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其时晋朝皇族内战虽告结束，局势却更加严峻。辽东方面，太守庞本攻杀东夷校尉李臻。新任东夷校尉封释以伏兵击杀庞本。然而地方秩序已混乱不堪，难以收拾。靠近边塞的鲜卑素喜连、木丸津两部借口为李臻复仇，攻城略地，掳掠士民。封释无法制止他们的暴行。辽东民众投向慕容部避难的很多（南面是幽州王浚，不是能庇护百姓的人），慕容廆都加以救济，能回去的遣返，愿意留下的设法安置。
他的儿子慕容翰是个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劝父亲讨伐两部，兴复辽东，以示忠于晋朝；再并吞两部，扩大本部的实力，以作称霸称王的基础。慕容廆见儿子有此见识，自然高兴。他出兵攻击两部，即以慕容翰为前锋，很容易地大破两部，并吞部众，把他们所掳晋民三千多家，连同原来收容的难民，一并还给晋官。
这件事做得漂亮极了。晋官高兴，百姓满意，本部更强。封释和慕容廆相处得极融洽，他病危将死，就把身边的孙儿封奕托孤给慕容廆。封释死后，慕容廆把封奕召来，一谈之下，见他确有才能，就加以任用。封释的儿子封悛、封抽从内地来奔丧，也都被他留下任用。他幕府中的晋人不断增加，宇文、段等只以攻战为能事的鲜卑部落，就不可避免地落在慕容部之后了。
裴嶷投慕容氏，这是慕容廆能得士大夫人心的典型事例。裴嶷字文冀，出身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大族，原为昌黎太守。兄裴武死在玄莵太守任上，裴嶷和侄子裴开运枢还乡，路过棘城，慕容廆招待得很周到，临行还送了很厚的礼。裴家走到辽西，道路不通，裴嶷决定去投慕容廆。裴开想不通，说：“家乡在南面，怎么往北走？而且同样是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为什么要去此就彼（辽西离段部近）？”裴嶷便讲了一大通理由，大意是：一、中原大乱，往南去等于自投虎日；二、段部几个首领都没有远见，而且决不会厚待士大夫；三、慕容公有远大眼光，从了他，上可以立功名，下可以保宗族。裴开听叔父讲得有理，就跟他同去。慕容廆见他们到来，非常高兴，立即任裴嶷为长史〔秘书长），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
永嘉、建兴年间（３０７～３１６年），幽、并、青、冀、兖、豫等州（今京、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大乱，洛阳、长安两京陷落，北方的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流亡到辽东的为数很多，慕容廆为他们分别立郡，如安置冀州人的地方就叫冀阳郡。他选拔其中的贤才，任为官吏，据《晋书·载记八》所收，就有十七人之多。其中有几个人投过王浚或段氏，后来仍归慕容廆。慕容廆还设立学校，任平原人刘赞为东库祭酒，使世子慕容皝率领贵族子弟人学受业，他本人也常去听讲。慕容氏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更加探厚了。
晋元帝在当初即晋王位时，曾任命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但他没有接受，后代郡人鲁昌、辽东人高诩都劝他派使臣到江东，劝晋王继承大统。慕容廆就派长史王济由海道赴建康劝进。大兴元年（３１８年），晋王即皇帝位后，再遣使重申上年的任命，但慕容廆仍没有接受昌黎公的爵位。
东晋朝廷乐于看见辽东慕容氏的强盛，西晋遗留下来的地方官平州（治今辽宁义县）刺史崔毖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以为自己出身中原大族，士大夫避乱应该投奔自己，不该去投慕容廆，但派人去招，却无效果，他就认为这一定是给慕容廆扣留了。于是他暗地勾结段氏、宇文氏和高句丽（其时高句丽都城在丸都，位于今吉林集安西北），使他们进攻慕容氏，约定胜利后瓜分所得土地。
三家联军围攻棘城，慕容廆闭门坚守。他知道三家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日子拖长了，他们会自相猜忌，那时再打败他们也就不难了。他派人带了牛、酒去搞劳宇文氏军。段氏和高句丽以为宇文氏将与慕容氏合作，担心受到攻击，各自引兵回去。
宇文部的大人（首领称号）悉独官自视兵力雄厚，认为单独作战也能灭掉慕容廆。
慕容廆派人召回镇守徒河的慕容翰、以充实守城的兵力。慕容翰却认为，棘城现有兵力并不少，留一支在外，有机会时就可以反击，如果都集中到棘城，敌人倒可以全力攻城了。使者回报后，慕容廆接受了他的意见。
悉独官也知道慕容翰是员骁将，想先把他解决，便分一支兵去袭击徒河城。慕容翰侦察到这情况后，派人冒充段部使者，迎上去说：“慕容翰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听说你们要去打他，我部愿意合作，已经派兵前往，希望你们赶快进兵。”使者出发后，慕容翰就率兵出城，设下理伏。字文氏的部队见了使者，大喜过望，加速前进，结果中了埋伏，全部被慕容翰歼灭。慕容翰得胜后，乘势进击，并派密使通知父亲，出兵夹攻。慕容廆命世子慕容皝和长史裴嶷率精兵做前锋，自己领主力在后，大举出击。悉独官正在等候徒河方面的捷报，毫无戒备，仓猝应战。慕容翰兵到，前后夹攻，大获全胜，悉独官几乎全军覆没。
崔毖还想以祝贺为借口，保全自己的地位。不料三家怕慕容廆同他们算账，都向慕容廆求和，说用兵都是崔毖的意思。崔毖无法抵赖，只得逃走，从此辽东全为慕容廆所有。
战后，慕容廆派裴嶷到建康献捷，并把从宇文氏军中缴获的三颗皇帝玉玺带去，献给元帝。大兴三年（３２０年）三月，裴嶷到达建康。元帝君臣听了他的报告后，才对慕容廆的成就有了充分了解。元帝很希望裴嶷留在江东，并说准备另下诏书，命慕容廆护送他的家属。裴嶷不肯，说：“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如果臣来而不返，一定会以为朝廷瞧不起他，从而削弱他尽忠讨贼的决心。”元帝听了，对他更加赞赏，让他北返，并命把平州刺史之职由慕容廆兼任。不久，又进封他为辽东郡公。
