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十五）高宗：勤政爱民揽大权
乾隆即位后，首先面对的是逐渐升温的朋党之争。他在上台伊始，便明确表明痛恨朋党之争，禁止私立朋党，以警告当时朝廷如日中天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但他由于此前未曾基本接触过政治，缺少经验和威信，亦未能有任何亲信，故而初政面对朋党以及宗室的压力，举步维艰。他采用各种手段让张、鄂两派互相牵制，慢慢回笼权利。乾隆四年“弘皙逆案”后，他一心将宗室排除与政权之外，充分利用军机处的功能，独断乾刚，使得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到达顶峰。
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志得意满、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虽然也大大加强了惩贪的力度，但无法摆脱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矛盾激化状态，这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也上了阴影。
勤政爱民是乾隆所标榜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他还大胆启用曾被雍正贬谪的各类有能力的官员.
乾隆在位期间，无论文官武将，有能力和抱负的人，不计其数，包括傅恒、兆惠、阿桂、刘统勋等，均为他所提拔，但是由于清朝皇帝强大的政府控制力以及“本朝无能臣”的主张，臣子的才能被笼罩在皇帝巨大的影子底下.，他把所有人的荣誉变成了自己的荣誉。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乾隆一生大权独揽，君主专制为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他可以为百姓免粮治水，赈济灾情不惜一切代价；也可以不留情面地镇压各种反对他的势力，他当政期间，残酷血腥的文字狱比比皆是，动辄百十条人命，连杀封疆大吏的事情并不少见。
（十六）高宗：六下江南为游玩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康熙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布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乾隆时代，遇上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公元1755年，乾隆亲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贯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叛乱。由于乾隆准确判明形势，分兵而进，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支持下，将逃往南疆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往京城，却在痛斥其叛乱行经后，不但赦免其罪行，还封其为亲王，并留他在京城居住。此举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拥戴。
但噶尔丹策领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已持续了近70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
随后，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乾隆先后对大小金川用兵（大金川、小金川），都取得胜利；但是也打得十分艰辛，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30年，贯穿了乾隆统治期的中段。乾隆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万，才压服了这里的藏民。
乾隆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乾隆立即派福康安和海兰察率军迎击，并很快将廓尔喀逐出西藏。事后，乾隆反思西藏行政体系弊端，逐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同制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帝最受百姓乐道的就是六下江南，这在现在的电视剧里就可以体现。乾隆下江南是仿其皇祖康熙，康熙下江南目的之一是为了探访民情，毕竟古代信息不发达，皇帝要想了解民情，就得多到民间走走；其二是为了将强中央政权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江南是明朝起家之地，当地居民对明朝最拥护，清军入关后反抗最激烈，而江南经济发达，国家财赋又大半来源于此，所以康熙下江南为的是将强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以巩固统治；其三是为治理黄河。康熙虽然是下江南，但每次都在黄河地区停留很长时间，为的就是治理黄河。乾隆帝下江南也有康熙前面的两个原因，只是第三条不一样，因为乾隆时黄河已没有大的水患。乾隆下江南的第三条原因就是游玩。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
（十七）高宗：下令镇压苗叛乱
雍正年间，在鄂尔泰主持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原是极具意义，然则后果难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的势力仍是存在，而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
为平息这次苗乱，雍正下旨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然而，因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亦有些犹豫不定,“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的局面甚至是他准备接受张照所提出的“弃置”的想法,直到他驾崩，问题未得解决。
弘历登基伊始，便表明决不“弃置”的态度，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弘历原就会同亲王、大臣在苗疆事务处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决心平定叛乱，告诫前线将帅速速平叛，若不然，“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八月二十八日，弘历降旨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
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诏“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
十一月，张广泗抵贵州战场，经一番调整后，向弘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弘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
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
弘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
乾隆深知苗疆叛乱是有一点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难，要想苗疆安定，必须先收买苗族人心。他收复苗疆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抚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赋；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实行屯田；第四，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的官吏，必须公正无私，以减少苗民的抵触情绪。乾隆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
乾隆的军事扩张给清朝增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回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十八）仁宗：平庸天子清向衰
清仁宗睿皇帝嘉庆名爱新觉罗·颙琰（公元1760－1820年）
原名爱新觉罗·永琰，乾隆皇帝第十五子，乾隆给他皇位，为清代入关后第五帝，在位25年（1796年到1821）。病死，终年61岁。卒谥“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庙号仁宗。道光帝即位，于“孝恭”前加“光裕”二字。葬河北易县清西陵昌陵。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五代皇帝，姓名为爱新觉罗·永琰（后因避皇帝名讳，改为颙琰）。生于公元1760年，卒于公元1820年。他三十七岁即位，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六十一岁。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与父亲乾隆帝相比，嘉庆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果敢作为的平庸天子。而嘉庆帝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由康雍乾盛世走向衰落的时期，因此，嘉庆帝本人被历史性地赋予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转为衰败的悲剧命运.
