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 月18 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 月17 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 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 月19 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航的名字。至此， 222 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毛人凤接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 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 月19 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 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 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上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已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 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后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 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 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 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这一场灾难。
3 月19 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 月20 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竟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坡，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 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尸体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的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的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 月21 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的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那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当时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两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戴笠死因之谜
为了加强布置对东北的反共活动，搜罗在华北地区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古广大地区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夺得肃奸大权的戴笠再一次来到华北。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古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说了些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的情况对戴笠有所作用，还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
川岛芳子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马汉三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相吻合时，多年来索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从1939 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 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
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 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 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成“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 年8 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体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见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做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 尺，剑柄特长，上雕9 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宝物。当时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者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大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伺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了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为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备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 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浩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 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备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并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为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付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 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 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 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20 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殴英因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于是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好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 年10 月11 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 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
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 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恩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
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露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 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马汉三两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3·17”空难
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 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 月12 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 月13 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
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 月13 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他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 月13 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 月14 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 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兔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3 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鸡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社见戴笠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3 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圜，此案即不了了之。
戴笠本拟在3 月14 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 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 月16 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10 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10 万，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 月15 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
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的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做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杜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2 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聿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 月16 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做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的，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人于3 月17 日下午2 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风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慈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 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 月17 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 型222 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 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 日上午9 时决定：专机11 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 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 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 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11 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 时45 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 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 时零6 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 时13 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 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
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的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的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