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是台湾的一个创举，参加捐献的人可多了，有美国人，也有大陆的。邓丽君还捐献过十几万呢！如果再有大陆学生参加，那就更有意义了。”李博一闪烁其词地宣传了一番。
“怎么样？”李博一又追问了一句。
他喃喃地说：“我是个穷学生，拿不出钱。”“哈哈哈，原来你是为钱犯愁。没关系，去年大陆有位先生才捐了100 元。钱不在多少，表示表示心意总可以吧。老弟，听我的话没亏吃，将来你会有钱的。真的，我不骗你，捐吧！”郭奕宣听了李博一莫名其妙的暗示，心想，参加了即使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捐就捐！他问：“台湾我谁也不认识，写信给谁呢？”“你可以直接写给蒋经国。”李博一干脆地说。
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钦慕的吸引，抑或是思想已被异化，郭奕宣兴致勃勃地准备捐献了。他回到姨妈家，拿出了自己在鞋店干活积攒下来的钱，又谎称有个同学向他借钱。向正在美国探亲的妈妈要了一些，共凑了400 美元，然后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寄去。
1982 年3 月10 日，郭奕宣收到台湾一个称张先生的人的来信：
奕宣同志您好！
蒋总统已收到你的信，对你的行动深堪嘉许，嘱咐我们与你联系。我的地址是台北市583 信箱。希望你把家庭和个人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地区发行的《世界时报》中文版出现了一则消息，报道大陆1 名留学生积极参加台湾当局举办的“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1 事。
这时，李博一却以另找工作为名离开了语言学院，与郭奕宣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桩招募物色任务，又去寻觅新的猎物。
9 月7 日上午11 时，在国泰银行拐弯处，郭奕宣和台湾派来的50 多岁赵教授相会了。寒暄一阵后，他们来到一家中国饺子馆。赵教授点了几个菜。
席间，他以长者的口吻深有感触地说：
“老弟呀，美国这地方，人情薄如一张纸，很难遇到知己。这两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哦，好在快毕业回国了。这样吧，在你回国前我安排你到台湾旅游一次，开开眼界。散散心，怎么样？”“到台湾去玩，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恐怕不可能！”郭奕宣面呈难色地说。
“为什么？”赵教授满面笑容地问。
“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大陆人必须在美国居住5 年以上，才能去台湾旅游，我来美才两年，没资格。”“哦，你例外，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争取免费去台湾旅游。”“那当然好啦！”郭奕宣求之不得他说。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欣然允诺带给他的将是无尽的悔恨和耻辱。
1951 年，当共和国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郭奕宣降生了。
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解放后，在省城一家有名的大型企业担任厂长。母亲也是这家企业的中层干部。郭奕宣的童年是在蜜罐中度过的。
可是， 1966 年那场冲击，使郭奕宣猝然从欢乐的巅峰坠落到不幸的深谷。他父亲挨斗，被关入牛棚。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家里一切优越的待遇都没有了。他和当时许多当作“狗崽子”的孩子一样，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他的心灵第一次蒙上痛苦的阴霾。
1968 年底，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提着1 只旧帆布箱，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茫然地来到了农村。
冬天，东北农村的气候冷得出奇，凛冽的寒风夹着枯叶，漫天飞舞。郭奕宣的脚经常冻得发木，两手发抖，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空虚与凄凉。
寂寞与痛苦中，他便从知青伙伴那里借旧书，贪婪地读起来。
百无聊赖之时，他还爱津津乐道地听一些思想落后的人谈古论今。他们经常在一起，大讲蒋介石、白崇禧……从此，少年时深扎在郭奕宣心灵上的荣辱观念动摇了，颠倒了。
从此，他开始搜集三民主义书籍，研究国民党方针政策，盲目地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列主义强，错误地把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同当今的台湾国民党集团等同起来。
1976 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送到吉林省林业学校学习，回到了父母身边。
母亲委托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个漂亮贤慧的姑娘。在他出国前，父母又拿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为儿子操办了婚事……
或许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这样延续下去，可生活的激流中会有漩涡改变着人的命运啊！
1983 年3 月9 日凌晨7 时，郭奕宣和赵教授到达台北中心机场。出了通道口，便看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两男一女。这3 人走上前和赵教授亲热地握手。
接着，1 辆轿车把他们载到了很远的地方，在1 扇使人一望就心里发怵的大铁门前停住了。透过司机前的玻璃，他看见那大铁门旁边是高高的围墙。
他们走进1 座小洋楼。郭奕宣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单间。一切停当后，赵教授才指着那3 位一一向郭奕宣作了介绍：带眼镜的大个儿是翁先生：体态较瘦的中等个儿是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小姐。“哦，郭先生，久仰，久仰！”3 人几乎同时伸出了手。
他们来到了休息厅，曹先生讲了活动安排：“郭先生，明天咱们去台北玩，后天去高雄，参观两个大工厂，然后到台南看古迹。”翁先生又接着说：
“郭先生今天坐飞机很累，好好休息一下吧？”于是，翁先生和王小姐告辞，赵教授和曹先生陪郭奕宣住下。
5 天的参观旅游，紧张而愉快。他庆幸自己没白来，真是一饱眼福。
没想到晚上，一切都变了。他们把郭奕宣叫到另一房间。然后，他们4 人也相继来到，表情阴冷，咔咔的皮鞋声也显得格外沉重。翁先生首先开口了：“现在，咱们该谈谈工作了吧！”“工作？”郭奕宣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王小姐和蔼他说：“对，很简单的工作。你回大陆以后，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好不好？”郭奕宣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部泼了下来。他机械地说：“我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机要工作的，哪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知道多少向我们报告多少。”翁先生一字一板，如雷灌耳。