嘉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大举围剿镇压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镇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
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镇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辞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十九）宣宗：嫡子即位厌奢侈
清宣宗道光（成）皇帝（1782-1850年），名爱新觉罗·绵宁后改为爱新觉罗·旻宁，满族。嘉庆病死后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30年。病死，终年69岁，葬于慕陵.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内外危机。清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道光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下决心严厉禁烟，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共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在虎门当众销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销毒数量最多的一次。
虎门销烟也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骄傲自大的道光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主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一八四二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夏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道光本人的才具是很一般的，这也就是他一生勤政却政治日荒的原因，他的曾祖父雍正在《朱批谕旨》中曾写道：朝廷用人乃头等大事，其余皆为枝叶耳.可是，道光在用人方面却是十足的失败。他最信任的两个宰辅，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老曹是主张“多磕头少说话”的第一人，老穆则贪得无厌。两人上下其手，把道光蒙蔽其中，道光原来很喜欢封疆大吏中的陶澍和阮元，就和老曹提起，老曹其人最怕有能人超越自己，于是，他就说：“两江离了陶某，恐怕漕运无人可及。”道光一生做的很有点声色的事情就是海运漕粮，结果，陶澍内调一事泡汤。再有，阮元，老曹说阮元这个人很能干，他的书法写的更好，道光平生最恨督抚、大臣不务正业，他认为，凡是官员要是多在其他地方用心，那么，本业一定干不好，话是对的，但是，矫枉过正就失之公平了，老曹一这样说，阮元终生再未进阶！曹振镛这个人是满清软刀子杀人最到家的一位，可是，道光对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有一次，道光对老曹说他很苦恼一些大臣的奏折，总是喋喋不休，说个没完，老曹于是就教道光专心挑奏折中的一些小毛病，给其以狠狠的训斥，这样，臣下必然战栗不堪，以后就不会洋洋洒洒万言了，道光立刻照做，果然，下面胆战心惊，不敢轻易上书言事了。这种“导君以昏”的作法居然被道光视作至宝，其人的本事也就不难了然了！
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没有康复希望，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合，宣读诏书，诏书上只有皇四子奕泞五字。中午，道光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内。
（二十）文宗：帝迫签耻辱条约
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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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道光皇帝第四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即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时年20岁。在位11年。在位期间，正逢清朝乱世，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即位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即在金田起义，且三年左右就危及北京，咸丰帝屡派兵将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农民起义。战火未息，英法联合侵略军又迅速攻占天津、北京，奕詝从圆明园逃往避暑山庄。只命奕欣留北京与英法讲和。侵略军竟野蛮地焚掠了圆明等园。不得已奕詝与英法等国签订了数宗不平等条约。奕詝纵有重整江山之心，已无回天之力。
奕詝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其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不久，进军湖南、湖北，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他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奕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定陵。
（二十一）文宗：先帝眼光看错子
他的父亲道光，道光有9个儿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詝，就是咸丰，五阿哥叫奕誴，六阿哥叫奕，七阿哥叫奕譞，八阿哥叫奕詥，九阿哥叫奕璤，道光这9个儿子让哪个儿子继承皇位？到了道光26年，这一年他65岁，年纪也老了，身体又不好，考虑秘密立储的问题，这个时候，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死了，四阿哥就是奕詝，年龄最长，五阿哥奕誴过继出去了，过继给惇亲王，绵恺。六阿哥就是奕。奕詝这一年是16岁，奕比他小1岁15岁，七阿哥奕譞7岁，八阿哥奕詥3岁，九阿哥奕譓2岁，所以可以考虑皇太子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就是奕詝和奕。
事情又有一点特殊，奕詝的母亲很受道光皇帝的宠爱，但是她死的比较早。33岁，奕詝母亲死的，这一年他才10岁，虚岁10岁，谁抚养照顾他呢？由静贵妃，就是奕的母亲来照顾他，所以奕詝视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如同胞弟，奕詝和奕关系都很好，这就更增加了道光选择皇储的困难。道光26年，要准备立储了，在奕詝和奕，这两个儿子之间选择哪个，犹豫不定，这个时候，野史笔记传闻就沸沸扬扬。大概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怀念皇後，欲立奕詝，因为奕詝的母亲死的比较早，《清宫词》说她死的时候暴死，有一些事情是秘不可宣的，就死得有点蹊跷，可能道光有对不住奕詝母亲的地方，所以他怀念奕詝的母亲，施恩妻子就想要立奕詝做皇帝，就是咸丰，就想立奕詝就是咸丰做皇太子，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初定奕，後定奕詝，就道光在写秘密立储的时候，奕的“”字，最後一笔是一长竖，奕詝那个“詝”字，最後一笔是一短竖一勾，传说在写字的时候，太监就远远窥视到，见底下那笔很长，就传出去了，要立奕，道光听说之後就很不高兴，就改了，改成立奕詝，第三种说法，就是“帝”，皇帝的“帝”，帝定奕詝，天定奕詝，就是道光病重了，临危的时候，就招六阿哥奕，去临终交代事情，恰好奕这时候没在，奕詝就去了，去了之後就说我要立皇太子，说了一半就昏过去了，奕詝就说，我父亲说要立我做皇太子，他就登位就成了皇帝了，这是三种野史传说，我想靠不住，因为道光临终立遗嘱的时候，他正式有书面的，不会这麽仓促脱口说一句的。