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七
1931年“九·一”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杨在中共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张、杨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杨；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底，日军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万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4月6日，日军后撤，中国军队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军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介石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抗战初期，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军之手。此外，蒋介石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1938年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 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军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大火燃烧三日，烧死二万余人。11月20日，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 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此外，1942年3月，蒋介石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1940年底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介石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几乎全军遇难。“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及美英盟军加入大规模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也在各个战场展开战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旗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代表（中国代表为徐永昌）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上将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八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纷乱复杂，而蒋介石嫡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争斗不息。蒋介石不仅无法遏止各种派别的形成，反而有意无意地扶植这一派来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由于蒋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别很多，无法一一叙述，在此，我们加插一节谈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蒋系中的四大派别。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889年生。何应钦早年就读贵阳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与谷正伦（贵州安顺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曾回国参加辛亥之役，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手下任职，认识了蒋介石。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
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介石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介石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
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介石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毕业后，在浙军中任职。同年底，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粤军，陈诚私自报名，随邓演达南下广州，任副官、连长等。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诚被调入该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立有战功，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战争时，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攻下南京后，升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四·一二”政变后，陈诚追随蒋介石，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他属下的主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胡琏、高魁元、尹俊、阙汉骞、戴朴、叶佩高、吴仲直、刘云瀚、彭战存等。1931年底，第十八军已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1931年底，蒋介石将干女儿谭祥（谭延闓 之三女）嫁给了陈诚，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此后，在蒋介石的提携和扶植下，陈诚更加青云直上，历任“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宜昌行辕参谋长、武汉行辕参谋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的职位更加显赫，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陈诚的冒升以及陈诚军事集团的壮大，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其实力完全足以与何应钦抗衡，而陈诚又绝对忠于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对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并不会过分担心，只是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才出面调解，平息事端。
陈诚虽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但说到出身，则属保定军校。因此，他独揽大权，自然会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系的不满。蒋介石虽然宠爱和重用陈诚，但是，也培植了别的嫡系势力，以遏止陈诚派系的过分的壮大，这就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字寿山，号琴斋，浙江镇海人，1896年生。1915年，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考丰县高等小学任教。后与考丰人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失败，又遭到婚姻问题的打击，便于1924年春离家出走上海，得旧同学章旭初的资助，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
由于胡宗南谨小慎微，又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时，历任营长、团长，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后，胡宗南被蒋介石晋升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将军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他又是黄埔学生中最早被提升为师长职务的。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旅十三个团，是蒋军中最庞大的师，也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嫡系部队之一。后来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就是从这个第一师发展起家的。
此后，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大力持植下，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他已拥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岳第三十七、范汉杰第三十八和李铁军第二十九四个集团军以及其他部队，兵力合计四十余万，统治着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诸省，成为了“西北王”。
胡宗南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第一师的。后来又加上一个“七” 字，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西安）毕业的。胡宗南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介石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 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介石对胡宗南愈益宠信。
