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讲王敦叛变事件的结局。
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王敦准备夺取帝位。他暗示朝廷召他入朝。他到来后，又得到几种特殊礼遇：黄钺（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班剑（手执木剑从行的勇士二十名）、奏事不名（奏事时不报己名）、入朝不趋（入朝时可以踱方步）、剑履上殿。他又移驻姑孰的于湖城（今安徽当涂），这里离建康更近了。他还铲除敌对势力。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一族有五人封侯，以前又有过反对北方大族的“前科”。王敦便利用道士李脱以妖术诱骗士民的事，诬周氏与李脱共谋造反，先杀了在自己手下的周嵩、周莚两人，再派人去通知在吴郡的同党沈充，使他杀在义兴的周氏子弟，然后再进兵会稽，攻杀时任会稽内史的周札。义兴周氏与北方大族的矛盾，到这时（太宁二年[３２４年]正月）才完全结束。
王敦的凶焰虽高，但他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原因有二。一是叛变不得人心：他的左右也有不少反对派。前面已提到一个乐道融，还有一个参军王峤，在周顗、戴渊被杀时，力持异议，也险些被杀。长史谢鲲是一时的名士，他在幕府不肯干事，但对王敦起兵却表示过不同意见，以后又劝王敦勿杀王峤，而且劝他尊重元帝。王氏本家也有坚决反对他的人。王敦极喜欢的侄儿王允之，晚上躺在床上，听到了王敦和心腹钱凤的私房话。这个小孩假装醉得不知人事，呕吐得脸上衣服上一塌糊涂，仍旧呼呼大睡。钱凤走后，王敦拿火来照，见他如此模样，以为他没有听见什么。不料他回到建康，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父亲廷尉王舒。王舒和王导乂同去告诉明帝，朝廷对于王敦的底细清楚了，这对于平叛有很大的好处。
王敦的心腹只有以钱凤.、沈充为首的一小撮人。沈充远在吴郡，他的身边只有钱凤。钱凤字世仪，与沈充同乡，因沈充之荐，他才进了王敦的幕府。
原因之二是王敦病重，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王敦没有儿子，便以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做嗣子。太宁二年（３２４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问他，以后怎么办。王敦这时倒想悬崖勒马了，他说：“非常之事，寻常人是干不来的。应儿年小，哪里能干大事。我死之后，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回武昌，不废贡献（即保持现状，稍作退步）；下策是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进兵建康，以求侥幸成功。”钱凤对同党说：“公的下策乃是上策。”决定行险侥幸、以求一逞的策略。
建康朝廷也知道王敦患病。明帝打算讨伐王敦，征求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认为可行，明帝才下定决心，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庚亮、卞壶等大臣都做将军领兵，并调在北面领兵的苏峻、祖约、刘遐等南下保卫京师。王导更利用王敦病重的消息，诈称王敦己死，率领子弟哀悼。人们信以为真，害怕的心理为之一扫而空。朝廷也发表诏书，谴责王敦，号召所部归降，一律不加追究。
王敦在病床上看到诏书，大发雷霆，要领兵攻建康，无奈动弹不得，只能使其兄王含做元帅，与钱凤等进兵建康。七月初，兵到建康秦淮河南岸，温峤因所征外兵还没有到，宿卫兵力薄弱，遂烧毁桥梁，与敌隔水相持。双方都在等待援军。沈充先率一万余人与王含、钱凤会合。朝廷方面刘遐、苏峻的北军也随后到达。钱凤、沈充攻北军失利。其时，王敦已死了多日。起初军中还不知道，后来泄漏了出去，士气大受影响。七月下旬，王含支持不下去，便烧营撤退。
王敦叛变事件完结了。王含、王应逃到荆州被杀。钱凤为江州太守周光所杀；沈充逃亡到旧将吴儒的家中，被吴儒杀了，首级也被献给了朝廷。
朝廷得胜了，然而内部虚弱的情况也完全暴露了出来。就全局来看，东晋已大伤元气。内争的结果总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王敦的叛乱才平定了三年，东晋又发生苏峻、祖约的叛乱。苏峻由平叛功臣转变为又一次叛乱的祸首，究其原因，外戚庚亮是不能辞其咎的。
庚亮字元规，颖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是明帝庚皇后之兄，明帝时做过中书监，也领兵参与过平定王敦叛乱的战争。太宁三年（３２５年）闰七月，明帝去世，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庚太后临朝。这时，司徒王导仍录尚书事，依官名是统辖一切的宰相，但实权却都转到了与其共同辅政的中书令庚亮的手里。
