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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历史始于康熙时代。康熙皇帝从1662年至1722年统治中国，他是天子，也是天朝大国的统治者，北京是他的帝国首都，也是其世界帝国的中心。当他在17世纪后期完全巩固其无上权力之时，就已经在北京西北近郊的西山脚下，重修了许多辽金时期，以及明朝亲王们遗留下来的残破苑囿和园林。康熙的第一座重要宫苑就是畅春园，他自称是在原来属于明代武清侯李伟已经破旧的清华园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根据朝鲜人的观察，与圆明园相比，畅春园是一座非常朴素的皇家宫苑。在1720年，俄国公使因接受康熙的款待，而有机会一窥这座宫苑。这些俄国人称之为“Tzan-shu-yang”，就是畅春园的俄国发音。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优美的庭园，一排排的树，宏伟的正殿，以及许多漂亮的皇家房舍。到了1722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在这座宫苑里驾崩。
在1709年，基于风水上的考量，康熙选择在距离畅春园500米到600米远的一个地点，兴建一座崭新的宫苑，不久就被取名为圆明园。当圆明园的第一阶段工程完成时，康熙很慷慨地把它赏赐给他的第四子胤皇子。这位皇四子确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尽管一直有流言说他以不当手段夺取皇位。他最终继承他父亲的皇位成为雍正皇帝，并且将圆明园变成主要的帝王宫苑，把畅春园留给皇太后和她的皇室成员。雍正的继承人继续把圆明园用作皇家御园，无可避免地取代了康熙的畅春园。不过，畅春园因为由皇太后所居，所以仍然是一座重要的帝王宫苑。此园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宫门、庭园、殿堂、楼阁、廊馆、藏书楼、码头，甚至一条虚构的买卖街。乾隆皇帝经常到畅春园探望他的母亲，他于1778年，为表达对母亲的敬爱，在园内建造了恩母寺，就像雍正建造恩佑寺来表达对他父亲康熙的敬意一样。直到嘉庆皇帝把绮春园作为他母后的居处之后，畅春园才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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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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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四子胤于1709年圆明园完工后不久，就迁入使用。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规模仍然不大。不过，此园并不是明代残破旧园的新修，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新园。根据周维权的估计，圆明园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前湖和后湖之间大约91英亩（约552亩）的土地。可是，张恩荫对这个估算提出异议，认为从皇子胤咏圆明园的几首诗可知，这座园林已经延伸至后湖的范围以外了，所覆盖的范围不会小于180英亩（约1093亩）。不管谁对谁错，圆明园在完工时的范围不会小于它以后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圆明园在1722年已经很壮观了，足以让皇子胤邀请他的年老父亲康熙和他的儿子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来到牡丹台，欣赏盛开的牡丹花。
皇子胤于1723年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之后，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皇太后突然去世而延后了正式宣布圆明园为新皇帝的主要皇家庭园。他作为一个孝子，遵守了一段居丧期，因此暂停享乐的生活，并延迟移居圆明园。雍正直至1725年8月27日，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之下，才决定停止服丧，到了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才正式住进圆明园。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11辆马车的护送之下，从北京出发到达他的帝王宫苑。亲王和大臣们赠送皇上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
虽然雍正只在圆明园住了两天就返回紫禁城，但他已经决定把这座宫苑除了当做休憩之处外，也要用作处理政务的地方。他正式向吏部和兵部做出谕示：“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此后他又颁布命令，重申这项谕示。自1725年园居起，每天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跟在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方式完全一样。这里很清楚显示，他想要确定他的园居，不会妨碍日常政务的进行，反映出雍正对可能批评他疏忽职守的言论十分敏感。他确实要一再为他的园居做辩护，强调园居不会影响政务。因此，他把自己在圆明园内处理政事的地方命名为“勤政殿”，并非偶然。