那麽怎麽立的？奕詝和奕因为只差一岁，都在上书房读书，小时候骑马的时候摔了，把腿摔折了，经过这御医骨科把腿治好了，但是落了一个残疾，所以奕詝是个瘸子，奕詝还得过天花，脸上还有麻子，功课又不如奕好，奕功课比较好，骑射刀枪功夫都好，能文能武，道光怎这时候就看奕詝，就是咸丰，咸丰是按照他老师的教导，也不上马，也不射，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的什麽都没有，他父亲就很纳闷，你怎麽回事？今天都要骑马射猎你怎麽一无所获，他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的牲畜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幼畜也射死了，这是不仁，我不忍心这麽做，所以一箭没有射。再测一次，这两个孩子又找到老师了，老师又分别给他们出主意，有一天道光就在他寝宫裏面召见这个孩子，先召见了六阿哥就是奕，问他说，我呀身体不好，又有病，可能不久于人世了，这个国家怎麽治理呀？奕口才很好，就滔滔不绝讲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大出息，说你退出吧。这个时候奕詝就是咸丰进来了，进来的时候，他有按照他的老师杜受田的指导，他老师就说：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怎麽藏拙呢？按照他老师的指示进了门之後就给他爸爸跪下了，他爸爸把刚才那个话又说了一遍，问他的治国的方略，他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不说，他父亲说，我问你话你怎麽不说，我呀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不会有其它事情，我就要孝顺父亲，他父亲很感动，你看这孩子又仁又孝，所以道光就选择奕詝也就是咸丰做皇太子，咸丰做皇帝，错不错在他自己，错错在道光，道光在选皇太子的时候，责任在道光，但是我们今天讲咸丰，所以我说咸丰错坐了皇帝的位子。
（二十二）穆宗：母子不和青年亡
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5年）
清朝入关后第八位皇帝。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葬于惠陵（今河北省遵化市西北）。在位时间为1861年至1875年。
同治帝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公元1861年7月咸丰病死后，他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改年号为“祺祥”。
同治皇帝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咸丰皇帝共有两个儿子，同治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同治成了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同治即位时，只有6岁，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这一年的十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满八位大臣专权，联合东宫慈安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合谋发动辛酉政变，在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之际，慈安、慈禧和小皇帝先行到达，采纳恭亲王建议，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实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
慈禧任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借洋兵剿逆的政策，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同治的荒淫程度比他父亲咸丰还要厉害。他有许多后妃，却还要常常带了两个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夜间不回皇宫。据说，时间一长，染上了梅毒，病倒了。起初只觉得浑身发烧，口渴，腰疼，小便不畅。太医摸不透是什么病，只当普通的感冒来治。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又便秘，颈项、肓背、腰部等处发出紫红斑块。到公元1874年11月，头部、脸面上都出现紫色发亮的斑块，左边脸颊上的斑块被抓破，渗出血水，又颊肿得厉害，上下嘴唇都朝外鼓着，腰部化脓，很远就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慈禧太后怕同治从镜子里见自己的尊容会受惊，便命太监将养心殿内所有的镜子都收藏起来，不便挪动的穿衣镜等，用红缎蒙上。同治命人拿镜子，皇后阿鲁特氏等人也以病人不宜照照子为理由劝阻。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宫中对于同治患梅毒之事多方掩饰，只说是出天花。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并向他诉说慈禧太后又为细微小事责骂她，还失声哭泣起来。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并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慈禧听说皇后去探视皇帝，便亲自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他俩的谈话。她听到皇后在诉说她的不是，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太监准备棍杖，要严厉责罚皇后。同治见状，被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这才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的病势却从此越来越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没有过多久，皇后阿鲁特氏薨逝。当然这个是没有史料记载的。是传闻。
同治死后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史称同治皇帝。
（二十三）德宗：无法亲政傀儡帝
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以求自保；反而在关键时刻，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也许，身为帝王，百年来他受尽冷落和责难，甚至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人格是显示出一定亮色的，是不必讳言的。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在经济上，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光绪对珍妃的深情，同样令人感动。“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每读此诗，令吾辈唏嘘不已。