这时王小姐向郭奕宣介绍了多种联络方法和暗号，详细规定了联络记号和收听广播的频率、时间等等，并嘱咐他回大陆后，用他们规定的方法向他们报平安。最后，还强调说：“记住，你的化名叫王祥瑞，代号是3925。”王小姐讲完了。
不，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幻。郭奕宣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
十指连心，疼痛告诉他，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特务们看出他的神色。翁先生过去，满脸堆笑他说：“老弟，不要多虑。
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一种新发明的联络方法，很多人试着干过了，绝对安全。即使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你。”曹先生接着说：“放心，百分之百安全。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定期给你邮钱，肯定比你在美国挣得多。这样，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水准。”此时，郭奕宣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他无言以对，不知所措。他像一条系在拔河绳中端的标志带，被自己头脑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念、感情撕扯着。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后悔了，害怕了，但也终于屈从了。他拿起笔，记下了王小姐给他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他又一遍一遍地辨别了台湾特务机关对他的广播呼号：“3925号问志请注意，3925号同志请注意……”那短促、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敲着他颤栗的心。
翌日，他面对着“青天白日旗”，将右手掌伸向前方，宣读了誓言，又接受了赏赐给他的第一笔经费。
至此，这个曾经佩戴过红领巾、佩戴过团徽，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长大的青年，被毒蛇紧紧地缠住了。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国家，出卖了灵魂，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郭奕宣回国后，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台特机关通过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对3925 号进行密码广播，布置任务。我国家安全机关很快破译了这种新的密码信号，将郭奕宣逮捕归案。1985 年7 月8 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 条第1 、3 款，第50 条之规定，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间谍罪判决郭奕宣有期徒刑12 年。在庄严的国徽下、在肃穆的法庭上、在神圣的法律面前，郭奕宣低头了，猛醒了，他这才觉得自己重重地跌倒了，跌进了一个罪恶的深渊。
附录一
台湾“警总”内幕
前些年，美国联邦法庭开审谋杀江南案，揭发出台湾情治部门“中央情报局”许多惊人内幕，例如拟用4 亿元巨款收买竹联帮，安排杀手越洋行凶，情治系统在各地无所不为等等，都是触目惊心的内幕新闻。
据台湾有关资料介绍：在台湾，除“中央情报局”外，另一个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也是叫人谈虎色变的。它以对付反对派、“异己分子”出名。
刁斗森严的“警总”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成立于1958 年7 月1 日，至1987年撤销共存在了29 年。在这29 年中，“警总”的政治地位、权力不断膨胀扩大，“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权宜措施”行事，并不具有“法定”地位，唯其如此，有关“警总”职权的行使及角色，更是可大可小，极富争议性。
在台湾，“警总”是无处不在的，“警总”负担全台湾戒严地区卫戍、保安、军事动员、文化检审、出入境管制、邮电检查、监听电讯等重大任务；故其动向备受瞩目。“警备总司令”是最高头头，一向都由台上将级大员出掌，而历任“总司令”在职期间，一直都有很多事件爆发，他们也都因“政治事件处理不当”而下台，这几乎成了“警备总司令”去职的“铁律”。
“警总”的八个时代“警总”成立至今，先后有八人出任此一要职。在这八任“总司令”中，由于各人风格不一，际遇殊异，因此，造成“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特性，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警总”28 年的历史，依“总司令”在职期间区分，可分为八个时代：
第一任“总司令”黄镇球：“警总”仓皇过渡时代
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第九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崛起的将领。
黄镇球历任军校教育长，“军委会防空总监”、“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8 年7 月1 日，蒋介石改组特勤机构，成立“警备总司令部”，黄镇球奉命接管“警总”。
1958 年8 月，黄上任未满1 月，即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为“警总”历任“总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将领。
据悉：黄镇球之下台，与蒋介石“斗智”有关。此因：
（1 ）蒋介石不想让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氏期主控“特情机构”，故其重用黄镇球，无非是在试探黄镇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观察黄镇球的“忠贞”，能否为其所用。
（2 ）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之道。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 ）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文，几乎出不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总统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的最后一位“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意义而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少”。
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
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疑虑。
