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戴笠以下，共13 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 13 时、13 分、13 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 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3 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 月17 日下午2 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
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 月16 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 时45 分飞上海。3 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
戴笠和222 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 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他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 号转降其他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 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做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 型222 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 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做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 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 年3 月21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3 月17 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
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4 月1 日，军统局在重庆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暗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6 月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
6 月12 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匪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 多副。
上午9 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 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出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做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
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又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风说，过几天再来看看。
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 年3 月17 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 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军统大斗法
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被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
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卖力气，他最大的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了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的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 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3 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1 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1 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4 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1 辆给蒋介石外，3 人各得1 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1 辆，剩下2 辆。郑、毛两人便各要1 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1 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3 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1 座洋房、1 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决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 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目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军统”名号将不复存在“军统”。
“军统”为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是以“军方”黄埔系为基础的。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 月。这个系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侦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材料。戴笠原是黄埔军校六期的肄业生，参加了胡靖安的“侦查组”工作。
1928 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胡靖安奉命赴德国留学，“侦查组”的工作即由戴笠接替，名义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尉联络参谋。戴笠组织了一批流氓、帮会分子和亡命之徒，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以“学生”的名义把收集的情报呈送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侦查组”名义招榄人员进行活动。1932 年3 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助理干事，于4 月1 日正式成立。
1934 年4 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 年4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3 年8 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第一处扩大成为“中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少将级， 1940 年后升任局长），实际负责。
军统局的规模异常庞大，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是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所有内外勤特务都是终身职务，不得中途退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基本工作人员激增至4 万余人；在边远的伊犁、拉萨以及一些国外重要城市，都设有机构；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还控制了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的武装部队。
1942 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发生了联系。1943 年4 月，中美双方签订协议，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5 月1 日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参谋部梅乐斯中校为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及武器，有数百名美国特务来到中国进行活动，在各地举办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集了四五万人接受训练，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所有器材、人事移交军统局。
“军统”系统的特务，一直把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时，它曾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革命根据地，刺探情报和进行抢劫、暗杀等活动；抗战开始后，又派遣特务混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
“军统”还组织了极其凶恶的所谓“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政治绑架和暗杀勾当。他们嗜血成性，残酷毒辣。被他们秘密绑架和凶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难以数计的。1933 年6 月，他们在上海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企图以此来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1月，他们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主张抗日的《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举国为之震惊。抗战开始后，满怀抗战热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刚从海外回到祖国，就被戴笠囚禁起来。经过12 年的辗转折磨，他和秘书宋绮云两家6 口全被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1940 年3 月，他们在成都搜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和罗世文等10 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无结果后，除将车、罗二人关押在集中营外，其余的人均被投入坑内活埋； 1946 年，又把车、罗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并焚尸灭迹。
“军统”为了大量囚禁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在重庆望龙门设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 年11 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时，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赶到福建进行策反和破坏。1935 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也是蒋介石专门用来对付四川军阀的。1936年6 月，陈济棠在广东成立“西南政府”时，戴笠派遣特务收买了陈的空军和其他将领，致使陈军不战而溃。同年冬，戴笠派人在上海绑架了反蒋派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刘芦隐。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军统”在这时期也诛杀了一批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如： 1938 年在沦陷后的上海，诛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萧、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又击毙了投敌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枪杀了正在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唐绍仪。但自1939 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军统”为了实行反共政策，不惜与日伪特务勾结，和汪伪的政治保卫局交换使用人员，各委要职，设立电台，互换情报。有的汉奸甚至还兼有“军统”特务身份，如大汉奸周佛海就是“军统”指挥下的“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