虽然雍正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至少在一开始，官员们在安逸的庭园气氛中，并不认真处理事务。当雍正在1726年1月20日坐在勤政殿中的龙椅上准备听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进奏。雍正的不悦形之于色，斥责园居绝非怠忽政事；刚好相反，就他自己而言，在圆明园这样舒适和愉快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语带威胁地警告，如果大臣们继续在园里随便处事的话，就视之为大臣们反对他在圆明园里生活。
不久之后，皇帝和大臣都习惯了在帝王宫苑内处理政务。雍正明显地被诱人的周围环境和天然景致所吸引，因此居住在圆明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渐少。他逐渐变得很不情愿离开这座宫苑。他开启了清朝皇帝经常过园居生活的传统。
雍正皇帝决定于园内处理政务之后，在圆明园和北京之间，开了一条沿途有漂亮柳树的优质石板路，根据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的估算，这条路大约有6英里（约9.7公里）长。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后跨越在护城河上的高梁桥，最后往西北转入海淀区，然后就可抵达圆明园的大门。这条路让皇帝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经常往返，变得方便。每当皇帝抵达圆明园的前门时，满洲亲贵、满汉大臣、南书房的亲信文士，以及数队士兵都会列队迎接，以示尊崇。
这条路当然也满足了那些从官员到工人必须经常往返圆明园的人之方便。一般来说，一个人要从紫禁城出发，及时在早朝前抵达圆明园，就必须在半夜出发。因此，日常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尤其对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说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圆明园的早朝。特别在严寒的冬天，当彻骨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吹来，雍正会豁免大部分的官员来圆明园觐见，紧急情况除外。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允许副手先代呈奏折，正员可以在当天稍晚时到达圆明园。
历史学家普遍视雍正为俭朴的皇帝，但是如果从他扩建和美化圆明园的做法来看，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早在1724年，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的计划，并授权木料的采购。最初的工程是要满足行政管理之需，包括巨型的正大光明殿和殿堂旁边用来容纳侍从和宾客的别馆。一般的中国园林为自政治圈退隐下来的官员所居住，而圆明园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些行政大楼没有完工之前，雍正就在“九州清晏”（由九座人工岛在前湖和后湖之间排成半圆形）的寝宫里设置他的临时理政厅。我们由此可知，在1726年之前，也就是雍正在位四年左右，在九州上的建筑大致已经落成了。
雍正在1727年仍然感觉到需要为他长居圆明园做出辩护，因为他自觉儒家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容许逸乐。他在谕旨中表示，他真的需要圆明园宜人的环境，来尽他作为天朝大国君主的职责。他似乎要证明他说到做到，不但要求他的官员在园内努力工作，他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尽他所能地勤政处事。他为了不断警惕自己，在正大光明殿里悬挂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上面写着：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这还不够，在他的御案后面还展示着两个引人注目的大字：“无逸”。他并且在其宫苑里的理政厅的墙壁上，刻上一篇文章，内容是表示他如何严肃看待他在维持和平与繁荣上的责任，如何决心维护这个帝国，如何了解他维持帝国的责任并不比他的父祖辈艰难创业立国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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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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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许诺并非空言，他在理政厅内花非常长的时间，来批阅奏章，以及与亲信议政。由于有太多的问题要等他来决断，他在圆明园里的日子，即使夏日炎炎，也没有一点点的空闲。事实上，不管什么季节，雍正很少会在圆明园里错过他的理政时间。据我们所知，雍正有一次在理政厅里聚精会神地工作直至深夜，浑然忘了时辰。他作了一首诗记下这次经历，希望黑夜中的明月能为他工作至夜深做见证。
