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 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 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 年至1949 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0 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 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蒋经国跨入情报单位
吴国帧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的宝座上被挤下来以后，跑到美国，一而再地公开指责台湾是“警察国家”。事实上，大家早已知道这个事实。
究竟台湾警察化（特务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交通警察总局”： 1946 年3 月1 日，在南京成立的“交通警察总局”，由吉章简任局长。吉章简与戴笠不和。一说，戴笠正是争夺不到“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才愤而出巡，以致飞机失事死于戴山。
其成立之初，辖下共有“交通警察”——武装特务25 万人，编为18 个纵队，准备用来控制解放区的铁路，但未能如愿，全部撤返江南，损失了2 万多人；后来再度撤到广州时，只剩下12 万人。而最后撤到台湾的不足3 万人，蒋介石就用这些武装特务来控制着台湾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等城市的警察局，都在这批武装特务的控制之下。
“警政总署”：国民党“内政部警察司”，在戴笠死前就已扩大为“警政总署”，由军统局特务一手包办，内设参谋、财政、侦缉、训练等7 大处。
但正式宣告成立的日期却是1946 年8 月15 日。“警政总署”辖下的特务警察，控制了台湾北部和东部，而在台湾南部方面，常和“交通警察”发生冲突。
戴笠死前亲自在上海、北平、南京、昆明等地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由毛人凤、毛万里弟兄负责，并由军统局特务专家负责训练，为军统局各地特务机关制造“新血”。这时的台湾中下级特务，都是由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戴笠死前不久，他曾派遣他的十兄弟之一——唐纵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军统局特务争夺中统局的地盘，就是从此开始的。台湾的“内政部调查统计局”，正地这两大特务机构的结合体，控制着全台湾居民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在这个机构下设立了“大陆工作处”（或称“大陆情报处”）。
戴笠的突然死去，是军统局的一大损失。随军统局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头目各奔前程，另找出路。在旁冷眼观察已久的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所领导中统局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报了戴笠黄金时代的旧帐。而蒋介石在为戴笠之死痛哭流涕之时，也插手于军统事务，“实际上有许多时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由蒋介石亲自照顾的”。
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各个特务系统的残部均跑到台湾后，使台湾出现了鼎足三立的局面：“保密局（军统局）”、“中统局（CC 系）”和“太子系”。
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地盘。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 ，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脔，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了小蒋以登堂入室的机会。
而此时的CC 系面临责难，国民党各派系又把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它的头上，陈立夫被迫远走美国，陈果夫郁死台中，二陈所领导的中统局随之瓦解；以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的。“政行会”是于1949 年8 月20 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1949 年8 月赴美“重整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宋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 1939 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比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
1949 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泽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夫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 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便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则报复打击，绝不宽容。
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即被以贪污罪判罪下狱5 年。
调离“总政治部”后，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他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任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于是，“警察国家”便更为名副其实了。
新华社1958 年3 月15 日电：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几年来在31 万多件所谓“颠覆”案件中，在台湾曾经逮捕130 多万人。这暴露国民党在台湾施行血腥统治的骇人听闻的数字，是蒋介石集团“立法委员”张九如在“立法院”11 日开会发言时，援引国民党官方的统计材料。
据法新社报道，张九如还说，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已经在各种机关、学校中设立了755 个名为“安全室”的特务组织，现在还打算增加209 个。
由此可见“警察国家”就不仅仅只是吴国桢的感慨了！
首获蒋介石赏识
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
郑介民于1897 年农历8 月15 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 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 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 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 10 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
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 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的，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了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 年8 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 年1 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做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打入桂系一鸣惊人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 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
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根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了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到1929 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做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越权免去了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已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兔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 年4 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早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 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地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后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任命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六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兔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只是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串通一气，暗中对俞部下进行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 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还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 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理想的那么大。他的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 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冷落了他一段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书籍，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没有找他，他也不敢会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进行自我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瓦解陈济棠反蒋
1931 年11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 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便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 年3 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骨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州、王昌裕、郑公弼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码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而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的面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
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 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紊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做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同到古北口。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便赶忙回到北平了。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 年5 月7 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他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 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 年春，蒋介石为了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 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做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
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
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
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 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
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
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从1936 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 、4 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 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 万港市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 余人叛陈投蒋。
7 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 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椎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4 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干1940年将书记长的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 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 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从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 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郑介民于1939 年9 月进陆大将官班，1940 年4 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 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 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的。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