庚亮爱好《老》、《庄》，善于谈论。明帝曾派他到芜湖与王敦议事，王敦与他长谈，颇为钦佩。论他的才能，在当时可谓突出，但从他处理政事来看，他却是自信太过，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以致往往误事。这应该是与他的身份有关的。他以小皇帝的舅父身份来治国，国事几乎就是家事，又当大乱初平的时候，他也不免求治太急。求治太急容易出毛病，古往今来，犯这毛病的不可胜数，庚亮即是其中之一。庚亮还有一个严而不当的毛病。王导当国多年，待人以“‘宽”为原则。庚亮可能是嫌这老翁（太宁三年，王导五十岁，古代可以算老翁了，庚亮比他小十三岁）只会一味地“和稀泥”，便改而从严。从严治国未尝不对，但这必须得当，才能服人，诸葛亮就是靠这条成功的。反之，如果措施不尽得当，必然会招致人们的怨恨。
成帝咸和元年（３２６年），因御史中丞钟雅的劝奏，庚亮杀宗室南顿王司马宗，免西阳王司马羕官，降爵为县王，贬逐大宗正虞胤（元帝虞后弟）为远郡太守。这次处分引起的震动很大，人们多以为是外戚在剪削宗室。让我们看事情的来历。司马宗和虞胤在明帝时分任左、右卫将军，率领禁兵，极受信任。明帝生病时，一天晚上，庚亮有事要进宫见皇帝，向司马宗要宫门钥匙。司马宗不给，骂庚亮的使者说：“这难道是你家的大门？”庚亮对此一直怀恨于心。明帝病重时，不想接见臣下。庚亮就怀疑司马羕、司马宗兄弟和虞胤有什么阴谋，硬闯进宫，要求罢黜司马羕、司马宗兄弟，但明帝没有允准。成帝即位后，庚亮大权在握，左、右卫将军都换了人，司马宗失势，钟雅劾他谋反，认为他有夺权的企图。庚亮即命新任右卫将军赵胤去抓他，他不肯俯首就缚，用武力抵抗，结果当场被杀。庚亮积怨既久，采取的措施又不稳妥，如果用冷处理的办法，不抓、不杀、不贬，只剥夺他的权力、兵卫，就不会引起大的震动了。身为皇帝的舅父，他应该知道，对宗室采取行动是应该谨慎的。成帝年仅六岁，他对这事就有看法。他好久没有看见司马宗了，偶然想起，问庚亮道：“以前常常看见的白头公哪里去了？”庚亮说是因谋反被杀了。成帝一面哭，一面说：“舅舅说别人造反，便杀了；如果别人说舅舅造反，该怎么办呢？”庚亮想不到小外甥会说出这样的话，着实吃了一惊。
庚亮和陶侃、祖约、苏峻这三个握有兵权的人关系都不好，主要是庚亮怀疑三人不可靠。这三个人，陶侃功勋卓著，而在平定王敦叛变中没有什么表现，那是因为远在广州所致。王敦失败后，他已调任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他早年本在荆州立功，声望原好，再来此为官，很受地方人士的欢迎。祖约仍镇寿春。苏峻在破钱凤、沈充时立功最大，事后任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内史。明帝死后，遗诏褒（嘉奖）进（加官晋爵）大臣，漏掉了陶侃、祖约。他俩便怀疑是被庚亮删掉的，京城里则传闻他俩都有怨言。苏峻，掖县（今山东莱州，一作挺县人，今莱阳南）人，是书生出身。永嘉年间，他纠合数千家，在本县结垒，有相当实力。因为敌不过曹嶷，就率领一部分人马南渡。他是在乱世中从书生转变为武将的人物。他在历阳有精兵一万，又招收亡命之徒扩充兵力，所需粮草也都要政府供给，得不到满足时就表示不满。司马宗死后，部下卞阐逃到苏峻处，庚亮命苏峻交出，苏峻推说没有这人。庚亮本来就怀疑苏峻有野心，这下出了卞阐一事，双方的关系就更恶化了。
从上述情形看，这三人对朝廷都有些怨言，但是除苏峻有点不守法度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因此朝廷应该设法化解矛盾，内外合作，共御后赵，绝不可以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做法。遗憾的是：庚亮走的是后一条路。
庚亮走的第一着还没有大碍。他派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王舒为会稽内史，东西两面，与京师相呼应。温峤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需要介绍一下。他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曾在刘琨处做参军。刘琨派他到江南“劝进”（请琅邪王速即帝位）。王导、周顗、庚亮等都和他友善。他屡次要求北归，都被众人挽留。明帝与他为布衣之交，即位后对他极为倚重，机要密事他无不参与，是个智谋出众的人物。庚亮要在上流设置重镇，牵制荆州陶侃和历阳苏峻，便用他担当这重任。
庚亮的第二着就出毛病了。咸和二年（３２７年），他决心下诏征苏峻回建康，解除其兵权，让他做一个无关轻重的大司农。王导、卞壶都不赞成。王导说：“苏峻必不奉诏，不如暂且包容他。”庚亮认为王导老翁又在“和稀泥”，就说：“苏峻之于晋朝，好比吴楚七国之于汉朝，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造反，现在召他，即使不服从，为祸尚浅，再过一段时间，势力更强，更难对付。”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似的，而没想到还有一条消弭祸事的道路。卞壶争他不过，写信给温峤，说：“本来出足下为外援，现在反恨足下在外，不能一同谏他了。”温峤知道了，也写信去劝。但是庚亮主意已定，再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
庚亮驳王导的话，是在朝堂上公开讲的。苏峻知道了，便派人到建康，对庚亮说：“讨贼外任，不论远近，决不推辞；到朝廷任职，是干不来的。”庚亮当场拒绝，随即任兄弟庚冰为吴国内史，与驻淮北的郭默都领兵戒备，然后下诏征苏峻入朝。苏峻再一次要求调任北边一郡，仍被拒绝。苏峻本人倒有听命入朝的意思，部下任让等却以为入朝不会有生路，劝他造反，苏峻这才决定起兵。从这过程看，庚亮不逼得太紧，事变是可以避免的。
苏峻知道祖约对朝廷有怨气，邀他同讨庚亮，祖约欣然从命。十一月，祖约派侄儿祖涣、女婿许柳领兵与苏峻会合。叛乱开始了，但还没有发生战斗。