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介石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陈诚节制，这对胡宗南来说，也是沉重一击。不过，在陈诚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议拒陈策略，自己则上华山“养病”。陈诚到西安后，对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7月，蒋介石又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黄埔军校师生，以杂牌军而成为蒋介石嫡系亲信的极少，而汤恩伯就是其中一个。
汤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义人，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杭州体专后，不务正业。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同乡富商童乐勋赴日本留学。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考入士官学校，1925年因经济拮据回国，后得浙军师长陈仪资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在陈仪部任职，时陈仪已依附蒋介石，经陈仪举荐，汤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蒋介石，历任教导二师第一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纵队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率部北上作战，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第三十一集团军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和核心。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汤恩伯没有指挥部队和日军打过一仗，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汤恩伯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他深知黄埔系即蒋系，因此他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量任用黄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将领张雪中、陈大庆、关麟征、王仲廉、马励武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不久，他便拥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第十二军、刘昌义暂十五军，顾锡九暂九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纵队，总兵力号称四十万之众。于是，汤恩伯踌躇满志，自封为“中原王”，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介石的三张红牌之一。
汤恩伯当上“中原王”以后，目空一切，对辖区内的中下级官员随意撤换甚至杀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后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韩德勤，也得看他的颜色行事。1940年冬，蒋介石及何应钦的亲信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介石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介石当然要伺机削藩的。
九
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立即忙于抢夺抗胜利的果实。在8月11日，蒋介石便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抵抗人民军队受降。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宣布将中国战区分为十六个受降区，任命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傅作义、陈仪为受降主官，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对投降的一百二十多万日军及其日本战犯，蒋介石又用“以德报怨”的政策，实质是达到与日合流的目的，“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冈村宁次等大批日本战犯，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对投降的六十多万伪军，蒋介石也“既往不咎”，实行收编。大汗奸周佛海、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正、副总指挥，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伪军将领、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郝鹏举，分别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本想立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但鉴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民主，又鉴于大量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北、西南，未能开赴到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于是他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再三电邀延安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全面内战争取准备时间。
中共为粉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945年8月28日，由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对谈判其实毫无准备，毛泽东的到来，反使他十分狼狈和被动。9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商谈，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留下周恩来、王若飞继续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海、空运输力量，将大量武装部队运往东北、华北、江浙等地区，抢夺城市和交通线，并在接管区内大肆“劫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密令部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上党战役、察绥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战役等。
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一万七千人，在史泽波率领下，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属上党郡），意图分割太行、太岳两区，占领晋东南。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于9月10日发起进攻，连克屯留、壶关、长子、潞城，随即围攻长治。阎锡山急令彭毓斌率二万余人增援。刘、邓部队围城打援，激战五日，在老爷岭歼敌援军，击毙彭毓斌。10月8日，长治守军弃城而走，刘、邓部队乘胜追击，于12日歼敌于将军岭、桃川地区。是役国民党军被歼三万五千余人，史泽波以下二十七名将官被俘，国民党的战略部署被打乱。
10月中旬，傅作义指挥第十二战区五万余人主力部队向丰镇、集宁出动，进犯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妄图侵占张家口。人民军队于10月18日以五万余人兵力先行包围傅部二万四千余人困守的归绥。其后再以主力攻打包头。察绥战役使傅作义部损失一万二千余人。
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发动进攻，妄图打通平汉线交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四万五千人，由河南新乡，经洛阳向北进犯，企图同胡宗南部在石家庄会合。10月20日，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向国民党军发起反击。30日，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一万余人在前线马头镇起义。马法五率部南逃，途中被大部围歼。马法五以下二万三千人被俘。邯郸战役使国民党损失四万余人，打通平汉路的目的也未能实现。
10月中旬，国民党以十七个军四十余万人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以尽快打通津浦路。驻山东的人民武装与北调的新四军配合，于10日中旬主动出击，阻止国民党军北进。19日，攻下邹县、大汶口，歼日伪军一部。11月3日，在界河以北歼灭伪军吴化文部四千余人。12月中旬，攻占滕县及临城外围。至此，从徐州至济南间二百余里的铁路线为人民武装所控制，国民党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也未能实现。
在战争失利以及国际国内和平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5年12月31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同日，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宪章问题、和平建设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
然而，停战令的发布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都不过是蒋介石的和平烟幕，在其后的几个月中，蒋介石加速调兵遣将，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终于，1946年6月，蒋介石在准备就绪之后，撕下了和平的面纱，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内战。
内战开始阶段，蒋介石实行全面进攻战略，蒋介石及其主要战将陈诚、胡宗南等都乐观地认为“在三个月或六个内解决问题”。面对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中共采取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而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经过八个月的战斗，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包括张家口在内的一百零五座城市，但却损失兵力六十七个旅七十一万人。其中苏中战役（46·7—8）七战皆北，被歼五万六千人；定陶战役（46·8—9）被歼四万八千人；宿北战役（46·12）被歼二万一千人，第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自戕身亡；莱芜战役（47·1—2）被歼五万六千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虏；临江战役（47·1—3）被歼三万九千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攻势被瓦解。
