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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冬季士兵
当我在12月末到达四川军队22集团军的战地司令部时，中国人的冬季攻势已经是全面展开了。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接到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同时开始进攻。此后的几个月，我们都生活在无尽的大炮轰鸣声和飞机的呼啸声中。整个大地都颤抖着。
中国人湖北北部的左翼军队被著名的北方将领孙良诚将军指挥着，右翼是另一位著名的北方人张自忠将军指挥着。孙将军的战地指挥所设在距离日本人主力信阳阵地很近的桐柏山区。他已经消灭了平－汉线的敌人，而且他的一个师正试图将日本人赶出最北方的阵地：张太关（距离Skinsness医生在确山的医院不远）。我们收到消息，在那个战区的日本人已经准备好使用毒气。22集团军连钢盔都没有，更不要说防毒面具了。
我们战区的四川军队的任务是攻击以半包围形式占据汉口的日本军队的外围防线。日本人的主要阵地在随县，在那里日本人沿着各个方向伸出了触角，而且特别在面对我们的方向上的六个战略性的山地上建立起了堡垒。四川军队象楔子一样插入了敌人的基地之间，试图孤立包围敌人，最后消灭他们。
中国人希望摧毁敌人外围环形的防线。他们也梦想着夺回汉口，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简陋的装备除了削弱日本人实力，根本没法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知道如果占领了一个敌人阵地，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守住；而在前线又没有一架中国飞机。日本侦察机和轰炸机飞过来，随心所欲地选择着目标，将炸弹倾泻而下。在我们战区的六个敌人的强化山地阵地上，日本人有三十八门短程野战炮。而22集团军只从重庆收到了两门野战炮，而它们的炮弹还必须靠骡子或驴子驮运过来——而从樊城到这，需要十到十四天的路程。
当我们骑马从枣阳下来时，一位副官不停地象小溪一样喋喋不休着。“分给我们军的苏联军事顾问真是个怪人！”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不愿意坐轿子，在爬山时他会步行。每骑三十里（约二十公里）他就会步行一段，让他的马休息！如果天下雨，他帮士兵们修防御工事，泥水都进到了他的靴子里……。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们代表帝国主义，而他们打日本鬼子只是因为政府给他们衣服和军饷……”。
“谁给你说这些东西的？”我打断他。
“政治专员给我们说的。”他回答。
四川军队是有名的最封建和最落后的中国军队，他们的许多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22集团军却是一个奇怪的新老思想的混合体。这个军队的指挥官孙良诚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我曾经在枣阳和他一起呆了相当长的时间，看起来很为他的军队的名声和条件而感到悲哀和烦恼。整体上来说，他的军队大多是文盲。他们都是出身于四川的贫苦农民家庭，在那里他们，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爷爷辈都被封建的军阀和地主们盘剥着。抗战爆发后，他们被民族意识所感染，而我则经常看到他们骄傲而勇敢地战斗着，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一个对他们毫无关爱的国家。在中国，要想勇敢并不容易。
沿着枣阳出来的公路，长队的牛车、独轮车、挑夫、马匹、骡子的队伍向前线行进着，满载着军事物资和很多新发的冬季制服。
当我们骑马向战场奔驰而去时，我很怀疑地球上还有哪里的路更加令人郁闷和沮丧了。现在是冬天，半冻的平原呈灰暗色。远处矗立着蓝色的桐柏山，那里的农民由于贫穷，只能是摘树叶来吃。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轻伤员和病者在公路上一跛一跛地向前走着。在担架队里，有些伤员还穿着他们的夏装，在寒冷中颤抖着；有些抬担架的人将他们自己的大衣盖到了伤员的身上。与士兵们不同，抬担架的人都有汗衫。
在村庄里，抬担架的人与当地的村民讨价还价，买些东西来解渴。村民每碗开水要一个铜板。这并不是这些人没心没肺，木柴要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人们都是赤贫。同情心？在中国，任何施舍别人的人都要从自己身上脱层皮……。
每个运输队前面的马车都装满了脸色苍白的伤员，正努力地经受着来自马车震动的折磨；在后面的马车上，堆满了路上死去的伤员的尸体。死者脚上的鞋子都被脱了下来，因为活着的人需要鞋子而死者则不需要。死者的脚板都是粗糙而僵硬的农民的脚。脚上的血迹已经干了，有些脚甚至开裂了。这些脚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们讲述着一个苦涩而悲伤的生命的故事。
一次，当我们与这样的一辆牛车运输队并排行走时，一个手臂上绑着绷带脸色苍白的士兵哀求着我们，大叫着：“再走远点我就要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前线没有夹板，那个人的手臂只是简单地吊着。我骑在马上帮助着他，带他去了公路一公里半外的急救站里去了。在那个急救站，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一位合格的医生穿着白大褂出来了，轻柔而快速地对这位伤员进行了处理。这位医生有一位合格的助手，也穿着白大褂，带领着十五位军队裹敷员。这些人温和而耐心地将伤员带进了干净而整洁的农家房屋，用最大的耐心换了绷带，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顿饭菜，里面甚至还有猪肉。我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过白大褂；而就这里也没有床单、枕头、香皂、或厕纸，夹板也是利用废弃的木箱做成的。
