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和无产者
中国的学者们喜欢谈论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中国的哲学，他们说，教导人们坦然地接受死亡。一位在天津的德国人甚至告诉我中国人根本不介意将他们的头砍下来。“他们习惯了，”他说。我自己也曾经看到一个人在街道上就快要死去了，而旁边却有一群人在围观，好奇地看他怎么死。有些人在叹息，他们的眼睛忧伤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当我准备去叫一辆救护车时，我的一个朋友表示了反对：
“如果你那么做了，你必须付救护车的车费，住院费，和埋葬费。如果他好了，你必须扶持他。假如你不扶持他，他就会在其它地方死去。”
在天津，我看到了死亡的前沿地带。一辆出租车带我去南开大学与一群教授见面。离开了整洁平坦的租界街道，我们的车在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沼的路上跳跃着。在黄褐色的泥土地上，座落着许多小村庄，房子都是泥土和稻草搭建起来的。在这里，人们到达了死亡的最后一站。衣着破烂而肮脏的小孩带着小篮子在垃圾堆里搜寻着。在野地里和路边，有许多塌陷的坟丘，腐烂的棺材露了出来，与泥土混杂在一起。被我们的引擎吓坏了的野狗从他们啃着的骨头旁跳开了，混乱地逃向了野地里。
南开大学的学者们对这一切深表谴责，希望改革能有一天改变这种现状。他们创办了一个有关农业和工业调研的月刊，后来发展成为一本厚厚的半月刊。他们计划在华北划出一两个区域来示范推广现代会计、合作社、平民教育、以及诊所。北平的医生和教授也过来协助他们。他们希望这些模范区域能够证明——如果非法的和过度的税收被取消后，如果人们能在某时、以某种方式能买回他们被迫丢给地主和官员们的土地——贫民的痛苦是可以被缓解的。
北平的学者们是一群继承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并从美国和英格兰的大学里吸取了西方最先进思想的男人和少数女人。他们中少数人的家境非常富裕，这其中大多数出身于温和的地主家庭。他们是优雅的、迷人的，机智而敏锐的。我参观过他们所任教的大学，他们建立起来的科研机构，以及他们所喜欢的古老城市的色彩、声音、以及悠闲的生活方式。曾经，这个古老的城市就是他们所导演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这座城市，犹如他们的思想，充满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刻所留下的痕迹。虽然有些人被基督教哲学深深地影响着，少数人还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和教育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最佳途径。他们类似于古希腊的精神贵族；而且，正如古希腊一样，整个中国社会都依靠那些刚刚从奴隶身份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支撑着。
在中国，就象是在古希腊，“家庭妇女”从来不会跟男人交朋友或成为同志。虽然许多女人已经会了在大街上公开地与男朋友走在一起，但是只有少数的女学生敢于演戏。也与古希腊一样，受过教育的人从来不干体力活。他们是知识分子，干体力活，这会让他们丢面子。
基于女性的立场，我对北京学者的根据背影给有钱人老婆打分、纳妾制度、以及妓女等等方面的态度提出了挑战。有些人声称妓女至少比西方的卖淫制度要好。更坏，我坚持说，西方将卖淫看作一种邪恶的事物，而在中国，男人的欲望却是完全没有限制的。一个敢于偷情的中国妇女会被丈夫和家族所抛弃；而男人们则从来不会。
他们谈到，在古代的家族体系里，拥有小妾会让男人们更加有体面。小妾们可以买来，也可以被出卖或是送给下属。一位成为我朋友的诗人甚至宣称纳妾是一个男人获得爱情的唯一机会。“太可笑了!”我抗议。“侍妾根本没有权利去选择爱情——她不过是买来的。”这位诗人与他的家族决裂了；象许多其他的男人一样，他拒绝了家里给他挑选的妻子，虽然这位妻子被带进了家门而且被看作是儿媳。他自己遵循了现代的婚姻方式，并与一个女演员结婚；他的家族拒绝承认这段婚姻，也拒绝接受这位新儿媳。一次，他告诉我，他不会爱上一个大于二十、不漂亮、腰身不细、体重超过一百磅的女人。经常，当他和我一起坐在茶馆、餐馆、或北平老戏院里时，我会让他从我们周围挑选他认为漂亮的女人。
“你挑了些空虚的、娃娃脸的女人。”我告诉他。
他总是非常遗憾我是一个女人，因此他不能将我偷偷地带到他那些贵族朋友们的情人——一些高级妓女所举行的晚会上去。他自己倒没有养妓女情人，但是却时不时地将自己的眼光落到别人的妻子身上。
有些现代的男人与受过教育的女性结婚，但是不久家庭生活就将妻子吞噬了。妻子们无法在学识上与丈夫保持同步。丈夫开始在外边寻找爱情，而妻子则成为了孩子们的母亲。当我问一位这样的妻子，她读过什么书，她回答：“哦，你知道的。我十年前就毕业了，不久后就结了婚。”