1947年2月以后，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是陕北和山东解放区。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十三万人，南北夹击陕北延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蒋介石、胡宗南等只能空欢喜一场，接着急于寻找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决战，却又连连扑空。其后，在延安城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等地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伏击，损失惨重，仅沙家店战役（47·8），就被歼六千多人。在山东方面，蒋介石以顾祝同为总指挥，于1947年4月率领四十五万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中旬，华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将趾高气昂、推进最快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蒋介石想尽办法解救七十四师而无效，经过两天多的激战，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一个团被全歼，蒋介石的爱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孟良崮惨败，蒋介石痛哭流涕，自责不已。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严重挫折，其主力深陷在陕北和山东两个相隔很远的战场上，战略协同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他在各个战役中继续遭到惨败，损兵折将。1947年4、5月间的正太战役，被歼三万五千余人，丢失县城七座及正太铁路180公里，使石家庄成为孤城。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被歼五万六千余人，迫使蒋介石从陕西、山东调兵。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从石家庄北进增援东北的国民党第三军两万余人被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石家庄战役，经过六天激战，国民党丢失华北重镇石家庄，守军二万四千余人被歼，使共产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7年9月至12月的胶东战役，蒋介石企图以十余万兵力消灭山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国民党军被歼六万三千余人，被迫撤离胶东腹地。一年内战，蒋介石损失兵力一百二十万人。
人民解放军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果敢地进行战略出击。1947年8、9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太岳兵团（陈赓、谢富治）、华北野战军外线兵团（陈毅、粟裕）三路大军挺进大别山区，成“品”字形展开，瞰制中原，威胁武汉和南京。这一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继而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将战略集团分别放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
在军事上不断失败的时候，蒋介石仍念念不忘登上总统宝座。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行宪国大”召开，在一片扰攘声中，蒋介石终于被选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但是，军事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人民解放军不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到处遭到沉重的打击。1948年2月至3月的宜川战役（瓦子街战役），被歼近三万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被击毙，国民党被迫放弃延安、洛川。1948年3月至4月的洛阳战役，被歼三万五千人，青年军第二0六师师长邱行湘等被俘虏，洛阳被解放军占领。1948年3月至5月的临汾战役，被歼二万五千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被俘虏，晋南全境尽失。1948年6月至7月的晋中战役，被歼约十万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被俘虏，晋中地区除太原以外尽失。1948年7月的襄樊战役，被歼二万多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俘虏，襄阳、樊城被解放军占领。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被歼十余万人，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虏，山东全境尽失。
两年内战后，蒋介石剩下的一百九十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同时在东北、华北、中原与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展开战略决战，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十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拥有兵力五十万人。蒋介石以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为副总司令，赵家骧为参谋长，范汉杰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东北“剿总”共辖郑洞国第一兵团、卢浚泉第六兵团、周福成第八兵团、廖耀湘第九兵团、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五十五万人被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是撤是守，蒋介石举棋不定。9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包围了锦州，10月14日发起总攻，次日攻克锦州，范汉杰、卢浚泉等被俘虏。接着，长春守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率余部投诚，10月19日长春失守。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向锦州反攻，途中遭到阻击被围歼，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廖耀湘也被俘虏。随后，沈阳被围，卫立煌等乘飞机逃走。11月2日，沈阳、营口被攻克，周福成被俘虏。杜聿明、侯镜如则率残部由海路南逃。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被歼四十七万人，东北全部丢失。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当时，国民党军六十余万兵力，集结在徐州为中心，东至连云港，西至商邱，北至临城，南至蚌埠的战线上，被华东、中原野战军分割包围。蒋介石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聿明、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为副总司令，李树正为参谋长，杜聿明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孙元良、赵家骧为副主任，舒适存为参谋长，文强为副参谋长。徐州“剿总”共辖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黄伯韬第七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以及周渤的第一绥靖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等。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二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二万三千人在台儿庄、贾汪前线起义，使徐州北大门洞开。解放军首先打击的对象是黄伯韬第七兵团，11月6日至22日，该兵团在碾庄地区被包围全歼，黄伯韬被击毙。11月23日至12月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地区又被包围歼灭，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司令官黄维被俘虏。杜聿明率领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共三个兵团弃徐州西逃，在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又被重重包围，很快，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被歼灭，孙元良逃脱。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的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亦被歼灭，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邱清泉被击毙，李弥只身逃脱，杜聿明以下大量高级军官被俘虏。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刘峙就借故离开徐州。在整个战役中，蒋介石都在想尽办法解救黄维、杜聿明，但都无济于事。是役，国民党军被歼五十五万五千人，几乎都是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完全失去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南京及上海、武汉直接处于人民解放军威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