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女人的出国梦第一个女人的故事
第二个女人的故事第三个女人的故事
第四个女人的故事自杀，在黎明
魔鬼与“蓝衣女”震颤的灵魂
“血光”的幻灭窗外，遭毒蛇缠住的人
附录
写在前面的话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毛泽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隔绝的海峡两岸在对峙中自然会有秘密战线的绞杀和较量。
本书首次揭开了台湾间谍机构的神秘面纱，精彩地再现了共和国一幕幕反特反谍斗争的生动场面。
毛人凤布置潜伏
1948 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 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的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要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中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并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
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下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长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 年4 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 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 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叫明绍武。
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 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了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 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特务派往各地。
但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在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的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
1949 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共产党，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 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特务头目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也实在没法安置。这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并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上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向共产党坦白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新政权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国统区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尚未解放的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共产党到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中共叛徒
1949 年10 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中共叛徒去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中共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在大陆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采取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的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中共叛徒，有作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
1949 年12 月12 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了。
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并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是有把握的。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
“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 个“勘乱区”：
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
“应变计划”规定，这5 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除上述五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 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
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 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杨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
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5 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翟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九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四个师，及十一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七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七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绥靖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五、第八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三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侯，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 万，各种特务分子60 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 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 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 月16 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11 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 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是呀，一晃10 年光阴，弹指一挥问呀！”“12 月21 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新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他身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
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的……毛泽东将出访苏联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得到了，并探听清楚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经山海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赴莫斯科的路线。他立即向台北保密局拍发密电，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特务头子毛人凤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密令潜伏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在两个地方下手：一是破坏长春14 号铁道桥；二是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计兆祥发到台北的电报，被我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及时截获，准确地破译其内容后，上报了中央。
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及译文，被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在卷宗中看到这份密件后，立刻挥笔在文件的天头上批示：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首次出“洋”
12 月6 日晚，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着一片青光。在徐徐寒风中，身披工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翠叶。
几辆小轿车由丰泽园门口缓缓驶出新华门，尔后向永定门方向飞奔而去……刚跨出车门，毛泽东就发现车站空旷寂静的月台上，站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讲好不送了么？”他拖着鼻音很重的湖南腔，紧紧地握住了朱德刚从帽沿旁边放下的大手。
在下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就讲过晚上大家不要送。当时大家都没吭声，他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没想到，真要动身的时候，又一个一个冒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注意，他真想说几句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他以新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苏联会晤斯大林，同伴们对自己这次出访的关切和寄予厚望，也是情理之中的呀！
“主席第一次出国，哪有不送的道理呀！”朱德憨厚地咧咧嘴笑道。
“你们呀你们呀！”毛泽东又把手缓缓地伸向站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周恩来。
“弼时，看你，身体不好也赶来了。”毛泽东不无责备地瞅了瞅任弼时那张由于长期失眠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庞，握着的右手有力地抖了一抖。
“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拼老命啊。”任弼时含着笑应了一声“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把高大的身躯朝前俯了一俯，对着周围的送行人说：“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可要同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哟！”“好啊！”同伴们随声附和。