少数带着强烈的现代思想的女人与她们的丈夫保持着学识上的步伐一致。她们是有理想、有决心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这些女性的丈夫们如果想纳妾或是找妓女就会面临着一场灾难！当我听着这些女人的讲话时，我往往怀疑那种古老的缠足习惯是否就是束缚女人并迫使她们顺从的一个简单而狡猾的手段。
有段时间，我是学者们的伙伴；但是我只与其中的少数人维持着友谊。对他们来说，我不是男人，女人，小妾，或是妓女。我只不过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漂亮、独立谋生、与他们平等交往的外国人。婚姻和爱情不是我的职业。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有些人受约翰•杜威的影响，是实用主义者。也有许多无比热衷于贝特朗 •罗素的解析社会的构想以及他的无神论。他们和我一样赞同他的观点——如果人们对于死亡都无所畏惧，那么也就没有了对于永恒的信仰。（但是他们反对他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对中国的弊端进行了赞扬，很容易让无知的年轻人傲慢起来。）
从他们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这些学者们倾向于不相信任何未经实践证明的运动。他们承认美国民主，但是质疑苏联的共产主义。我争论说，苏联比起美国并不逊色，已经创造了历史的新篇章；而且正如美国革命，正在与敌对的欧洲作战；但是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仍然是一个实验，还没能证实它自己。有许多中国学生相信共产主义，一些南方的农民和工人正在为它战斗，但是他们自己反对它。有些人坚持中国没有阶级，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人曾经告诉我，给中国的共产党一个省，让他们去实践；如果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么就可以推行到其它省份。科学和教育是进步的途径，他们说；看看科学在西方所引起的变化。我争辩道，显然，共产党也要利用科学和教育。
有位学者，是一个有思想和有趣的人，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曾经花过许多时间来发掘在“中国的伤心河”——黄河河谷里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建筑、器皿、工艺品、遗骨，甚至是象女性生殖器官的古老贝壳类钱币——也许是某些古老的女性氏族社会的遗迹——被发掘了出来。我承认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非常珍贵，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所工作的地方现在正发生大战，黄河正在发洪水，饥荒正盛行。几百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的家中被赶了出来。为了一碗面或是米饭，他们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军阀、地主、或是官员。甚至他们最基本的财产——原始的农业工具——也被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粮食。他们的儿子蜂拥到军队去挣一份口粮；他们的妻子和儿子象仆人一样被卖，他们的女儿则被迫作妓女或是小妾。在饥饿的驱使下，农民们砍光了所有的灌木和树木，当柴火卖掉，来换粮食。当大雨来临时，保持水土的植物都被砍光了。“中国的伤心河”泛滥成灾，让土地上没有了人烟。随后又来了风暴。上层的土壤象云团样被风刮走，而沙漠开始更加凶猛地蚕食人们居住的土地。在中国城市的某些地方，可以在堆积到城墙的顶部的沙丘上走来走去。很快，我说，这些城市将成为逝去的被埋葬的城市。
“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埋在地下呢？”我问。“五十年后，当更多的死去的城市被掩埋的时候再来挖掘！”
当然，那就意味着参与政治，而且政治又是那么地堕落和危险。我被告知，即使学者们参与了政治，也会被它吞没。他们说，他们必须等待更好的时机。但是我很奇怪，有谁可以坐在一边等待。
在北平我参观了一个制表厂。除了工头以及少数维护机器的人外，其他的工人都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小孩。他们一排排地，有的人几乎是刚比婴儿大，每天十二小时站在装满表的托盘前，而他们的小手象闪电般地将一个个表壳装起来。一个工头带着一根小木棍在流水线的通道里走来走去。
每天，这些小孩们只能喝到加了少许盐的稀粥；有时粥里会放少许青菜或是一点猪油。为了保暖，他们睡觉时在长长的炕上挤成一堆。而土炕则在营房般的房子里长长地延伸着，下面铺设着一条螺旋状的、没有多大热量的暖气管。我问了一个躺在炕上盖着一张薄被子睡觉的小孩。他已经病了三天了；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来治疗他。他也许会幸存，也许会死。
一口鸟气：
》翻译错误
满洲里应该是满洲.