雍正在圆明园北端开辟了一大块田地，称之为“多稼如云”，是园内的景点之一。此景与其说是为了玩乐，倒不如说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关切。他视察如何犁地、播种和收割农作物等等，来表现他对广大农民生活的关注。在1729年的8月里，他在园内又添加了蚕桑农场，并指派一名首领太监负责监督。因此，那些在园里农区工作的男男女女就被编成桑户，成为不断成长的园户当中新的成员。蚕丝品的生产又导致在万寿山麓下建造了织染局，以便于蚕户行取养蚕蛮子、蚕纸等材料。
一旦雍正皇帝把圆明园用作日常的居所，这座皇家庭园的安全与护卫必须得到加强。园内原本只有包括180名骑兵和440名步兵在内的620名绿营官兵，但雍正掌权之后的1724年，园内已增兵至1000人，包括200名骑兵和800名步兵。在隔年的春天，军用练兵场也告完工。每一名士兵因其身负护卫这座帝王宫苑的荣耀职责，可以得到20两白银的额外奖金。
由于圆明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圆明园八旗的护卫兵力达到3232人。这支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他们武艺精湛，是从可靠的部族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久之后，这支御林军固定为3256人，包括136名军官和3120名士兵，归两名满洲亲王指挥。经过几朝皇帝下来，这些御林军都驻守在圆明园的四周。他们有两个主要职责：平时守卫圆明园的安全，在特殊的节日里增援皇帝身边的侍卫，使皇帝和他的侍从能在园内畅行无阻。平常日子的训练则包括骑马和射箭，偶尔皇帝也会参与操练，在园里的西南边就有一座巨大的操练场，并且有一座高耸的阅兵台，就是为了这个用途。根据1747年的记录，又有2328间额外的营房完工，以便容纳更多的军队。
尽管雍正在圆明园内勤于政务，但他肯定不会抑制自己不去享受园林之乐。他特别喜欢在福海这个园内最大的湖泊上泛舟，他经常邀请宾客（一般都是大臣和喜爱的嫔妃）在平静的湖上观览风景。他乘坐的龙船后面，通常会有大约三十艘船跟随着。到了晚上特别是节庆之夜，在漫游之后则有精彩的演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更加喜欢在湖中漫游。教士王致诚有一次获得成为皇帝贵宾之一的荣幸，分享了泛舟的乐趣。他描述湖中有许多镀金和闪亮的船只，用途各异：有时候是用来透透气，有时候是用来垂钓，有时候是用来对打、作战或布阵。看来皇帝和他的侍从们在泛舟的时候，同时观赏各种不同的湖上活动。
庆祝农历五月上旬的端午节，是湖上一年一度的大事。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他为了唤醒楚王的良知而投河自尽。龙舟竞赛的出现，相信不会晚于公元6世纪，赛龙舟是为了寻找这位溺水的爱国诗人。满洲皇帝在这座帝王宫苑内，庆祝中国所有的重要节日。每年一度在福海里的龙舟竞赛，除了大雨天之外，很少会被取消。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皇帝和他的宾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抵达福海时，几艘鲜艳的龙舟就会在湖中打鼓舞旗，开始竞赛。这跟全中国一般民间过节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在比赛过后，主人和他的宾客就在湖边的花岗石岸登陆，然后走向一座半月形的台阶，最后沿着两旁种满鲜艳花卉和树木的大道，走回住处。
湖边是在日落之后观赏烟火的最佳地点。当烟火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时，也照亮了许多建筑物屋顶上挂着的不同造型与色彩缤纷的灯笼。乾隆亦喜欢在湖边欣赏满月。有一则流传的逸闻：在一个仲夏之夜，当乾隆和他的侍从正在明亮的月光之下于蓬岛瑶台上欣赏京剧时，突然响起一阵阵吵闹的青蛙声，场面十分尴尬。这时候聪明的大学士刘墉（1714—1779）半开玩笑地乞请乾隆下谕旨，命令青蛙闭嘴，皇帝同意并让他的诏示投入湖中，忽然奇迹似的青蛙立即停止了叫声。刘墉赶紧恭贺皇帝法力无边，并讲了一番奉承的话。但没多久，青蛙又恢复了它们烦人的叫声；惊慌的官员和太监们只能焦急地投石入湖，希望可以把青蛙吓跑。
据说雍正特别喜爱位于福海北面的那栋华丽楼阁，在那里可以观赏到夕阳斜照的西山之峰（这个景点完成于1728年的7月）。这里的环境让他感觉开朗而摆脱烦恼。在这座主楼的后面，有被一排木兰树所围绕的含韵斋，根据在宫里当差的于敏中所记，当木兰盛开之时，空气中充满芳香。在农历七月份的第七天，就是七夕节，那天日落之后，雍正会到这里与一些皇室成员和后妃们举行盛宴，同时观看牛郎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景况。