温峤得到苏峻拒命的消息，就想领兵东下，保卫建康。庚亮不准，写信给他说：“我担心西面（指荆州陶侃）比担心历阳更甚，足下切勿过雷池一步。”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东南，雷水人江前在此积而成池。庚亮怕陶侃叛变，要温峤在原地戒备。庚亮怀疑陶侃，说明他对陶侃缺乏认识。但是因这一封信却产生出一个典故，后世常用雷池来比喻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倒是庚亮料想不到的。
当时朝中有人向王导献策，建议趁苏峻的兵还在长江北岸，抓紧进兵扼守历阳江边的当利日，阻其渡江，并利用彼少我众的优势，进逼历阳城，以图一战成功。反之，如果让苏峻获得主动，使兵临建康城下，以致人心恐慌，事情就难办了。王导赞同他们的意见，庚亮却不肯采纳。
十二月，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等袭陷长江南岸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夺得储藏在那里的米和食盐。庚亮大惊，才后悔没有抢先争取主动。他只得宣布京师戒严，准备进行防御战了。
咸和三年（３２８年）正月，温峤见形势吃紧，即从武昌（今湖北鄂州）东下，进驻寻阳（今黄梅西南，东距雷池还有一百公里左右）。同月下旬，苏峻亲率主力二万人，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渡江，到达南岸江边的牛渚山，击败当地的政府军。二月初，苏峻到达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这次又是那个提出阻敌渡江、先取攻势的陶回，他料定苏峻不敢直指石头城，一定会从南面的小丹杨绕道而来，可以在此处伏兵邀击，庚亮又不肯听。后来他知道苏峻果然是从那边过来，而且夜里迷了路，队伍乱糟糟的，庚亮又一次后悔莫及。
苏峻进逼建康。卞壶率军苦战，抵敌不过，与两个儿子都力战阵亡。卞壶字望之，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因世乱南渡，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为人廉洁俭约，办事勤敏，不喜清谈，是当时少见的实干派：他战死时年四十八岁，是晋朝的一大损失。苏峻军在作战时顺风放火，官署都被烧毁。卞壶既败，政府军士气衰落，庚亮亲自领兵在建康城宣阳门（南面正中的城门）布阵，士兵不听指挥，抛弃武器逃散。庚亮无法可想，只得与几个兄弟上船逃往寻阳而去。
应付叛将叛军是王导的差使。叛军攻入时，他命侍中褚翜赶紧请皇帝出来，在正殿上坐定。可怜这个皇帝年才八岁，慌乱之中，只得由褚翜抱将出来，王导等几个大臣都登上御床。王导临时任命刘超做右卫将军，让他和钟雅、褚翜两个侍中立在皇帝身边。叛兵拥上殿来，褚翜喝道：“苏冠军（苏峻官为冠军将军）来觐至尊，军人不得胡来！”叛兵听了，果然不上殿来，但是冲进后宫，大肆掳掠。许多官吏都被军人拉去挑担子，士民的衣服都被剥光，只得拿草拿土遮盖身体。建康城内城外，哀号啼哭之声，不绝于耳。
苏峻占领了建康，对部下都封官晋爵。他们对王导也不得罪，仍旧让他做原来的司徒（宰相）。这些就不必去讲了。
建康暂时处于这样的状态。笔者可以按下这一头，去讲寻阳的事情了。
温峤向来推重庚亮，尽管庚亮是兵败逃来，温峤对他仍极尊重。他们互相推为盟主，温峤的堂弟温充却劝他们推举位重兵强的陶侃。温峤赞成，就派部将王愆期到荆州（今湖北荆州），邀陶侃共赴国难。陶侃推说自己只是地方军事长官，不敢超越本身的权限。温峤几次去人，陶侃都不答应。温峤没有办法，只得顺着他的意思，派人送信去，说：“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出发后，参军毛宝从外地回来得知了这一情况，就劝温峤道：“要干大事，必须联合各方，共同合作。应该追回使者，重新写信，说必须一同进兵。万一追不回使者，也要再派人去。”温峤恍然大悟，追回使者，重新写信送去。陶侃果然允许，马上派部将龚登领兵到寻阳。温峤得到了陶侃支援，才宣布讨伐苏峻、祖约。这时己是咸和三年四月了。
陶侃这番再三推托，毕竟是何用意，笔者不妨来作些分析。从陶侃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不是那种对兴亡成败无动于衷的人。他字士行，原来是都阳（今江西波阳）人，孙吴亡后，才迁居庐江寻阳。庐江太守张夔用他做主簿。张夔的夫人患病，需要去接一位远在数百里外的医生，其时天寒雪大，属吏都不愿意去。陶侃却认为郡守的夫人好比一郡之母（古代州郡长官自辟属吏，长官与属吏有君臣之谊，故有此比），父母有病怎能不尽心竭力，于是就毅然上路。大家都佩服他确实是个义士。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不为国尽忠！
他办事认真，工作效率又高，无论远近来信，都迅即亲笔答复，从不拖延时间。他常说：“大禹惜寸阴，我辈平常人当惜分阴。”他最恨酗酒赌博，幕僚犯了这种毛病，他加以训斥，把器具抛到江中，下级的将吏犯了，还要责打。有人赠送礼物，他总要问明来历，如是勤劳所得，东西虽小，也很高兴地接受；如是从邪路上得来的，就拒不接受，还要严加斥责。他有一次出行，看见有人手执一把尚未长熟的稻，便问用它做什么，此人说是拔来玩耍，他怒道：“你自己不种田，倒去偷人家的稻来玩耍！”命左右把此人责打了一顿。他在荆州时，地方上要造船，他命将所有竹头木屑，统统藏起来。众人不知藏着有何用处。后来大会将吏时，正逢雪后地湿，木屑正好用来洒在地上。桓温取蜀时，造船需钉，他储存的零星竹料正好派上用场。晋朝盛行清谈，做实事的人常被视为庸俗，他这种实干派人物自然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个人，难道会不愿与人共赴国难吗？何况他的儿子陶瞻在建康之战中阵亡，又添了家仇。然则为什么推托？没有其他原因，只为有股怨气，以前你们认为我不配管朝廷大事，现在怎么要请我来主持朝廷大事？如此而已。
