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氏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做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 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 多人，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竟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相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的状，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的兼职，于1948 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了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改变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就没有做成。
做事圆滑敛财有方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毛说，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社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 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 CC 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1947 年2 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 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 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 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
“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带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 年5 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
“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 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
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
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的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 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沦，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 辆10 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 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 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 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 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2 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 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 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 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 多两黄金。
1947 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 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
郑介民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 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了“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了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1000 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
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当局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的如临深渊履冰薄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
这时，台湾出现了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
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3 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俨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 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 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 州，华裔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自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 年8 月12 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 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首就擒。
及11 月30 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12月10 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而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
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
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1959 年12 月11 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 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 岁。”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3 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他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逗留了足足20分钟才告辞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
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蹊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10 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
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王幼平受命确保刘少奇访柬安全
1963 年，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台湾特务机关在南越特务机关的配合下早已预谋了代号“秋风”的国际谋杀案……
1962 年2 月，王幼平从柬埔寨离任回国后，主动要求到基层协助工作，被分到河南省南阳地委任第二书记。
1963 年4 月23 日，王幼平带着秘书苏纲到达靠近湖北省界的邓县。午夜，县委值班秘书叫他去接南阳地委打来的电话：“北京来电话，让您明天中午赶回北京，还说要带上出国衣服。”王幼平有些莫名其妙，对值班秘书说：“明天中午连许昌都赶不到，怎么能赶回北京？请你给外交部打个电话，问明情况。”王强调说：“我就在电话机旁等着。”40 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回答是：“外交部知道。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的。中央明天派专机来接您。”放下电话，王幼平看了看手表，已是24 日1 点。
“军令如山”，来不及思索，他带上秘书，登上吉普车就出发了。
那天下着小雨，天黑路滑，汽车在乡间公路上起起伏伏， 45 公里的路程走了五六个小时，天亮以后赶到了南阳机场。一架小飞机已经等在那里。
南阳机场很小，不能起降大飞机，由南阳到郑州乘坐的是农用小飞机。
飞机飞行约1 个多小时到了郑州。在郑州机场换北京来的专机伊尔—14。专机舱内只有王幼平一位乘客，他独自闷坐，揣度着此次任务。
11 点，专机降落北京南苑机场。中组部的张志杰来接，他把王幼平安排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这里离王家步行不过10 几分钟。张志杰却嘱咐他：
“不要回家，也不要和家人联系。”从这些不寻常的安排，王幼平预感到，任务一定很重大。
“到底是什么任务，到底到哪里去？”王幼平揣测着。
下午3 点，中央办公厅派人来翠明庄接王幼平，汽车直开进中南海。
杨尚昆对他说：“幼平同志辛苦啦。有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请你去完成。”杨尚昆强调说：“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递给王几份电报。
电报是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发回来的情况报告和国内给陈叔亮的指示。
陈叔亮发来的电报内容大致是：
西哈努克亲王基于安全考虑，提出将刘少奇主席的访问延期。
电报抬头有两三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派王幼平大使先去柬埔寨，利用他过去的老关系做工作，以保证刘主席访问安全。
直到这时，王幼平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中央派专机从南阳接他回京的原因和工作任务。
当时刘少奇正在缅甸访问，下一站就是柬埔寨。任务的确十分紧急，十分重要。
王幼平认为，西哈努克对安全问题的担心，除了敌特活动情报外，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其本人的心理因素。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美国出于反共和控制东南亚的目的，纠集一些国家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柬埔寨国家虽小，却敢“砥柱中流”，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美国对西哈努克恨之入骨。从1959 年到1961年两年多时间，他遇上了敌特机关策划的三次谋杀。
周密部署警卫工作
1959 年8 月31 日，西哈努克亲王在王宫参加了受礼仪式。他将收到的礼品交给了典礼官华里万。华把礼品捧到王后的宫殿，请王后阅览。王后命他打开呈上，华遵命解绳开封，“轰”的一声，“礼品”爆炸，华当场毙命，王后有惊无险。
同年9 月9 日，西哈努克在前往一个学校剪彩途中遭伏击，险些丧生。
1961 年秋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起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西哈努克及时发现，破获该案，再次转危为安。
当时，他还邀请外国驻柬使节参观柬军警缴获敌特使用的微型武器、来往信件和敌特机关招募杀手用的金条。金条大如旧时老先生写毛笔字时用的压尺，七八根整整齐齐码在那里，谁看了都很惊讶，也是王幼平平生见到的最大最多的金条。
就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前夕，4 月1 日，老挝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遇刺身亡。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报纸还故意把这一惨案和刘少奇出访扯在一起报道，意在恫吓、威胁。
有这样的背景和氛围，西哈努克怎能不为刘少奇的安危担忧呢？
杨尚昆对王幼平说：有关情况，具体安排由冯炫同志和你谈。
冯铉曾任驻瑞士大使，现任中组部副部长。他对王幼平说，总理现在上海，一会儿他要见主席。如果主席决定访问按期进行，你要马上去柬埔寨。
如果决定不去了，你还回南阳。
晚上10 点周恩来从上海打回电话：“访问照常进行。”随后周恩来总理做了两点指示：
（一）王幼平同志以外交部顾问、刘少奇随行人员身份先期到达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
（二）派公安部凌云局长随王幼平同志在昆明向刘少奇汇报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措施。
4 月27 日上午9 点，王幼平和凌云乘坐专机到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休息。凌云向刘少奇和陈毅汇报了访问柬埔寨的安全问题。刘少奇问了王幼平一些有关柬埔寨的情况，做了三点指示：
（一）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日程安排上，建议减少外地活动。如一地或两地，以便中柬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
（三）为打乱敌人的部署，访柬时间是否提前一点。
刘少奇强调，一切持商量态度，安全保卫要靠柬方，商谈问题时要充分信任和尊重对方。
陈毅在和王幼平告别时，握着他的手说：“责任重大，要想办法完成好任务。”接着，陈老总引用了古代一位政治家的话，“天下可能无我，而不可无公。”陈毅强调说：“不可没有刘主席！”、“机场、公路、参观、宴会，几个环节都要想到。”周恩来为了提高王幼平去柬埔寨的外交的地位，让他带上为王后治病的两位医生。邓颖超托王幼平为王后陛下带上了几筐苹果。
台特订两谋杀方案
中午时分，王幼平和岳欣等人乘坐专机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来到使馆，王幼平首先向使馆领导传达了刘少奇、陈毅关于安全问题的指示。然后，大家针对敌特猖狂活动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下午4 点，王幼平通过翻译沈林生叫通了宾努亲王的电话。王在柬工作期间，与宾努亲王打交道最多。宾努亲王当过首相，又被册封为亲王，时任西哈努克的私人顾问、宫廷会议主席。王通知他，随机带来了为王后治病（王后的病为两臂酸痛，双臂不能上举）的两位医生，医生随时可为王后服务。
王幼平还告诉宾努，邓颖超托付给王后带了几筐苹果，希望能很快见到宾努亲王。亲王当即表示，晚上6 点到中国大使馆与王见面，看望两位医生。晚上6 点，宾努亲王准时到达。与此同时，负责刘少奇访柬安全工作的柬埔寨陆军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公托上校和安全部特别警察局局长李伍中校也来到使馆。
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与宾努亲王谈话，岳欣局长与公托上校、李伍中校谈话。
两场活动同时进行，两个层次谈的是同一个问题——确保两位国家元首安全，确保刘少奇访问成功。宾努表示，敌特的活动的确十分严重，此事大如天。一个多星期以来，王幼平和亲王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亲王为此几宿都没睡好觉。
4 月28 日午夜，柬埔寨军队、警察和保安人员封锁了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市区的一段15 公里长的长堤公路，这段路是由湖泊垫起来的。长堤两侧的民房多为二层小楼，这些小楼，从堤下看是两层，从堤上看是一层。军警包围了一座小楼，在楼旁一座紧靠路基的小屋里，军警推开柜子，墙面露出一个大洞，洞深15 米，一直通到路基中心。为防汽车轧塌，敌特在这条坑道里竖桩搭架。军警从坑道里起获了两箱TNT 烈性炸药、一卷电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接着，又在洋楼的一个房间，起获了6 颗烈性炸药手榴弹。
从破译的台湾特务与其总部来往的密码信获悉，敌人的谋杀活动策划、实施长达3 年之久。1960 年5 月，周恩来访柬“盛况空前”，美国和台湾看到中柬关系密切，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来金边访问，于是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和越南特务机关的配合下制定了代号“湘江”后又改为“秋风”的国际谋杀案。