雍正皇帝对于“洞天深处”──位于圆明园东南边一个隐蔽的区域──亦有特殊的情感，因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他亦因此在这个地方竖立了一块碑作为纪念。后来，就在这个景点上成立了皇家学校，并建有教室和宿舍。当乾隆还是皇子弘历的时候，就跟其他皇子一起在这里上课。他一直记得那些让他忘掉时日的清静白天和美丽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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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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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秋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破这座皇家御园的平静。根据一位目击地震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录，这座漂亮宫苑的震后情况，令人哀叹。当地面在9月20日震动时，雍正皇帝逃至龙船上避难，整夜在船上度过。由于震后的恐惧，他跟家人有一段日子住在大帐篷里。即便到了10月5日，他仍然在他的帐篷内接见欧洲的传教士。地震让他变得谦逊，就如同在他之前的天子一样，视地震为来自上天的警讯。他因而下诏罪己，以期获得上天的宽恕和原谅。至于修缮震后的圆明园并非难事，因为皇家的银库仍然充裕。
雍正在圆明园内度过他大半生的时间，他很少离开这座宫苑。整体来说，他享受了美好的时光，他的愉快和欢乐充分表达在他所作的一首诗作里：
禁园宜雨复宜晴，
别馆春深枕簟清；
数片落花惊午梦，
一声渔唱惹闲情；
暂移榻向松间坐，
恰听禽来竹里鸣；
唯有东风知我意，
满池新绿浪纹生。
他在园内的乐趣是多样的：他沉浸在周围美丽的环境中，观看日出和日落，在优雅的楼阁里阅读和写作，或与官员和亲人在殿堂上或斋阁里聊天，在花卉盛放的庭园内，招待宾客。最后，他于1735年的秋天发病后的第三天就在圆明园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雍正隐秘的宫廷生活及突然逝世，无可避免地引起许多谣言。有个说法是，雍正是被著名的明朝忠臣吕留良（1629—1683）的女儿吕四娘所刺杀，但是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雍正的暴毙似乎是因为误服丹药所造成，有很多道教术士住在园内，包括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为他炼丹制药治病，这并非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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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黄金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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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弘历的继位，无可争议。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里留下一份密诏，钦定弘历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当雍正身后的诏谕被宣读之后，皇太子弘历就在园内继承大统，然后护送雍正的灵柩返回紫禁城。乾隆皇帝登基后并服满三年之丧，就正式于1738年进住圆明园。这位年轻皇帝原是在圆明园内出生和成长的，长年以长春仙馆作为居所。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在九州的牡丹台，跟他的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一起共享了那次传诵一时的赏花会。数年之后，也就是1722年的时候，这位年幼的小皇子再一次跟他的父祖在他们所喜欢的宫苑里，庆祝赏心悦目的牡丹花季。这两次在圆明园的牡丹台三朝清帝聚会的盛事，被引以为傲地记录在清宫的帝王系谱之中。乾隆皇帝后来在牡丹花会的现场立了一块石碑，刻上这两次盛会的事迹，以表达他对父祖们的感恩之情，并提醒自己从父祖身后继承皇位所负的极大责任。
乾隆继续把圆明园视为最主要的帝王宫苑，并且在他长久的皇帝任内非常热衷于扩充它的规模。对他来说，园内没有一处比长春仙馆更有意义，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此馆的殿堂有非常宏大的庭院，由三楹宽的前院建筑和五楹宽的主建筑所构成。乾隆回忆里的一大乐事，就是坐在高耸的松柏树荫之下读书。他在非常暖和的房间里过冬，在夏夜山丘上的凉亭里消暑。他在馆里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当他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就让他亲爱的母亲住进长春仙馆，颐养天年。
乾隆跟他的父亲一样，对曾经就学多年的“洞天深处”亦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他清楚记得，月光在这座优美校舍中央的粉白墙上投下竹影，四周林间则种满兰花与松树。他喜欢在迷人的竹声中读书。另一个令乾隆难忘的地方就是于1727年落成的“万方安和”，万方安和建在四周环水的一块坚固的石砖地基上，因而室内冬暖夏凉。在秋月之下，乾隆特别着迷于字型楼宇投在湖面上的金光倒影，这让他联想到佛法金光。他后来就基于对佛恩的诚恳而把这个景点改名为“万方安和”。从这里稍微往北，就是桃花坞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幽静而宜人的隐身之处。