他大概觉得“架子”还不够足，又下令叫龚登回荆州。温峤急了，赶紧再写信去，说“成败之由”，全靠他参加与否，捧他“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同时也动以利害，说如果江州失守，苏峻、祖约在此设官驻兵，对荆州也有危险，加上北方的后赵、西面的李氏，将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使者王想期也说：“苏峻是豺狼，一旦得志，四海虽广，仁公焉有立足之地！”于是陶侃下定决心，立即上船出兵，赶往寻阳。
五月，陶侃到达寻阳。温峤自然高兴，庚亮却很害怕，外间也有谣传，说陶侃要斩庚亮以谢天下。但庚亮听温峤之计，一见陶侃，就下拜谢罪，引咎自责。陶侃本无恶意，见他这样，反觉意外。从此三人同心，引兵直指建康。温峤原来只有七千兵，陶侃来后，一共有兵四万，声势浩大，远近震动。
现在轮到苏峻紧张了。他决定坚守石头城，把小皇帝也挟在身边，王导竭力劝阻，也无济于事。这个八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上了车，刘超、钟雅徒步相从，不离左右，荀崧等几个官员也跟着前去。成帝进了石头城，住在原来用作仓库的房屋里。刘超天天教他读《孝经》、《论语》，他们除等待局势变化外，别无他法，只能在那里苦度时光。
王导还能够进行些秘密活动。他使人以太后的名义令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吏士起义兵救皇帝。庚亮任命的吴国内史庚冰，早已被苏峻赶跑，但是苏峻也分不出多少兵力去防守东部各地，他只能从朝廷官员中挑了一个叫蔡谟的去做吴国内史。会稽郡更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西面义军起后，东部人士的胆子大了，于是会稽内史王舒借一万兵给逃在那边的庚冰，让他渡浙江（钱塘江）西进；吴兴太守虞潭、前义兴太守顾众和蔡谟也都起兵响应。他们的兵力虽不够强大，但至少牵制了苏峻的部分兵力。
苏峻两面受敌了。他在石头城里登上烽火楼，远望江上陶侃等的水军，心里很是害怕。然而，这次平叛却打得很艰苦，拖得也长久。从闰五月陶侃水军开到石头城下，至四年（３２９年）二月中旬才完全结束，前后竟达十个月之久。
苏峻军的战斗力很强。荆、江二州的兵士长于水战，苏峻的兵惯于步战，温峤初到，就有过命令：“将士有上岸者死”。陶侃也说：“贼众方盛，难与争锋”，需要长时间的相持，以寻求破敌的机会。从两人的表示来看，他们对苏峻军都有所忌惮。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本来是应该让他们在对后赵的战斗里发挥作用的。这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的都鉴在闰五月中渡江，与陶侃、温峤等会合。六月，虞潭等与苏峻军交战，屡次失利。从建康逃到陶侃军中的尚书左垂孔坦（孔坦是与陶回一同提议先攻历阳的智士）建议，使郗鉴回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加强东面的力量。陶侃依议，于是郗鉴带着后将军郭默到了京口，筑起大业（在今丹阳北）、曲阿（今丹阳）、庱亭（在武进西北）三垒。建康方面，陶部也在靠近石头城的地方筑白石垒。这都是与叛军相持的办法。苏峻果然把白石垒视为眼中钉，出兵猛攻，却拿不下来。大业等垒也遭叛军猛攻，守兵打得很苦，但终于守住未败。
七月中，发生了一件对叛军不利的事件。祖约的部下私通后赵，引后赵军渡淮，祖约逃往历阳，后赵军掳寿春二万余户而去。这是东晋的一大损失。但在这时，苏峻的心腹路永却在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九月初，王导得到他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逃到白石垒。但是苏峻的兵势依然很盛，他分遣众将，东西攻掠，都能得手。义军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陶侃甚至打算退回荆州，以防西北两面发生意外，至于平定苏、祖二叛，想留待日后再说。但温峤坚持要打到底，还责备陶侃不该“违众独返’。毛宝知道光说没有什么作用，就自告奋勇，领兵上岸烧敌军的粮草。他对陶侃说：“如果我不能成功，仁公自去好了。”陶侃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分一支兵给他。毛宝果然把苏峻积储在句容（今属江苏）、湖孰（今江宁县湖熟镇）的粮草烧光。苏峻军缺粮，义军的士气为之一振，陶侃自然也坚定了打到底的决心。
九月下旬，义军又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元凶苏峻授首。
