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上战场给排长当通讯员，尽管二连伤亡较大，但他还完好无损。战后到石家庄军械学校学习去了。送他走，我们还合了影。
张天民上战场第一天就负伤了。他班机枪手踩到地雷，一块弹片划破了额头。好在他的个子矮，然后从山坡滚下，自己跑到团卫生所，包扎后送到医院，直至战斗结束。“我们团第一个伤员”——他对我说。也是老乡中唯一受伤的人。
王渝军战后评了个三等功，后来提了干，调到150师去了。
周兆幸在师侦察连，战时到前线进行了侦察任务，不过没有多大的惊险，越军特工队找他们等于找死。后与我一同退伍。
展渝新班的八二无配署我连，不过在阵地上我没有见到他。下战场后我们两个连住在一个村子里，我发觉他比我乐观些，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不少壮语：如“吃饭”叫“哽唉”；“喝开水”叫“哽浪滚”等……后81年退伍。
范赴朝的八二迫打了不少炮弹，但好像也没有评上功，81年退伍。
蒋东是二营部通讯班的，消息较多。他说在越军反攻后，军炮团的152加榴炮拉过来了两门，打了几炮，结果把近处的土屋都给震坍塌了。战后与我一起退伍。
潘慧勇时任机枪二连班长，我在战场上看见他班被越军炮弹击中了，但他没有受伤。战后，立了三等功，后提干，与王渝军一样到150师去了。
张荣黔和尹波，一个在师汽车连，一个在团汽车排；具体怎样，我不详。
张明作为留守人员没有参战，后来怎样，我亦不知。
至于我本人，不能说不是带着七分侥幸——因为没有被打死，三分遗憾——因为没能立功，离开了战场。后来评功的时候我没有去争，我觉得没有杀敌，何功有之，等待着下次机会吧。因此，战后好久都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我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给父母不知该怎样汇报。弄得家里人担心重重，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写信回来报了平安，唯独没有自己家孩子的消息，于是到处打听：阵亡名单没有我，受伤名单没有我，难道……在家里找了半天，把我78年回家时照的“全家福”中的像放了12吋大的遗像，准备给我开追悼会……如今早已为人父的我想到这些才特别体会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才体会到了父母当初的感受：哪里需要那些虚名，只愿自己子女平安。我想大概我年青时功名心和虚荣心都太重，其实英雄未必真英勇。当英雄是要有一定的机遇的，英雄的产生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事件和不确定的人。现在想来觉得太幼稚了：如果我军前线战士一人打死一个越军，那么早就打到河内去了；我军士兵一人消灭一个美国兵，全人类都解放了。不过在当时我想着连这样的机会都错过了，只得灰溜溜的要求离开了部队，于80年1月退伍，彻底结束了军旅生涯。
这场战争，我发现一个偶合：广西方向的部队几乎全是四野的（除名义上配署给我们军的58师外）部队，云南方向全是二野的部队（包括149师）。这是巧合，还是中央军委的安排，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军打的是一场配合作战——全军分得很散：149师在云南配给13军攻打沙巴。我师部和我团单独开辟一条战线，沿着一条战备公路作战；443团配合55军（或者是43军）进入谅山，444团也配合55军（或者是43军）打下了扣当山。150师则作为战略预备队执行清剿任务。因此没有形成一个拳头，没有打下一个重要的省会级城镇，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辉煌，但也为整个战役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不需要战争，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是为了保卫和平的。虽然现在50军已不复存在，也没有人会刻意地组织其军、师、团史的写作了，这也是时代的需要，但是作为历史，其客观事实会像一面镜子似的摆在那里。就像南疆盛开的木棉花一样，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花瓣纵然飘零，花枝永远挺拔，静静地看着山花烂漫——我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引以为自豪！（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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