乾隆在1736年刚刚登基没多久的时候，就委派宫廷艺术家郎世宁、唐岱和沈源绘制巨型的圆明园图。这幅集体创作而成之图，于1738年完成，并悬挂在“九州清晏”中央寝宫西侧的清辉阁之墙壁上。
不过，圆明园图的完成，并不代表这座园林的工程已经结束。乾隆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圆明园扩展得更加雄伟，但同时他也顾忌到追求更多的享乐会招来非议。他终于在1740年中止所有圆明园的扩建工程，原因是中国西部发生严重的水灾，于是在言官刘藻的请求之下停工。一直到1742年，乾隆仍然誓言不会进行任何园林扩建工程。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座花费超过60万两白银，既新又壮丽的“鸿慈永祜”已经完工。48也许他是以孝顺祖先的理由令这项特别的工程合理化。事实上，为了显示孝顺的诚意，在鸿慈永祜完工之后，他经常来到这里探视。4月的第五天就是清明节，乾隆会在父祖辈们的牌位面前，亲自主持祭祖的仪式，其他皇族的成员会跟在他的后头。在他题为《清明日拜谒安佑宫》的诗里对此就有详细的描述：
昨岁寿皇思莫穷，
今年寒食御园中；
亲支率领谒安佑，
驹影推迁信幻空。
已觉烟含堤柳绿，
谁怜风妒坞桃红；
东西瞻眺二陵邈，
不隔精诚一念通。
当1744年完成四十景及其两百幢建筑物时，圆明园到达历史高峰。乾隆欣慰地在宫廷艺术家唐岱和沈源所绘制、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册上，为每一个景点题写了一首诗。乾隆在诗作中表达他在园中非常满意的生活。长寿的乾隆一生中写作了不下42000首诗，其中有许多诗作都是在圆明园里完成的。
诗篇中所呈现的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捕捉作者的情感，而他的情感则源自于他观察随季节变化的园景。乾隆喜欢趁晚春时分的雨夜过后，站在殿堂的前门外，去感受清新的早晨。他察觉到，树木和花卉盛开的季节会使园内的景色焕然一新。他最喜欢春天，当晨间的清风初起时，夹带着醉人的幽香和野花的芬芳。当初夏来临之时，他注意到茂密的绿荫投射到庭院里，巧妙地呈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楼影和树影。炎炎夏日，凉风轻送，让他在午时昏昏欲睡。当归燕忙着重筑旧巢，提醒了乾隆，夏季已在逐渐消失。这时候可聆听到柳树上的蝉鸣；不过，这种烦人的叫声并不是乾隆的最爱。他观看秋风渐渐吹落树上的枯叶，山丘也染上了或红或黄的颜色，构成一幅锦绣般的美景。秋天跟春天一样让人心情愉快，当太阳照在南边书房的窗帘上，他欣然享受暖和的阳光。他在庭院里散步，看到树上如珍珠般的露水和池塘中半沉半浮的鱼儿。他经常察觉到晚间的阵雨来得既急且冷，梧桐树显得既湿润又疏落。他最欣赏菊花面对9月中旬的风霜之勇敢。他有时候会把菊花和梅花放置在小型的温室内，来延长它们盛开的时间。当深冬到来，他完全在室内活动。他经常坐在玻璃窗边，观看已结冰的水道，眼前是无边无际一片白茫茫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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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黄金岁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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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四十景完成之前，乾隆皇帝显然警觉到儒家提倡节俭的价值观，所以承诺不再启动任何新的园林工程。但事实上，他不久又忍不住在这座帝王宫苑里开始无休止的营建工程。除了乾隆个人对园林美景特别钟爱之外，有两个重要原因促使他的“热情”凌驾了他的“道德”。首先，乾隆在位期间正值清朝帝国的巅峰，国库殷实，足以让他为所欲为。第二，他一再南巡江南，迷恋江南的园林和长江下游的风光，诱使他想在自己的帝王宫苑里，重建他最喜欢的江南景色。
按照官方的说法，南巡是要视察国土和民生，但是他没有错过任何观赏景色的机会。他第一次南巡是在1751年的2月到5月之间，途中经过92个地方。他在1757、1762、1765、1780及1784年一再重复同样的路线，就显示出他一直对独一无二的江南天然景色和优美的江南建筑，特别是优雅的苏州庭园着迷。他带着许多工匠和艺术家一起同行，以便复制江南的奇景，让他可以在长春园内重新建造出来。他经常带回完整的园林蓝图，在他帝王庭园内指定的地方，根据原来的规模，重新建造一座同样的园林。许多从江南借取回来的庭园、建筑和景致，都在圆明园内的长春园里被先后重新建造出来。当乾隆于1790年庆祝八十大寿时，圆明园已经达到最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使这位老皇帝极为自傲。