这时，苏峻的骁将张健、韩晃正猛攻大业垒，形势十分危急。陶侃想领兵救援，长史殷羡说：“救大业不如攻石头，石头城吃紧，大业之围自解。”陶侃依计，自领水军进迫石头城，庚亮、温峤、赵胤也率一万步兵从白石垒出击，于是苏峻即率八千人迎战。酣战中，苏峻望见部将匡孝打退了赵胤，心中大喜，便喝了酒，亲自带着几名骑兵，向前冲去。不料在冲锋受阻，想要退回时，坐骑忽然失足跌倒，义军将校彭世、李千等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把矛脱手掷去，几支矛都正中苏峻。众将一拥而上，割下他的首级，还分割躯体，好去报功。义军见斩了苏峻，都高呼万岁，岸上江上声震天地。
然而，石头城没有拿下，战斗并未结束。苏峻既死，其手下又立他的兄弟苏逸为主，死守石头城。韩晃等解了大业之围，也回到石头城。
咸和四年（３２９年）正月，建康城里的晋官陆哗等说服守将匡术，投降了义军。但石头城里，刘超、钟雅想带上小皇帝，逃走出城，被苏逸发觉，两人都被杀害。成帝的处境更苦了。
战斗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义军分兵攻历阳，祖约只带了几百人逃往后赵，余郡投降。二月，义军攻克石头城，杀死苏逸。一员将官抱起成帝，把他送上温峤的座船。张健、韩晃等流窜到平陵山（在今江苏溧阳境），被郗鉴派的追兵解决。平叛至此完全结束。
在这场事变中，建康的官室都化为废墟，两支可以用来与北方对抗的精锐部队也消耗殆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内耗如此之甚，晋朝的复兴当然是不可能的。
十六 庚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从晋成帝咸康年间（３３５～３４２年）起，中经康帝建元元年至二年，到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庚亮、庚翼试图收复中原和巴蜀的十年辛劳，结果是一事无成。本篇叙述他们尝试的经过，并分析他们无所成就的原因。
讲述本题，必须先交待咸和四年（３２９年）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以后的政局。
叛乱初平的时候，庚亮很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要求“阖门投窜山海”，但经过外甥皇帝劝慰，他就出任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芜湖去了。他与江州温峤、荆州陶侃是沿江三个统帅，也都是平叛的重要人物。
这年四月，即叛乱过后才两个月，温峤去世，这是东晋的重大损失。这位温太真的公忠谋国精神，实在庚、陶两人之上。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平叛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虚夸。不过，他举荐刘夤继任江州刺史，却是看错了人。此人在任不好好办事，只顾做生意捞钱。有人弹劾他，要求免他的官。十二月，与他有怨的后将军郭默就假造诏书，把他杀死。
王导拿这员勇将没有办法，五年正月，用和稀泥的办法，任他为江州刺史。陶侃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叛后从江陵移此）得讯大怒，写信给王导说：“杀刺史就当刺史，那么杀宰相就给他做宰相吗？”王导只好承认这是无可奈何，暂时忍耐的缘故。陶侃立即出兵讨伐，庚亮也要求讨郭。两路兵到，郭默抵敌不过，部将就把他捆绑起来献到陶侃营里了。五月，江州事件结束，朝廷就让陶侃兼领江州。这是陶侃军功达到顶点的时候，共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几乎管辖了半个东晋。慕容廆希望与东晋合作讨石氏后赵，写信给陶侃而不给别人，就因为他是威名最高的人（参见第十二篇）。
从陶侃的事迹来看，他并不赞成北伐，原因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他的军队，长于水战，不善步战，与苏峻的军队就打得那么艰苦，再要同后赵打大仗，显然力所不及。这一点，陶侃心里当然明白。他镇守武昌时，有人主张应该分兵守北岸的郑城（今湖北黄州西北），他听而不答。此人说之再三，他就渡江打猎，指点形势，对将校们说：“我们靠长江天险御敌。郑城在北岸，形势孤立。在这里屯了兵，将士贪利，一定要去掳掠夷人，夷人不能忍受，一定会去引敌军来犯。这不是御敌之计，而是惹祸的根子。以前吴国用三万人守此城，现在即使有这么多的兵力，对江南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敌国有可乘的机会，也不会从这里发动进攻。”陶侃这番话至少说明：其一，他主张对北方后赵取守势；其二，后赵也没有可乘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陶侃只在后赵进犯时才作些必要的反击。咸和五年（３３０年），襄阳守将周抚受敌军恫吓弃城逃走。赵军渡汉水，毁襄阳城而去后，又留兵守樊城。不久，晋兵收复襄阳。七年，赵将郭敬又攻陷襄阳。这一次，陶侃反击了。他乘郭敬东进掳掠时，命儿子陶斌与桓宣乘虚袭樊城，击败郭敬回救之军，又另派一军攻拔新野。郭敬不敢再战，弃城而去，晋军又收复了襄阳。战后，陶侃留桓宣守襄阳。他守襄阳十余年，防守很有成效，时人以为仅次于祖逖。这次反击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桓宣不是陶侃的老部下，他是在祖约参加叛乱时与他分手的，他所领的兵原来长于陆战，陶侃收复襄阳，主要是靠这一支兵。
我这样讲不是贬低陶侃，倒是肯定他知己知彼，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处。