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 年退出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国岛上，他以“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上苏武”。1953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
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
（1 ）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
（2 ）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实施得更彻底。
（3 ）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
（4 ）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
（1 ）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 ）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
（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升。
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 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
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竟以“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狱，关了9年多。1970 年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的最佳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
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1957 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进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大计，均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俱进”。
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
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4 月5 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终于尴尬下台。
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 年4 月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任内，正逢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3 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心血。
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 年6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总”的权责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适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可延伸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到“美丽岛事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
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令人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宅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1981 年11 月25 日，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有违诺言呢？
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势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警总”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
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1932 年3 月，陈守山上任不久频频与外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动围剿陶百川的计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5 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党外人士等问题时常波折迭起，当局心目中，虽能肯定他在军方的”地位”，却无法让他放手一搏，尤其在李亚苹事件处置不当，又被美国“将军”后，他似乎从公开场合中消失了，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身”，也有人说他在“韬光养晦”以待晋升，可是以陈守山所处地位而言，“有职无权”，正是具体写照。
附录二
神秘的“军事情报局”据台湾有关资料披露，现制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是个新机构，它是1985 年7 月1 日成立——由原来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及“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而成。这两个机构合并时的“情报局”局长是汪希苓，中将衔，而“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是张健人少将。合并后，第一任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张健人为副局长。不久，汪希苓因“江南案”受囚，张健人则退休，继任局长是黄世忠中将。
“国防部情报局”乃是由“军统”系统演变面来，它的前身为“军统局”和“保密局”，至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则是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所成立。据说，曾任“警备总司令”、“参军长”的汪敬熙是第一任“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情报局”与“特情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都是“敌后情报作战”，分为两个机构的原因乃是以往情报特务“双轨制”的传统所致，俾使其内部竞争，达到内部的制衡。但自两者合并之后，“军事情报局”的权力已开始集中于“参谋总长”手上。
作战单位分为9 处
目前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所在地仍是芝山岩老“国防部情报局”的旧址，其内部组织架构如下：
