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日的庆祝大会上，大块头之所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前排的听众席上，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免暴露特务身份。
大块头一接到吴达的电话后便马上奔赴李郑屋村现场与吴达共商“大计”。
与此同时，原来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局势扩大，竟然答允了亲台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重新张贴双十字标志及所谓的“国旗”，并购买10元鞭炮燃放，对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等请示上级后再给以答复。
你退一尺，我进一丈。这帮亲台分子一见官方让步，气焰更加嚣张，声称办事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部要求，不许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否则将立即采取行动。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深水埗的警员又增援过来不少，现在由一名副警司为首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九龙警察总部也被迫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对付这场愈演愈烈的事变。
躲在现场附近一家餐厅的吴达、大块头二人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有两人随时向他俩通报消息。当大块头获悉警方的反应之后，便立即指使滋事分子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都不能打折扣，办事处若再拖延，便施以暴力措施。受了大块头的疯狂煽动之后，暴徒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凶相毕露，他们开始冲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大打出手。副警司只好立刻下令警察们保护20 名职员撤离现场，但是这又何其容易啊！暴徒们毫不示弱，分成两批人马：一批捣毁办事处并到处纵火燃烧公文、财物；一批则紧紧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所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时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所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也逐渐被警察用催泪弹驱散。
事件看来就要平息下去了。
但是上述始末情形被“军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华将军获知后，本来就对大块头的狂妄自大有几分不满的华将军遂极不客气地电告大块头：此事从现在起由我们直接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这位潜伏于半山之间罗便臣道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干预，注定了这场大灾劫的不可避免，也表明这场灾劫中，台北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葛某，因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居中策划，又担心暴徒再行集结，遂于正午12 点左右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
经过研究决定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的派警员驻守现场。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台北方面竟然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没料到这“星星之火”终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动荡。
下午6 时许，一名瘦长的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100 号二楼的一间房子，屋内的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戈登、钟发、欧同，女的是齐济文，他们都是追随“十四K ”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后到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特务华将军的心腹助手，很久以来，“十四K ”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这位瘦长汉子面带紧张之色，在详细盘问了此处的安全措施后，才吩咐各人坐下，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
瘦长汉子诡秘地传达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我们，台北政府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咱们‘十四K ’及各位兄弟报效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出出这几年的怨气。”至此，五名小头目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纷纷表达自己“死而后已”的壮士之志。
“现有以下指示，望大家即刻执行，不得有误，”瘦长汉子继续说，“一、由‘十四K ’联络全港各堂口的人物，准备编成5 个大队，尽量携带各种武器，联络工作必须于今晚10 点之前完成；二、明日午前，政府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5 个大队的战斗；三、5 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5 个字编号，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政府的指挥者也分别以‘孙君’、‘逸君’等作为称呼；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K ’人物为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蔡先生，时间为今晚12 点至凌晨1 点，电话号码为96322 ；五、已经分别通知绿林等3 家中学，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并通知忠贞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六、攻击对象为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属左派的）……等，务必全力以赴，尽快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九、连夜赶印‘国旗’……十、战斗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这就是所谓的“十大战斗纲领”。此时，已是灯火万家的时分了。
这5 名头目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已是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密谋血洗半岛
此时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依然烟雾未散，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员刚刚扑灭被暴徒点燃起来的大火。李郑屋村的扰乱使九龙警察断定这一带乃是暴徒的核心地带，于是800 名警察在永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随便集结。
李郑屋村及其附近街道变得戒备森严。
5 名“十四K ”头目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指示之后，以最迅速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路的黑社会人物。晚上8 点钟，警察换岗的时间到了，暴徒们纷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动了。
9 点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附近被砸，前往救护的警察和消防队员5 人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暴徒们随后逃之夭夭。
10 点10 分，嘉顿公司10 余辆货车火光冲天，3 名司机受伤，货物几乎全部被焚毁；10 点45 分，新中食品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均发生店门被砸、货台被抢劫等事件；11 点10 分，南昌街201 号周先生的金铺被砸得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又有数名警察前来及时阻拦，才未造成重大损失；11 日凌晨，九龙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等，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警察只得关闭大门，以守为攻，不敢轻易外出；到了11 日的早晨时分，整个九龙几乎无一处不遭受暴徒们的袭扰，而整整一个夜晚的防守也使得警察们疲于奔命了。
黎明前后，局势稍有缓和，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枪响。
10 月11 日早晨8 点钟，在石硖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大角嘴街……出现了一群接一群的暴徒分子，人数多则2000，少则几百，有的拿着棍棒、酒瓶，有的还带着枪，大有踏平九龙城之势。
长沙湾球场附近，人头涌动，一批约200 人的暴徒，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一面三丈多高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好不威风”，这便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所在地。
为了稳住阵脚，应付更严峻的场面，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并准备了较多的催泪弹，以便通过“文明方式”驱散人群。同时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用的辅警都集中候命。看来一场暴乱与反暴乱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与此同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瘦长汉子亲自驾驶一辆柯士甸牌汽车，进出于深水埗与长沙湾球场之间，给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10 点10 分，一辆来自台北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启德机场。飞机上依次走下7名衣饰华贵的男子。下机之后便迅速分乘两辆的士绝尘而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的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会晤“军统”驻港特务头子华将军；另一辆载着5 个人的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7 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香港之后，血腥暴行便重又在各处疯狂展开。
面对暴徒的滔天罪行，由百名警察组成的防暴纵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暴徒们戏称各街道都能见到的这支支防暴纵队为“影子纵队”、“无能纵队”。于是暴徒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刚过正午，一辆小型货车于兵荒马乱中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目击者后来称纸旗在50000 面以上。许多“双十节”时出现的标语又出现在街头巷尾，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辆通行证”发放室，从此凡是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否则将有被砸毁的危险。这面纸旗的代价，最低以10 元起价，如果暴徒发现车内乘客衣着较为华丽，或者车辆较为名贵的，则要交付更高的价钱。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给勒索11 次之多，付出近1000 元的“车辆通行费”。
暴徒滥杀无辜
暴徒们为了方便“特殊身份的人”，便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常见的是下面两种：
“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 、C 中三青总。逸君留条。”不仅来往车辆被勒索，就是各大小商户也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劫的下场。
暴徒们分为十几组，分组前往商户门前敲击门窗。因为此时的商店早已大门紧闭。敲门的常常是一位作学生打扮的美貌少女，商户如不及时开门，便免不了被砸被抢的命运。暴徒们在店主面前，总是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望各位同胞踊跃捐助，以解经费紧张之难。多数商人屈于暴力，忍气吞声地给予少则500 ，多则上千元的“捐助”。
据称在长沙湾道的一家五金商店中，因为以前悬挂的一幅毛泽东像没有来得及摘下来，竟被暴徒们逼迫交纳了5000 元现金以恕罪，并勒令店主亲自当场取下画像以火焚之，方肯罢休。
下午3 点左右，大角嘴华润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一伙歹徒用木棒打烂门框而入，将其中货物全部掠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七捣八碎，临走还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才没有使火势蔓延到周围木屋，导致一场火灾惨剧！