东晋内乱不断（见第十四、十五篇），慕容廆远道听到这种消息，非常痛心。他看江东人物，认为只有陶侃凭其威望地位可以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劝他兴兵北伐。但这次派遣的使者遭了海难，信未送到。他重又缮写一份，同时附一份由僚属封抽等出而，建议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文书。成帝咸和六年（３３１年），陶侃收到两份文书后，回信说进封的可否迟速，须待朝廷决定，至于北伐问题，如何答复，则不得而知了。从情理推测，是不会有肯定的答复的。这年陶侃年已七十三岁，比他年轻十岁的慕容廆也是一个老人了，他们都来不及有所作为了。咸和八年，慕容廆去世，陶侃也在下一年去世。他们两个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陶侃的事迹分见第九、十五两篇）。
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继位。他和弟兄们的关系很恶劣。庶长兄慕容翰膂力过人，所用弓箭都特别长大，谋略也尤为出众，只因不是正室所生，才没有被立为嗣君。慕容皝对他猜忌得最厉害，他怕遭杀害，逃往段部。段部的首领段辽对他非常爱重。慕容仁、慕容昭和慕容皝是一母所出，也不能和衷共济。仁与昭都想先发制人，阴谋泄露，昭在棘城先被杀害。仁在外起兵，据平郭，联络段、宇文二氏，与慕容就为敌。慕容皝为此很吃了些苦头。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段辽使兄弟段兰和慕容翰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守将石琮等苦战，才没有失陷。慕容皝派慕容汗、封奕领兵来救，也大败溃退。段兰想乘胜追击，但慕容翰怕宗国灭亡，借口用兵当慎重，劝他退兵。段兰也看穿他的用意，但见他己命所部撤退，只得也跟着退兵。咸康二年（３３６年），慕容皝破平郭，擒杀慕容仁。这场内乱至此方告结束。
段氏与慕容氏又屡次发生冲突。慕容皝要灭段氏，甚至向后赵称藩，约共同灭段。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后赵军入蓟，段辽放弃令支（今河北迁安西）逃走（参见第十八篇）。慕容翰只得转投宇文氏。
这次慕容皝没有如约出兵。石虎不满，大举攻燕。燕三十六城不战而降，棘城被围，慕容皝一度想弃城逃走。燕的处境危险极了。幸而靠了慕舆根等力战，才击退后赵军，反败为胜。接着，他分兵平定了反叛各城。燕境向称安定，从慕容皝继位以来，几年中变乱迭起，这都是内争的恶果。
慕容皝恐慕容翰终为祸根，但以他起初并无叛乱之事，又知道他在宇文部并不得意，想让他回国。他先派商人王车到宇文部，以经商为名，打探慕容翰的意向。慕容翰见了王车，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摸摸胸口。王车回报，慕容默懂得他是想回来，便使王车再去，转达欢迎他回来的意思，并特为制作了慕容翰惯用的特长大弓，让王车埋在路上，把地点告诉慕容翰。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慕容翰偷了宇文部首领逸豆归的好马逃走，途中取到了埋藏的弓箭。逸豆归发觉后，派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去追。慕容翰见追兵已近，就停下厉声道：“我不想杀你们。你们可以在一百步外把刀竖起，我一发而中，你们就不必追了；不中的话，你们再上前好了。”一名追兵把刀倒插在地，慕容翰一箭正中刀环。追兵见他箭法如此，不敢再追。慕容翰回去，慕容皝非常高兴，对他优礼有加。但是好景不长。康帝建元二年（３４４年），他随慕容皝灭宇文部时，中箭受伤，在家休养了许久。康复后，他在家试马，看能否疾驰。有人告发他，说是“私习骑乘，恐欲为变”（估计慕容皝一直派人监视他的行动）。慕容皝就据此勒令慕容翰自杀。这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案子，一代豪杰饮恨而终，令人长叹。
慕容皝于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九月即位称燕王。五年冬，他派刘翔等赴建康，要求晋朝封王（实即要求晋朝承认）。晋廷商议很久，到七年二月才正式同意封慕容皝为燕王，遣刘翔北还。但是到了晋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他便以古时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为借口，不再用晋朝年号，自称十二年了。
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慕容皝去世，年五十二岁。世子慕容儶即位。到了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十一月，慕容儶因破魏攻邺，陆续取得了原属后赵的许多州郡，在蓟（今北京西南）称帝，改元元玺。此后中原出现了晋、燕、秦相争的局面，最后中原完全为符秦所有，这些事件另见有关各篇。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十六国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笔者在前面几篇中已经讲到，他于晋建兴二年（３１４年）攻杀幽州王浚，但由于各篇主题的关系，对石勒崛起之初的一些事件有所省略，不得不在此作些补充。
