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经对清王朝“间通使，间为寇”，准噶尔的侵略使得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于是康熙下达了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的命令，并在靠近边界的牧场予以安置，调拨归化城的粮食用来赈济他们。漠北各部在内附后也同漠南内蒙古一样编旗，被编为三十七旗，且建立汇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的做法，的确收到了“较长城更坚”的效果。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又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已进汛界”。噶尔丹“志在不小”，于是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开始了同噶尔丹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但此次亲征由于康熙病倒在军前，只得委托裕亲王福全等指挥此次战事，而费扬古就是裕亲王福全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在被击溃后率余部渡过西拉木伦河逃回漠北。在此之后，噶尔丹依然时时越过克鲁伦河，南下侵略巴颜乌阑一带。为了防御噶尔丹，康熙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
为了解决噶尔丹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康熙在三十五年二月，再次御驾亲征。此次亲征兵分三路，东路由萨布素负责，率领数千军队驻守蒙古东部，防止噶尔丹向东逃窜；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是西路统帅，西路是此次征战的主力，兵力四万六千有余；中路由康熙亲自率领，兵力约三万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军在四月初一从北京出发，而西路军在三月份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会师。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因天气恶劣影响了进度，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达使得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费扬古亲自率领一万四千精锐日夜兼程……而当康熙抵达克鲁伦河以南时，“北岸已无一帐”，噶尔丹早已“拔营宵遁”。
噶尔丹在向西逃窜的途中“遗老弱辎重”，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抵达位于库仑的昭莫多，但却被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迎头予以阻击。费扬古在昭莫多同噶尔丹展开激战，噶尔丹的主力全部被歼灭。从此费扬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败噶尔丹紧密联系在一起。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的歌，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在占领漠北喀尔喀三部后试图向南扩张、饮马黄河的狂妄之心，也反映出在昭莫多之战重创下噶尔丹精锐丧尽、处于穷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噶尔丹在天山以北的故地已经被他兄长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有，进退失据。
由于噶尔丹拒绝康熙的招抚，费扬古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又参加了第三次对噶尔丹的战争，但双方还未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这一年闰三月十三日一命呜呼。费扬古因在平定噶尔丹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封为一等公爵。
自第一次在乌兰布通交战到噶尔丹兵败身亡，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费扬古驻扎在归化，由于他能约束布众、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当第三次讨伐噶尔丹的战事结束后，他奉命调离，当他从该城开拔时，归化的商人、百姓纷纷给他送行，不久为他修祠立像，以纪念他在抗击噶尔丹、戍边卫民及绥靖地方的过程中所立下的功绩。
（四十七）索尼（康熙初期）
索尼，满族，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著名清朝辅政大臣，一等公爵，满族赫舍里氏先祖之一。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时候，因为索尼父子及硕色兄弟皆通（满语）及蒙、汉文字，特命硕色与希福一起在文馆做官，赐号“巴克什”。授索尼一等侍卫。从征界籓、栋夔。
金天聪元年，索尼随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议谈册立之事。
当时索尼说：“先帝（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有皇子在，一定要立其中之一。先帝也地下安心了。”经过了一番争议，决定奉六岁的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即位。
清顺治五年，清明时节，多尔衮遣派索尼祭奠昭陵，贝子屯齐揭发索尼与图赖等密谋立肃亲王豪格为帝，罪应处死，最后减轻处罚.
