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的速成系，当时又已经形成了保定系和军官系。
保定系是由川军中四川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和这三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结成的派系。1921年熊克武发起驱逐刘存厚之战，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个师战败退保宁，因三人为保定军校同学，又同为刘存厚部下，加上当时同处困境，利害一致，初步形成保定系。1925年在驱逐杨森之战中，保定生刘文辉崭露头角，跻身保定系首脑之列。之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同驻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脑。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军官系是川军中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由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毕业生比起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待遇明显差，使得四川军官学堂的毕业生以同学相号召，互相联系，彼此照应，初步形成军官系。军官系实际形成并具有相当实力是在1926年间。当时，军官生李家钰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他与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不断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军易帜后，内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更激烈，在此后的数年间，又爆发了连场大战。
先说杨森，在易帜之前，即已进行投机，出兵配合吴佩孚部作战，进攻鄂西，夺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还想往东推进，结果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狼狈逃回万县。易帜之后，杨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难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私下对杨森许诺，攻下武汉后，汉阳兵工厂归杨森管辖。杨森见有机可图，自然积极卖命。
5月5日，杨森率四万五千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乘机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大败而逃至潜江，立足未稳，又遭到追击。仙桃镇之战，杨森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唯恐归路被截断，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抢先上了福川轮，逃回四川。不及上船的残部或逃散或被歼，向成杰一师被湘军程潜部收编。
正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发现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刘湘虽然接受蒋介石之命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但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的，却是杨森的部队，他自己没有受到损失。及至杨森溃败，他又企图占有杨森的驻地。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但又不便出面，于是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组织“四部倒杨”。2月，借范绍曾为父亲做六十大寿之机，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刘湘以为大功告成，即电告蒋介石邀功。但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惨遭败北。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也坐收渔利，得到了范绍曾师的全部武装和江北一线的防地。
刘湘自易帜后，对外积极投靠蒋介石，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得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了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了“二刘”天下。这里，需要简介刘文辉其人。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份却是刘湘的嫡堂叔。刘文辉幼年念私塾。十四岁后，先后就读四川陆军小学、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毕业回四川，在川军中历任参谋、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等，在四川军阀混战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后，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然而，刘文辉想统一四川又谈何容易！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还有，1929年后，蒋介石又与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打得不亦乐乎，也加速了刘湘与刘文辉关系的恶化。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还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成为蒋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钉。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下刘湘、刘文辉两强了。
七
北道之战后，四川呈现二刘对峙的局面。俗语说：“一山难藏二虎”，虽然二刘都在大唱“统一川政”，但又互不相让。1931年夏，二刘谈判合作，但毫无结果。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一方主掌大权，一方为副手；二是一方向外发展，一方坐镇四川；三是兵戎相见，胜者为王。谈判的结果，唯有第三条路可走，双方都在厉兵秣马，调兵遣将，准备在战场上见高低。
1932年春夏间，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与此同时，刘湘尽力拉拢和收买川军将领，壮大自己的阵营。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的矛盾，拉拢田颂尧反对刘文辉。继而又加紧与邓锡侯联络，致使田颂尧、邓锡侯都愿意站到刘湘一边，保定系分裂。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刘湘已下决心向刘文辉开战。而刘文辉也别无选择，唯有积极应战。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军阀混战，战线绵亘千余里，川北、川西、川南战火纷飞达一年多，四川大小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均卷入其中。双方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死亡达六万余人，耗资五千万元，四川人民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二刘大战经历的时间很长，其间又分成若干个大战役，所以需要从头细说。
1932年10月初，刘湘唆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泽洲，首先从南充下游李渡场向刘文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二十四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10月12日，以刘湘部师长唐式遵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师旅长通电讨伐刘文辉，并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隆昌、泸州等进进攻，二刘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田颂尧在刘湘的支持下，乘势力胁迫刘文辉撤出成都，刘文辉决定解决田颂尧，免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对付刘湘，于是，集结兵力于东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带备战，刘、田双方爆发了省门之战（又称刘田成都巷战）。11月16日，两军打响，战斗在市内进行，自西到东，无街不战，无巷不争。经历了煤山争夺战、东郊之战、北门簸箕街决战几个阶段，田颂尧部被困于城内西北一隅。这时，邓锡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调停，刘文辉急于结束战争，也同意邓的调停。11月22日，刘、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三军重新合作；刘军让出北道交通线；田军向新都撤退；城内两军恢复原状，由邓军执行中立任务。11月25日，省门之战结束。这场成都浩劫，刘军死五千余人，田军死四千余人，双方伤者一万余人，因战祸受灾的成都难民则达二万七千余人。
在省门之战结束后，刘文辉急将大部分兵员东调，刘湘与刘文辉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场大混战。刘湘以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县。刘文辉则退守隆昌、泸州一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县城为主要据点，企图扼沱江之险以抵挡刘湘之师。10月28日，刘湘出动飞机、军舰轰击泸州。11月18日，刘湘越过沱江，王缵绪攻打内江、唐式遵攻打富顺，潘文华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缵绪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沿沱江进攻泸州。刘文辉之师长夏首勋率第二、第三师主力阻击，刘湘久攻不下，只好放弃围攻泸州重镇，集中主力攻打富顺、内江。两军对峙，战线长达四十余里。在刘湘的强攻之下，刘文辉终将资中、富顺、内江等地丢失。刘湘秘密买通泸州守军，加紧进行炮击轰炸。12月23日，泸州守军军心动摇，被迫接受刘湘收编。12月26日，刘湘进驻泸州并溯江而上，直取宜宾，刘文辉败退荣县、威远，沱江大战结束。
