而去的竟也有数千人。由此可知，刘琨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不能得人心，得不到人心，力量就强大不起来。我们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的形势，刘聪建都晋南的平阳，屡次发兵进攻洛阳、长安。当时若有一个强大的并州，正好威慑平阳，大大地改善黄河以南的形势。可惜刘琨实力薄弱，勉强自保了几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刘琨连晋阳也保不住了。七月中旬，刘聪了解了晋阳的情况，即以令狐泥为向导，命刘粲、刘曜领兵去攻。刘琨得报，遣将拒敌，自己东出井隆，到太行山以东的常山（治今河北石家庄西北）一带集结军队，并向鲜卑拓跋猗卢求救。他派的拒敌之兵很快就全军覆没。汉军进抵晋阳城下，地方官太原太守高乔等开门投降。八月，刘琨西回救晋阳，兵败后仍逃回常山。他的父母都被令狐泥所杀。这位老太太死得可惜，她的见识实在是在儿子之上。
拓跋猗卢是刘琨的盟友。刘琨自知力量薄弱，早就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上表请朝廷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猗卢嫌封邑（指代郡）离所住的地方太远，就率领部落一万多家进入雁门，索取陉岭（句注山）以北的土地。刘琨无法拒绝，只得强迫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今山西代县以北，西至神池、西北至朔州、东北至浑源的地区）的百姓迁到陉岭以南，空出一大片地方给猗卢。在依靠少数族游牧部落骑兵这件事上，刘琨和王浚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番，猗卢帮了刘琨的大忙。
十月寒冬，正是适合北方游牧部落骑兵发挥威力的季节。猗卢令儿子六脩、侄儿普根等做前锋，他自领二十万人为主力（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刘琨率领几千残余部队，只能起向导的作用。六脩大破汉军，刘曜身受七伤，狼狈逃回到晋阳城内，与刘粲等把城内百姓都赶将出来，强迫他们跟汉军撤退。十一月，猗卢领兵追击，在蓝谷（今太原西北、蒙山西南）再一次大破汉军，数百里间，沿路都是尸体。其中汉军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晋阳百姓。经过这番一得一失，刘馄五六年休养生息的成果丧失得干千净净。
猗卢送给刘馄马、牛、羊各一千多头，车子一百辆，留下两名原系晋人的将领箕澹、段繁守晋阳，然后领军北归。从此刘馄移驻阳曲（在今太原北、阳曲西南），招集流散，力量更弱了。然而他没有丧气，更不想放弃并州。
刘琨的打算是依靠猗卢的力量灭汉，但是他不久就发觉这个打算落了空。石勒灭了王浚，声势强盛，猗卢所部“杂胡”（非鲜卑人的胡人）一万多家想叛投石勒，猗卢把他们全部剿灭，然而也因此不能与刘琨联合攻汉。晋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猗卢因要立少子比延为嗣，与长子六脩冲突，并为其所杀。普根又攻杀六脩，国内大乱。卫雄、箕澹二将率晋人和乌桓三万家投奔刘琨。刘琨的兵力为之一振，然而他再也得不到拓跋部的支援了。
这时，恰巧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昔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便率领这支新得的人马去对付石勒。箕澹、卫雄都认为部下将士尽管是晋人，但是已经习于鲜卑的风俗，不容易指挥，不如收集鲜卑的余粮，掳掠胡人的牛羊，扼守险要，务农休兵，养成气力，并使部众都能信服主将，然后再求发展。这两个人是说得有道理的。但刘琨不从，一战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箕澹、卫雄只剩一千多人，逃往代郡，韩据也弃城逃走。
十二月，晋阳也守不住了。刘琨狼狈不堪，出飞狐口，逃往幽州，依靠鲜卑段部的段匹磾。原来石勒破王浚得幽州后，使原晋臣刘翰留守幽州，自还襄国。刘翰不愿从石勒，归降段匹磾，蓟城就成了段部的基地。
刘琨想和段匹磾合作，讨伐石勒。建武元年（３１７年），他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人士。他派妻子的侄儿温峤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请琅邪王睿即位做皇帝。他与温峤分手时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刘琨的实力已近乎于零，但他“立功河朔”的志向不变，对于这样的志士，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段部是不可能为刘琨所用的。匹磾一度推刘琨为大都督，但是末柸早已倾向于石勒，末柸又劝疾陆眷（匹磾兄）、涉复辰（匹磾叔）不可“以父兄而从子弟”。他们都不听匹磾，刘、段联军便组织不起来。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疾陆眷死，匹磾赴辽西奔丧，末柸发兵迎击，把他打败。刘琨的儿子刘群跟匹磾同往，被末柸擒获。末柸优待刘群，答应让刘琨做幽州刺史，写一封密信给刘琨，要他做内应，同杀匹磾。刘群得释回蓟，在途中被匹磾的巡逻兵截住，搜出密书。匹磾起初不信，把信给刘琨看，还说：“本不疑公，所以告公。”但是匹磾的兄弟叔军却认为晋人难信，段家内部分裂，是晋人造反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拥护刘琨起事，段家就完了。匹磾听了他的话，就把刘琨关禁起来。刘琨的子弟怕遭屠杀，闭门自守，被匹磾攻杀；部下密谋起事，被匹磾发觉捕杀。同年五月，刘琨终遭杀害，年四十八岁。他的功业虽没有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个烈士。他的一腔激昂注人五言诗中，又使他成为晋代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
