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二年（洲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蜀，使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他上了表就出发，所以朝廷虽有异议，也无从阻止他了。朝中的议论多以为蜀中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不大，难以取胜。刘惔却以为必能成功，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赌博可知。桓温赌博的手段极精，非一定能赢绝不出手。只怕灭蜀之后，朝廷都得听他的而已。”此人是真正了解桓温的。
李势仗着蜀道险阻，不作战备。桓温长驱深入，至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二月，已经在离成都不远的平原地区上大耀军威了。李势这时如梦方醒，急命叔父李福、堂兄李权、将军昝坚等领兵迎敌。昝坚不知根据什么，领兵到了犍为（今四川彭山东）。三月，桓温到了彭模（今彭山东北），这里离成都只有两百里。昝坚与桓温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不知晋军何在，只在驻地傻等。
桓温与众将商议进兵方略。有人主张分兵为二，两路挺进。袁乔反对，他说：“此刻悬军万里之外，得胜可立大功，败了就全军覆没，必须合势齐力，不可分兵。应当丢掉锅子，只带三天粮草，表示有去无还的决心，全力进攻，必可成功。”桓温依计，只留参军孙盛、周楚带少数军队守相重，他自己引兵直取成都。
李福攻彭模，被孙盛等击退。桓温和李权遭遇，三战三胜，汉兵溃散，逃回成都。待桓温进至成都近郊，昝坚才发现自己的失误，赶忙回来，但见晋军已逼近成都，所部军心慌乱，竟不战而溃。李势派的几支兵都完了，他垂死挣扎，领兵出城，在笮桥（在成都西南）迎敌。这是灭汉的决战，也是惟一的一次硬仗。晋军开头打得并不顺利，参军龚护阵亡，汉军的箭射到桓温马前，军心有些动摇。这时，突然鼓声大振，袁乔拔剑指挥，将士誓死力战，于是大获全胜，便又进到成都城下，放火烧其城门。李势连夜逃往茵萌。他自忖无法再战，只得修了降表，派人送到军前投降，成汉就此灭亡。从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李特起兵起算，共六世四十六年；若从李雄称王起算，还得减掉两年。
笮桥之战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几句。战鼓之声从何而起？史籍的记载是这样的：“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晋书·桓温传》、《资治通鉴》均同。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是有些动摇的朕兆，主将没有下令撤退，此其一；古人打仗，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不会有什么“误鸣进鼓”，此其二。我估计是袁乔见情况紧急，来不及向桓温请示，便命鼓吏加急擂鼓，以振士气。这样似乎比较合于情理。
蜀事还有余波。好几个蜀将起兵反晋，被桓温、袁乔等打败。桓温留驻成都三十天，班师还江陵。李势被送到建康，封归义侯，后来在建康病故。晋军主力撤退后，蜀将隗文、邓定等进入成都，立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做皇帝，到永和五年（３４９年）才完全平定。
灭蜀大大地提高了桓温的声望。以会稽王昱为首的朝廷，一面替他加官晋爵，封临贺郡公；一面设法牵制，会稽王昱因扬州刺史殷浩名气极大，引为心腹，作为对抗桓温的手段。但他想错了，桓温哪里会把只配束之高阁的人物放在心上。还是王羲之有见识，殷浩用他做护军将军，作为一条膀臂。他劝殷浩与桓温合作，使内外协和。殷浩不听，终于酿成日后的恶果。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在历史上以书法著名，但他绝非仅是一位书法家。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石勒于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去世，年六十岁。从进据襄国起算，共二十二年；从称赵王起算，在位计十五年。他虽不免有些横暴。如姐夫张越偶因言语得罪，便命力士把他先打断了腿而后杀死；谋士徐光因态度傲慢，竟连家属也被囚禁了一阵，然而总的讲来，他还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优秀领袖人物。
他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地方后，又逐步南进，曾两次攻占襄阳，并从海道进兵，攻掠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娄县（今太仓）、武进。如果天假以年，石勒是不会满足于只当北朝皇帝的。然而他在灭亡前赵后，只过了两年多便死了，而且身死之后，国内便出现了问题，一个商纣王式的人物夺得了帝位，于是，后赵将在短期内灭亡的趋势，便无法逆转了。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也是他部下最重要的将领。从第十三篇中，读者可以看到，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主帅。石勒早年与母亲王氏失散，刘琨想争取石勒，找到了王氏和石虎，并送到石勒军中。石勒知道这个少年性格残忍，但是喜欢他能打仗，对他极为倚重，一直封到中山王。
石虎带兵时，攻破城池就大肆屠杀。石勒有没有禁阻或劝诫呢？史籍上找不到有关记录。从他一贯如此来看，想来是没有受到禁阻劝诫，那也就是石勒的不是了。