当乾隆在他的帝王宫苑里庆祝大寿时，外面的世界正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如日中天的大英商业帝国希望把她的贸易延伸到这个“迟滞不动”的天朝大国。文化的排外性和缺乏沟通与了解，最后造成了“两个世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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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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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于1792年派出资深的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1737—1806），以庆祝乾隆皇帝寿辰为名，到中国来扩展贸易。不过，广东的地方官员在上奏朝廷时，指英国君王是派遣马戛尔尼给乾隆的大寿庆典带来“贵重贡物”。这个使节团被清政府列为进贡团。乾隆指派盐政征瑞（他一开始的官职是在圆明园内担任内务府的侍郎）接待这些远来的宾客。
马戛尔尼和他的随员在进京的旅途上没有劳累或不方便。这位大使在1793年的8月21日到达了北京，清朝在使节抵达时曾鸣枪示意，还为所有客人准备好了茶点，歇脚处是在城内。之后这位大使继续沿着用花岗石铺出来的道路，在8月23日来到了海淀镇。这些英国人被分配到有12英亩（约73亩）大、包含一座有蜿蜒小径的花园别墅里住宿。别墅里面有几座分开的凉亭，竖立在这个小庭园的四周。据副使斯丹敦（GeorgesStaunton）的描述，这位英国大使留宿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宏雅园，是邻近圆明园的一座雅致的客馆。
8月24日的清早，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给这些宾客安排参观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马戛尔尼卫队的一名士兵何姆斯（SamuelHolmes）描述圆明园内包含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乾隆为了表示对使节团的关心，他又指示其宠臣，也就是已经成为帝国官场明星的和（1714—1799）来照顾这些外国人。根据金简和伊龄向朝廷的奏报，给英国人留宿的地方完全打扫干净，粮食供应充足，以及有军队守护，保障安全。他们表示，这些外国人对宽敞舒适的住处和充足的食物供应都是感到满意的。
斯丹敦也记录了大使马戛尔尼和随员的状况。斯丹敦形容房间都很气派，并不马虎，有些房间用山水画来作装饰。遗憾的是这座客馆显因“久无人居住，而年久失修”。另外，那些守护客人的卫兵，让这些英国人感觉有意限制他们走出这座华丽庭园的自由，他们甚至视之为一种侮辱，并有“遭到软禁”的感觉。尽管食物都很可口，特别是中国北方的面食，但这些英国人还是抱怨身处在“迷人和舒适的林区里”，远离了中国首都的心脏地带。这位大使和他的顾问似乎并没有发现，圆明园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中心的重要性。
马戛尔尼爵士的住处看来很气派和舒适，但巴隆（JohnBarrow）和登维德（Dinwiddie）博士，以及两位技师却觉得他们住的地方破旧、肮脏、让人难受，甚至说那是个“猪比人更适合住的地方”。事实上，他们就居住在圆明园里，距离正大光明殿几乎不到200码（约183米）。他们住在主殿的附近，显然为了方便他们将大使带来的礼物，安置在大殿上。清廷的官员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视做下人，所以把他们分配到二宫门内的杂役房舍中居住。不过，在圆明园内工作的74个英国工匠和杂役，每人都得到内务府赏白银十两。
在马戛尔尼的请求之下，这个外交使节团于8月26日前往北京；不过，大使的个人秘书巴隆和天文学家登维德博士被留置在圆明园内，以便帮助安装包括天文器材在内送给皇帝的礼物。乾隆希望在圆明园内展示英国贡品中的八大件，并将从热河返回后观赏。马戛尔尼也热衷于展示英国的礼物，使清帝印象深刻，以便有利于谈判的进程。
巴隆因而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使节团的成员都来得长，但他并不认为这座帝王宫苑令人难忘。对他来说，圆明园的整个面貌看来就像“破碎的山丘和溪谷，分布于树木和丛林的空地上”。众多的水道、河流与大片水泽，“都显得凌乱或未经修饰，斜坡也不像个斜坡，花费了大量的人工，用在如此不规则而又随意的布置上，就是要呈现出自自然界的任意之手”。简而言之，圆明园在他的眼中远非钱伯斯（WilliamChambers）爵士所描述的中国园林，未免太虚饰、太夸张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欣赏那些在湖中凸起、富有想象力的、有窟窿的太湖石，那些建立在特定地方的、供游乐的房舍，以及那些按照大小种植的树木。
巴隆亦承认曾经偷偷溜到圆明园内闲逛，他的尊严使他极不愿意被太监或内廷侍卫所阻拦。恶劣的居住环境再加上对被“监视”而产生的不安，很可能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人之缺乏比例观念，就像他们在建筑上欠缺西方人视之为必要的所有法则和原则”。
他的负面看法跟马戛尔尼的观察明显地相反，这位大使发现在圆明园内部分以砖块建成的建筑物，无论在用料还是在技艺上，都超过在汉诺威广场（HanoverSquare）西南角的泰可尼宫（TyrconnelHouse），而泰可尼宫已经是在英格兰堪称最完美的建筑了。事实上，巴隆察觉到自己的主观判断，所以大量引述了马戛尔尼对中国建筑和园林非常正面的观察。
