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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心的将军
在返回我住处的路上，我看到一位游击队领导和一位朝鲜人（就是他们刚刚带来了日本俘虏）正在等我。我的两位客人是来报告汉口北部的敌占区的情况的。当我问为什么我不能去那里亲自调查时，他们回答太危险了。游击队第二天黎明离开了，向东穿过了日本人在大洪山的防线。游击队行军和战斗都很频繁，而且经常在离敌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扎营。
我把我的秘书派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并给他带了一张纸条，要求获得通行证。我后来知道，当我的秘书到达时，张将军正在和重庆来的一个高级军事官员在开会。那位官员声明新四军“旋风纵队”是非法的，没权在这一区域活动！
“非法？”张将军问。“什么是合法和非法？他们清除了我们后方的许多伪军；他们组织民众加入抗日组织；他们给我们送日本战俘。那是非法的吗？如果这是，什么是合法！”
他随后拿起笔，开始给我写准予去游击区的许可证，当他写完后他声明：“这不过是另一个政治问题。这些游击队是非法的，只不过是因为领导它的人是共产党。只要他抗日，我才不在乎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客观。一个张将军的副官，曾经是北平中国第一家卫理教派教堂的执事，在听到我要去游击区的事情时，他充满了偏见。他声称如果我进入游击区，我可能会被杀害——这时他已经热泪盈眶了。
“省下你的眼泪，来参加我的葬礼吧，”我不耐烦地说。他大叫说游击队员都是共产党，而我则回答，我根本不在乎，即使他们全部都是卫理派教堂的执事！
我和游击队一起，第二天早上离开了。
那时正是3月，几乎是三个月以后，我才又一次见到张自忠将军。我穿过大洪山脉返回，并对华中的危险局势的发展进行了报道。我告诉张将军，王赞绪将军——那位吹牛皮的人——暗示我他已经接到了国防部的命令，清剿我刚刚访问过的旋风纵队。
张将军小心翼翼地问：“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吗？”
“非常确定！他好几次重复地告诉我。当然，我与他争论说这样做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张将军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而我则陷入了沉思。我已经被告知，他也被命令将枪口转向这支游击队，但是找借口回避了这项命令。只有落后的四川军队会同意执行这样一个同胞自相残杀的政策。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张将军。我已经生病了，他用军车将我送到了扬子江边宜昌的外国医院。在1940年6月初，当我在重庆的一家医院治疗时，他的一个受伤的参谋官拜访了我，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5月15日，在日本人进行春季反攻的高地上，张将军被命令指挥中部防线上的军队将敌人赶出枣阳和其它一些城镇。张将军只留下两个护卫团和他一起呆在汉水的西边。他怀疑自己是否能与33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保持联系，更不用说是其它部队了。在接受命令以前，他写了一封最后的信给他的副司令冯治安将军，说如果他发生不测，将由冯将军代理他的指挥权。
在5月18日，他的两个团在冯桥集附近被6，000敌人步兵和骑兵包围。他们战斗了八个小时，遭受了致命的损失，而且张将军的左手臂受伤了。参谋官劝他在还有时间时撤退下去，但是他拒绝了，说他还没有为他的国家尽责。甚至是在他们争论之时，敌人围拢了过来，一阵机关枪的射击击中了张将军的胸部，并让一名军官受了伤。他命令那两个人冲出去，但是拒绝让他们抬着他走。“我已经尽责了，”他不停地说。
几个小时以后，冯治安将军碰到了同一股日本部队，差不多全歼他们。在死者中间，他们找到他们自己司令官的尸体。日本广播已经播报说张将军的尸体将会送回他的老家山东安葬。他们谈到了“骑士精神”和“武士道精神”。
中国人把将军的遗体运到了重庆（同时还有少将钟毅的遗体），在首都三十公里外的北碚举行了国葬。日本人得知了葬礼，派出飞机来进行轰炸。在飞机飞走之后，葬礼继续进行，蒋委员长给死者授予了荣誉。我后来被告知，从此以后，委员长的桌子上摆着一幅张自忠将军的相片——他的良心终于得到了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