载湉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内侄。登基时只有四岁。两宫太后“慈禧”、“慈安”即“垂帘听政”的实际握权者。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我国运兵船，并攻击我牙山驻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甲午战败后，朝野有志之士便提倡维新变法，其领导人物康有为以著书立论，发行中外公报主张变法，亦曾数次上书光绪，要求改革。其学生梁启超则于上海主编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强。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德宗下诏变法，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于是发动政变，德宗被幽禁，康、梁逃亡日本。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而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已证明事实确实如此，光绪急性砒霜中毒）。光绪虽与慈禧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荫斋，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清穆宗患天花驾崩，同治帝死时年仅二十岁，身后无子，按“兄终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为独生子，则应从其最亲近的亲属中选一子弟继承帝位。大臣们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作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天，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找个儿皇帝，可再次创造机会垂帘听政。
（二十四）德宗：帝囚瀛台妃被杀
光绪临朝亲政后，五十五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则权势依旧，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利，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连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并规定：光绪每隔一日，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以致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头顶月亮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更加抑郁，情志愈益不畅，旧病不去，又添新愁。
从“脉案”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虽未见好，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继续，但诊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政权，整日忙于政务，关注政治改革，另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一时无暇顾及诊病吃药。
疾病缠身的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光绪帝违背母后之意，决心援朝抗日，但腐败的体制导致战争失败，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失地赔款，这虽使他受到重大打击，加深了“母子”的不和，但也激发他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在珍妃的积极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又称“清流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他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利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同时，光绪帝于八月二日还有一道密谕给林旭，让他转告康有为迅速离京。林旭将两道密谕同时转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大家看了十分感动，但都束手无策，最后也觉得只有拉袁世凯，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
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亦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他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觐见皇上。
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曾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光绪也知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举虽未能实现，可光绪也难脱囚禁之牢笼。明知岌岌可危，亦只有坐以待毙，心中十分忧伤。他曾仰天长叹：真不如汉献帝也！因而病势日渐加重，自不待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惶出逃。相传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精神彻底崩溃，旧病复发，日趋沉重，再也无法康复。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见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致病的重要原因，不过，无论光绪究竟死于何因，都与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与打击，在精神与意志上受到的压制与摧残，在身心上经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亲情也被拆散有着直接的联系。真可谓，光绪一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其实，这也就是他多病缠身的根源。因此可以认为，年轻的光绪之死，与慈禧控制下的清王朝黑暗腐败密切相关。
如果说光绪入宫为帝，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那么他的死去，也未必不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必然。
第2卷
（二十五）孝端文皇后
清太宗孝端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名哲哲，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1600年），薨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谥号：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废除“四大贝勒并座”旧制，开始“南面独坐”。为正其名份，开始册封后宫福晋，哲哲成了后金国君福晋，称中宫大福晋。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立国号“清”，称帝，正式册封五宫后妃，哲哲被册封为清宁宫皇后，居中宫，是清朝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人。
皇太极在位的17年间，孝端文皇后主持内宫事务，很使皇太极满意。每遇蒙古诸部来京朝贺，或送女来嫁，均由孝端文皇后率众妃举行盛大宴会，亲自迎送。由于孝端文皇后的崇高地位，其亲族亦受特殊的礼遇。她的母亲科尔沁太妃屡次来朝，皇太极均以盛大礼节迎送，宴赏极为优厚。其父莽古思死后追封为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封其母大妃为和硕福妃，使大学士范文程等册封。
顺治帝福临继位后，尊其为母后皇太后。顺治六年四月十七日（1649年）薨，年五十一。孝端文皇后逝后第二年将其梓棺运至沈阳火化，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清昭陵，即今沈阳北陵。顺治帝为孝端文皇后撰写了祭文。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生有三女，皇二女马喀塔即固伦温庄长公主、皇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皇八女固伦永安长公主，下嫁额哲、奇塔特、巴雅思祜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