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 ”、“和胜和”、“和安乐”等黑道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20 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壮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于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3200 元等3 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 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联邦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冤死异乡。
在下午4 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3 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13 日午间不治而死。
“五大君”隐匿幕后
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狂风暴雨的肆虐。10 月11 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爪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1 日下午5 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300 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300 人。
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3 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11 日晚上7 点半起，至12 日上午10 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7 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 日晚上8 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10 月12 日为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
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20 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30 余名着白衫黑裙的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5 名特务中，有3 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
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轿车穿梭往返。
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 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
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12 名，其中还有5 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11 点至凌晨1 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7 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10 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6 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顷刻间便成一片废墟。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 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 日晚上至14 日凌晨之际，是警方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
来自台北的5 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 君，从13 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于警车之后，再分为10 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硖尾等徒置区之外，九龙城碧、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 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 人。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
14 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
16 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 了。
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做怎样的“交代”呢？
16 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备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 月13 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严惩黑帮特务！”“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痛失老奴
1956 年10 月13 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
“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 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 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 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问：“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
9 月底毛局长回台北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膈，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 月14 日上午11 时25 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 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
【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
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农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勖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
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农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傅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造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昕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
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
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此消弭于无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特工王”突然失踪
1946 年3 月17 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 号专机的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 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 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 型民航机改装而成， 1942 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 公里，最大航程4900 公里（平常2500 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 分（平常8 小时），可载量2270 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的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了某一个地方。只要222 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 222 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 ）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
（2 ）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 月18 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的官邸，向蒋紧急汇报了222 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 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 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做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 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 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 名报务员、1 名外科医生，于3 月17 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 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做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 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 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 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 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 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 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
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
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
“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 年5 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 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宴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活了。”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 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
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
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中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爱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 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 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
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 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和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 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
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
“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惜一切把他找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
“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为了应付舆论和解决军统势力对自己的潜在威胁问题，曾秘令戴笠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可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