建立“君子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措施。匈奴刘氏的其他诸将都没有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这时石勒是汉安东大将军，活动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兵力已有十多万人。他把“衣冠人物”（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从被裹胁的百姓中区别出来，编成君子营，用张宾做谋士。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西）人，出身官僚家庭，很有学问。他自负智谋不在汉张良之下，只恨碰不到汉高祖之类的人物。他倒不是被“裹胁”到石勒军中去的，而是提了把剑，到营门口大呼求见的。他事前曾对人说：“我见的将领多了，只有这位羯胡将军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可见他选择石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石勒起初以为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听了他的几次献计，而且事后都证实他确有先见之明，就把他作为心腹谋士了。前文己经几次提到石勒听了他的意见才打胜仗的事，这里用不着再举例了。
石勒常和王弥联合作战，两人表面上很亲近，其实互相猜忌。王弥的部将曹嶷东进，打败晋将苟晞，夺得了青州（治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也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势力。石勒要在山东（指太行山、崤山以东地区）称霸，就非要把这两人铲除不可。反之，王弥也是这样。晋永嘉五年（３１１年），石勒先抓到一个王弥派到青州去的密使，搜出王弥给曹嶷商量对付石勒的信件。其时王弥有两员部将引兵离去，他力量薄弱，与“乞活”刘瑞交战很是吃紧，就要求石勒援助。石勒想要拒绝，张宾却说这是“天以王公授我”的好机会，不可拒绝。石勒听他的话，出兵击斩刘瑞。王弥大喜，不疑石勒有恶意。于是石勒设宴请王弥前去，在酒酣耳热之际，亲手斩了王弥。事后他上表给刘聪，诈称王弥要反。刘聪大怒，派使者责备石勒“有无君之心”，但实际上拿他毫无办法。此时的石勒已经不是刘聪所能驾驭的了。
石勒下一步曾作渡江进攻建业（其时还没有改叫建康）的打算。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冬到六年春，他屯兵葛陂（在今河南新蔡西北）。这里有个方圆三十里的湖泊，他造船练兵，作南下的准备。这时，晋朝的琅邪王睿也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集结军队，以纪瞻为主将，准备北上反击。
天气对石勒不利。到永嘉六年二月为止，连续下了三个月的雨，石勒军中疾疫流行，加以缺粮，折损了大半兵力。石勒得到晋军准备反击的情报后，与众将商议。文官刁膺主张向琅邪王投降，表示愿意扫平河朔，等晋军退后，再作打算。石勒听了，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将军夔安请移营高地避水，石勒也听不进，说：“将军的胆子何其小啊！”孔苌等大部分将校纷纷要求立即进攻寿春，下定准备在年内平定江南的决心。石勒知道这不可能做到，笑道：“这是勇将的主意。”便吩咐各赏铠甲马匹。然后，他回头对张宾道：“先生意下如何？”张宾侃侃而谈，他历数石勒对晋朝犯下的大过，说明降晋已无可能；接下又说去年杀王弥以后，本来不该南下，现在大雨不停，是天意表示不该逗留此处；最后提出了北上取邺，经营河北的策略。石勒赞同他的主张，引军北上，取襄国为家。以后两三年间，破段疾陆眷，灭王浚，已见第十一篇，此处从略。
石勒从幽州撤军时，曾遭王浚易水守将孙纬（即向王浚报告石部到来消息的那一位）的袭击，很受了点损失。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襄国饥荒，两升谷值一斤（约２５０克）白银，一斤肉值一两（约１５～１６克）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勒自然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行动，但是他开始在辖区内核实户口，规定每户每年出两匹帛、两斛谷。这表示他要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权，有点自行建国的样子了。
在此同时，汉正在走下坡路。刘聪任儿子刘粲做相国、大单于，主持国政；同时信任宦官王沈等，自己却经常在后宫游宴，有时酒醉三天不醒，上百天不出后宫。生杀封拜等大事，照规矩应由王沈等入内禀报决定，但王沈等常常隐瞒不报，擅自决定。刘粲也亲小人，远贤臣，专横骄态。晋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在西晋灭亡的前夕，刘聪听信王沈等人的诬陷，一天杀了忠良七人。御史大夫陈元达是刘渊的老朋友，曾与宗室刘易等人上疏，极言晋尚未亡，巴蜀自立，“石勒谋据赵魏，曹嶷欲王全齐（按其时曹嶷己攻占齐、鲁郡县，移镇临菑）”；朝中则王沈等人乱政，陷害忠良，要求将其治罪。刘聪看了问刘粲，王沈等人究竟是忠是奸。刘粲说王沈等人确系忠良。刘聪听了非常满意，非但不治罪，而且将王沈等人封了侯爵。
刘易再次上疏极谏。刘聪大怒，亲手把奏疏撕得粉碎。刘易气极，不久便死了。陈元达见此情形，到刘易灵前大哭一场，回去便自杀了。
汉的国情如此，虽能灭掉积弱的西晋，但不久必乱，也是无可避免的。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七月，刘聪病死，在位九年。刘粲即位后，他也不理政事，只在后宫游宴。刘聪的靳皇后（现在是太后）等几个女人都不满二十岁，刘粲同她们都发生了关系，还把国政都交给靳太后的父亲大将军靳准。刘粲只做得个把月皇帝，便被靳准杀了。靳准屠杀刘氏家人后，自称大将军，汉天王。