当我协助处理那些伤员时，我想到了那些仍然从事私人诊疗的上海和香港医生，至多每个月捐一笔钱给中国红十字。他们中间只有两百人参加了红十字医疗小队，还有几百人在卫生部门工作。有时我不仅仅是鄙视这些医生，而且还有政府，他们始终拒绝征召这些医生。蒋介石委员长曾经说过：“医生太让我失望了！”医生不仅仅是让蒋介石失望——他们让整个土地上的人都失望了。
军队并不对医生的缺乏而负责。他们已经到处寻找合格的医生，甚至是在港口城市的中国报纸上打了广告。尽管如此，我还是读到了一封中国空军里工作的医生写给他的朋友——一位外科医生——的信，信中他劝他的朋友到后方去，然后在空军里找一份工作，因为一个飞行员“比一万普通士兵都更加有价值”；而且，空军的薪酬丰厚，工作量小，有大量的时间读书！
黎明，我站在公路旁，看着几千名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带着重载的牲畜向前线走去，替换那些在前线已经激战了两天两夜没休息的部队。他们眼神严肃，肃静地向前走着，试图在日本人轰炸机来临之前穿过宽阔的峡谷。他们踏步的脚跺起了一片尘土，而从这片尘土中，首批担架队带来了昨晚夜战的受伤者。担架队员慢慢地小跑着，气喘吁吁地。伤员躺在担架上，脸面向灰暗而寒冷的天空。少数伤员覆盖着日本人的大衣和毛毯，到处都有日本的军旗在担架上飘扬。有些伤员平静地躺着，这是因为军队的急救员给他们吃了吗啡。像斯巴达人一样，他们都是带着护盾被带进来的。
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感受到医疗主管卢致德博士和林可胜博士给予伤员的爱心，因为正是他们准备了不知道多少吨压缩的急救用品，每套急救用品还带了一盒吗啡。军队的这项措施是去年才开始执行的，而且是防止感染和休克而死亡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他们已经看过了够多的事情，无论是卢博士还是林博士从来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冷漠的意思；他们的心里总是充满着同情心。好几次我听到医疗主管卢博士晚上在野外露营，就是为了第二天一早去检查那些战地医院。在老河口，当我惊讶地看到一家后方医院将最明亮的房间给了伤员而不是工作人员时，那个战区的医疗主管说：“是的，卢博士告诉我们必须将最好的房间给伤员。工作人员就住其余的房间里。”
带着脑海里的这些记忆，我跟着一支运输队从战场到了一个急救站。我的秘书和我帮助那些军队护士抬着伤员行走，或是将重伤员送到房间里铺着长稻草的木板上。其他伤员都躺在前几天的稻草上，这些稻草已经非常脏了，上面满是鲜血和各种粘液。我们翻动着这些稻草或是从外面的稻草堆上弄一些新的稻草进来。
我看到一个军队护士撕开了一位昏迷伤员手上的绷带。这只手几乎已经被切断了，那个人正在流血，等待着死亡。我叫来了主管医生，一位相当合格的医生，然而他自己正遭受着疝气的折磨。在检查了那支手以后，他从急救箱里拿出了一根普通的缝衣针和丝线，找来了一些手术钳、剪刀、和小刀，放在一个洗脸盆里煮开了。这里没有床单、毛巾、香皂、注射器、或是注射头，“手术台”就是稻草垫子。医生切除了那只手，我是他的助手。
后来我四周转着去看那些伤员。当我说重伤员很少时，一个士兵叫了起来：“其他人都走不远！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出来只不过是我们还能爬。我花了八个小时才找到担架队！”
然后一个人的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安静地坐着，背依靠在墙上，他的头绑着宽宽的白绷带，脸上非常地苍白。
“告诉我你是怎样受伤的，”我尽可能温和地说。
他好像是在看着我，但是却没有回答。“他是一个机关枪射手，”有人说。然后那个人自己试图回答。他张开自己的嘴巴，但是却没有声音。最后带着极大的困难，他成功地说了出来：“这不算什么——这是为了我的祖国。”
当他说话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头垂到了胸口上。很快一个裹敷员和我跑到了他身边，抬起他以便让他平躺在稻草上。甚至是在抬他时，我就知道他已经死了。
在冬季攻势的头三个星期里，在2，600位离开湖北北部战场的伤员中只有1，000名活着到达了樊城的首家战地医院，那里距离战场有两个星期的行程。
有时我是在小跑的马背上写日记的。因此这些日记看起来像是鸡爪乱划或是我的手痉挛了一样：
12月的某个时刻或是其它时期。已经失去了时间的轨迹。战斗随着双方的死伤陷入了僵局。溪流上的冰和白霜让干草变得又白又脆弱。士兵们练习着古老的中国武术——并唱着国歌。我经过时，他们敬着礼，而他们黑色而严肃的眼睛让我想到：“我们这些要死去的人却向你敬礼，骑着马的外国女人！”炸弹撞击地面的轰鸣声。幽灵般的，嗡嗡作响的敌人轰炸机在轰炸前选择着目标。飞机感觉上像是看着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猎物的懒洋洋的肉食动物……。
我正在离开战场边缘的荔山集镇。今天山边没有战争的声音。沿路只有鲜血的痕迹。
农民们犁着干旱而贫瘠的土地，磨着小麦。有些远处的泥土房没有被炸毁；有些带着了望塔的大地主的宅院没有被摧毁。旷野里散乱着军事电话线，挂在临时弄来的弯曲的木杆上。岗哨在每座山的山顶上盘问着我们。在一座山边，一个小男孩用长刀削着树枝；有时停下来，唱着洪亮的抗日歌曲。
四川军队从社会上来说非常落后，但是却充满了民族和种族的意识。虽然没有动员，但是老百姓依然在没有征召的情况下运输着伤员；因为信任军队，他们直接就留在了战场附近。他们将门板卸下来或是用竹床来作临时的担架，将绳子在下面穿过，一路上摇摇晃晃的。汗水从他们头上冒了出来，而他们紧盯着地下小跑着。
已经发出了给红十字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