从“八王之乱”发展到大混战之年，即公元３０１年起，到北魏统一北方止，一百四十年间，除几个短暂的段落，如石勒灭前赵后的四年左右和符秦极盛时的十来年以外，北方（指秦岭淮河以北）战乱不绝，民生凋残；其间几次大的动乱，如永嘉之乱、后赵之亡和符秦淝水战后的残局，为祸之烈更是惊人，魏晋时的中原发达地区几乎全部化为丘墟。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之掩卷长叹，时人之苦，更是不待说了。
然而也有例外。在这时期的前半段，河西和辽东两个地区，却未遭到任何厄运，这使中原士民有了避难之所，文化典籍也得以在此保存。而在后半段中，其所受破坏也不算严重，河西走廊人文荟萃的特点，更始终未变。笔者无法在本篇交待这两个地区一百四十年间的全部史事，只能先讲讲两地早年的情况。
先讲河西。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地处黄河上游的西部，由陕、甘入新疆，再西赴中亚，四郡乃必经之途，加以地形狭长，因而有河西走廊的名称。河西因受祁连山雪水之赐，素为农业发达的地区。晋初凉州辖八郡，四郡之外，加上东面的金城郡（治榆中县，前凉时迁今兰州西南），另有西平郡、西郡、西海郡，以后虽有增益，总之都在这个地区和附近的湟水流域。
晋惠帝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任张轨为凉州刺史。张氏的前凉，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出身儒学世家。他到洛阳后，深受张华赏识。他见政局混乱，想跳出中原政争的漩涡，自己要求到凉州去。他离京赴任后，只过得两三个月，中原大混战就爆发了。
张轨上任的时候，凉州也不好算是乐土。他平定盗匪，击败反叛的鲜卑部落，安定了社会秩序。他用宋配、阴充、氾媛、阴澹为幕僚；征召各郡望族子弟五百人到州治，设立学校，大兴文教，置崇文祭酒，地位同于别驾（州官佐官之一，地位较高，出行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所以叫别驾）。他采取上述措施，既培养了人才，也增强了河西望族的向心力，可谓一举两得。他的治绩传闻到洛阳，一些有识之士便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的议论。
凉州的治所姑臧也就是武威郡的郡治，匈奴早就在这里筑城，城形狭长，南北七里，东西只有三里，状如龙形，故而号称卧龙城。张轨又大事扩建，使它成了河西名都。
晋初，河西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交易不用钱，用帛代替，把帛撕成一段段的，很不方便。张轨定制，恢复使用五株钱，史籍上说“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是河西经济开始繁荣的明证。
西晋丧乱时，张轨曾派北宫纯等领兵救洛阳。王弥攻洛阳被击退（见第七篇），北宫纯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京城里的人编了歌，唱凉州兵的英勇，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类的歌词。不过张轨的力量有限，不能派大部队进中原，联络又极困难，所以后来北宫纯终于降了匈奴族的汉。
张轨在州十三年，于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五月去世，年六十岁。这时他的官爵是太尉、凉州牧、西平郡公。州郡官职照例是不予世袭的，但爵位却可以继承。可地方人士却推他的儿子张寔摄（代理）其父亲的职位。愍帝也就任命他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张氏世袭凉州的局面就此定下来了。
有人发现了一颗玉玺，上面刻有“皇帝玺”字样，拿去献给张寔。众官向他祝贺，他却拒绝受贺，把玺送往京师。这颗玺肯定是献者伪造的，作伪者估计张寔会称王称帝，想借此升官。但此人投机投错了，张寔是晋朝的忠臣，并没有篡位的野心。愍帝将向刘曜投降时，派人送一封诏书到凉州，叮嘱他拥护琅邪王睿（元帝）。挽救晋室。愍帝遇害后，他发布檄文，号召天下一致推崇晋王（建武元年[３１７年]琅邪王睿即晋王位）做皇帝。他派的使者到江东时，晋王已经即位称帝。他是拥戴东晋皇帝的，不过不用江东的年号，仍用愍帝的年号建兴。他的后人沿袭不变，一直用了四十九年。
张寔在位六年，于晋元帝太兴三年（３２０年）被部将刺杀，时儿子张骏年幼，便由兄弟张茂继位。张茂于明帝太宁二年（３２４年）去世，张骏再继位。张茂病重时叮嘱侄儿，说我家以孝友忠顺著称，现在尽管天下大乱，你必须谨守人臣之节，不可违背。
张骏字公庭，嗣位时年十八岁。他在位二十二年。这是前凉兴旺发达的时期。他遣将军杨宣领兵攻龟兹、鄯善，西域各国都归顺前凉。所置戊己校尉赵贞抗命，他出兵平定后设置了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哈拉和卓以东一带）。由于西域道路畅通，所以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在中原大乱之世始终没有断绝。