靳准是个妄人。他不想想：石勒在襄国，刘曜在长安，两个都久经战阵，手握强兵，自己怎么对付得了。刘曜倒有和靳准合作的意思，因为刘粲既死，帝位自然就是他的。从这个角度看，靳准竟是他的恩人。但是靳准屠杀刘氏时，把刘曜的母亲和兄长也都杀了。他心中疑惧，不敢下决心和刘曜合作。靳氏一伙要求自保，便杀了靳准，推靳明为主，派人与刘曜接洽。石勒见他们只向刘曜讨好，大发雷霆，进军打破平阳。靳明等逃投刘曜，没有逃走的靳氏男女，都被石勒杀尽。
汉的新皇帝刘曜，据说曾被刘渊称为“吾家千里驹”。他兼长文武，自比乐毅、萧何、曹参。刘聪甚至于说，这几个人都比不上刘曜，他是汉光武、魏武帝之类的人物（均见《晋书·载记三》），这些都是溢美之词，不过多少有点道理。但他不态度鲜明地讨靳，就是匈奴族汉朝的“乱臣贼子”。
他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晋元帝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历史上叫做“前赵”。他声称刘渊认汉朝皇帝做祖宗，不过是为了“从民望”（争取民心），现在该改了，以冒顿单于配天。他明明知道尊汉可以得人心，但却把它改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他的内心当是以为国势已经巩固，用不着再变着花样去争取人心了。这是愚蠢之至的想法。不独于此，他在上一年已封石勒为赵公，几个月后自己又改国号为赵，他一手造出两个赵国，这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蠢事。
同年十一月，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春秋列国例，称元年。“后赵”出现了。
石勒建国颇有法度。他任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以侄儿石虎（《晋书》避唐李虎讳，称石季龙。季龙，石虎字）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他还把胡人叫做国人。任支雄、王阳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诉讼，并严禁胡人欺侮衣冠华族。他又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他因晋朝以来律令烦杂，即命法曹令史贯志删繁就简，以便应用，施用多年后，再改用以前的周密的律令。他还任用续咸做律学祭酒，他办事公正，百姓拥戴。
石勒是个文盲，但是他很喜欢学习，常使儒生为他讲史书。有一次，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他不禁大惊，说：“这样做是要失败的，怎么会终于得到天下！”接下去听到张良的劝阻，又说：“幸而有此。”可见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自己的见解也很高明。
他是个武夫，但是很重视教育，有时还亲自到学校里去，考核学生的学习，对成绩好的赏帛奖励。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石勒确有做君主的度量。他要出去打猎，主簿程琅谏阻，理由是要防刘曜和可马氏的刺客，再是纵马疾驰时碰到枯木朽株也可能发生意外。石勒自负本领高强，怒道：“你只懂点文书而已，用不着管这等事情！”可这天偏偏发生意外，石勒飞马追猎物时，马撞到树上死掉，他本人也险遭不测。他醒悟道：“不听忠臣之言，是我的过失。”立即奖赏程琅，从而使官员都愿向他进谏。
石勒曾在晚上化装外出，检查守卫情况。他塞给守门官贿赂，要求放行，守门官王假拒绝贿赂，而且要把他抓起来，因从者赶到，把事情弄明白而止。次日，他就给王假升官封爵。
石勒知道参军樊坦清贫，特地给他升官。樊坦进来参见时，石勒见他穿戴得破烂不堪，惊道：“樊参军怎么穷得这样厉害？”樊坦脱口而出道：“刚才碰到横行不法的羯贼，把我家里抢光了！”石勒不生气，笑道：“羯贼抢得那么厉害啊！赔给你好了。”樊坦才想到不该当着羯族皇帝骂羯贼，心中害怕，连忙跪下请罪。石勒却说：“孤的法令只防俗人，和卿等老书生无关。”随即赏钱三百万，让他去购置车马衣服。
石勒有个老邻居李阳，贫贱时因事和他冲突，打过架。石勒做了赵王，李阳很害怕，石勒却把他请来，吃酒谈笑，拉着他的膀子，笑道：“孤往日饱受卿的老拳，卿也尝够孤的毒手！”他不记旧怨，赏了他一所住宅，还给他做了个官。这是汉高祖封侯先封仇人雍齿的手段，不是真心，是争取人心。但没有比较宽阔的胸怀，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些事例说明石勒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
石勒初称赵王时，北方的形势还很复杂。从西北到东部沿海，有河西张氏（前凉）、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齐鲁曹嶷。而若干地盘狭小的集团还与以上几大势力犬牙交错，相互杂处。他们是：介于张、刘之间的晋南阳王司马保（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与石氏邻接的幽州段匹磾和仍然打着晋朝旗号的冀州刺史邵续。
但这个局势在十年之间完全改变了，除河西和辽东之外，北方完全成为后赵的一统天下，南北朝几乎因此要提早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变化的过程。
在这过程的前几年中，前后赵两个强国基本上各顾各的，前赵解决西面的对手，后赵兼并东部的敌对势力。从其成果而言，后赵比前赵丰厚得多。