英文是“Manchuria”，与满洲的英文应该是有些差异。后面会牵涉到。
歪鸟：
》建议楼主注意贴文的节奏。以往经验表明，贴新贴的速度要和网友阅读的速度相合，将会吸引更多读者——比如每天贴两千到四千字。这样可以让每天工作繁忙的读者不致于因为陡然出现的大坑望而生畏，而且适当延长连载时间，可以在读者当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呵呵！我并不了解这个规律。我只是在每天八小时工作之余，尽量抽出一点时间来发文。我的想法是，只要有时间，保证每天发一篇。至于有多少人关注，实在是我无法掌控的。
有关本节，英文原文是“Patricians and proletarians”，从字面上来翻译应该是“贵族和贫民”。然而从内容上来说，里面说的却是史沫特莱与当时中国一些学者如徐志摩等人交往的一些经历。这些人应该被称作中国的“贵族”吗？也许当时的中国人党中，有其他人更有资格被称做“贵族”。
其后，我又想起旧的译本里，有的将“Patricians”译作“精神贵族”。我也一度这么翻译，但是最终觉得还是翻译为“学者”比较好一点。然而，其中毕竟还是留下了“精神贵族”的痕迹，是在称呼古希腊的那些学者的时候，使用了这一翻译。
在中国，死亡象地主一样四处横行。它会降临到一个赤贫的农家茅草屋里。它会以结核病或是心脏病的方式缠上矿工和工厂工人。它萦绕在富人的睡梦中——富人们用外国的机关枪来武装自己，以对付那些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农民反叛者。外国人在港口城市里奢华地生活着，害怕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死亡与穷学生们手挽手地走在一起，但是他们勇敢地面对它而且认为只能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才能改变这一切。因此我对那些学者们说：“你们的死亡哲学是错误的！学生们根本不接受它。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反抗，走遍世界去寻找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好的方法？”
学者们争辩说，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学生们都是无纪律心和责任心的，把学校、学校宿舍仅仅当作是宣传的中心。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的程度上属实。显然某些学生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革命者。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将他们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的途径吗？传统禁止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意志薄弱，身体脆弱，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种。尽管如此，许多学生认真地学习着，变得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激进，挑战着来自于游荡在校园里的特务和警察的死亡恐吓。
一天晚上，一些学者们邀请我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后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喜欢北平，喜欢与中国人交朋友，而且开始学习北京方言。我们向一个以前只招待贵族的餐馆进发。离开我所住的中国旧房子，我合上我身后的红色大门，一个苦力刚好从门前经过。我的皮毛大衣看起来好像唤醒了他童年的某些记忆。他的脸转向寒冷的天空，开始唱着一首摇篮曲，歌曲里描述着外表凶猛的老虎却拥有着一副仁慈的心肠。他一直走到街道的转角，始终对着这个寒冷的白茫茫的世界大声唱着；然后，象所有喜欢看热闹的北平百姓一样，他停在了一群人中间，嘲笑着一个乡下人或者变戏法的，一只跳舞的熊，或者是山东来的在大街上表演的耍剑人。
我的朋友过来了。当我们进入这家古老的中国餐馆，店小二的大叫声让大堂的横梁都颤抖起来：“八位到！”
