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的女儿在红地盘待了半个月，仍然闷闷不乐，有时还哭哭涕涕地要找妈妈。刘大伦几次试探着问她有关达林迪斯基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结果。开始她不相信妈妈已经死了，说大家都在骗她。或者是因为年龄幼小，不谙世事，尚不完全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她不轻易和别人说话，对和她接触的人都保持着警惕，甚至还怀有些敌意。后来刘大伦找来一帮小姑娘天天陪着她玩，使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一些，渐渐感到红地盘的人没有恶意。有一天她突然说要回哈尔滨，去找她的姨。她的姨叫卡嘉，是医院的护士，一见面俩人抱头痛哭，泪流满面。刘大伦通过地下组织对她姨进行了了解，知道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白俄女人，没什么危险，才敢带着娜塔莎的女儿去找她。她姨知道姐姐带着女儿去了双坡镇，但不知姐姐死后孩子到了哪里。她很焦急，但不敢自己去双坡镇找外甥女，曾托人去打听过，特别是开火车的丈夫也曾暗地里向熟人了解过，但都没有结果。见到孩子卡嘉悲喜交加，十分感谢刘大伦送来了孩子，热情地请刘大伦吃饭。刘大伦想谢绝，但又一想为何不通过她顺便了解一下达林迪斯基的情况，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她。 卡嘉很热情，找来她的丈夫坐陪。令刘大伦意外的是她丈夫是个四十多岁，相貌堂堂，西装笔挺，会说俄国话的中国人。
卡嘉举起一杯酒说：“真感谢你们救了孩子，如果她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只是……只是……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什么人？”
刘大伦说：“我姓王，别的你就不要问了。”
卡嘉心里充满了疑云，见刘大伦这样说了，也就不好再问了。
没想到娜塔莎的女儿马上说：“他不姓王，他姓刘。”
见娜塔莎的女儿这样说，刘大伦心里感到一阵尴尬。她的丈夫不太爱说话，多数时间在旁边看着他们，偶尔插两句话笑一笑。娜塔莎的女儿告诉姨和姨父，他们是抗日联军，他们是打日本人的，都是好人。这些天来小女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这样兴奋过。刘大伦见窗户纸已经被孩子捅破了，只好老实地承认自己姓刘，承认自己是抗日联军的人。卡嘉顿时紧张起来，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叫大家小声点。
卡嘉说：“你们抗联的人都是英雄好汉，我很佩服，一见你们的面我就猜到你们不是义勇军，就抗联的。你们可千万小心呢，日本人几乎天天都在抓人，天天都在杀人。”
刘大伦说：“你们也要小心呐，日本人也在找这孩子。”
卡嘉说：“我们是俄国侨民，会得到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帮助。”
刘大伦说：“俄国侨民在哈尔滨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离开哈尔滨就不好说了。”
卡嘉说：“日本人就是强盗。”
刘大伦感到话已说开了，没什么在隐瞒的了，就不在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问是否认识一个叫达林迪斯基的人。
卡嘉的丈夫问：“你为什么找他。”
刘大伦说：“是一个朋友托我打听的，说是有一批俄国造的枪存在他那。”
两口子想了半天，都说没听说有达林迪斯基这个人，更不知道卡林诺夫什么枪的事情。唠了半天没在唠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刘大伦不在抱什么希望，周围的环境也不允许他过多停留，就匆匆地向他们告别离开了哈尔滨。刘大伦前脚刚到家，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带着密信后脚也到了。省委指示：近期将有人和你们联系那批枪的事，接头方法和地点由秘密交通员口头带去，请务必全力配合行动，安全将枪支运至红地盘。赵尚志让刘大伦将密信看完后马上烧掉，俩人心里惊喜地不得了。赵尚志对秘密交通员说，感谢省委，请上级放心，我们一定保证行动圆满成功。赵尚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翰章和孙副司令。他俩听说后也是异常地高兴。但一连十几天过去了，刘大伦化装成旅客来到车站上的约定的地点，几次都没找到联络人。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又带来上级指示，要求他们尽快除掉松本太郎身边那两个白俄，至于为什么要除掉他们俩省委没说，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让赵尚志和刘大伦很费思量。
赵尚志说：“我猜想省委一定是找到了达林迪斯基。”
刘大伦说：“是这样，不然找不到那批枪。”
赵尚志说：“这两个白俄肯定是和达林迪斯基有什么联系。”