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六月，陶侃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去世。石勒、慕容廆已在上一年中去世；成主李雄也在陶侃死后不久去世。历史舞台上几乎是同时换上了一批新人物，这倒是不很多见的。
陶侃一死，庚亮继之执掌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
庚亮这个人缺点很突出。《晋书·本传》的“史臣曰”给了他八个字的评价：“智小谋大，才高识寡。”这评得一点不错。他掌权以后，大概把过去酿成苏、祖之祸的过失忘得一干二净，又把王导看作大奸臣，说他“欲愚其主”，并约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郗鉴，一同起兵废王导，遭郗鉴拒绝。参军孙盛也劝他不可如此，说王公决计没有这样的罪过，他方才打消念头。陶侃的儿子陶称是南蛮校尉，也是庚亮的属员。他知道这件事，就秘密通知王导，王导却写信给他说：“庚公是皇帝的舅父，要好好地服事他。”有人劝他要有戒心，他说：“我与元规休戚相同，决计没有这种事情。假使真有其事，元规若来，我便解职归私第，没有什么可泊！”这是咸康四年（３３８年）的事情。这次庚亮如果一意孤行，岂不又要引起一场祸事。
庚亮有志收复中原。这自然是好，但措施必须得力，如果贸然从事，反遭损失，那就不好了。对于时机，庚亮只看到石勒已死这一点上，却不顾虑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元帅，而此人正是敌国的新君。他命毛宝、樊峻领兵一万，戍守邾城，这又正犯了陶侃早有预料的错误。他在调兵遣将时，忽然历数陶称的“前后罪恶”，把他斩首，分明是因为知道他泄了自己的“密”。这种做法，怎能使人信服。
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四月，他上疏声称：“胡强蜀弱，拟率十万大军移镇石城（今湖北钟祥），诸军布列江、沔（汉水），准备伐赵。”
朝廷大员对他的主张，除王导大约是不愿或不敢反对外，多数都表示反对，蔡谟讲得尤其透彻。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不计强弱而轻举妄动。他回顾过去，说祖逖与石勒对峙时，石氏只有河北之地，比之今日石虎的版图，不过四分之一。祖逖当时占不了便宜，如今庚亮怎么能够取胜。他的结论是：北人便于用马，南人便于用船，所以“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成帝根据他们的意见，下诏不准移镇，庚亮只得服从。
几个月后，王导、郗鉴相继去世。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人，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庚氏的权势更盛。庚亮的兄弟庚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加个‘参”字，表示地位权力略低），代王导辅政。弟兄两人，一内一外，庚亮以为移镇石城再也不会遇到阻力了。不料晴天一个霹雳，邾城失守，他再也不敢重提旧议了。
陶侃的看法果然正确。石虎把都城设防看作眼中钉，命夔安、石闵等率五万人攻扰边境，用二万人攻邾城。毛宝求救，庚亮以为城池险固，不急于发兵：咸康五年九月，邾城陷落，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苦于前临大江，从城里杀出来，哪里去找船，结果都溺死在长江里。后赵攻扰北边的军队深入到石城，围攻了一阵，方才退走。
庚亮雄心受挫，自然郁郁不乐，到第二年（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正月便去世了，年五十二岁。兄弟庚翼继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庚翼字稚恭，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很多人怀疑他不能够胜任，但他管理军府的才干却很是见长，几年之后，公私都很充裕，人们对他大为赞赏。
庚翼有志灭胡平蜀，他对人才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与桓温友善，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有英雄之才，请成帝不要把他当作寻常人物。后来桓温建立的功业，果然不是东晋多数军政领袖所能企及的。杜乂、殷浩才名极高，殷浩尤为特出，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庚翼却说：“这等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再考虑安排什么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看法完全正确。殷浩所长不过两条：一是精读《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口头、笔谈都行，是个清谈能手；二是架子大，请他做官他不做，如此而已。慕容皝的使臣刘翔到了建康，根据目睹的情况，在宰相何充等的宴会上，把江南士大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他说：“四海板荡（以《诗经》的《板》、《荡》篇名喻国家大乱），已经超过三纪（十二年为一纪）……而诸君宴安江左，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如何能尊君济民呢？”不肯出山是“傲”，口谈玄言是“诞”，这“以傲诞为贤”五个字，正说中了时人拔高殷浩的不当。庚翼主张把这种人束之高阁，对得很，不过庚翼的言行似乎不完全一致，他仍想把殷浩召入幕府，但殷浩不肯从命。