清顺治八年，清世祖福临亲政，召令索尼回京，官复世职。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清顺治十八年，清世祖驾崩，遗诏让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辅政。
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求共任国政，而诸王贝勒都说：“大行皇帝十分了解你们四位大臣，委托给了你们国家重务，谁敢干预？”于是，索尼等大臣带着小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宣誓。
清史稿上记载，他们说：“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惩罚，夺算凶诛。”
这个誓言，四大辅政大臣最后谁也没有遵守到底。
在清康熙六年农历3月，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奏请清康熙大帝亲政。康熙当时没有立即应允下来，而是下诏褒奖索尼忠心，加授一等公，与以前授的一等伯一起世袭，索尼却推辞不要。
清康熙六年农历6月，索尼去世，谥号“文忠”，清康熙大帝赐祭葬有加礼。
清康熙六年农历7月，清康熙大帝同意索尼等大臣的奏章，圣上亲政。长子噶布喇官当上了侍卫内大臣，是孝诚仁皇后的父亲。
清康熙十三年，孝诚仁皇后驾崩，清康熙大帝授噶布喇为一等公，世袭。
索尼的第三子索额图亦曾为大学士、辅政大臣。
（四十八）姚启圣（康熙中期）
姚启圣，浙江会稽人，字熙止，号忧庵，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有一次他游萧山，遇见两个兵卒抢掠一双女子，姚怒夺佩刀杀了那些健儿，把受害女子放走。康熙二年他在乡试中得了第一名，被授以广东香山县知县。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以平息。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打台湾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
从姻亲和军事历史背景上看，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妹夫为清东阁大学士署兵部事的潘湖叟黄锡衮；而分管兵部的阁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攻打台湾时，姚启圣、黄锡衮和施琅三人是珠联璧合的姻亲、千载难逢的合作对象。据陶元藻《全浙诗话》：“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启圣）之力也。刘国轩败，澎湖凯旋，琅于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师，少保遣飞骑由内地驰报，迟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姚启圣全家都有奇特之处。其夫人何氏“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其长子姚仪“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姚启圣还是个诗人，在徐世昌编的《晚晴诗汇》及钱仲联编《清诗纪事》中，都收了姚启圣的诗。其中有一首《视师》：“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确像一个将帅写的诗。姚启圣为明朝诸生。清顺治初年，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求自效。任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而归。顺治十六年，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康熙二年中举，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因负课数万下狱，启圣代为偿还。后以擅开海禁，被劾罢官。清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于闽叛清，兵入浙江境内，陷温州，及台、处州诸属县。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亲王幕下效力。署诸暨知县，剿平紫？山土寇。十四年，康亲王疏陈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叛兵。十五年，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剿耿军，攻打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县。十月，启圣父子随康亲王军合战精忠，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为福建布政使。时郑成功子锦踞漳州、泉州、兴化，清军进讨。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侯，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得其部卒死士３０００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之地，锦逃回厦门。十七年五月，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其赡兵、购马、制械，先后用银５００００余两，皆出己资，得旨嘉奖，晋升福建总督。上平海十疏，尽言用兵之策。七月，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锦将刘国轩等进逼泉州，立营于蜈蚣岭，启圣率壮士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兵败逃遁海澄，启圣乘胜克复长泰县。因功授正一品。九月，复遣其子仪进兵同安，敌弃城遁。十月，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十八年，国轩等欲断江东桥以攻长泰。启圣偕赉塔、杨捷及巡抚吴兴祚协力追歼，大败锦军，先后招降官吏４００余名，兵１４０００余人。十九年二月，启圣与赉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７路合击，破敌１９寨；另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招降朱天贵、杨彪等。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二十一年二月，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予骑都尉世袭，加一云骑尉。时锦已卒，子克？袭位，称延平王，愿称臣入贡。启圣以奏，不许，促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八月，琅定台湾，启圣还福州。十一月卒，年六十。性爽朗，视钱如粪土。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
康熙统一台湾时，上平海十疏，尽言调兵用兵之谋划。还福州后病痘并发而死。
（四十九）于成龙（康熙中期）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五十）于成龙（2）
康熙六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五十一）于成龙（3）
康熙十八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五十二）林则徐
林则徐，乾隆五十年出生，卒于道光三十年），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汉族，福建侯官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等。
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嘉庆十六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服丧完毕。道光十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道光十二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浦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第4卷
（五十三）多尔衮（1）
多尔衮是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多尔衮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五十四）多尔衮（2）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五十五）多尔衮（3）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五十六）多尔衮（4）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