“是这样的。”毛泽东缓缓扬了扬眉，轻轻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我这个人是属猴子的，天生的爱动不爱静，喜欢到处活动活动。今后我到外头走走，你们都不要搞送往迎来。你们一送一迎，劳了你们驾我不敢当，我毛泽东本人也不自在。你们也不要担心有人朝我打冷枪。敌人想动我毛泽东的脑筋，也没那么简单。轻车简从，神鬼莫测，你说是不是，公安大臣？”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把脑袋转向跟在侧后面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连忙憨笑着应了一声“是”。
“你们看，他都打包票了，你们还不放心？”“放心，放心，主席保重！”刘少奇、朱德笑眯眯地作了回答。
“那就这么说定了？”毛泽东又把有神的目光在伙伴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见大家没有异议，他满意地憋了憋嘴，而后潇洒地挥了挥手，迈着矫健的步伐，朝着月台上那辆编号为9002 的专列走去。
杨奇清刚想跟随毛泽东走向专列，周恩来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服，他立即会意地停下了脚步。
“还有什么吩咐吗？总理？”“刚才瑞卿同志报告：一个小时前，敌潜伏电台又发出呼号，报告了主席专列即将启程的情报。”周恩来拧了拧眉，有点清癯的脸庞上耸动着焦躁与不安。
“奇清同志，此行事关重大，你可要千万小心在意，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出不得半点纰漏啊！”“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保证主席安抵满洲里！”杨奇清挺胸打了个立正。
周恩来没吭声。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位老红军、老保卫部长的忠诚与干练。
1942 年5 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不久，他得悉5 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他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 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1942 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地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了这个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泽东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
1944 年，杨奇清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工作。
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作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
北京截获台特电讯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领导侦破这个案子的工作落到了杨奇清肩上。由杨奇清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毛泽东访苏的行期日益迫近。但供破案参考的线索仍然只有敌电译文和以“0409”为代号的发电署名。
这一天，心急如焚的杨奇清，把公安部一局侦察处侦察科长曹纯之请到办公室。毛泽东的安危，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曹纯之当即立下军令状：到期破不了案提头来见！曹纯之成了侦破敌潜伏台的前线指挥。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杨奇清随同专列沿途组织保护，然而，谁又能保证在长达一万多里的铁道线上没有偶然的“万一”呢？而如果这种“万一”出现，将会给党给人民带来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周恩来紧紧抓住杨奇清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和罗部长24 小时值班。”“是！”杨奇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同公安部长罗瑞卿向着毛泽东一行大步赶了上去。
途经天津发现异情
12 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9002 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
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3 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平稳。
专列首先由北京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天津。经过天津时，前导车发现有一段路轨被毁，一辆机车头上绑着一束手榴弹。此事非同小可，罗瑞卿部长立即下车组织调查。
天津路段出现的情况，使得留在车上的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此行任务的艰巨。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列车继续前进，坐在中节车厢的毛泽东，在听到天津路段的情况后，把手中的书放到茶几上，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木……“请杨副部长到这里来一下。”毛泽东用那浓浓的湘音不紧不慢地对秘书说。
听说主席有请，杨奇清急忙来到中节车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有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主席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人凤下令执行计划
12 月7 日清早，毛人凤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密谋在大陆的行动，台湾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
“今晨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都很不利。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共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毛人凤即刻命令：“按行动计划执行。”接着，他又督战似地说：“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
奖励计兆祥2000 美元，并晋升他为上校台长！”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来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里与敌特进行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1931 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3 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
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笑呵呵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
“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今天请你们来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曹纯之上任后，着手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调公安部的电讯侦察组监测，从空中确定敌潜伏台的所在方位；一是在北京和天津查汇，从台湾给敌特活动经费的这条途径，获得地上侦破线索。这两条“高招”果然立竿见影：电侦组先是破译了台湾保密局给“0409”的嘉奖令（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接着报告从北京到台湾的电讯信号交叉点由初感应在天坛范围，进而北移东城缩小为前门外，最后确定为南池子上空。由查汇获得的侦破线索正与在空中确定的敌台方位相吻合。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发现了香港九龙××街道××号汇给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计采楠小姐的两笔大额汇票（一笔是1500 元港币；一笔是2500 元港币），计采楠的弟弟计旭（原名计兆祥）是北平特警训练班的最后一期学员，现恰住在南池子九道湾43 号。
南池子紧挨中南海和天安门，旧时这儿王府宅第林立，深宅大院星罗棋布，大小胡同纵横其间，是皇宫要员集中居住的地方。解放后，党政军领导人也多居于此。在老百姓眼里，这个贵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防范较严的禁地。
正因为如此，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空地带。
南池子43 号的院内有两个院、两个门，正院向东，旁院向西。计兆祥住在正院西房，住在旁院南东头的是个邮电工人（旧警察）。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安一微小灯泡监视，夜间计兆祥发报，小灯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以此便可肯定电台在计兆祥屋里。公安部侦察处李光祥处长、苏字涵副处长提出这个绝对有把握抓住敌台的建议，曹纯之马上表示赞同，当时主管该案的杨奇清也表示同意。但是，对计兆祥进行实地严密监视后，潜伏台没有出现任何信号……曹纯之汇报完毕，李克农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式水晶石眼镜，温和地对他说：“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同时要注意，我们着重打击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这个组织，政策上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捕潜伏敌人。”“是！”曹纯之颔首答应。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
在沿途武装部队和专列警卫部队的密切配合下， 12 月9 日，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要在此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而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
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
军乐四起，鼓号齐呜，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唰——”地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冻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
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身体，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
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12 月16 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的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一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
“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笑语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
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太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6 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夹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分量。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
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木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