马戛尔尼相当仔细地观看了承德避暑山庄，但他仍然有机会在8月23日参观了圆明园的部分园区。他对于那些艺术性的创造，以及在壮丽山水之间的亭阁经由巨石切割出来的小径，或由仙境般的走廊相互连接起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150英尺（约46米）长和60英尺（约18米）宽的正大光明殿，他在殿里面欣赏用来表现敬重皇权的庄严厅房，并用了拉丁文里的正直（Verus）、伟大（Magnus）、辉煌（Gloriosus）、显赫（Splendidus）、安详（Felix）来诠释这座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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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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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带来献给清帝的八大件礼物，安放在圆明园内，呈给皇帝御览。地球仪和天体仪被放置在大殿里龙座的两侧，玻璃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花了18天才装配完成的天象仪被摆在殿内的一端，天文地理音乐钟、测量器、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和夫拉则（Fraser誷）太阳仪就被安放在其他角落。最醒目的是英国战舰的模型和六门小型的加农炮，分别陈列在正大光明殿和淡怀堂。佩雷菲特（Peyrefitte）认为，这看来就像在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展示馆的预展。事实上，许多满洲的亲王、鞑靼将领和中国官员都来到这里参观这场“展览”。
乾隆注意到，他的官员们对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新奇贡物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下令中国的仆役和工匠，向英国人学习如何安装和拆除这些外国设备。当他听到大型的天体仪零件一旦安装后就不能拆除，不免感到烦恼，因而强调负责的官员，一定要了解装卸的技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仪器背后的科学意义，反倒是只关心当这些外国人离开之后，中国的仆役不晓得怎样处理这些仪器。
马戛尔尼在9月2日，留下21人在北京或圆明园，然后一行68人前往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这68个英国人穿过万里长城，花了6天时间才抵达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由于在外交礼节上的争议，一直到9月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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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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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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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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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Titsingh，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EverardusvanBraamHouckgeest，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以更高的规格展现在这里。美景让人心荡神移。
荷兰人刚好赶上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共度热闹的元宵佳节。他们于2月3日晚上在大校场看戏和欣赏烟火。第二天早上，他们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共进早膳。他们于2月5日再一次欣赏烟火，并在观看两条舞龙追月的节庆表演之后，就在隔天离开圆明园回到北京。
荷兰人能如此广泛地参观圆明园，似乎主要归因于乾隆宠臣和的热情款待，荷兰人称他为“和中堂”。和有耐性地向荷兰人讲解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的金鱼，陪他们在结冰的水道上游览，甚至参观乾隆的寝宫。范巴澜注意到，皇帝的寝室由整齐的中式家具布置，摆设了少量的书本和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