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胤禩（4）
此案方毕，皇三子胤祉又于十月五日奏称胤禔与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合谋魇镇于废太子胤礽，致使其言行荒谬。康熙大怒，革去胤禔王爵，幽禁于其府内。
十月二十三日康熙帝病，自南苑回官，回忆往事。流涕伤怀，因召见胤禩，随后又召见胤礽。继而内侍传谕曰：“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不知康熙与胤禩相见时都谈了些什么，但料想父子之情犹在，唏嘘之间必能将前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释然一二。毕竟此时胤禩并未亲自出头去争过太子之位，纵有一二屑小之人于此间挑拔搬弄，亦非他之罪。若非此后的百官保举一事，恐其父子之情亦当一如往昔。叹叹。
康熙于此期间，对废太子胤礽多加询顾，常有召见，与臣下的言谈中也不时流露出欲复重立之意。逾数十日，康熙大概估摸着满朝文武皆了然其心，于十一月十四日召满汉文武大臣，令众人于诸阿哥中择立一人为新太子，言：“于诸阿哥中，众议谁属，朕即从之”。
谁想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以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为首的朝中重臣联名保奏胤禩为储君，令康熙大感意外，无奈之下只得出尔反尔，谕曰：“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俗语说君无戏言，可向来圣明如斯的康熙作此掩耳盗铃之事，实为可笑，于胤禩则甚为可悯。纵得众人之心，却失帝皇一人，又有何用？而得众人心者，正是为康熙所惧者，恐于己帝位有碍。昏愦之念！
次日，康熙复召诸王及大臣，屡言于梦中见孝庄文皇后及孝诚仁皇后“颜色殊不乐”，令其备感不安。而废太子胤礽经多日调治，疯疾已除，本性痊复。言下之意，可复立之。康熙帝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作如此言语，满朝官员谁敢不从，唯诺诺是矣。十一月十六日，胤礽得释。废太子复立，已是势在必行铁板钉钉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康熙复封胤禩为贝勒。此举意在何为？安抚人心吗？太子位与贝勒位孰重孰轻，不言而喻。逢此变劫，真不知胤禩作何感想，恐怕是免不了有一番天不我待时不我与之慨吧。
次年正月下旬，康熙旧事重提，查问众臣一致举荐胤禩为皇太子事，重责佟国维、马齐等人，言：“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乃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胤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之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尔诸臣，不由朕也。”细加详察，胤禩之罪及其母族之卑，实为欲加之罪，而其余之言，又多为康熙自度耳，上下嘴唇一翻即是，黑白方圆本无定论，只唯天子一人心意而定。康熙作如此言语，观其形状，又可令人一哂。
值得玩味的是，康熙拒绝了康亲王椿泰等人对马齐所定的斩刑，反而将其交由胤禩拘禁。这是为了让他们固结朋党吗？想必是骂则归骂，康熙心里对当时的形势还有一定的判断，清楚马齐等人保荐胤禩并非出于私心，更与结党无关，纯是一片保我大清万万年的赤胆忠心。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即二废太子时，马齐受命署内务府总管，重受倚用，可见康熙对他还是颇为信任的。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一切铺垫停当，胤礽顺理成章的重立为太子。尔后，康熙加封诸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俱著封为亲王，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俄俱著封为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着封为贝子。未受封爵的成年皇子只有已遭囚禁的皇长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与大失圣心的胤禩了。
（七十）奕
道光三十年以宣宗遗诏封恭亲王。咸丰朝期间，奕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过世，奕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1861年到1884年，奕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1894年到1898年逝世，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
恭亲王奕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靖成皇后去世，奕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桂良、宝鋆、胜保，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奕、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奕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也给予了奕巨大权力。但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光绪二十四年奕䜣病故，终年66岁。谥“果敏”，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七十）载沣
载沣，满族，北京人。世袭罔替醇亲王。载湉之胞弟，溥仪之父。1908年任清军机大臣。同年11月溥仪继位后，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辛亥革命后，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1951年病逝于北京。
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
光绪十六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成为摄政王。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继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载沣匆匆回国，于十一月三日到达上海。九日登轮北上，十五日到天津即乘火车入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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