沱江大战之后，刘文辉以夏首勋为一路，张清平为二路，林云根为三路，陈鸿文为四路，冷寅东为第一预备总指挥，唐英为第二预备总指挥，集中主力于乐山、井研、仁寿、荣县、威远一带，以荣、威为重点，设总指挥部于眉山。刘湘以一路总指挥唐式遵在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三路总指挥王缵绪、范绍曾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迎战。12月4日，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全面战斗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出动五万人马，双方展开连场血战，伤亡惨重。由于刘文辉部顽强抵抗，刘湘部节节后退，转攻为守。这时，刘湘见战局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向刘文辉议和。刘文辉打算乘胜进击，消灭刘湘，但12月19日，刘文辉旅长陈鸣谦突然在资中倒戈叛变，所部被刘湘改编为师。邓锡侯、田颂尧又背叛成都协议，出师援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后路。杨森、李家钰也有进攻之动向。刘文辉权衡利害，不得不于12月21日令冷寅东在老君台与刘湘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乐山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余部队仍屯原地，军部仍回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胶着状态。
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不和。1933年春，刘文辉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刘文辉及不少将领都认为，在省门大战和荣威之战中，邓锡侯都在暗中作祟，应该加以讨伐，但这意见遭到保定系军官的反对，认为保定系互相残杀，实属不明智之举。刘文辉一意孤行，于4月间以川西平原为中心，重新布置兵力，与邓锡侯展开了毗河之战。5月6日，刘文辉开始发动进攻。邓锡侯沿毗河布防，并主动放弃温江。邓锡侯部师长黄隐为阻止刘军进攻，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毗河水顿时猛涨，两岸泛滥成灾。刘军数次强渡未成，两军对峙一个多月。鏖战之际，邓锡侯决定依附刘湘，其部由刘湘指挥。6月25日，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六人联名通电，准备武力制止刘、邓纷争。刘、邓两军内保定系同学已无心再战，于新都三河场开会，签订和约，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并打算脱离刘文辉。7月2日，刘湘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3日，刘文辉放弃井研，自知无法取胜，遂由冷寅东出面于同日致电刘湘，称“二十四军退出成都，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统一”。7月8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7月14日，邓锡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
刘湘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进击入川红军。刘湘为彻底消灭刘文辉，乘势力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联合全川大小军阀在成都成立了安川军，分东、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个团，开赴岷江东岸与刘文辉对峙，岷江大战（又称安川大战）爆发。8月1日，刘文辉退集岷江右岸，发起反攻，但徒劳无功。双方隔江炮战，均无进展。刘文辉派参谋长刘吉甫到成都请刘湘息兵，要求政治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成功。8月13日，刘湘下令总攻。邓锡侯派人收买了刘文辉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投诚，岷江防线开了一个缺口，邓军主即抢渡过江，刘军守江部队惊惶溃败。此时，旅长彭韩又倒戈，刘军全线军心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也顾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刘文辉总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个立足之地。而刘湘，则占有川东、川南、川西地区八十余县，军队扩展至十余万人，登上了四川霸主宝座，为全川归于统一奠定了根基。至此，二刘大战宣告结束，而长达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
八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即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先后对付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10月，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分别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出任一至六路总指挥，对红军各方面军展开围攻，然而，却遭到失败，刘湘先后将刘存厚、王陵基撤职查办。
1934年间，刘湘又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推出“神仙”军师刘从云为委员长。刘从云原是乡间测字算命先生，曾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有道徒一万多人，刘湘等川军将领也入了道，营以上军官有百分之九十也是道徒，皆尊刘从云为军师。故此，时人讽刺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这次，刘从云用“神术”指挥“剿共”军事，结果被红军击溃二十多个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开始长征。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派出中央军十个师到四川“援助”刘湘，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即与从上海约来的邓汉祥密商，决定无论如何，要阻蒋介石派兵入川。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达成了三项决定：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12月10日，刘湘返加四川。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
这里要谈谈参谋团的情况。蒋介石早想控制四川和西南，在派中央军入川“援助”刘湘“剿共”的提议遭到刘湘抵制后，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简称参谋团）的名义派其亲信进驻四川，1935年1月20日开始在重庆办公。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杨吉辉为副主任，下设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和总监处等机构。参谋团率康泽的别动队入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实际控制了全川军队。它规定川军中师长以上军官要定期向参谋团汇报军事；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必须分报参谋团；参谋团向四川各路派员督察，实行监军；参谋团政训处派员到川军各军师设立政训处，还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中营以上干部，进行分化和拉拢。参谋团别动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活动。参谋团入川后对川军恩威并施，监督“围剿”入川红军，但遭到失败。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规定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军费减发三分之一。8月，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参谋团在四川近一年的活动，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深以为虑，不得不想办法对抗。首先，他在改组省政府时，尽量任用自己的亲信，如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财政厅长刘航琛、民政厅长甘绩镛、总参议钟体乾、川军参谋长傅常等，都是他的亲信幕僚。另外，刘湘还宣布废除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在军队方面，刘湘仿效蒋介石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松散组织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又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武德励进会对外保密，会员全为实职营长以上亲信军官。武德励进会在川军中每团设有小组，起着团结、监视、控制部队，防范蒋介石收买部队将领等作用。在川军缩编点验中，刘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共九十六个团，缩编为六十个团，但刘湘将其余部队又纳入于省府保安部队，改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菜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为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六个师；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五个师，两个独立旅。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部队组编虽然没有变，但两集团军却被蒋介石调往各处。11月12日，刘湘抵达南京，设长官部于赤壁路，由参谋长傅常主持事务，刘湘则急于和出种部队取得联系。11月中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分两路向南京进攻。刘湘当即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起来，保卫南京，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刘湘本来是抱病出征，此时，旧疾突发，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芜湖，再送往汉口万国医院就医。