刘大伦说：“或者说他们之间认识，这两个白俄对达林迪斯基够成了威胁，所以省委才指示我们除掉他们。”
赵尚志说：“这说明达林迪斯基已经到过珠河，至少到过双坡镇。他已经在和我们联系，后来那两个白俄出现了，他感到了威胁，所以就没再和我们接头。”
刘大伦认为赵司令分析得很有道理，点点头说：“我几次到车站去接头，都在站台上看到过那两个白俄，看来他们最近主要活动在铁路上。”
赵尚志说：“你近期的任务就是搞清那两个白俄的活动规律，瞅准机会将他俩干掉。”
刘大伦说：“难度挺大，我们对铁路上的事不太了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
赵尚志说：“可以去找一下王司令，在铁路上干点啥事情他们可是行家。”
刘大伦拍着脑门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王司令听说让他想派人去收拾两个给日本人当鹰犬的白俄，很高兴，马上决定由刘连长带人去执行这个任务。王司令对赵尚志说刘连长对铁路上的事情最熟了，犄角旮旯他都知道，想翻腾谁准能翻腾出来。刘连长和另外两个人化装成开火车的，然后由王司令领着去见赵尚志接受任务。赵司令一愣，半天没看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是刘连长他们。刘连长呲牙一笑说开火车的都这样，手里拎着个饭盒子，浑身上下油渍马哈，只有嘴里的牙是白的，跟下煤窑的差不多，走在大街上神仙都认不出来。赵司令哈哈大笑夸赞道，王司令手下有能人呐。孙副司令私下里对刘连长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失手，要是整砸了咱的脸都得塞到裤裆里。刘连长心里明白，这是王司令到红地盘后打的第一仗，孙副司令怕出了差头打王司令的脸。路上一个手下问刘连长，咱们为什么叫他们白毛子、白俄，是因为他们长得白吗。刘连长告诉他原来是因为他们长得比咱们白，后来苏俄十月革命了，聚集起来带领反抗列宁领导的红色苏维埃，但他们被伟大的苏联红军打败了，残存的白党白匪军为了活命，就在严寒中跨过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我们管这些人叫白党、白匪，后来他们就混成一块了，我们统统管他们叫白俄。手下的说你知道的真多，和那些党员差不多。刘连长心想，我就是党员，只是刘大伦让我当秘密党员，你不知道罢了。手下又问，列宁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刘连长说，三句两句说不完，回去我再告诉你。刘连长他们先小心地混进了铁路公寓餐厅，抬眼一看还真热脑。有开火车的，有乘务的，有检车的；有白毛子，有日本人，还有中国人；有刚下班打着哈欠急着要睡觉的，还有扔下饭碗急匆匆地要上班的。出出入入，熙熙攘攘，着装个异，男女皆有，根本看不出刘连长他们仨掺和在里面。他们到这里找一个胖厨子，是刘连长的一个表哥。表哥把他领到背静地方，低声问他干啥来了。紧接着又嗔怪道，不要命了，想找死咋的。刘连长告诉他想打听一下有两个穿日本军装的毛子的情况，还想在车站里面转一转。表哥想了想告诉他，最近是有那么俩个毛子常贼头贼脑出来进去的，几乎每天都到车站转转，一般的时候他们不出来，火车一到，他们就准出来，特别是客车来的时候。有时候也到我们这来，但每次来都待不长时间，也不知为什么专门盯着毛子们的脸看，还问三问四的，好像在找什么人。刘连长问他们在找什么人？表哥摇摇头说那可说不准，我也没跟着他们，再说他们说的毛子话我也不全懂。刘连长告诉表哥一定要打听明白了他们是什么人，到底是在找谁。晌午的时候一列客车进了站，刘连长拎着饭盒，吹着口哨，悠闲地迈着方步从站台上走过。他看到检票口果然有两个穿日军军服的毛子，专门检查上下车的毛子人，特别是对十来岁的毛子女孩检查的特别详细。转了一圈回来时，他表哥告诉他那两个毛子原来都是卡林诺夫的人。表哥怕刘连长没听明白又说，卡林诺夫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在中东路上很有名的白党。他们在打听一个叫达林迪斯基的人，还找在大白楼被炸飞了的俄国娘们娜塔莎的女儿，娜塔莎是卡林诺夫的情妇。刘连长问他是怎么打听到的，表哥说来来往往的毛子们都知道。刘连长把观察到的情况和刘大伦进行了详细汇报，并且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午夜十一点五十。因为这时可以借用夜幕做掩护，行动起来便于隐蔽。这时也正是东西两趟火车同时进站的时候，车站上的人闹闹哄哄，比较多，比较乱，便于下手。刘大伦命令他们再观察两天，准确掌握了他们的出入时间在行动。刘连长躲在暗处又观察了两天，那两个白毛子都准时出现在检票口，特别是半夜那两趟车。第三天十一点多钟，他们混进了上下车的人群中，准备干掉那两个毛子，但他们学没了好几圈独独不见那俩小子。站台上的火车开走了，人也都走没了，仍不见他俩的影子，刘连长只好命令撤退。难道是走漏了消息？赵尚志一脸严肃地问刘大伦是不是敌人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如果是那样麻烦就大了，非但不能除掉那两个白俄，自己人还可能遭受损失。刘大伦说绝不可能，因为参加行动的人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范围又小。那是为什么呢？赵尚志又问刘大伦。刘大伦问刚刚回来的刘连长，你带的那两个人会不会有问题？刘连长满有把握地说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弟兄，保险没有问题。