前赵之强，其实已经徒有其表。石勒自行建国，刘曜只得听之任之。晋南阳王保是个体重七百斤（当时的斤约２５０克）的大胖子，软弱无能，不消前赵进攻，便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被自己的手下人杀害。倒是他的旧将陈安武勇过人，但此时已投了刘曜，后来又相信刘曜已死的误传，便想夺前赵的天下。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刘曜亲自领兵与他决战。陈安所据只不过上邽、陇城（今甘肃张家川）、平襄（今甘肃通渭西）等几处地方，面临大军，如何抵敌。但是陈安突围血战一事，却脍炙人口，几乎可与项羽二十八骑决战汉兵之事并传。当时陈安左手执七尺大刀，右手用丈八蛇矛，近身时挥刀挺矛，一下子便杀伤五六个人；拉开距离时就一面飞驰，一面左右开弓。前赵勇将平先与他搏战，夺下他的蛇矛。天夜了，又降大雨，陈安带着随从躲在山里，赵兵遍寻无着。次日雨停后，他们从地上的蹄痕足迹发现了他的行踪，才把他擒获杀死。陈安只是一介武夫，但陇上（陇山、六盘山一带）人都钦佩他的勇武，为他作了首《壮士之歌》。“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后人读来，还觉得虎虎有生气。
刘曜解决了陈安，得到的是这一带的氐、羌各族都归顺了前赵。羌族酋长姚弋仲受了平襄公的封爵。他就是后秦建立者姚苌的父亲。
刘曜想乘势灭凉州张氏，扬言“百道俱济，直抵姑臧（今甘肃武威）”，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只求张茂上表称藩他就满足了。凉州也看透这点，同时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不敢硬拼，结果以称藩了事，接受了前赵所封的凉王称号。
阴平、武都（治今甘肃文县西北至西南）一带有一支以杨难敌为首的氐人地方势力。刘曜企图把他解决，尽管打了胜仗，但因军中疾病流行，不能持久，最终也只得以同意杨氏称藩了事。杨氏以仇池为基地，号为仇池杨氏。这地方在今甘肃西和西南的洛峪，山地绝险，上有水泉（即仇池）和上百顷的平地。杨氏在此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直到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５０６年），才为北魏所灭。
刘曜几年征战所得，只有上面所说的一些。石勒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的收获都是实实在在的。
晋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孔苌攻占幽州各郡。段匹磾在蓟城立脚不住，逃奔乐陵（今山东乐陵东南），依靠晋冀州刺史邵续。匹磾不仅受石氏的欺凌，还受本族段末柸的攻击，实力更见虚弱。大兴三年，匹磾与兄弟文鸯北上，想夺回蓟城。石勒见段、邵分兵，便抓住时机，命石虎围攻庆次（今山东阳信东）。邵续出击，被他用伏兵擒住。段匹磾从蓟城回来，也被后赵兵拦击，损失了不少人马。这时全靠段文鸯率领几百亲兵，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才得进城。从此，段匹磾和邵续的儿子邵缉等只能坚守城池，与后赵兵相持。
大兴四年（３２１年），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厌次虽未失守，但所有的属邑都落到了后赵军的手里。段文鸯悲愤交加，说：“我号称勇猛，现在坐视百姓被掠夺而不救，简直变成懦夫了！”他率领几十名勇士，出城决战，杀伤许多敌兵。最后，战马力气耗尽，伏地不起。石虎大声劝他投降，说大家都是“夷狄”，何必再打。文鸯厉声怒骂：“你这反贼，该死已久。我宁可斗死，决不屈服。”他下马步战，矛断了，再挥刀迎战。从辰时打到申时，几乎肉搏了一整天。最后，他力气耗尽，后赵兵才以马障泥护身，四面拥上，把他擒获。
城里的将士再也打不下去了。段匹磾想单骑出走，南投东晋。邵续的兄弟邵洎主张投降，但又怕走了匹磾会激怒石勒，便挟持了他，开城投降。匹磾见了石勒，仍不屈服，后来与文鸯、邵续同被杀害。
到此为止，原属晋朝的幽、冀、并三州（约略相当于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大部地区，及京、津二市，山东省的西北部）已全为石勒所有。以后，后赵东压曹嶷，南略东晋，又取得大片土地。晋永昌元年（３２２年），后赵攻拔泰山郡（治今泰山东），杀了在晋、赵之间倒来倒去的徐龛。在邹山（今山东邹县东）驻屯了三年的晋充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又苦于缺粮，便退到淮河以南的合肥。祖逖在时，曾于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收复过河南许多地方。太兴四年，祖逖去世，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这时，他也继郗鉴之后，撤退到淮南的寿春。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后赵兵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晋徐州刺史卞敦撤退到圩眙（今江苏圩眙东北）。在以后的两年里，晋在淮北所剩不多的几支兵马和城池，也都被后赵兵拿下。从这时起，晋与后赵就以淮河为界了。位于今山东省东北部的青州曹嶷这时也难以图存，太宁元年，石虎兵围广固（今青州西北），曹嶷只得投降，但仍不免一死。
至此，北方的东半部除辽东慕容廆和鲜卑段部、宇文部以外，都是后赵的天下了。石勒曾想利用宇文部打击慕容廆，但一战而败，石勒只能暂且弃之不顾，而把灭亡刘氏前赵定为主要目标了。
两赵决战是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的恶斗。晋咸和三年（３２８年），后赵石虎率军从软关（今豫北济源东南）西进，攻前赵并州的治所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前赵刘曜亲自领重兵救蒲阪，在高候（今山西闻喜北）大破后赵军后，随即改取攻势，南渡黄河，进攻洛阳，黄河一线两岸的后赵地方官纷纷投降，前赵的声势一时为之大振。