张骏拒绝臣下请他称凉王的要求，然而境内都称他为王。他晚年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假”意为“暂称”），但承认是晋朝的臣子，则并不改变。成帝咸和八年（３３３年），陇西人贾陵把建康来的诏书送到了凉州，这是一次历尽艰难的使命。早在愍帝建兴中，凉州派到长安去的官员耿访，因无法回到凉州，便取道汉中，由汉水、长江而东，于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到达建康。他几次上书，要求派使臣到凉州去传达中兴情形，由他做向导。朝廷都因内部多事，无暇顾及，后来总算派耿访西还，拜张骏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然而耿访到了梁州（襄阳），道路梗阻，等了七年都没有走成，最后只得让贾陵化装成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安抵凉州。从建兴末至此，前后达十七年之久，耿访的使命才可以算完成，真是难啊！以后使节往来。仍常为后赵擒获，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
晋穆帝永和二年（３４６年），张骏去世，年四十岁。儿子张重华继位。重华初立时，后赵大将麻秋等攻陷金城，形势很紧张。司马张耽独具慧眼，推荐主簿谢艾为将。重华召见，谢艾表示，只要给他七千兵，必能破赵。重华只给他五千人。他以寡击众，大破赵兵，斩首五千级。晋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麻秋以八万之众，围攻抱罕（今甘肃临夏），架云梯，挖地道，守将张璩坚守城池，杀伤敌军达数万之众。后赵增兵侵凉，重华任谢艾为军师将军，率三万人进军迎敌。麻秋欺他是年少书生，命三千使长矛的精锐骑兵猛冲他的中军。他从容不迫，坐在胡床上指挥。赵军以为有伏兵，不敢进迫。谢艾另遣别将引兵截断赵军后路，前后夹击，再一次大破赵军。此后一年中，后赵又先后发起两次攻击，都被谢艾击退。石虎因而叹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前凉比后赵小得多，也弱得多，谢艾却能以寡敌众，且对手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帅，并能屡建奇功，可称一代名将。
重华屡胜之后，骄傲起来，政事也渐归废弛。他死于永和九年（３５３年），年仅二十七岁。十岁的儿子曜灵嗣位。重华的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立。张祚荒淫无道，铲除异己，杀死谢艾。这是自毁长城的举动。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变乱再起，张瓘反张祚，声称将复立曜灵。张祚杀曜灵。张瓘与宋混杀张祚，立曜灵之弟张玄靓。张瓘又与宋混相争，宋混杀了张瓘。到晋穆帝升平五年（３６１年），宋混死，兄弟宋澄执政。张邕杀宋澄夺权。玄靓的叔父天锡又杀张邕，自行辅政。这一时期的前凉，政局极混乱，但都是宫廷政变，所以对社会的危害不是很大。
晋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张天锡杀玄靓自立。张天锡是前凉的末代君主。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年），前秦灭凉。从张轨到凉州起，共九世、七十六年。
现在掉过头来讲前燕慕容氏。
慕容氏的事迹富有英雄传奇的气息，比河西张氏的史事有趣味得多。
在历史纪年表上，前燕的始年在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即慕容皝称燕王之年。然而述其缘起，却不能不从晋初慕容廆登上历史舞台时开始。
慕容廆名奕洛瓌，是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砖城子）的鲜卑人。相传其曾祖莫护跋在魏时曾从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渊有功，以后在棘城之北建国时，因学汉人戴步摇冠，被人叫做“步摇”，后来即因谐音而被称作慕容，此即慕容得姓之由来。
鲜卑人的风俗习惯本与匈奴人相同，但慕容氏在与魏晋宫民交往了几十年后，汉化现象十分显著。晋太康十年（２８９年），慕容廆受封为鲜卑都督时，这个二十一岁的部落首领已经是一个深通汉人礼数的人物了。他去参见东夷校尉何龛时，其穿戴与士大夫一般无二，他发现何龛的卫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立即换上一身军装，然后晋见。人家问他为什么要更换着装，慕容廆说：“主人做事不照规矩，叫客人怎么办呢？”慕容廆的态度说明了两点：第一，他懂得汉族官员的礼仪规矩；第二，他对主管各族事务的长官不卑不亢，保持一个部落首领应有的尊严。
慕容廆从棘城迁居徒河（今辽宁锦州）的青山，不久再迁到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他与邻近的鲜卑段部结为婚姻，娶了段部首领段偕的女儿。段部是他的西邻，宇文部是他的北邻，两家都是鲜卑的强部。
晋惠帝太安元年（３０２年），宇文部的单于莫圭使兄弟屈云攻击慕容廆，其别部首领素怒延为慕容廆所败。素怒延不甘心，发兵十万，围攻棘城。慕容廆毫无惧色，亲自领兵出击，大破素怒延。俘斩了上万敌兵。慕容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