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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北平呼啸而南下，我坐在车厢里，我的脸映照在车窗上，眼睛盯着北方的大平原。汽笛悲凉地号叫着，我们一头冲进了漆黑的深夜。坟墓，坟墓，坟墓，数不尽的古老墓地中的古老坟墓！一些光秃秃的树排列在铁路两边……时不时窗边冒出黑黑的、设有炮眼的古老城墙……我的内心充满了孤独感；我回忆起了古老的日本“流浪者之歌”：
深夜寒冷刺骨
内心满是孤独
我们象候鸟一样迁徙
甚至穿过风雪
而前路依然漫漫
南京，中国的首都：一些现代化的中国政府府邸，几座漂亮的教会大学的校园，正在建设中的新别墅，以及，除此之外，新的孙逸仙纪念馆——民国奠基人的遗体将被放置其中，安享来之不易的休息。陵墓蓝白色的主调在紫金山边缘显现，象一座美化过的现代加油站；它的华丽，在旁边明朝创始者的陵墓的简朴威严衬托之下，显得逊色多了。
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官员被派来接待我，他看起来就是中国冒牌革命者的集中体现。穿着西装，他站在明代陵墓平坦的穹顶上，嘴里哼着“西班牙斗牛士”。当他和我走出我所住的客栈时，一辆汽车飞驰而过，将一条狗卷进了汽车轮底。当我喘息着停下来时，这位年轻人声称：“我很惊讶！我还以为你是一位见过大场面的人！”我们停下来雇人力车，那位叫“莫”的年轻人，挑选了两个衣着破烂、看起来象稻草人一样的老年人。他随后给了我一些挑选人力车夫的建议：“要挑那些年老的和穷困的车夫，他们不会长时间地讨价还价，而且总是比那些年轻力壮的苦力便宜。”
在参观过陵墓以后，我们到达了山脚，在那里我们碰到了肥胖的黄上校。他是官员道德行为协会的头头，将带我去参观中央军事学院以及他的协会。在离开之前，黄上校带我走过了一栋正在修建的平房。
“这间房子，”他解释，“是为孙逸仙夫人修建的，孙先生的遗孀会在陵墓附近生活。”
“你认为孙夫人会在这住吗？”
“喔，当然了！她也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啊。”
“我以为她被流放了。”
他的声音开始变得非常尖刻。他问我她是否在莫斯科——鲍罗庭在哪？
我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这个念头：“这就是他们反击的手段！”我回答听说孙夫人大约是在德国。但是留在我印象中的总是那肆无忌惮的声音。黄上校是蒋介石将军和蒋夫人最信任的扈从之一；事实上，外国新闻记者都称呼他为“自负的太监”。我的憎恨与孙夫人的人格毫无关系，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她是神圣的。她的能力和学识据说很有限，但是她有着无暇的、正直的品格。她宁愿被流放，也不愿意被国民党利用她的名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着封建的观点——我发现——经常利用人身攻击来贬低女人或是政治运动。
除了这个场合以及其它数不清的类似场合，我还是真诚地对国民党报以希望，希望它能将中国从那些曾经被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我采访高官，特别是那些外交部的高官们，而且尽量在我的文章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客观。但同时，我在餐桌上告诉一位官员，我不希望治外法权被取消——如果那意味着我和其他外国人会因为违反他们那中世纪的法律，然后被送进他们那残酷的监狱。
我第一次到达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党代会正在举行。没有新闻记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被允许参加。在会议结束了以后，国民党送出了宣传稿，并天真地希望通信记者会广为传播。在国民党内有一部分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位就是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博士。但是他们权力很小。在一页页的宣传稿中，我发现某处写了国民党有3，900名党员。我问一位官员这是仅指南京地区的还是全国的。他看起来很紧张，搪塞了过去。事实上，在450，000，000的人口中，国民党只有3，900名党员。换句话说，这就成了由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下属所组成的一个封闭的小团体。甚至这其中的一些成员也看不惯这种现状，他们之所以至今留在其中是因为他们没法从其它途径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在我的首次南京之行上，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代表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它的党代表谈到工会，但是看起来仅仅是希望我能采信他们的话，相信这种组织事实存在。我要求去采访工会。一位年轻的官员作为我的向导和翻译带着我去了一个工厂。工厂的英国经理拒绝让我进去，仅仅是指示他的买办——一个看起来油腔滑调、事业成功的中国人——来和我交谈。那位中国人简单地让我采信他关于工厂条件的言论。在如此滑稽的访问之后，我们到了一栋附近的建筑，在那我们发现一位孤独的男人正趴在桌上睡觉。除了桌子和两把椅子之外，屋子里剩下的就是放在睡觉者面前的一把茶壶以及两个茶杯了。这就是工会的办公室。当我们叫醒那个人以后，他困倦地站起来，而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学生；而且从他那闪烁的言词可以推测，他似乎是为了应付我而被派来的。他完全回答不出任何问题——甚至是工会成员的数目。当我问到工会每周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的会费是如何花费的，他甚至连回答的意愿都没了。