石虎自以为功高盖世，又是嫡亲侄儿，预计石勒身后，帝位一定是自己的。但是石勒即位时，宣布立儿子石弘为太子，石宏为大单于。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便顿起歹念，对儿子石邃说：“等主上晏驾之后，决不让他们留一个活口！”
石勒身后会出乱子，程遐、徐光都料到了，而且都同石勒讲了，但石勒本人却似乎闻而未闻。
太子石弘是个文文绉绉的读书人。有一次，石勒对徐光说：“大雅（石弘的字〕文静得很，不像将家之子。”徐光说：“汉高祖于马上取天下，文帝以安静守天下，今日之事，正合于此。”石勒听了很高兴。徐光趁势说：“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千秋万岁之后，臣担心社稷将不是太子所有，应该逐渐剥夺中山王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勒听了，觉得有点道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又有一次，程遐对石勒说：“中山王勇悍权谋，群臣无人能及。除陛下之外，他心目中看不起任何人，加以性情残暴，久为将帅，两个儿子（石邃、石宣）也都掌握兵权。陛下在，不会有什么事，异日恐怕不是少主之臣，应该早日除掉，以免后患。”石勒还是听不大进，说：“现在天下未定，大雅幼弱，需要强有力的帮手。中山王是骨肉至亲，正该委以伊尹、霍光一般的重任，怎么会如卿所说！莫非卿伯不能以国丈的身份掌权！尽管放心，我会让卿参与顾命的。”程遐见石勒怀疑他有私心，不禁梯泣而言：“中山王虽是皇太后抚养成人的，究非陛下亲生可比，若不除掉，后患无穷！”石勒仍是不听，看来上次听了徐光的话以后，他考虑了一番，觉得不会有问题，所以这回竟完全听不进去了。
程遐把这情形告诉徐光。徐光说：“中山王恨透了我们两人，恐怕将来非但危国，而且还有家祸。”他决心寻个机会再和石勒谈一次。有一天，石勒说起“吴（指东晋）、蜀（成汉）未平”的事，徐光便说这不过是四肢的疾病，只有中山王权势太大，才是腹心之疾。他举出实事为证，说看到中山王在东宫宴会上有看不起太子的神情，“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
这次，石勒似被触动，便命皇太子也参与朝政。中山王从此门庭冷落，他就更为不满了。石虎的力量是兵，不剥夺他的兵权，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济于事。何况史籍上也没有记载他采取过什么有关措施。
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石勒病重，召太子石弘和石虎到宫中侍奉。石虎就假传诏书，命群臣亲戚都不准入内。石勒的病情，宫外的人得不到任何消息。秦王石宏原来镇守邺城，彭城王石堪原来镇守河南（洛阳）。石虎为防他们在外地与自己作对，假传诏书召他们回襄国。石勒病情略有好转时，看见秦王，大为震惊，问道：“我让你镇守地方，正是防今天之事。你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人召你来的？谁召你的，查明立斩！”石虎害怕，抢着回答：“秦王思念陛下，来了没几天，现在马上让他回去。”过了几天，石勒再问，石虎推说秦王早已走了，其实他仍被留着没让走掉。原来石勒使石宏（《晋书·载记》先说是石弘，后面讲病中时事时说是石宏）镇邺，配禁兵一万，用老部下王阳（初起时八骑之一）统帅各族胡人，目的在于一旦襄国发生意外，就可以牵制。无奈秦王不是石虎的对手，一召即来，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七月十五日，石勒去世，临终遗命，要石弘弟兄以司马氏为鉴，始终友爱；叮嘱石虎要学周公、霍光辅佐少主，千万不要做让后世人当作话柄的事。可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石勒豪杰，不能为身后作出妥善的安排，以致北方再次分裂，生灵涂炭，实在令人惋惜。
石弘不敢嗣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要让给石虎。石虎偏不准许，非逼他做皇帝不可，还把程遐、徐光抓起杀掉，自己做丞相，封魏王，将石勒的旧臣全部调任闲职，要害部门都改由自己的亲信把持。
后赵很快发生内江。石堪出逃，想到兖州，以石勒的小儿子南阳王石恢为盟主，起兵讨石虎。他被追兵抓到，押回襄国，用火烤死。母亲刘太后也被废杀。石恢也被召回襄国。镇守关中的石生、镇守洛阳的石朗相继起兵讨石虎。他们都敌不过石虎，兵败身死。
石虎看各地的敌对势力都已失败，认为可以取而代之了。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十一月，他命右仆射郭殷进宫，废石弘为海阳王。群臣向石虎“劝进”，他假惺惺地推说不敢当皇帝，暂称“居摄赵天王”。他把石弘和母亲程太后以及石宏、石恢都监禁起来，不久又全都杀掉。
石虎是个认为靠了暴力就什么都能办到的暴君。他的儿子石邃、石宣、石韬都和父亲持同样的态度。石虎统治十五年，大兴劳役，大动干戈，父子兄弟相残杀，终于身死国灭，为天下后世所耻笑。
晋咸康元年（３３５年），石虎迁都邺。他在邺和襄国，都大规模兴建宫殿，珠帘玉壁，穷极奢华，增选宫女竟达一万余人。他出行时，从驾的“卤簿”（仪仗队）有女骑士一千名，衣饰华美，其实是一群女奴。他命人把洛阳曹魏时铸造的钟虡（钟[乐器]和木架）、九龙殿、翁仲（一对大铜人）、铜驼、飞廉（铜制怪兽）搬到邺。一具钟落到了河里，招募了三百名能够潜水的民工，再用上百头牛，才把它捞起。其时大旱，一斤金子只能换两斗粮，而兵役劳役丝毫不减。民生艰难，民怨沸腾，社会矛盾非常严重。