襄国得到败讯后商议对策。其时张宾早已在六年前去世，石勒的主要幕僚是程遐、徐光等几人。石勒要亲自领兵去救洛阳，程遐等都害怕前赵兵势，说“大王不宜亲动”。徐光却认为刘曜在高候得胜后，不直攻襄国，而屯兵于洛阳城下，是大大的失策，我军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举破敌。石勒认为徐光说得对，就亲自领兵南下，在延津（在今河南延津西北至滑县间）渡过黄河，到成皋关（今荣阳西北）集结部队。时刘曜围洛阳已达四个月，兵力极度疲乏，加之又不把守黄河各处要津，石勒就可节节逼近，这真如徐光所言，是大大的失策。他一向嗜酒，晚年更常在醉乡。咸和三年十二月初五，洛阳城下决战之日，他在出战前喝得大醉，战时身受重伤，马倒被擒，石勒凯旋。后来刘曜即为石勒所杀。
次年（３２９年），后赵石生占领长安。九月，攻占了前赵最后一座城池上邽。后赵灭亡。从刘渊到刘曜，共经三世，历二十七年。
咸和五年（３３０年），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几个月后，正式即位称帝。但后赵的极盛时期至此已经过去，它很快就从颠峰落下，陷入危亡的败局。事见第十八篇。
十四 王敦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这座城东倚钟山（紫金山），西踞石头山（清凉山），相传诸葛亮有“龙蟠虎踞”的赞语。东晋南朝时，建康城在今玄武湖南，南城墙距秦淮河约有五里，西城墙距长江也有相当的距离。城中还有台城，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城西的清凉山有座石头城，石头城负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长江之口，形势极为险要。当年孙权在这里筑城，显然是作为江防要塞的。秦淮河边上另有西州城，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它的东面有东府城，是宰相和扬州刺史的府第所在。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从东晋末年到南齐，逐渐改用砖砌，才愈显得气势宏伟（隋灭陈，把建康城拆毁，现存的南京城墙系明初所建）。
历史地看，建康城不论造得如何坚固，它的安危存亡却是取决于上游的形势。如果对手掌握了长江中游的重镇，建康就很容易变成危城，从晋初王濬楼船下益州，到清代太平军从武汉东下破江宁，无不如此。东晋南朝于此也有教训，最早是见于晋元帝时的王敦叛乱。
王导、王敦堂弟兄两人，本来一内一外，辅佐晋元帝，以稳定半壁江山的统治。但是，一个家族的权力太大，总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元帝即位后，就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人，做过本郡大中正，也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乂手下任职，因谙熟朝廷制度，渡江后就入琅邪王幕府。东晋定都建康后，朝制初创，众臣对各种礼仪制度都很陌生，无论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元帝重用这样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刘隗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长于文史，做过彭城内史，也在渡江后人琅邪王幕府。琅邪王任丞相时，他做丞相司宪，执法很严。南中郎将王含（王敦之兄）曾一次要求他任命参佐和地方守长二十多人。刘隗认为一次任命太多不妥，而且其才能资格与职位又不相符，便提出劾奏。他敢碰王家，王家自然讨厌他。
元帝即皇帝位后，两人受到重用，更是处处维护皇权，以抑制大族。对此王导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王敦却从荆州上疏，说：“导顷见疏外”，请元帝回忆过去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字），当管、鲍之交”，这就等于责备元帝食言，最后希望他能始终信任王导。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导退还给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从疏中王教自述任外官近十年的话来看，王敦上疏的时间，大约是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王敦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以扬州刺史出讨江州刺史华轶，以后一直在外）。
就在大兴三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对此，王敦上表，请求调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刺史。沈充字士居，是吴兴的土豪，做过王敦的参军。王敦推荐沈充，显然是要把老部下安插在近处（湘州州治长沙，与荆州是邻郡）。元帝没有同意，但改派了谯王司马承到湘州。谯王承比元帝长一辈，为人忠厚，向为元帝所信任。元帝曾把上述王敦为王导诉怨的奏疏给他看过（《通鉴》记此事于本年，也是王敦于本年上疏的一证，但未必是确证，因为司马光常把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叙述），并说：“王敦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如何才好？”谯王承便说：“不早处理，必为后患。”这次派他到湘州去，元帝就告诫他，要“据上流之势”，以防范王敦。王敦也明白元帝派司马承的用意，不过他知道司马承不是将帅之才，所以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可断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兴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难以预料了。