卖唱的小姑娘哀号着，显然是跑调了（running scales）——我们经过的每间小房子都充斥着这种声音——伴随着尖锐的二胡声。歌曲都是来自京剧。歌声夹杂着越来越高的划拳声——谁输了就得把自己的酒杯喝干。而这些声音又夹杂着店小二呼喊着宣布新客人到来的声音。嘈杂的声音一定让店主的心里非常温暖，因为他不停地笑着、鞠躬着。
几个侍应生将装满木炭的火盆搬进了我们的房间，而其他人则带着一个个装满各种酒的的小酒杯进来，其中一种就是冰冷的、无色的、让人晕头转向的老白干（bei-gar）。在我们的主人尝过了各种酒后，给侍应生们下了指令，不久一小壶的冷老白干和热酒就带了进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碟碟的小吃。然后进来的是大堂经理，不停地笑着、鞠着躬；在他身后就是一队侍应生，提着著名的、已去毛的北京鸭，这是在我们刚进来时就看见在椽子上挂着的。我们的主人象鉴赏家样挑选着一只只的鸭子，选出了最好的一只，然后让他们拿去烤制了。
与此同时，我们坐下来喝着永远喝不完的酒，吃了一些东西，然后礼貌地放下我们的筷子，开始交谈起来。一位矮小而肥胖的客人举起他的杯子大喊：“干杯！”那让他想起了他的一个对英语半懂不懂，却常常喜欢在外国人面前卖弄的朋友。他举起酒杯然后庄严地宣布：“我们将露出我们的屁股！（We will show our bottoms! ）”
在一阵风暴样的大笑消退之后，我们的一位主人宣布：“我再说一遍：在中国没有阶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这个名词！当人力车夫将我拉着走的时候，我和他可以象老朋友一样交谈。”
“如果你不得不拉着他到处走的时候，你会不会和他成为朋友？”我打断他。“如果他不愿意拉你呢？你们成为朋友只不过是因为他接受了他目前的境地。”
我的一位主人夹起一片炒鸡肉放到我的小碟里。那位后来成为我朋友的诗人开始叫人拿纸、笔、墨水来，开始给我起中文名。我拒绝了象美珠、莲花或香荷之类的名字。最后他将我的姓定为古老的中国姓氏“史”，名字是两音节的“美玲”。当我反对这后面两个字时，他简单地将名字拉丁化为“Shih Mei Di Li”，没有任何含义；但是因为它有四个音节，他称呼我为蒙古人。我的命名招来了更多的酒和一首有关大海波浪的诗。我好像是回敬了一首歌。那一定是“Laredo的街道”，因为那是我会唱的唯一一首歌。这引起了象欣赏经典艺术作品般的欢呼。
然后烤鸭上来了！开始我们都坐着，欣赏地看着它，都相信这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只死去的动物。我们的主人轻蔑地摇着他们的头，说它太差了。随着一阵轻轻的“哒哒”声，我们从桌上拿起了筷子，然后一起伸入菜盘，夹起一片片切得很薄的鸭皮，放进我们一张张未发酵的薄煎饼里。我们优雅地将酱料涂在饼上，上面加点嫰葱，将薄饼卷起来，咬了一口。我们虔诚地闭上我们的眼睛，然后象乞丐般感激地看着我们的主人。在那之后，声音的闸门大开；我们喝着酒，吃着菜，仅仅是在温和地争论中国的女人、学者和无产者时才停下来。菜不断被送上来，酒不断地晃动着。
最后，当我们离开时，一位侍应生到了大堂里，喊出了我们所给的小费数目，而当我们走下大堂时，另一个侍应生接着喊了起来。我们走出去时，第三个人又重复了一次。我们象将军检阅一队敬礼的士兵一样昂首走过。这给我们巨大的“面子”，也激励着其他客人慷慨解囊。当侍应生们叫出是两块而不是十分钱的小费时，那是多么的不同啊！
在人力车里，我们穿过寒冷、雪白的大街，向家里奔去。某个在我后面的人开始高声跑调地唱起一个犯人拒绝越狱，因为他是爱情的囚犯。我开始发誓，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离开北平，而且我自己也将成为一个高谈阔论的学者，即便这将耗费我毕生的精力。这个誓言，和那个在我前面象一匹疲劳的老马般奔跑着，不停痛苦地咳嗽着的人力车夫的景象混杂在了一起。突然他宽阔的肩膀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真是一只狗，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狗！
“听到了吗？你们？”我用最不体面的声调向我的主人们尖叫着。“滚出人力车，然后拉着你们的车夫回家！让我们都下来拉我们的车夫回家！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在中国没有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