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也开始了。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正月，石虎正式即位，称大赵天王。他终日沉醉于酒色之中，政事多让太子石邃处理。石虎为人喜怒无常。石邃有时禀报政事处理情形，他嫌烦，便说：“小事一件，何必禀报！”有时不报，又恨道：“为什么不报！”并加以责打。石邃性格本极残暴，有时将美人斩首，把头上的血洗掉，放在盘上给宾客观赏，还把美人的肉煮了，与宾客同吃。他恨父亲凶恶，对中庶子（东宫官）李颜等说：“我想行冒顿之事〔冒顿杀死父亲，夺单于位），卿等肯跟我干吗？”李颜等都吓得不敢开口。这年七月，他诈称有病，石虎要去探望，他尊信的龟兹和尚佛图澄曾劝他不宜去东宫，他想起了和尚的话，便中途折回；再又想想，觉得父子之间不会有什么问题，便派一名可信的女尚书去视察。太子见了她，拔剑就刺。石虎大怒，把东宫官李颜等唤来查问，才了解真相。于是把石邃夫妇子女和东宫官等，全部杀死，改立石宣为皇太子。这是石虎父子自相残杀的第一幕。
经历这次骨肉惨变，又面临着民间的严重饥荒，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总会采取一些调整性的措施，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石虎却一切照旧，终于导致了更严重的危机。
石虎任儿子石韬为太尉，与太子石宜分日轮流批阅尚书奏事。司徒申钟进谏，指出这有双重错误，一是太子管朝政，已有石邃的前车之鉴；二是两人轮流管事，势必引起纷争。申钟语重心长地提醒石虎：“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但是不到大祸爆发的时候，石虎是不会醒悟的。
石虎有并吞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称大赵天王以后的十来年间，取得的进展却很有限，而在辖区中造成的灾难却很严重。
对鲜卑段部的战争收获较大。段部屡次攻扰后赵边境，甚至在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初占领了蓟（今北京城西南）。在此之前，赵已与辽东的燕慕容氏订定攻段的密约。这年三月，燕兵攻掠令支（段部的首府，今河北迁安西）以北各城，段部的首领段辽使兄弟段兰领兵追击，中伏大败。后赵大将支雄又乘虚收复蓟城。段辽知道段兰已败，不敢恋战，放弃令支逃走，赵军追击，又获大胜。这是次代价不大的战争。但是石虎怪燕王慕容皝掠夺了一大批人民和牲口后，不来会师，就此撤兵，于是决定大举攻燕，这是极不明智的。
五月，石虎以数十万之众进攻前燕，声势惊人，望风投降的属邑有三十六座。赵军包围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猛攻了十多天，没有占到半点便宜，被迫撤走。燕兵乘势追击，斩获三万多级。这时的赵兵因久战疲乏，只想逃窜，竟抛弃武器甲青、溃不成军。
石虎咽不下这口气，加以在下一年的小冲突中又吃了亏，便于晋咸康六年任如年）大举征兵征粮，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他命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连邺城旧兵，共达五十万人；再运粮一千一百万解到乐安城（在今河北乐亭东北）；还搜括民间马匹，有敢藏匿的即予腰斩，共得四万多匹；又命靠近燕境的居民一万多户迁到内地。这些数字，隐藏着多少民间的血泪啊！
前燕为防敌大举进犯，慕容皝亲自领兵，出其不意，向西绕道，从蠮螉塞（今北京昌平县居庸关）进入平原地区，向南打到高阳（今属河北，距北京在一百公里以上），到处焚烧积聚，掳去人口三万多家。后赵蓟城守将石光关紧城门，不敢出击，眼睁睁地望着燕兵饱掠而去。燕兵烧掉了多少东西，史无明文，估计大部分的积聚物资不是被烧掉便是被抢走。石虎的大举进攻自然一时发动不起来。
石虎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他不但要东征前燕，还打算南攻东晋，西灭前凉。晋咸康八年（３４２年），他命境内的河南、西北、东北各州分别进行战备，征兵比以前更多，五丁发三，三丁发二，各地造甲用工达五十多万人，船夫十七万人，溺死的，被虎狼吃掉的不计其数。同时，又在邺兴建台观四十余所，在洛阳、长安建筑皇宫，用民夫四十多万人。公侯和地方官也趁火打劫，从中侵夺渔利，百姓负担更重。许多穷人卖妻鬻子，还无法满足官家的勒索，只得走上绝路，就在路边树上自缢而死。
晋建元二年（３４４年）正月，石虎征集的兵力已在百万以上，他意欲大举攻晋，但因太史令赵揽说“不宜南行”，才告中止。然而各项徭役并没有停，许多地方的百姓流亡殆尽。三面边境上的冲突也并不都顺利。赵军攻陷过晋的郭城（今湖北黄州西北）。这是局部事件，不影响大局。赵将麻秋等攻凉，被凉的儒将谢艾击败。石虎早年，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的那种情形，再也不复重演了。他本人又发了“福”，痴肥不能骑马，只能坐车子，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英武的神气了。
但是他的自我感觉还是好得很，而且是大好，不是小好。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太子石宣奉命出行祈山川求福，顺路游猎。石宣坐一辆大辂（皇帝坐的车子），竖起皇帝的旗帜，率领十六个军十八万人出了邺的西门金明门。石虎在后宫最高处观看，高兴得笑道：“我家父子如此，只要不是天崩地陷，就不必担忧！我只消抱子弄孙，天天寻乐好了！”
这是石虎的“名言”。但是石虎没有几天好乐，危机马上要爆发。父子相残杀的第二幕就在眼前了。
石宣武装大游行以后，石虎又命石韬也来一次。石宣走东部各州，石韬走西部各州，规模与石宣那次相同。石宣见兄弟敢和自己匹敌，恨得要命，从此起了杀念。
永和四年（３４８年），石韬在太尉府造大堂，号为宣光殿，梁长九丈。大堂叫“殿”，那还了得！石宣大怒，带人前去杀死工匠，截断大梁。石韬不肯罢休，你截我九丈，我便再造十丈。石宣知道了，命几个手下去行刺，还准备在石虎亲临丧事现场时，连石虎也杀掉，好及早登上帝位。
石韬被刺死后，石虎果然想赴丧事现场，有人进谏，说京城里出此大案，凶手不知是谁，皇上不宜轻出，石虎才没有到场。但石宣去了，他不哭而笑，揭开盖脸的裳，看了一看，又大笑而去。