（一）作战单位：主管均为少将衔。
（1 ）一处：政策规划以及总体情报作战计划。
（2 ） 处：情报研整与指导：研整之情报资料分别发送及呈阅“总统”、“总长”、各军种。
（3 ）三处：主管海外地区基地的发展、人事、作为、指导等。
（4 ）四处：“敌后”情报人员的发展与派遣。
（5 ）五处：主管“敌后武力”组织之发展。
（6 ）六处：主管心战策反及谋略。
（7 ）电子作战处：主管电波侦测、通讯截听、防制“匪波”、破解密码等。“电子作战处”在台湾许多地方都设有军事情报专门电台。
（8 ）交通中心：主管与“敌后”及海外基地的联络事项，包括联络办法的制定、通讯材料的送达、情报人员的进出等。
（9 ）情报研究室：主管专门作战计划之研究、情报资料之研整与汇编等。
（二）行政支援单位：主管亦均为少将衔。
①人事室。
②军法处。
③后勤处。
④主计室。
⑤军事情报学校：由原“情报局干部训练班”扩大而成，校址在阳明山碧湖农场附近。
“军事情报局”的局长为中将衔，有两名副局长，分管政战及后勤支援。
除此之外，从1988 开始，各军种强化作战业务，所有情治系统（包括安全、情报、治安警政）均纳入政战范围，因而各机构原来的“督察室”相继改隶，“军事情报局”的督察室也改名为“政战部”，其人员由“国防部总政战部”统一调派，亦为少将衔。
在“国军”的军种分科里，有所谓“步”、“炮”、“装甲”、“政战”……
等兵科，但“军事情报”却没有专科，而是纳入“通讯”兵科，因此，“军事情报局”的人如果穿军服，佩戴的军科徽章均为“通讯”。专业的军事情报人员来源则有下列几类：
①“情报局”时代的各期“干部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受训期间为一年半至两年半不等。
②“国防部特情室”时代的“基干班”。
③“情报局”时代以迄目前的“军事情报学校”，为大学毕业生所办的“文职班”、“军官班”、“特别班”等。
④“情报学校”成立后所办的各种班次，基本干部受训两年，有专科毕业学历。
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接近权力核心，加以传统深远，各种班次种类杂多，这个系统多年来一直有几个特色：
①内部斗争剧烈，历任局长几乎都是干到局长之后即仕途结束，主因即是被斗垮台。
②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机密度甚高，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为国民党一切机构之冠。
③“军事情报局”在台湾的“权力等级”上排名极高，因而蒋介石和蒋经国对这个机构都甚为重视，局长任命均由他们自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更是经常巡视这个单位。
与美情报合作极多
六、七十年代初期，是“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当时仍是冷战时代，“敌我对峙”严重，台湾军队突袭活动亦经常进行，这些活动并非正面的军事作战，而是试探对方防务并藉机从事情报支援的情报作战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突袭，差不多都由情报局策划兼执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与中国关系尚未解冻，美国的“中情局”、“国家情报局”等军事情报机构也都需要以台湾作为军事情报搜集的重心，因而情报局与美国的情报合作极多，除了U —2 高空侦察机的合作之外，尚有广泛的情报合作、人员代训、情报交换等。台湾当局也曾意欲在大陆发展所谓的“敌后武力”。
根据原则自行布建
不过，由于中国本身的稳定，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上述的许多工作都逐渐有了改变。据透露， 80 年代以来，“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主要的内容已变为：
（1 ）由于两岸关系已趋向缓和，台湾军方已奉命不得挑起紧张，因而“军事情报局”几乎已不再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进入大陆，以免这种被称为“基本同志”的自己人失风被捕，造成两岸关系重现紧张。
（2 ）由于“直遣”停止，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依赖电子作战，包括截听、破密等。近年来，“军事情报局”大力强化“电子作战处”，可以经由卫星、载波电话的截听等搜集到极广泛的军事情报。
（3 ）强化“海外基地”的建立。据了解，由“军事情报局”在差不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据点，这些据点不透过外交途径建立，也不请求地主国同意，纯粹是“军事情报局”根据“地下工作”的原则自行布建，因此，有时候失风，会被地主国发现而遣返或驱逐，香港即是个例子，“情报局”时代，它的地下组织曾多次被查获而驱逐。这些“海外基地，除了在当地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资料外，另一重要工作即是吸收大陆人士作为（情报细胞）。”（4 ）对大陆的情报工作，目前以吸收大陆人为主，“海外基地”以及金马“情报局”工作站的人员，在吸收到了之后（金马主要以吸收大陆渔民为主），一般都就近施以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训练重点不外军事情报的搜集方法以及未来联络的方式等。除了特别重要的情况外，双方未来的联络都以通信为主。“军事情报局”在某些地点也找到了一些“敌后志士”，设立了“情报电台”，但因电台发报极易被侦测，危险度太高，因此，这些电台设置了之后，一般都只联络一次，用以证实可以联络得上，然后即停止发报，开始潜伏，以备将来有特殊需要，他们才能拍发“预警情报”，发挥作用。
（5 ）据透露，自开放探亲后，常理上，“军事情报局”必然藉机大量派遣情报人员进入，或者利用探亲人士来发展情报组织，其实则否。一位“军事情报局”高级人士表示，一个未受过专业情报训练的人进入大陆工作，由于心理负担，行为必然怪异，很容易被大陆的反情报人员识破，因此，情报局极少利用探亲人士从事情报工作；同时，利用探亲人士从事情报工作，被捕获后，很容易造成政治后遗症（例如大陆停止对台胞开放等）。但这并不表示近年来“军事情报局”从未直接派人进去过，“情报局”直接派人大都是找一些绝对安全的人士（例如华侨等）。
（6 ）早年，“情报局”曾试图在大陆发展“敌后武力”，但几乎全无效果，甚至没有意义，因此，此种“敌后武力”的工作已告停止。
根据一位娴熟情报工作的人士表示，“军事情报局”已吸收大陆人从事情报工作，再由这些人发展组织。不过，他认为，大陆的社会形态与台湾不同，它们除了少数大都市之外，人口流动慢，街坊相熟，反情报工作容易展开，台湾情报人员去后很容易被识破，这也显示情报工作的不易。这位人士甚至指出，1988 年，一位情报局退休的“督察室”副主任回大陆探亲，一到故乡，大陆即有来人出面接待，并主动表示知道他过去的职务，尽管态度友善，并无刁难，这也显示出大陆反情报单位对台湾情报部门的熟悉。
这位人士透露，“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乃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它与各军种的情报署并无隶属关系，纯粹自行作业，也不受“国家安全局”管辖。由于它总计专职可聘雇人员多达4000 人，而且电子设备良好，已有自足的情报收集能力；加以海外基地多，活动亦相当活跃。自1989 年大陆政治风波之后，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往介入大陆“学运”及“民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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