我后来知道，工会费仅仅是国民党强加在工人身上的贡金。它的作用就是聚敛钱财来防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他们与工厂主及买办一起，发掘出不满的工人然后给他们打上共产党的烙印。
我的向导看上去很想与我交好，而我很奇怪为什么。一次，我谈到我的关于日本人控制满州里的文章，他将它们要了过去，回到家里去看了。不久，一位大学教授当着我的面恭喜他，说他的有关满州里的系列文章已经发表了。在教授夫人读了其中的一篇给我听了以后，我质问莫先生为什么剽窃我的文章去发表。完全是心安理得地，他解释到，他在政府高层中没有家庭背景或是朋友的支持，结果只能得到如此低下的一个职位，每月只能得到少的可怜的薪水，连结婚都没法结。为了得到提升，他必须证明他是某领域如满州里事务的权威。此外，他解释说，高官们，包括他自己部门的头头，对于有外国背景联系的人都非常看重。如果我能帮他，他指出，他也能帮助我。比如说，我是否愿意考虑成为劳工部门的顾问？我说不行。因为作为一位外国通信记者，我必须避免与官方的牵连。他向我保证我的名字从来不会被提及，也没人会知道我的薪水是多少。“许多其他的外国人都被列为顾问，”他解释，“有些是外交部的。他们都从政府拿薪水。”
当我仍然拒绝的时候，他阴郁地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当他说话时，我想起他只挑选那些能很快出低价的人力车夫，以及他对那只被碾压的狗的冷漠态度。这就是在住有妓女的夫子庙发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插曲。在一个开阔的场地里，我和他一起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帐篷，里面大约有上百名苦力和工人完全安静地蹲在那里，听着一位老人讲故事。我停了下来，但是莫先生紧张地表示反对，说没有体面的人会与那些下等人混在一起。只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同意停留。不久，我就开始让他给我翻译。
那位讲述人大约五十岁左右，穿着一件黑色长袍，头戴一顶无沿帽。他在讲述一个古老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故事，当他的英雄开始哲理性的讲话时，讲故事者就开始唱了起来。他拿着一对竹快板，轻柔地敲击着，与他故事的节奏保持一致。我完全被他声音的冷峻之美和他演说的技巧给迷住了。有时他放下竹板，拿起两个鼓槌，在小鼓上敲出节奏来。有时他的声音和鼓的节奏升向一个高音；然后又同时降了下来，而他则恢复他的讲述。
最后莫先生的抗议起作用了，我们离开了那里。他开始向我宣扬在中国生存之道，哪些人要避开，哪些人要交往。我问他那位讲故事的人是谁。他说，可能是某个前清考场失意的无用秀才，迫于生计只好出来做这一行。当我问到有关他自己的高兴事，他提到了一些垃圾的美国电影。我真的从莫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那之后？我们坐在一座古老寺庙的茶馆里，远望莲花湖，然后他开始向我吐露一些他过去的秘密。他曾经非常赞同共产主义，但是在1927年之后，但这种信仰变成非法后，他改变了他的“阵线”。只有低等人才喜欢共产主义。共产党在组织江西省的下等人，武装大字不识的农民来杀体面的绅士。一些工人和学生也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政府正在清除和枪毙他们。
“枪毙？”我问，“就在首都？”
“当然，”他漠不关心地回答。“如果你想亲自去看，我可以带你去。”
我只能惊讶地盯着他那双温和的眼睛和光滑的、软弱的脸庞。
有关史沫特莱的评论，远在民国“黄金十年时期”就有了——而且，比上面某些人的评论更加无耻，本文后续也将牵涉到。各位网友可以看看，是不是象我所说的一样。
然而，同样是在民国政府的治下，却是是国军占领地区的另一地区的人就曾经称呼史沫特莱为“中国伤兵之母”——这也将在后面的文章中陆续牵涉到。
史沫特莱虽然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在《中国的战歌》里却不仅仅赞美的是共产党，同样还赞扬了国民党及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抗日事迹 。这点也将在后续的文章中陆续展现在各位网友的面前。
正如在刚刚发的文章里所提到的，“尽量在我的文章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客观。”
把史沫特莱比作日本赤军头目？我真的怀疑那些人是否了解史沫特莱的经历。