据执行爆破任务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给他们的命令是：
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
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在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4 月29 日，柬保安人员从台湾特务机关金边站站长张需芝家搜出四封他与台湾特务机关来往的密码信，三封是他与西贡特务站的密码信。警察局从金边站副站长农稔祥家搜出一小包毒药。
两天抓获特务46 个，其中还有一个南越人，一个印度人。
破获坑道爆炸案
据说，宾努亲王听了案情汇报后失声说：“案比天大！”西哈努克亲王听了案情报告，长叹一声说：“困难如山。”4 月30 日下午4 点，柬国防大臣朗诺中将紧急约见陈叔亮大使，通报破案情况，邀请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参观缴获的TNT 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敌特作案工具。缴获的爆炸品摆在一张长条桌上，满满一桌子，令人触目惊心。敌特使用的手榴弹像圆饼，又称“牛屎”炸弹，投过去就会粘在汽车上，杀伤力极强。
朗诺态度十分诚恳地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这时，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10 来个小时5 月1 日凌晨1 时，刘少奇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大使，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这时，距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西哈努克听后，眼圈都湿润了，他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5 月1 日，金边波成东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西哈努克亲王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王后带病赶到。
金边时间上午11 点，刘少奇的专机平稳地降落。
至于保安措施，柬埔寨作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防止敌特机关再把爆炸、破坏物品运进柬埔寨，柬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4 月29 日，坑道爆炸案破获后，国防大臣朗诺将军立即下令封锁全国陆海空各个口岸，严格检查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
从4 月30 日夜到5 月1 日上午，柬军队和警察对机场路进行分段检查，出动6000 名士兵对机场路分段保卫，这个数字占柬军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重要段派轻型坦克警戒，沿途高楼派警察控制制高点，直升飞机在空中巡逻，侦察地面动态。
刘少奇下榻的王宫卧室，西哈努克亲自监督，仔细检查。代表团用餐，有安全人员检查、尝膳。
刘少奇和王后，西哈努克和王光美乘坐的两辆主车，前后左右由35 辆摩托、14 辆警车护卫。大、中、小学校推迟放假，青年团组织成员和华侨全部出动，分别编队，警察和保安人员站在最前面……
街上人山人海，井然有序，铜墙铁壁，法网恢恢，敌人再狡诈，也休想前进一步。
11 点55 分，刘少奇的车队在万人空巷、欢声雷动的热烈气氛中，开进了王宫。
5 月6 日上午8 点，刘少奇乘坐的专机飞离波成东机场，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圆满结束了。西哈努克望着北去的飞机，如释重负。
首次夜间击落B—17型飞机
为了配合“反攻”，蒋介石不但反复向沿海地区派遣武装特务，还不断派遣美制蒋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从北京传出的讯息是：蒋机不断被人民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击落。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空中侦察予以配合，不断派机飞到大陆进行侦察与破坏活动。
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回击，先后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机20 余架。与此同时，人民空军还多次击落台湾从美国购进的U —2 型高空侦察机。
关于台湾如何配置美制U —2 型飞机，要从50 年代我军首次夜间击落敌机说起。
1954 年以前，国民党军飞机夜间审入大陆每年达100 架次左右。主要使用B—24、B —25、B —26、C —46 等几种飞机，从事空投特务、散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等破坏活动。
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 1955 年以后，台更换以B —17 型飞机为主，夜间深入大陆进行电子侦察。这种飞机是美国提供的，其使用权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实质上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空军出人，为美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
人民空军由于当时用于夜间拦截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 型歼击机，机上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光搜索发现目标。有时飞行员看到了飞机火光，但未等开火，目标便消失了。所以1955 年空军夜间拦截国民党入窜飞机达246架次，均未获战果。
1956 年开始，空军调整了雷达部署，主要作战基地初步形成了引导网，引导成功率有所提高。
6 月22 日午夜，当人们还在沉沉熟睡的时候，一架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的美制B —17 型飞机，从浙江路桥以南窜入大陆，高度约2000米。机上人员带有电台，还有大量的造谣诬蔑传单，满以为乘这无光的深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可是，这架蒋机刚开始进入祖国大陆上空，就在我防空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中。
深夜11 点许，我驻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接到了来自防空部队观察哨的情报，说有蒋机在附近活动。在辽阔的天空张开罗网的雷达，迅速准确地侦察到1架蒋机正在飞行。指挥员下达了歼击蒋机的命令。机场和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忙碌起来。
很快地，歼击机满载了炮弹待命起飞。正在雷达站值班的军官包钰桥，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机器，牢牢地监视着蒋机，保持信号的清晰。
在各个高射炮兵阵地上，官兵们也时刻准备着开火。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航空兵第12 师第34 团少校团长鲁珉，一接到命令后，立即驾驶高速度的喷气式米格—17 歼击机，腾空而起。
年轻的领航员汤志耀，注视着荧光板上蒋机的航迹，精确地计算着高度、速度、方位，把敌情迅速报告指挥员、飞行员，引导着张开巨翼的雄鹰扑向蒋机。
已是深夜12 点多钟了，群峰和原野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远方，我机雄壮的吼声冲破了大地的寂静，无线电中回响着我空军指挥所引导飞行员前进的声音。
蒋机为了避免被发觉，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不停地调换着方向。可是不管蒋机怎样狡猾，在我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挥和引导下，我歼敌机距敌机越来越近了。
在离敌机只有5 公里远的时候，狡猾的蒋机又改向南飞了，我歼敌机很快地跟着改变了方向，并且根据夜间作战的经验，绕到比较容易观察敌机的有利位置。
“蒋机离你2 公里”，“你和蒋机在一起了”，无线电里不断传来师副参谋长吴云山的声音。
鲁珉少校驾驶的歼击机迅速地追近敌机。他紧紧盯住那蠕动着的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