咸康八年（３４２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成帝病死。庚冰作主，立成帝的同母弟岳，是为康帝。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所部几千人向庚翼投降。同年七月，庚翼决心要发动北伐。从他上的奏疏来看，他选的时机其实并不恰当。
他说石虎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认为敌国有内部矛盾可以利用，但一个地方官带几千人来投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裂痕，并不能证明其内部有严重的问题。不过，他接下去所说，倒是在理，即担心后赵一旦并吞了辽东（当时石虎大事征发，准备攻燕、攻晋、攻凉），扫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向，江南形势就有危险，所以必须趁早北伐。
这个决定，行险侥幸的味道太浓了。后赵前番攻燕，大败而归（３３８年事，见第十二篇），何以见得燕会亡呢？庚亮北伐之谋不能实现，数年之后，形势依然，有何把握呢？再说，如果详细了解敌情，可以知道石虎征发过度，百姓难以忍受，那么应该等待他们内部矛盾的发展，不宜急于行动。可庚翼不这样考虑问题，而是急于用兵，不是行险侥幸又是什么呢？
庚翼命桓宣为梁州刺史，向丹水方向进军；同时在所属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境内征发奴、车、牛、驴、马。他本人想移镇襄阳，恐朝廷不准，只说移镇安陆（今属湖北）。九月下旬到了夏口，他再上表请移镇襄阳。他选择襄阳做经营中原的基地，并没有错。正如他在夏口上的表中所说，襄阳本来是荆州旧日重镇，西向关中，北进中原，都极方便。但他的军队不过四万，征派来的牛马，又都瘦弱不堪，加以冬季已近，汉水上流水量不足，水陆运输都很困难。北伐难以成功，其实是不待智者就可以明白的。
庚翼到了襄阳，大会僚佐，表示决心，以振作士气，朝廷也命庚冰进镇武昌，做他的后援。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打过一个极小的胜仗。一股五六百名骑兵从汉水北岸的樊城出来活动，庚翼派将军曹据出击，消灭了将近半数的敌兵，掳获了一百匹马，如此而已。他寄予厚望的桓宣，于建元二年（夕阵年）在丹水被后赵李罴击败。庚翼恼恨，狠狠地贬了桓宣的官。桓宣年老经不起这番挫折，不久便死了。北伐至此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去世，年二十三岁。在此前后，庚氏兄弟的精力都集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主张立长君，即元帝的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宰相何充却主张立康帝的儿子聃。康帝赞成何充的主张，在去世前立聃做皇太子。他一死，何充就用遗旨立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做了皇帝，是为穆帝。庚氏兄弟在这件事上吃了败仗，他们的权势就维持不了多久了。
同年十一月，庚冰去世。庚翼孤立，不能留在几千里外的襄阳，只得让司马毛穆之辅助儿子庚方之守襄阳，自己还镇夏口，修缮军器，积草囤粮，以作北伐的准备。
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七月，庚翼在夏口去世。年四十一岁。他遗表让儿子庚爰之代理荆州刺史。但是朝中没有能够支持庚家的人了，何充说得好听：“荆楚，国之西门，得入则中原可定，失入则社径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提议用桓温做荆州刺史。何充并非出于公心，但说得也是，爰之、方之两个白面少年怎么能与桓温相提并论呢！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庚亮、庚翼都想“灭胡平蜀”，都知道“胡强蜀弱”，但是他们都不肯先易后难，结果都一事无成。桓温任荆州刺史后，决定先从李氏的汉下手，于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一举灭蜀。晋朝南迁之后，这是第一次收复大片国土的胜利。
取蜀为什么不难？因为蜀有必亡之势。这是本篇首先必须说明的。笔者在本书第六篇里讲过：李雄建立成国后，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曾是一个安定的地区。他的堂弟李寿在位后，把国号改作汉。这个国家在李雄死后，很快就变得不安定了。