张国焘1938 年3 月在武汉叛离共产党后，先和“中统”发生联系，到重庆后又转到“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
抗战中叶是军统局的黄金时代。当时，它所掌握的基本特务约有10 万人，外围人员20 万人，直属机构有：各地军事机关的第二处、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财政部缉私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邮电检查处、航空检查所和别动军等。协助机构有：各地宪兵团和各地警察局。
“中统”能与“军统”分庭鼎立，获得蒋介石的亲睐的另一特务组织，就要属“中统”了。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反动统治，从CC 系的“党方”和黄埔系的“军方”，分别组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它们是蒋介石豢养的两支政治鹰犬，凶狠残暴，血债累累，一直把罪恶矛头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
“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手创办和经营起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 年8 月。追溯它的前身，却起源很早。蒋介石自1927 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清除左派和防止其他反蒋派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特务性的CC 集团。这个集团的基础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是陈立夫。他对党务调查科大加扩充，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设立“反省院”、“感化院”，专门关押和审讯“政治犯”，逐渐形成一个“党方”的特务系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和对付各派反蒋势力，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纠集一批CC 系亲信分子，组织“青天白日团”（简你“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务调查科”系统的骨干分子。
这时，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他适应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的需要，对该科的人事和经费大加扩充，设立机构，大批训练特务，在各省市党部设立“调查室”，派遣专人进入各地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1931 年4 月逮捕顾顺章（当时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并策动其叛变，以及1932 年10 月逮捕陈独秀，都是党务调查科干的。1935年底，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它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方面，特务活动更加猖撅。
193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将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党务调查处改为第一处，军委会特务处改为第二处。但这两个处是“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的特务，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 年8 月，蒋介石又将这个调查统计局改组，“党方”的第一处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方”的第二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陈立夫此时已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中统”迁到重庆后，竭力招兵买马，扩大机构，到1940 年底已有特务13000 多名。
“中统”始终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它采取“渗透和招抚”的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伪装“站在共产党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观点来说话行事”，混入共产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它大量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叛徒充当它的爪牙。1937 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中统”被迫暂时收敛了一下反共活动，但不久即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恢复了它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狰狞面目。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中统局起草的。
“中统”特务按照这两个“背向日本，面向边区”的绝密文件，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作为次要敌人，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主要敌人，充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急先锋。中统局在1941 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蒋介石的布置，派出“专员”邓纫在浙江金华设立机构，并到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柴山、影佐、冈田、金山一一会晤洽商。当蒋介石调集7 个师袭击皖南新四军时，日本侵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
“中统”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为其活动基地，在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则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工作；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要的中学，广泛建立起了“党员调查网”（后改称“党员通讯网”）。
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审讯。因此，国民党内一些正义之士说话行事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统”又接收了大量日伪特务，因而得到更大发展，特务人员分布到县城和乡镇，秘密监视、逮捕和迫害每一个被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这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和平民主。“中统”遂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上，施展它的“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的反革命伎俩。所谓“以政治对政治”，意思是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提出政治口号，“中统”也提出政治口号；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意思是共产党组织各种团体，“中统”也组织各种团体；所谓“以群众对群众”，意思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中统”也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施展这些伎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46 年1 月捣乱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会场的重庆“沧白堂事件”，2 月10 日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殴打郭沫若等60 余人的重庆“较场口事件”，2 月22 日的全国性反苏游行以及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事件，6 月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和毒打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上海代表，等等，都是“中统”破坏和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记录。“中统”为了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名义，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充任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和训导处工作人员，对重要中学的训导主任也竭力加以控制。“中统”还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特务，腐蚀青年。
“中统”疯狂破坏民主运动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47 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调查统计局”为“党员通讯局”，但仅是换个名称而已，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年5 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中统”特务与“三青团”骨干分子组成“党团同志联合会”，继续在大中学校玩弄它的“三对”故伎，编造黑名单，协同军警宪兵逮捕进步学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军统”、“中统”共同行使着它们的特务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不时发生冲突和摩擦。戴笠生前备受“老头子”蒋介石的宠爱，他所领导的“军统”更是有恃无恐，相比照之下“中统”稍逊色一筹。戴笠死后，“军统”的内哄使陈氏二兄弟有了可乘之机，削弱“军统”，发展“中统”，好像也有难得的机遇。
在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得鲜血大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
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以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 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 1947 年他50 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
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
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鸡鹅巷53 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大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浩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也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 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 年12 月5 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
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如杀了这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
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 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
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 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
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做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何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