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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心的将军
我在华中前线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是张将军的参谋长，张开厦。他是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小舅子，曾经在莫斯科的学习过军事。在冬季攻势之前，他是33集团军的重组时期训练营的主管。
张开厦的脸很消瘦，却非常热情，蓝色而破旧的士兵军装松垮地挂在他地肩膀上。有时我在指挥所碰到他，有时是在我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坐在一棵树底下谈天，而不远处敌人的空袭正在进行。我跟他也只是谈论着这场战争和前线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日本人的士兵时，他说：
“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说日本人仍然仅仅是照本宣科式的战斗。他们已经和我们战斗了三年，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他们能够从事各种袭击方式——正面突击、侧翼袭击、甚至是游击战。更加糟糕的是，他们研究了我们的军事、政治、以及社会缺点，并利用这点来攻击我们。”
他继续指出，多数日本士兵都是有文化的，受过教育，他们的征兵体制比中国人的要好，他们的体检和文化标准都比中国的高。中国军队，他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征兵标准；甚至小男孩都被招了进来，而且新应征者有时一路都是被绳子捆住的。这些士兵所需要的政治训练是没有的。这个缺点，除了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外，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存在。当他暗示说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很不幸地，禁止他们的士兵与其它中国军队接触时，我说我所接触到的情况刚好相反。他回答，可能两种情况都有；然而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然而，从战争开始时起，我们中国军队也提高了很多，”他继续说。“一支军队不再是仅保存自己的实力，消耗其它军队的实力。我们所需要意识到的是，只有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组合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也是在张自忠将军的领导下，但是趣味却完全不同的是29集团军的司令王赞绪将军。这是一支四川军。王将军是那种对部下伤亡漠不关心的人，而我对这种人很难有半点敬畏之心。
和两个中国记者一起，我走到了村外的王将军的指挥所，听着他吹牛。他是一个瘦瘦的，面部僵硬的家伙，喜欢被采访，摆着各种姿势来拍照片。当我们一坐下来，他将自己甩到了椅子上，漠不关心地说，如果不是他被留在四川，前线的战事就不会如此糟糕。他现在的任务是夺回被日本占领的所有地方。蒋介石委员长，他谦虚地告诉我们，已经同意在他清剿前线的敌人后，任命他为四川的省长！他暗示他因此对委员长感恩戴德，但是我很怀疑他不是因此而被巧妙地调离开。这样的人在中国都是声名狼藉的。
王将军讨论起军事问题来非常聪明，但是他对于伪军的最佳解释是：“中国太多伪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儒家经典。每个军事人员都应该是学者。”
一种奇怪的表情出现在我旁边的记者的脸上。他保持着沉默，但是我却直面王将军的理论，说许多中国叛徒的头头都是饱读经书。他遗憾地看着我，回答说这些卖国贼只不过是“肤浅地读过”这些书。我决心不向他提起张自忠将军，他曾经学习过这些儒家经典，但是他现在只读军事和政治书籍；而王将军的指挥所里却找不到一本书——甚至是那些儒家经典。
显然是想显示他的理论的优越性，他告诉我们他的军队刚刚捕获了六名日本战俘。然而不幸地是，我们已经看到过这些战俘，而且知道他的军队和这些战俘的被捕毫无关联。这些战俘是被 “旋风纵队”带来的，这个游击队在从大洪山山区到汉口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敌占区活动。如果说这些日本人的被俘有任何文化上的意义，那也不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为“旋风纵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我暗示着我的中国新闻同行，然后坐在那里，带着我所期望的最冷漠与最敬而远之的面容，听着他夸夸其谈。
当我们离开时，一位和我一起的记者说：“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匠——呸！”吐了一口痰。
后来的一个下午，我的秘书和我从张桥集回来，碰到了一个连长带着他的人马刚刚从前线回来。那位连长告诉我们，在前一晚上，当他的连队爬上山的一边想强行穿过敌人的阵地时，他的手下听到了一个中国人从他们上面喊着：
“老乡，不要再往前走了！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使用毒气！”
“叛徒！”那位连长大叫。
“我们也没办法啊，”那个声音说。
整个连爬了下来，然后绕到山后，想从后面攻击那个阵地，但是发现自己被一连满州里伪军完全包围了起来。伪军连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马上撤退，他会把枪还给他们。他说他的人会朝天放空枪。“你们是叛徒！”那位连长又一次叫道。但是那个伪军连长回答，当他们被满州里的日本人征招时，他们的家属也被登记了；如果他们逃跑或是拒绝战斗，他们的家属就会被害。
那位连长和伪军们争论，告诉他们那些忠诚的中国人的家属也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所有的中国人都失去了家园。他恳求那些满州里人跟他一起走。伪军士兵不安地动摇了起来，而且那位连长说如果不是军官在场，他们就会跑过来了。甚至那位伪军连长也犹豫着，当他叫这个连队的士兵拿回枪时，他的声音颤抖着。在离开之前，他说：“不要走那个方向；那里有机关枪网，而且枪手都是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