李雄其人，有颇多可为称道之处，不忘晋室即是一端。他在答凉州张骏书中说，他本来无心于帝王，“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但又恨“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巴郡告急，说遭晋军攻击。他并不着急，倒说只担心琅邪王〔晋元帝）受石勒侵逼，现在既能兴兵，说明国势不弱，令人高兴。他对凉州使者张淳更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晋朝臣子……琅邢王若能在中原中兴大晋，我愿意率众归附。”
可惜的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流民领袖，对于怎样创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却是外行，如在立太子一事上就留下了祸根。他有十多个儿子，却立侄儿李班做太子。群巨都劝他立亲生的儿子，他却说自己的位于本来是兄长李荡的，而李班又仁孝好学，就不接受众人的劝告。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李雄死后，李班即位，李寿以遗诏辅政。李雄的儿子李越从外地奔丧还成都，便和兄弟李期商议夺权。他在成都逗留了许多日子，李班丝毫不起疑心，结果被他杀死在殡官里。李越立李期做皇帝，把李寿打发到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去做梁州刺史。
李寿和李期、李越兄弟互相猜忌。李期时常派人到涪城观察李寿的动静。李寿向巴西名士龚壮请教保全自己的办法。龚壮本来不赞成李氏割据，便劝他推翻李期，向东晋称藩。李寿身边。也有几个人赞成这个主意。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李寿即引兵袭成都，废李期，杀其亲信用事多人，纵兵大掠，城里乱了好几天才定下来，李期被幽禁了没有多少日子便自缢而死。
李寿起兵之初，对天发誓，歃血盟众，说要向晋称藩。但得了成都后，他却听亲信任调等的话，自己做了皇帝，并把国号改称为汉。在作此决定之前，他曾命卜者起一个卦，卜者说：“可以做几年皇帝。”任调高兴地道：“‘做一天就很了不起，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百世诸侯（向晋称了藩，便是诸侯）！”李寿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的话是上策。”做一天皇帝就死也愿意，李寿和任调都成了皇帝迷！
李雄为人，宽厚俭约，但是就在他在位的时候，其子弟已都奢靡成风。打天下的目的本来是求富贵。天下（不管这天下是大是小）到了手，不享受岂不是傻瓜，于是蜀中很快出现了“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的情况。
李寿和后赵石虎通使。使臣从邺回蜀，大讲邺中繁华，宫殿壮丽，听得李寿心向往之。使臣又讲石虎严刑峻法，所以能控制境内，没有人敢不服从。李寿听得心痒痒的，从此把石虎当“样板”，一心一意地模仿。他从各郡征发壮丁，充实成都，让这些壮丁大造宫殿，挖河道，引水进城。他嫌父兄（李寿是李骧的儿子）过于寒酸，根本不想听到他们的事迹，便命臣下不得再提。李寿做了五年皇帝便死了。他的儿子李势即位。其时是晋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也就是上篇所说庚翼移镇襄阳之年。
李势荒淫无道，要谁的女人，便杀掉她的丈夫。他不理国政，又不信任大臣，祖父和父亲的旧人都受到排斥。他没有儿子，兄弟李广请兄长立他为太弟，李势不答应。李寿的谋士马当、解思明都劝他答应，以团结兄弟。李势怀疑他们内外勾结，派李奕袭击涪城，把李广抓回成都，李广被迫自杀，马当、解思明也被他全族处斩。解思明谋略出众，马当能得人心，李势杀这两人，等于斩断自己的膀臂。
李奕见李势无能，想夺他的位子，从驻地领兵攻成都。百姓怨恨李寿父子，踊跃从军的有好几万人。但是李奕勇而无谋，单骑当先冲锋，被城上守兵一箭射死，全军就瓦解了。
蜀中情势如此乱糟糟的，灭它自然容易。桓温的决策是正确的。
桓温这个人，与一般的晋朝士大夫很不相同。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集）人。他的父亲桓彝任宣城内史，在苏峻叛乱时，守境力战而死。桓温娶南康公主为妻，是皇室的女婿，然而少年时就英气逼人。桓彝之死，与泾县县令江播有涉。他立志报仇，江家知道了常作戒备。江播死后，三个儿子在孝帏中也备有利器。其时桓温十八岁，他冒充吊客进门，出其不意，先杀了一个，两个逃走，也被他追上杀死。
他和刘惔友善。刘惔字真长，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会稽王昱的“谈客”。会稽王也善于清谈。桓温曾问刘惔：“会稽王谈玄言有没有进步？”刘惔答道：“大有进境，然而总是第二流。”桓温又问：“第一是谁？”刘惔道：“本来就是我辈。”他和会稽王昱等，是一群身着宽袍、手执座尾、整日口谈空言的书生。有一天下雪，桓温出去打猎，先到刘惔处，刘惔见他一身戎装，就问：“老贼如此装束，意欲何为？”桓温道：“我不做这等事，卿等怎能坐谈？”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隐含桓温对于清谈家的看法。刘惔大概也懂得他的心思，也佩服他的能力，深知会稽王昱等清谈家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曾劝会稽王昱，不可使桓温居形胜之地（做荆州刺史就是居形胜之地），不能让他任太高的官职。他是料到桓温会发展到图谋夺取晋朝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