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
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
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 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
2 月26 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
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
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这以后，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
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已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到从肉体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华东财经委会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往上海派出能干得特务。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
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到巢穴和党羽。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企曾，率亡命匪徒28 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 28 人便一一被我捉获。
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早在1929 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特务连连长。1935年他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6 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6 个月，务必刺杀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2000 两。
六人小组再次被擒
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路都察看了一番。
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
11 月11 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10 天了。在山西路7 号住宅门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门开了，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么？”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走不掉的了，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矇眬，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离开史家。
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了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
老狼一落网，其余5 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
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惠如楼两位别胸针的客人
1950 年4 月17 日，广州。
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 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着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
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
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第一号目标。”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 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 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 号2 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
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了公安局……
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
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5 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
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邀功领赏。
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
原来，早在1950 年4 月12 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
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
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人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
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早在1949 年4 月25 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7 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 年10 月16 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 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
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
（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 月所破获的153 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 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 月只杀过4 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 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 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 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 年12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 年8 月3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 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 年10 月到1951 年5 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
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遇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绔云两家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 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但、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 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束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 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11 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 月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 月5 日晚上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第二天凌晨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
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 月7 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 月11 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 月7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 月8 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 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 月9 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 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据成元功回忆：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支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支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 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 人，将于明天（11 日）上午由香港搭柬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 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 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申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时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 日上午10 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究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 月11 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 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曹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这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凡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 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 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 月11 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 月12 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13 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4 月14 日晨7 时15 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一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 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 时（当地时间为10 时30 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 点30 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 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 月14 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嗅怪。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于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 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 日凌晨1 时过10 分（北京时间2 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 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
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 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 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 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 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 多岁，一个40 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丰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