石虎怀疑凶手是石宣，诈称皇后悲哀过度，出了毛病，召他进宫。石宣进宫后就被扣留。他手下一个知情人把事情说了出来，石虎即命抓那几个行凶的，抓到了一个，便问出了真情。石虎号陶痛哭，把石宣押到城外，立在柴堆旁边，先由两名服侍石韬的宦官拔头发，抽舌头，再牵上柴堆，截断四肢，按石韬身上的伤痕，照式照样，挖眼破腹，然后四面放火，把他烧掉：石虎带了妃殡和大批随从登在高台观看，石宣的妻子和子女一共九人，也被同时处死。有个年才几岁的小孙子，石虎平日最是宠爱，他不太舍得，抱着他哭，大臣不肯赦免，把他拉着就走，小孩拉着石虎的衣服不放，把衣带都拉断。石虎因此发起病来。
次年四月，石虎病死，年五十五岁。上年新立的太子石世即位，年才十一岁，子是生母刘太后（灭后赵时所得刘曜的女儿）临朝。这个局面哪里定得下来！混乱的内战爆发了。
石遵认为自己曾被父亲（石虎）选做继承人，即起兵进邺，杀了石世自立。石遵之兄石冲认为其弟不该夺位，便在蓟起兵，南下争位，但被石遵的部将石闵打败杀死。石遵原来答应石闵，得胜后立他做太子，事后却赖掉，改立亲生儿子做太子。石闵愤恨，倒戈杀了石遵，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鉴做皇帝。
石闵本是汉人，姓冉，字永曾，别号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二岁被掳到军中，做了石虎的干孙子，长大后勇猛过人，成了一员骁将。他立了石鉴，石鉴却反过来要除掉他，于是冉闵就把石鉴禁闭起来。他知道胡人、羯人不肯为他所用，便下令屠杀胡、羯，赵人杀胡、羯的有赏。外地将帅中的赵人见此也杀胡羯。单单邺城内外就杀了二十多万人，外地又不知有多少。将军麻秋把手下的胡兵一千多人都杀了。死者不一定都是胡人，有些人只因鼻子高、胡子多，便被当作胡人杀了。这是应受谴责的大屠杀。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冉闵废杀石鉴，把在邺的石氏家属杀光。石氏的后赵至此灭亡。冉闵即位称帝，先改姓李，又恢复原姓冉，国号大魏。这个残暴的武夫哪里能够使局面恢复安定。后赵石抵在襄国称帝，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族都拥护石抵。燕兵进入赵境，取得蓟、河间等地。鲜卑段部的首领段龛乘乱再起，占领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自称齐王。羌人首领姚弋仲，氐人首领蒲洪都想割据关中，又发牛冲突。姚弋仲的儿子姚襄兵败，蒲氏占了优势。蒲洪改姓为符，不久，被人毒死，儿子符健做了首领。冉闵见形势不妙，便放弃屠杀胡人的政策，并封自己的儿子为大单于。冉闵又领兵进攻襄国，兵势很盛。
转眼到了永和七年（３５１年），冉闵和石秪的战争越打越剧烈，也越打越混乱。襄国被围了将近一年，因姚襄等的参与，击退了魏军。冉闵亲自出击，又打了个大败仗。但是石秪又与部将刘显争权，刘显杀石秪，也自称皇帝。符健己在这年正月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建立秦国（前秦），减免赋税，除去后赵苛政，关中地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这时中原的情况却陷入了最恶劣的状态，后赵时被迫迁徙的各州居民和氐、羌、胡蛮数百万人，都成群结队，各还故乡。其时中原饥荒，疾疫流行，农民无法耕种，到处流亡。各族流民互相杀掠，大半死亡。这个惨绝人寰的局面，是从石虎到冉闵这些暴君造成的。
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冉闵终于打破邺城，杀了刘显，但是军队缺粮，只能在常山、中山等郡（今河北省中部）到处“游食”。这种局面是无法维持的。其时燕兵一步步南进，四月，魏昌县廉台（今河北无极西）之战，冉闵左手执两刃矛，右手执钩戟，亲自领兵决战。他本人就杀死燕兵三百余人，最后马倒被擒，死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
后赵灭亡，是东晋恢复的大好机会。后赵官吏将领降晋的为数不少。姚弋仲得不到关中，也决策归晋。然而，晋人北伐终于无成，这是由于晋的内部矛盾复杂所致，事见第十九篇。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这是读史者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
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参见第十八篇），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即冉闵称帝那一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充、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符健（蒲洪子，洪改姓符）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３５１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见第十八篇），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３５２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昱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颖、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３５３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于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
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电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
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襄。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３５４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衡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泊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浙川入涌水口，浙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符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符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符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符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
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霸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后来做了前秦符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人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浦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符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晋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３５６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据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
升平三年（３５９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见第十五、十六篇）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凤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颖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颖川、瞧（今安徽毫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儶病重，到下年（３６０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玮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
升平五年（３６１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３５７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３６２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五月，桓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３０７～３１２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殖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
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己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３６４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淮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祐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３６７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充二州刺史原是郗愔（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３３９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充。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都倍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荣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在大热加以干早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士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太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逼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