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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游击队呆在了一起
一次，在休息时，我写道：
我们继续前进……。一条公路在我们面前延伸着，我们躲在树林里，我们的士兵呈扇形散开，下到了公路上。然后，我们冲了下去，十五分钟内就通过了公路，进入了另一座森林……。我们不停地走着，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游击队岗哨的影子，他正站在树底下。我们到达了游击区的第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位于大洪山东边的斜坡上。我们的旅程已经是一次胜利的行军——爱国的歌曲，开心的笑容，好奇的眼神……。夜晚降临了，在烛光下的大寺庙里挤满了人，有男人，女人，小孩，以及新四军旋风纵队的士兵。一张长桌子上插着火把，上面摆满了花生和小小的冬季红萝卜。萝卜是现在这一地方的人唯一的蔬菜了，而一次在漫长的演讲和歌唱集会上，我听到有人说：“我们的总部必须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萝卜比这长得更大更红。”
一位游击队参谋告诉我一个三个星期前发生在麻家镇的战斗故事。许多人被杀了，包括伤员，还有《七七报》的编辑——游击队的记者也被俘虏后杀害。这位记者名叫李章湘，以前在上海农业研究所工作。现在的编辑是谢文尧，一个武汉大学的毕业生。那位参谋随后补充：
“日本人的袭击给人带来的东西真是神奇！在袭击开始之前，我已经病了两个星期了。日本人来了，我起来，在天亮前跑了九十里路（三十公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得过病了。日本人的袭击把我的病彻底治愈了。”
“那时因为肾上腺素的原因，”我回答。“我自己也想试试听听机关枪的声音，因为我也正生着病。”
“那你会在这里被治愈的！”他大笑起来。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又一次和一群认为知识比武器更重要的人呆在了一起。《七七报》召集了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的会议。他们给我送来了期待我演讲的主题，这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脚底下去了。这些主题包括：（1）目前的欧洲战事，（2）苏芬敌对现状，（3）中美关系，（4）目前中国的军事形势，（5）中国各政党之间的关系，（6）我对游击队的改进建议。
游击队的妇女领袖——其中一个出名的军事指挥官“陈大姐”——也告诉我他们已经召集了来自于十一个敌后各地区的妇女来参加会议，而我则被期待就国际妇女的运动以及抗战中中国妇女的成就进行演讲。而我还被要求，理所当然的，“对他们进行指导”！
从汉口北部的巨大的游击区，不断地涌进各种信件，邀请我访问战区里的各支军队，参加全民教育运动，以及参与“敌后首次底层官员的民主选举”活动。我被期待作为来自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大型的群众集会上就民主进行演讲，并在最后的选举过程中出席代表大会。两个地方官员也邀请我访问他们的地区，并对他们的自卫团进行演讲。其中一个官员在落款上注明“你的七十岁的朋友，商毅”。
接踵而来的是一封来自于一位水手的信件，他是著名的民间抗日团体“十人团”的头目，告诉我10，0000名敌后组织起来的民众将要在汉口西北的湖区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而期待我在大会上发言。随信而来的是五箱被缴获的日本雪茄，一面日本战旗，五本漂亮的日本产的笔记本，一瓶墨水，以及一件日本妇女所穿的丝织和服！
几乎是三个月以来，我不停地行军着，演讲着。雪下了起来，堆积得越来越厚；日本人来了，和我们进行着战斗；我们在夜晚转移，白天睡觉，而那些武装的老百姓则守卫着几公里范围内的所有通道。在一个寒冷的漆黑夜晚，我在大雨中穿过了日本人所占领的镇子，通过了日本人巡逻的公路，排除各种困难到达了一个收容了二百名伤员的游击队医院。为了防止日本人发现它，医院一个星期转移一次或两次。医院唯一的“医生”是李小姐，一位华北美国浸信会教会医院毕业的合格护士。她已经训练了十多个男女，在他们的协助下她进行重大手术，对各种东西进行彻底消毒，并执行最严格的卫生措施。她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装，骑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把她那稀少的药品藏在一个山上的岩洞里。我骑着马跟着她，开始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是有奇迹发生。
当我在这所医院里时，游击队员告诉我有关随县的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天主教牧师的故事。随县是这个地区日本人所占领的最强大的堡垒城市。他经常帮助游击队员，保护中国平民，而且刚刚为被占领城市之外的数千村民发放了免费的大米。我想与他见面。一天晚上，当我因为支气管炎躺倒在一位帮助游击队的大地主的家里之时，我写了一封邀请函给那位牧师，说如果他敢离开日本人占领的城镇的话，可以过来与我会面。一位老百姓带走了我的信，随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游击队在三公里外的公路上与一队日本人进行战斗之时，那位牧师步行了十五公里，在黎明前到达了。他带来了药品，以及三罐美国黄油，以及一些糖。
我起来了。我们一起骑马到了游击队伤员所在的村子。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医院；牧师也把他所有的钱给了医院——五十元中国钱。许多伤员仍然缺乏被子。牧师如此的震惊，以致于他马上离开，到随县去寻求帮助，在那里他的教堂主管着一家小医院。
在随县的城门外，日本哨兵命令他站着，象通常一样，摘下了他的礼帽，在那里低头站了半个小时。日本哨兵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让他进去了。在这位年轻的牧师睡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向城里的一个大型新教教会医院递交了我的申请，要求提供医疗供给并请求医院的中国医生跟他一起来这里。那些传教士只给了我一磅硼酸，以及一瓶给我自己的药。中国医生拒绝过来。这位中国医生刚刚去过一次天津，还带回了一位妻子——这一切都是在日本人的允许下进行的。
牧师返回自己的教会，把里面的药品劫掠一空。他把诸如抗破伤风针剂之类的药品放在篮子底下的可可罐子里，上面用可可粉盖起来。在他的衣服下面，他用医用纱布将自己缠了起来。当万事具备时，他用四个篮子堆满了医疗供品，上面用白菜叶和萝卜盖了起来。两个他医院里的中国仆人挑着这些东西，他们在城门附近的一个商店里等着，直到日本人进行换班的时候。在此时，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城门是无人把守的。趁着这个空隙，那位牧师手里拿着礼帽，走过了城门，而他的仆人则跟随着。
在他递交了他的珍贵礼物之后，我们骑马到了游击队的总部，在那里他作为客人呆了三天。为了保护他，游击队散步谣言说一位重庆来的美国医生到了这里。
一天晚上，游击队选出了大约五十名领导人，发誓保守秘密；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围坐在两个长木板前，木板上放着米饭，萝卜，和花生。这看起来好像是场隆重的宴会，在我们吃完，作了赞美自由的演讲之后，我们唱起了我们各自国家的歌。牧师首先用一种奇怪的洪亮而象金属一样的嗓音唱了一首中国歌，然后唱了爱尔兰士兵之歌。朝鲜人唱起了优美的阿里郎之歌，后来Nym Wales让这首歌世界闻名。一位和游击队呆了多年的安南人提起嗓子唱了一首印度支那的革命歌曲。四位马来西亚华裔男孩，其中一位来自爪哇，另外三位来自新加坡，用马来语唱了一首歌。最后我们都站了起来，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在三天的日子结束以后，牧师偷偷地返回了他的修道院，在进城之前，摘下了他的礼帽，尊敬地站在日本哨兵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