大兴四年（３１年），朝廷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北方石勒），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在任命两人的前两个月，元帝还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所谓僮客，就是家奴。免除僮客身份，就是让这些人恢复他们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无疑损害了大族的利益，也不免会受到大族怨恨。但是，东晋政府采取这措施，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兵役、劳役。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军”两句看，这些人以后都被拨到刘隗部下服兵役去了。《晋书·戴若思传》（渊字若思，《晋书》因“渊”字犯唐高祖讳，称字不称名）也说：“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由此可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北方逃出的人，到了江南，不是被逼为奴，就是被迫当兵，不管做什么，都是受苦受难。
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声称“隗首朝悬，诸军夕退”。兵到芜湖，他又上表指斥刁协。王敦起兵时，沈充也在家乡吴兴（今浙扛湖州）起兵响应，王敦即任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元帝得讯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命戴渊、刘隗两军人卫建康。
王敦叛变，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王导。他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到宫门口请罪，等候发落。刘隗到了建康，与刁协都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元帝虽未允准，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王导，他一时也在犹豫不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周顗进宫见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伯仁（周顗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但周顗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是他见了元帝，却极言王导忠诚，不能治罪。元帝被他打消了疑虑，才又召王导进宫，表示对他完全信任。
三月，元帝发布诏书，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任命他做前锋大都督，命周札守石头城，刘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另外，使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以攻击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兵马从芜湖到建康，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很快就兵临城下。他采纳部将杜弘的计，首攻石头城。杜弘了解周札为人刻薄寡恩，士卒不肯为他所用，所以石头城不论如何险固，却是最好攻取的地方。果然，杜弘兵到，周札无法抵抗，只得投降。元帝命刁协、刘隗、戴渊等反攻，想夺回石头城，都大败而归。
一战结束后，王敦放纵士卒劫掠，建康大乱。元帝身边只有一位安东将军刘超领兵侍卫。元帝气愤道：“要我的位子，早点说好了，何必把百姓害得这等模样！”他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还可以维持。如其不然，联当仍归琅邪旧邸，以避贤路！”他已做好了被废黜的准备。
刁协、刘隗狼狈不堪地来见元帝。元帝痛哭流涕，令两人赶快逃走。刁协年老，马也不会骑，随从又都逃散，他逃到江边，就被人杀了。刘隗则逃往后赵，后来在那里官做到太子太傅。
王敦并不废黜元帝，但这个皇帝也只是徒具名义，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周顗、戴渊，一个汝南安成人，是来自北方的有声望人物；一个广陵人，是东南本土的俊彦。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同王敦说起话来，针锋相对，不肯屈服半点儿。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压服众人，便把两人杀了。
但这两个人又是有所区别的。戴渊是领兵防范王敦的将帅之一，当然难逃一死。周顗只是言语不让人，属于态度问题。当时王导若肯劝阻，王敦很可能会罢手。无奈王导不知道周顗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便一声不吭。后来王导见了有关文书，悔恨莫及，流泪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两句话以后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