刘湘在病中，不忘抗战，稍有好转，即与来访者畅谈抗日大计。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又写下遗嘱，勉励出征川军英勇杀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月13日，刘湘先后和冯玉祥、何应钦谈过话，不久吐血半痰盂，从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刘湘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陆军一级上将，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国葬典礼。刘湘是四川的大军阀，有反人民反共的罪恶，但是他能结束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应算一件功绩，尤其是他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由于刘湘力主抗战，且“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极大地激励了川中子弟。在国民党军队中，川军是抗战最英勇的部队，无数川军将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我们前面提到的川军军官系首领李家钰（四川蒲江人），在抗战开始后历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21日在豫湘桂战役中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在成都南郊修建李将军陵寝。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保卫战中，举枪自戕，以死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后在成都中山公园内铸铜像一座，并竖立“饶上将国华纪念碑”。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代军长王铭章中将（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将军遗体安葬于新都家乡的国葬墓园。成都少城公园铸竖了王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四川成都人），1943年11月3日在常德会战中，身负重伤，举伤自戕，以身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此外，川军中的很多将领都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邓锡侯，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曾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潘文华，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范绍曾，曾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黄隐，曾任第九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曾任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七军军长；罗泽洲，曾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等。
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预感到首都南京难保。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乘海军舰艇从南京沿长江西上，政府和党部各机关也陆续出发。11月26日，杨森一行抵达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虽迁到了重庆，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却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其军政重心一度又迁移至长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才迁抵重庆。
抗战开始后，刘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处理。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故之后，王缵绪就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并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接任四川军政，但又担心四川的留守军人不满。后来，蒋介石听取了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的建议，让其实并不孚众望的王缵绪接任，以便随时可取代。3月，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与刘湘、杨森等同学，后成为速成系重要将领，为刘湘统一全川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缵绪志大才疏，威望不高，当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顾问张澜。他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不仅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川军保定系第二号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参与反对刘文辉的战争。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病逝汉口后，邓锡侯便成了川中军界第一号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从抗日前线回川任职后，除了策动川康七师长驱逐王缵绪外，对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都能以他所说的“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为了抗日大局，他还要常常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区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动员四川军民支援抗战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乐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学堂副官、队官等。民国成立后，王陵基历任团长、师长、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总指挥、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着手实施所谓“安川应变”计划。他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二十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乾、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乾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这批人物已先后作古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迫于形势，也于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义。但王缵绪本人于起义后，以“年老”为词，拒绝参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缵绪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逮捕关押，1960年病死于监狱，是川军起义将领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率部与解放军顽抗，后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台湾当局任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窜至西康越崔县境内时被解放军击毙。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负隅顽抗失败后，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只身外逃，经乐山、宜宾，走到江安时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上将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获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够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只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三人均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杨森于1977年5月17日病逝。孙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还想加上一句：曾在川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以及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还有在杨森部工作过的陈毅（四川乐至人），1927年后都成了共产党红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