王司令一脸不悦地问刘连长：“你是咋整的？真不给我长脸。”
刘连长心里也挺窝囊，低声回答说：“说也怪了，咱不下手的时候他在那晃来晃去的，真要下手了却不见他的人影。”
王司令说：“反正这件事你琢磨着办，别给我丢人。”
刘连长说：“王司令你放心，我指定让那两小子活不过三天。”
王翰章说：“以后别管我叫司令，都光杆了，还司什么令，我自己听着都别扭。”
刘连长见王翰章不告兴，心里更不好受。他对王翰章说，下次我不到车站去找他们。我找到他们的住处，堵在窝里收拾他们。
王翰章说：“你不能擅自行动，要听赵司令统一指挥。”
刘连长说：“你放心，我绝对不能擅自行动。”
刘大伦告诉刘连长再跑一趟双坡镇，一定要查出那俩白俄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否则下步行动无法安排。第二天刘连长来报告，原来那天晚上“花泥鳅”请他俩喝花酒，从酒馆出来直接就进了窑子，半夜那两趟火车他俩根本就没查。刘大伦说是好消息，说明敌人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花泥鳅”请这两个毛子喝花酒逛窑子，是那营长出的主意。这两天那营长看见范团长整日拧着眉毛，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全团的人都知道，他是在为找不到达林迪斯基而犯愁。范团长总琢磨着在日本面前露一手，可始终找不到露一手的机会。他们到毛子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去查过，但那些白毛子都他妈的大鼻子，眍眼睛，毛哄哄的，谁知道哪个是日本人想要的达林迪斯基。难呐！范团长睡不着觉，心里叹道：哪碗饭都难吃啊！
那营长说：“眼下抓捕达林迪斯基可是个看咱们哥们本事的好时机。”
范团长说：“谁说不是呢，我也琢磨好几天了，只是老虎吃天——不知道在哪里下口啊！你没看日本人这两天连个笑模样都没有，说不定哪天就得冲咱们发邪火，咱哥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那营长说：“是啊，原来怨日本人不告诉咱们实底，现在不瞒着咱们了，咱们又猫不着个影子，你说这事整的，咱们哥们怎么这么不走字。”
范团长说：“毛子的事咱知道的太少，他们不说中国话，嘟噜起来没完，咱们一句听不懂，没法跟他们办事呀！”
那营长说：“所以我琢磨着咱得先从日本人身边那两个毛子身上下手。”
范团长惊愕地瞪着那营长说：“你净瞎说，吃错药了，不要命了，那两个毛子是日本人的宝贝，咱敢冲他们下手？”
那营长满不在乎地拉着长声说：“你想哪去了，团长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先和那俩毛子拉近关系，交朋友，让他们给咱使劲，帮着咱们找线索，哪怕有了功劳对半劈，也比现在这样东一头西一头的瞎折腾强。这样说吧，咱要是想抓住那个达林迪斯基搞到那批枪，离了他俩玩不转转，要不日本人怎么把他们当宝贝。”
范团长问：“白毛子那东西脾气大，忒牛逼，又有日本人宠着，只怕不能听咱的？”
那营长说：“这好办，我有高招保证让他俩听咱的。”
范团长苦闷的心里忽然亮堂起来，像似打开了两扇门，急切地凑近那营长问道：“你快说，有什么高招能让那俩毛子听咱的。”
那营长说：“今晚请他们喝酒，喝完了就请他们逛窑子，准能把他们哄高兴了。他们一高兴就好办了，让他们和咱们一起去讨伐，让他们把有用的情报先透露给我们，还怕找不出通抗联的老毛子。”
就这样，这俩毛子和范团长他们连续喝了几天花酒。喝得他沟满壕平，心花怒放，表示要和满洲国军密切合作。有一天范团长有事脱不开身，那两个毛子竟急不可耐地找上门来。范团长心想，这老毛子真他妈精神，这么干也不倒槽。刘连长观察到，每次喝完花酒逛完窑子都是五更半夜的，范团长总是派人把他们小心翼翼地送到日本人的兵营里，根本没有下手的可能。刘连长着急，只能又转回车站想办法。他侦察到，这俩毛子没事的时候就在站长室待着，吃点心，吃水果，抽烟，喝茶。这个时候正是没有火车进站，站台上几乎没人的时候，行动起来容易被敌人发现，但这时也是敌人警惕性最差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北面的蚂蚁河边搞好接应，行动小组冲进站长室杀掉那两个毛子和日本站长后马上撤离，行动会获得成功的。刘连长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王翰章和孙常胜。仨人闷在屋里思前想后又详细研究了小半天，认为天一无缝了才向赵尚志报告。赵尚志同意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同时指示刘大伦亲自带领接应队伍，行动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赵尚志还指示个行动小队的队长必须要由党员担任，千方百计搞好保密工作，不准出任和纰漏。天还没太亮刘大伦就带着队伍出发了，在寒风中坐着马爬犁行进了三个多点，九点多钟到了距离双坡镇十多里地的五棵松屯。刘大伦严肃而细致地向大家下达了任务后，队伍按计划分成两组。一组由刘连长带领两人直扑火车站，另一组分成三个小队由刘大伦带领埋伏在蚂蚁河边上的树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