王敦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建康，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方没有发生问题。元帝曾命甘卓、陶侃攻击他的后方，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因命令要传到王敦军的后方给甘卓，这很困难，也来不及。而陶侃更远在广州，根本无法驰援。当时的处境，关键在甘卓能否积极主动地“勤王”。他若能以襄阳之众由汉水顺流而下，直达夏口，再东进拊武昌（今鄂州）之背，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王敦的叛乱。王敦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之所以敢放胆行动，是因甘卓事先答应过要同他合作。《晋书·甘卓传》说，甘卓内心不以为然，答应合作是假的，但这并不可靠。因为从甘卓的行动看，像是犹豫不决而敷衍一下。王敦起兵上了船时，等甘卓不来，他就派人去催，而甘卓却派人劝他不要发兵。这一着使王敦吃了一惊，他便连忙要使者向甘卓许愿，答应事成之后，给甘卓升官。使者回报后，甘卓仍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劝他，先答应王敦，等他到了建康，再起兵讨伐。他又不肯，说以前先从了陈敏，再又把他推翻，人家说我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来倒去，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现在不能重蹈覆辙！他这样的话是说了不少，可实际行动则半点都没有。
王敦后方还有湘州谯王承。王敦不怕他，但也希望把他拉过来。他派使者到湘州，请谯王承做他的军司（监察军务的官员）。谯王承却囚禁了来使，起兵讨伐王敦。然而，晋朝的湘州非近代的湖南可比，人口稀少，兵微将寡，谯王承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寄希望于甘卓，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他起兵“勤王”。邓骞见到甘卓费尽了口舌，既说平叛可立齐桓、晋文之功；又说若是坐观脚玫，一旦王敦得志，回师西进，甘卓将无立足之地；并且替他分析形势，说襄阳的兵力比王敦留守的部队强大得多，攻克武昌，势同摧枯拉朽，极易得手。
邓骞已经说得极合情理，不料王敦却又送来一个帮腔的说客。原来王敦怕甘卓在他后方动手，即派参军乐道融邀甘卓与他一同东下。不料乐道融不赞成王敦的举动，见了甘卓反而劝他袭击武昌，使王敦因后方失事，不战自溃。他与邓骞唱的是一个调子，甘卓听了觉得有理，才下了决心，发表檄文，声讨王敦，并还派使者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起兵。当时王敦还没有到建康，武昌城中，谣传甘卓兵到，着实恐慌了一阵。
王敦听得甘卓起兵，惊恐万分。他派参军甘印（甘卓的侄儿）回去见其叔父，传王敦的话说：“足下此举自是臣节，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处境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请足下班师，以后当再结好。”这一席话空洞无物，可甘卓听了竟会心动，以致兵到猪口（在今湖北京山境，离夏口[武汉]还远），就不再前进。
甘卓在观望，王敦则加紧行动。他自己率兵攻建康，另外派兵围攻湘州。建康的战事结束后，王敦即派人执起“驺虞幡”（见第五篇），以朝廷的名义命甘卓停止军事行动。这个老糊涂得知周顗、戴渊被杀，倒流了几滴眼泪，不过又说：“既然圣上和太子都安然无恙，我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返回襄阳。乐道融再三劝他，应进兵彭泽（今江西湖口），截断王敦东西两段的联系，把他一鼓解决，但甘卓不听。乐道融自然不能再去见王敦，竟忧愤而死。
甘卓回到襄阳，丝毫不作戒备。王敦却非杀他不可。襄阳太守周虑受王敦指使，趁他不防，引兵把他袭杀。湘州死守将近一百天，终于陷落。谯王承被俘，后在押解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元帝气恨成病，于闰十一月中去世，年四十七岁。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王敦自驻武昌，遥制朝政，建康仍是王导在那里执政。这时北部边境的形势也趋向恶化。大兴三年（３２０年）即元帝与王敦的矛盾表面化之年，东晋在淮北的形势相当稳定。祖逖对河上各坞堡，结以恩信，听任他们脚踏两头船。坞主感激祖逖，后赵有何行动，他们常过来报信。石勒对祖逖有所忌惮，特命幽州官府修建祖逖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并且写信告诉祖逖，借此要求通使和互市。祖逖不给回信，但允许互市。有个裨将叛投后赵，石勒把他杀死，将首级送交祖逖。祖逖因此也不接纳降人，并令部下不得越境劫掠后赵百姓。边境居民因此稍得休息。大兴四年，戴渊出任司州刺史的任命，使祖逖很不偷快。他认为戴渊所辖地方是自己千辛万苦收复的，无缘无故交给别人去管，太不公平。同年，他去世后，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祖约才能远不及祖逖，后赵乘机南侵。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祖约退屯寿春，以后形势越来越坏，淮北各军一步步退却，东晋政府不但不能以一兵一卒支援淮北，还需把淮南的军队调到长江边上去打内战，所以到了太宁三年，东晋与后赵便把长淮一线作为边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